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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北京交往与第三中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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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9-11-16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25338

刘晓鹏《爱屋及乌:北京与李光耀的友谊1954-1965》主要依据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梳理北京与李光耀由1954年至1965年的交往历史历程。这正好是李光耀成立人民行动党至成为新加坡共和国总理的时间段。

这一个特定时间段的选择是否刻意设计还是纯属巧合不得而知,不过,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议题。当下政治正确的新加坡主流历史中,第三中国论与中国第五纵队的说法,均指向中国干预新加坡的华人政治。因此,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可以针对这些历史疑问,提供一个说法。此外,厘清这一时段间的中国与新加坡交往的政治历程,有助还原新加坡华人政治斗争的历史场景。

这篇学术论文填补了一些历史空白。为此,先整理出论文中的部分素材,之后,解读一些相关的历史过程。

其一、李光耀与北京交往的时间表。

1957年12月8日,李光耀透过Alex Josey联络在苏联的贝却敌(Wilfred Burchett)通知中国外交部情报司说明李光耀希望访问中国。

1958年4月3日,李光耀通知协助单位中国人民外交协会将于9月访问中国,但4月17日却通知取消。

1959年10月26日,李光耀派易润堂与陈翠嫦经中国驻丹麦使馆与香港中国旅行社安排访问中国一周。

1961年2月11日,李光耀秘书致函中国驻印尼大使馆,说明杜进才计划五月访问莫斯科后访问中国。周恩来指示立即配合办理。

1961年5月12日,李光耀秘书通知取消杜进才访问中国计划。

1962年5月初,李光耀在香港首次接触中共官员间接与周恩来对话。

1962年5月23日,李光耀通知北京希望与北京的朋友谈话。北京方面立即配合由陈毅与周恩来拟定谈话内容。

1962年5月28日,李氏夫妇偕易润堂与新华社梁上苑、祁烽、谭干、薛景章等人会谈,中共港澳工委与广东省外办虽未参与会谈,但在外围协助并联繋北京,因此会谈极有效率。李光耀提出的要求于29日就获得北京答复,双方于30日李光耀离港前再次会谈。阅读全文»

从李光耀的国际观看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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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纳慧,薛力    2016-10-29
http://www.weibo.com/p/230418c50390f90102x1gz

坦率地说,新加坡并不比其他东盟国家更为“反华”、“厌华”,其过去几年在南海问题上的言行主要是折射了大部分东盟成员国的想法,是在“汇集各国想法、展示东盟立场”。新加坡也觉得自己适合扮演中国“诤友”的角色。但是,诤友是很难扮演的角色,连李光耀也有尺度拿捏失准的时候,何况是新一代新加坡领导人。他们与中国领导人的交情、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中国现在的地位、中国领导人的性格等,都决定了他们无法在南海问题上充任“夏威夷以西最美国的人”。

近几个月来,新加坡在南海问题上的种种举动激起了中国空前强烈的反应,中国学界、媒体与民众对新加坡的关注和愤怒似乎超过了对菲律宾这一南海仲裁案的直接挑起国。个中原因,主要是因为新加坡75%的人口是华人这一事实,继而以中新两国的种族亲缘为立足点,对新加坡采取的与中国对抗的行动难以接受,觉得新加坡即使不帮助中国说话,至少也应该保持客观中立。既然新加坡对中国这么不客气,那中国也没有必要太照顾新加坡,甚至有知名学者主张要采取措施让新加坡“付出代价”。

两位作者均对新加坡问题感兴趣,发表过相关文章,其中一位的博士论文即以李光耀为研究对象。我们认为,新加坡现在的外交,包括近期针对中国的一些立场与行动,整体上并没有超出李光耀时代的框架。因此,本文试图李光耀的国际观,以便为读者理解新加坡当下的外交行为提供某种参考。

中国人感到被同种同族的新加坡“背叛”并非新现象。即使是公认比较善于掌握对华言行尺度的李光耀,也不时做让中国恼怒之事,1960年代推行的强烈反共政策自不必言,几年前依然发生此类事。2009年,在美国—东盟商业理事会成立25周年晚宴上的演讲中,李光耀公开主张拉拢美国以制衡中国,因而被中国民众斥为美国的“走狗”。那么,李光耀为什么会有此类言行?他又是如何来看待中国、亚洲和世界,并在其中摆放新加坡的位置的呢?

