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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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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春花    2019-4-5

国外滥用公权力以打击政治异己的例子难道还少见吗?执政者耍起流氓来,不是法庭能够管得住的,更何况若要照着法律来,条条都是护着他们的。

本已拟好一个文章题目,叫做《期盼真理部的早点成立》,因为俄罗斯在苏联时期,其党报也叫做《真理报》。哪知道读了易华仁的讲话,才知道咱们的百万部长原来就是“真理”的化身,套句封建的语境,这叫做“天赋异禀”。

通讯及新闻部长易华仁说,各部长将是判断虚假信息的最佳人选。他说,假信息传开时,相关领域的部长在其部门官员的协助下,是判定虚假事实及它对公共利益的影响的最适合人选。之后,部长会同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IMDA)内的主管当局(Competent Authority)合作,研究要对假信息源实施什么指示,包括更正、通信限制指示等。不过,各部长在大选期间无法执行政府职务,因此法案规定,大选召开前,部长们须任命一名政府官员来执行这项任务。

其实春花认为,大选期间也不应该随便找个不适任的人来代劳,因为“天赋异禀”者百年难求。

“防假”法令在国会提出一读,尾巴一翘,各路人马马上知道是要拉屎拉尿:

1、人权观察亚洲副主任菲尔•罗伯逊称该法案“将成为人权灾难”,并表示该法案中“宽泛而不明确”的定义将赋予政府官员自由裁量权,针对“挑战新加坡所青睐的政治叙事的新闻”采取行动。

2、亚洲互联网联盟重申,他们的立场和其他专家相同,即在应对假消息这个极度复杂的课题上,立法不应被视为优先的解决方案。“我们也高度关注新加坡政府获得充分酌处权,来判定消息真伪。这是迄今为止类似立法中权限最广的,过度的干预恐怕会威胁言论自由,不论对新加坡或全球各地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

3、政治工作者毕博渊撰文:在乔治奥威尔的惊悚小说《1984》中,虚构的大洋国政府有四大管理部门,其中之一就是主管新闻、娱乐、教育和艺术的”真相部“。这个特定群体的官员,会决定什么是真相、什么是假的,并且对拒绝服从者采取行动。2019年,我国政府有意立法赋权少数几位部长,拥有裁决消息真伪的权利,且也可对不服从者采取行动。这批部长来自一个曾承诺55岁公民领取公积金、却不断跳票的政党团队;他们曾告诉你公共组屋会增值,但如今却承认屋契到期屋价归零;四任民选总统可以增至五任(第一任从黄金辉前总统算起),而原本宣称是印度裔,现任总统可以一夜之间变成马来裔。

4、独立电影制作人李成琳(Lynn Lee):大家,人民行动党试图授权自己,成为真相的仲裁者。如果这还不足以令你惧怕,试想想也是这个政党,当年以“马克思主义阴谋”的谎言,使得无辜者未经审判就被监禁,新加坡的主流媒体则帮忙粉饰谎言。这个政府很乐意修饰词意,来符合自己的议程。所以,一个人也可以构成非法集会,室内的Skype视讯交流,也算是“公共集会”,艺人独自拿着镜子在街上走,等同“非法游行”;拍张照片也算是抗议;在捷运上贴两张A4纸,就算是“破坏公物”。行动党不会满足于无所忌惮地大放厥词。不会。他们要阻止我们说出他们不爱听的话。为了确保我们清楚谁才是老大哥,该法案草案赋予部长权力,可以免除任何人受到该法案的制裁。这似乎有点无耻和自私。何况今年可能会选举,这样的布局太方便了。表面上是”为我们好“。律政部强调政府并非遏制言论自由,反之是鼓励”健康和稳健的公公讨论“,以及维护”社会和民主进程“。是的,“自由就是奴役,无知就是力量”*,大家好,欢迎来到1984年。

5、《红蚂蚁》:【Ownself check ownself?】部长在大选时也是候选人,也就是利益攸关方,由他们来决定什么是可能影响选情的假新闻,会不会有利益冲突之嫌呢?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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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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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春花    2018-9-20