区域之内:东南亚是最重要的“我们”

李光耀最看重的是“新加坡人”这个身份标签,其次就是“东南亚人”,他曾直言:“我们是东南亚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新加坡人更愿意被称为东南亚人,而不是海外华人,认为后者带有“中国中心论”的意味。

冷战时期,两个因素困扰着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的关系:中共与东南亚国家共产党的关系,东南亚华人与中国大陆的关系。东南亚国家多认为这事关自己的国家安全与政权稳定。作为一个华人主体的新国家,为了生存与发展,避免被当作“第三中国”和“中国的第五纵队”而采取积极反共政策。并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小心翼翼,如1976年李光耀第一次正式访华时全程采用英语(而访问印尼时则用印尼语与苏哈托交谈),甚至拒绝接受中方的礼物——一本由澳大利亚资深记者内维尔•马克斯韦尔 (Neville Maxwell) 撰写的有关1962中印战争的书,因为此书偏向中方立场,他认为印度也有自己的版本,还说“无论如何,我来自东南亚,这场战争与我们无关”。李光耀借此向印度和世界表明,对于中印之间的纷争新加坡不会听信一面之词。李光耀还曾向印尼总统苏哈托承诺,新加坡绝不在印尼之前跟中国建交,并且说到做到了。 阅读更多 »

看李光耀清算华文报业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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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4-10-25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3024

李光耀指责报章企图借着语文和文化问题鼓动种族和沙文主义情绪,是脱离现实的诬陷之说。华文报章为华社服务,理所当然,是报道华人生活面貌和相关的种种社会困境,其中包括华人文化教育的问题。

李光耀《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的满纸荒唐言,是新加坡华人社会的一把辛酸泪。另外,对熟悉新加坡政治历史演化过程的读者而言,确实是不能不对李光耀扭曲历史论述的伎俩,叹为观止。

李光耀如是说:

我一直向人民保证,新加坡政府不会在教育上或文化上消灭华人的语文。事实上,这正是我们在经济方面的推动力。但是,如果任何人要制造借口,虚构华人语文和文化将面对灭亡的危险,以期鼓起种族情绪,那一定要受到严厉的处分。

1971年就发生了一起报章企图借着语文和文化问题鼓动种族和沙文主义情绪的事件。当年5月2日政府援引内部安全法令逮捕了该报的总经理李茂成、总编辑全道章、主笔李星可和公共关系经理兼发行部经理郭隆生。这家报章是《南洋商报》。……

1971年2月仝道章从《星洲日报》引进李星可担任社论撰写人,《南洋商报》开始集中通过语文问题,鼓动种族情绪们在社论 《华文的前途如何?华语的前途如何? 》中他们说: “四种语文一律平等当中,居然有的语文逐渐越来越比其他几种‘更平等’”。 在社论《谁是‘沙文主义’? 》中他们指责政府是“数典忘祖的二毛子”,这都是很恶毒的字眼。他们也要求政府以华文出版宪报, 因为这是大多数人的语文。他们这样做,无非要求华文成为唯一的官方语文,成为在政府和法庭使用的语文.我认为如果政府不及时制止这种利用种族、语文问题混淆人民、分化人民,制造误会的行为,势将引起种族卞义的爆发,导致社会的倾覆和国家的沦亡。

我们认为报章尽可以批评政府,但不可以制造足以毁家灭国的言论。他们的言论,要使新加坡成为第三中国,而当他们成功地把新加坡变成第三中国时,我们就完蛋了。这已经不是新闻自由的问题,而是国家安全的问题了。阅读全文»

话说李光耀南洋大学注定失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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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1-12-24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7576

李光耀所为何事?当然,那是为了自己的历史声誉进行必要的政策辩护,尤其是要合理的解释为何要如此彻底的消灭一个传承民族薪火的华人文教组织。

李光耀《我一生的挑战 — 新加坡双语之路》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是:“南洋大学是东南亚的第一所华文大学,它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因为它与历史洪流背道而驰。”

这仅是李光耀对南洋大学历史的政治判断,并非南洋大学历史,这是两件全然不同的事情,千万不能,更不可以混为一谈。如果把政治判断,看成是真实历史过程,则真假不分必然会误读历史。李光耀历史观不等同新加坡历史。

根据历史文献,南洋大学是顺应时势,在众志成城的时代诉求下诞生的一所东南亚的华人大学。

要真正辨识南洋大学的这一段历史,先回头看看华校在东南亚的发展历史,之后,回顾在这一种时代大环境下,南洋大学的创办过程。

夏诚华《东南亚地区的华文教育》:“早在18世纪,东南亚已出现华侨创办的少数义学和私塾,19世纪这种义学、私塾、书室、书院等明显增加。 1901年3月17日印尼巴城中华学校的成立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之后东南亚各地的华侨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至20世纪40年代初期已遍地开花,广及穷乡僻壤。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变化,即东南亚华校在40年代末至50年代出获得空前发展,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遭到限制、排斥甚至取缔而「一落千丈」,80年代中期以来又得到恢复和发展。”

台湾学者的这一小段论文前言,很精简的概述了华文教育在东南亚地区的发展历史全貌。阅读全文»

Written by xinguozhi

十二月 24, 2011 at 3:26 下午

新加坡对台湾政策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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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磊(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2011-12-23
原刊于《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7年12月号   总第69期   2007年12月31日
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708032g.htm

最近有报道指新加坡与台湾关系触礁,引起人们对两地关系的注目。其实新台一直有着深远的非正式外交关系,但考虑到中国的敏感,所以新台关系一直保持低调,以至有许多人对它了解不多。吴磊这篇述评对新台关系有比较全面的探讨和分析,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新加坡是一个华人国家,出于种种原因,它在两岸间长期推行平衡外交。新加坡长期与台湾保持实质性的关系,即便是在1990年与中国大陆建交后。这种现象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新加坡外交政策的高度务实性。考察新加坡对台湾政策的基本内容,探究制约这些政策的因素,有助于我们更深刻认识新加坡在两岸关系所扮演的角色,以期在中新台三方博弈中占据主动。

一   新加坡对台政策的基本内容

(一)军事和经济关系优先于政治关系,政经分离

新加坡与台湾的关系建立在互相需要的基础上,其中主要是新加坡的军事需要。新加坡的建国历程非常特殊,建国之初,新加坡的生存环境非常恶劣,急需建立一支独立的国防军。但新加坡国小民弱,既没有军事专家,也没有足够的训练设施和场地,必须寻求国外支持。出于种种原因,当时国际上愿意提供军事帮助的国家只有以色列,而新加坡身处两大伊斯兰国家印尼和马来西亚的包围圈,与以色列的合作必然要慎之又慎。因此,新加坡在与以色列合作的同时,也尝试寻求其他国家的帮助。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后,其政权合法性受到质疑,外交领域节节败退,在国际社会空前孤立。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台湾国民党当局四处出击,希望获得更多的外交承认。新加坡需要借助台湾的力量建立自己的国防体系,而台湾希望得到新加坡的正式承认,正是在这种彼此需要的前提下,新加坡与台湾发生关系。

早在1965年,时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向当时的台湾行政院长蒋经国提出要求,希望台湾能提供场地与人员帮助新加坡训练军队,但台湾方面未给予明确答复。到了1967年,时任新加坡国防部长的吴庆瑞曾与台湾方面的一名高层人士密商军事合作事宜。同年12月,台湾向新加坡提交了一份帮助建立空军的计划。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台湾陆续抽调教官和技术人员协助新加坡训练飞行员、建立军用飞机维修部门,有一些教官更留在新加坡,成为新加坡空军的高级军官,新加坡空军司令还一度由台湾人担任。新加坡与台湾最重要的军事合作是“星光计划”。1974年李光耀第二次访台时,希望台湾能为新加坡军队提供训练基地,得到蒋经国首肯。1975年4月,新台达成协定,拟订了新加坡军队到台湾进行实地野战训练计划,代号“星光计划”。根据这一计划,新加坡组建了一支由步兵、炮兵、装甲兵和突击部队组成的“星光部队”,这支部队的受训军人被分配到台湾同类训练基地,协定起初有效期是一年,后来就一直延续至今。台湾逐渐发展成新加坡最大的军事训练基地。新台之间的这种军事合作壮大了新加坡的国防力量,是新台关系的构建基础。 阅读更多 »