这年头,那些爬上高位的聪明人往往要“难得糊涂”才可享用高薪、特权和胡扯的权力。

【难得糊涂1】

政府高官的高薪这头“圣牛”,最近又被民众牵出来游街。于是,“政府”就出面辟谣啦,那名负责辟谣的官员,大概也没领过百万年薪,为了保住饭碗,只好上头说什么,他就扯什么,还敢敢画出图表,也不管道理说不说得通。

The Factually website said an MR4(entry-level) minister’s annual salary is S$1.1 million, including bonuses. It added:“If the minister doesn’t do well – and if the economy doesn’t do well – he may get well below S$1.1 million.”

According to the Factually website, a minister’s annual salary comprises five components: Monthly pay,13th-month bonus, performance bonus, annual variable component and National Bonus.

春花参考了网上诸类“百科”,从未发现年薪的计算像新加坡那么奇特,因为“可变动工资”这项,其他人都是加法,而新加坡则是减法;也就是说,早已把你应得的花红算进去(假设你各项都得10的满分),要是做不到还要扣钱:

以一名初级(MR4)部长的年薪为例,他的年薪是110万元,这笔款项包括花红。但政府强调:“如果一名部长表现欠佳,以及如果经济不景,他的年收入可远低于110万元。”


这里说个笑话,那名出面辟谣的小公务员还留下一个笑点,原本他斩钉截铁说部长薪金是“包嘎料”,却留下一条尾巴,说110万元(包括一般花红)。那岂不是暗示另有“非一般花红”,真是欲盖弥彰咯。

The Prime Minister’s norm salary is set at two times that of an MR4 Minister. His S$2.2 million annual salary includes bonuses. The Prime Minister does not receive a Performance Bonus as there is no one to assess his performance annually. He does receive the National Bo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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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ten by xinguozhi

九月 20, 2018 at 12:53 下午

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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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春花    2018-9-9

洞察力(insight)是指深入事物或问题的能力,是人通过表面现象精确判断出背后本质的能力。

《联合早报》创刊95周年(?),庆祝宴上“公信力”喊得价响,此外还有“洞察力、客观、公正、准确”也顺口得很。可是,只要官股管得严,要记者们走出舒适区就比登天还难,久而久之,《早报》的公信力自然下降,洞察也就成了蒙查查了。

【非正式独立日】

1963年8月31日之前,英国人只给予新加坡“自治”(1959年),当时的正式名称叫新加坡自治邦,即大英帝国对于境外领土的一种行政区划(无外交和国防的权力)。所以说新加坡是“借壳独立”,以加入马来西亚来脱离自治邦的身份。

蓝云舟的《不曾存在的不合法》说:

所谓“不合法独立日”,还得追溯到1963年8月31日,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宣布新加坡全面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和马来亚、沙巴、砂拉越共组马来西亚。但李光耀在演讲中没有提到“独立”二字,说明新加坡并没有在这一天成为主权独立、受国际承认的国家,甚至没有这样的计划。因此,历史研究员覃炳鑫近几年坚持在8月31日这天也祝新加坡“非正式(或不合法)独立日快乐”,背后用意耐人寻味。

这样的说法有洞察力吗?客观、公正、准确吗?可以支撑得起公信力吗?

王锦松更厉害,他凭什么就断定“非正式独立日”就是把“圆的”说成“方的”?而编辑选用这篇作品,不也就是借用仅存的“公信力”逼早报读者接受这种说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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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戏的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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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素素     2018-7-1

新马水供协定出自李夫人柯玉芝的手笔,要闹上国际法庭肯定是没戏。可是,华文媒体集团却偏偏有办法让这个戏一直延续;一来当然是为了报纸销量,因为新加坡人有些对马来西亚一向很感冒,这个话题很触动敏感神经。二来,为了马国变天“启发”新加坡人的效应减至最低,就有必要为大家塑造一个共同敌人:马哈迪。说白了就是“心理防卫”,紧紧贴近了“国策”。