李光耀新书感性谈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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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周刊/林友顺    2011-12-1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aw&Path=219387031/49aw3.cfm

李光耀出书为他当年主政新加坡时的双语政策辩护,坚持以英语为主、母语为辅最适合新加坡国情,坚持关闭华文教学的南洋大学符合新加坡国家利益。他回顾艰苦学中文之路,勉励新加坡人要双语并重。

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日前再出新书,为他当年坚持推行英语加母语的双语政策辩护,同时尝试让人们信服,他是以国家利益关闭南洋大学。李光耀在日前推介的新书《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道出了推行让每个人通晓至少两种语言的“双语政策”的原因与过程,谈及如何让人民学习英语的同时掌握母语,保有自己的文化,以及所遇到的阻力。

此书以华文及英文同时出版,分别由华文《联合早报》及英文《海峡时报》编辑团队访问、撰写与出版。中文版厚达四百页、英文版则有三百八十八页。两书都附赠录制了过去五十年,李光耀在各种场合,用英语、华语、福建话和马来话演讲片段的光碟。

李光耀在书中解释了为什么被马来群岛包围、华族人口占七成五的新加坡,不能以华文作为工作语文。为什么在这个岛上,不能容纳一所以华文为教学媒介的南洋大学。为什么他强迫自己放下能赢得选票的一口流利福建话,只说他后来苦学的华语。为什么要发动一场雷霆万钧的讲华语运动来改变人民的语言习惯。李光耀也尝试以本身学习华语的艰难经历,激励新加坡华人社会学习华语及证明本身非常重视把中华文化的根留住。不过,李光耀却反对新加坡人学方言,并指孩子学方言将导致混乱,这与他重视中华文化的立场矛盾。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十二月 2, 2011 at 12:19 上午

李光耀共产南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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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1-11-26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7436

不能让南洋大学生存的是李光耀,不是其他的外来者;英国和美国都和关闭南洋大学无所关联。

11月22日,大马南洋商报报道了李光耀在《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中有关南洋大学的一些评述:

‘他在书中第三章“南洋大学兴与败的启示”中,从地缘政治、经济、社会、语文、教育等多个角度阐述南大的先天不足。

“当时正值冷战高峰期,英国和美国是控制本区域的主要势力,正倾全力反中、反共。南洋大学既是一所他们认为培养东南亚亲中、亲共的年轻人的大学,为中国提供了渗透东南亚的机会,他们能让这所大学存在吗?”

他说,东南亚新兴国家的政府都面对共产主义的颠覆威胁,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独立后也排华。因此,南大作为一所“把东南亚各国华校的精英集中起来培养”的华族语文大学,一开始便招惹怀疑,让新加坡无谓地被视作中国共产党的先锋队、背负“第三中国”的包袱,进而为生存和建国的道路设置障碍。

谈到关闭南大,李光耀说,他无法“眼睁睁看着更多学生进入南大,毕业后又苦苦找不到工作,这对我们有限的资源是不可宽恕的浪费,政府不能坐视不理。” ’

过了近32年后,人们才从李光耀的新书中得悉南洋大学的罪状为何。然而,李光耀的这些共产党威胁论,似是而非,以偏概全,刻意模糊了历史事件的真相。历史上,南洋大学和共产党毫无关系;要了解个中真相,只须回头看看当年的历史演化,从中验证李光耀的历史观,孰是孰非自可黑白分明,一目了然。阅读全文»

Written by xinguozhi

十一月 26, 2011 at 5:28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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