4G政治领袖最新一轮的公关灾难莫过于国会议员的全岛停车费。事因教育部决定要教师停在校内的轿车还月票,总审计署说否则不符合”裸薪”的准则,却让好事者查出国会议员到国会大厦开会、喷口水原来也是“无料”(日语免费)的。这当然是他们精英想所未想的新鲜事儿,因为他们如此为民服务,盖座堂皇富丽的国会大厦供他们在里面吃喝拉撒睡,“竟然”还要他们“有料”!急忙间就拉出国家发展部为他们挡枪,于是就拉扯出“国会议员每年支付365元的停车年票,就可在进行公务时把车停放在全岛任何建屋发展局的停车场,并且也能抵消他们到国会大厦办公时的停车费用。”理由是:“由于议员没有在选区内的建屋局停车场全天停车或停过夜,他们支付的停车费,是现有建屋局停车月票收费的约三分之一。”

此话一出,却引起更大的哗然。其中“并且也能抵消他们到国会大厦办公时的停车费用”,一看就知道是牵强附会的鬼扯,此其一。其二、新加坡国会议员单单津贴月入一两万(更遑论部长高官),是国民家庭收入中位数(不到一万)的几倍,为什么要给他们优惠?其三、新加坡有很多拥车人士,因为工作、生意或探亲的缘故都维持两张月票的费用,他们也不一定全天停车或过夜,为什么建屋局不提供一个“冚巴冷”的月票给这类公众人士?不是说“亲家庭”吗……

所以说,干脆认个错,责自己“眼大睇过笼”更好。据说有“讲华语”的部长经常和华文报业高层茶叙下指导棋,所以这个话题也只能留在网络,官媒一样鸭过水无痕。 阅读更多 »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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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素素     2017-10-5

悄悄5年过去了,郭木财那支笛依然在吹,可见是个勤奋或者能力的问题。看他随着吕德耀道歉,然后又随着许文远道歉,5年来个人银行户口是进账了千万,最后怎么会变成站在下属旁边,“监督”他人道歉呢?他在哪方面长进了?!行动党人向来只会怪罪底层的小兵小卒,故而把问责制破坏殆尽。

政治问责是个道德选项,其初衷就是认为居高位者必然有道德,故以“道德”求之,必获全面的报答。维基百科说:问责制(accountability)是代议制政府基石之一;没有问责制,就有可能造成社会长期不稳定。一个有问责制之政治制度,是政府必须尽最大之努力去对选民负责之制度。

然而,路人就说啦:像美国那样的一流民主不也是选出个三流的特朗普来。可见,问责制的致命伤就是上头的人没廉耻。如顾炎武先生所说:

古人治军的原则,没有不以廉耻为本的。《吴子》说:“凡是统治国家和管理军队,必须教军民知道守礼,勉励他们守义,这是为了使之有耻。当人有了耻,从大处讲就能战攻,从小处讲就能退守了。”《尉缭子》说:“一个国家必须有慈孝廉耻的习尚,那就可以用牺牲去换得生存。”而太公望对答武王则说:“有三种将士能打胜仗,一是知礼的将士,二是有勇力的将士,三是能克制贪欲的将士。因为有礼,所以列朝治军者和粗野的武夫,都能遵循文王后妃的教化行事;难道还有欺凌平民、抢劫牛马,而对百姓实行残暴手段的么?”《后汉书》上记载:张奂任安定属国都尉,“羌族的首领感激他的恩德,送上马二十匹,先零族的酋长又赠送他金环八枚,张奂一起收了下来,随即召唤属下的主簿在羌族众人的面前,以酒酹地道:‘即使送我的马多得像羊群那样,我也不让它们进马厩;即使送我的金子多得如粟米,我也不放进我的口袋。’把金和马全部退还。羌人的性格重视财物而尊重清廉的官吏,以前的八个都尉,大都贪财爱货,为羌人所怨恨,直到张奂正直廉洁,威望教化才得到了发扬。”唉!自古以来,边疆局势的败坏,岂有不从贪求财货开始的么!我对辽东的事件不能无感。(《廉耻》)

行动党人贪财不知廉耻,故而把问责制破坏殆尽,此其一也。

问责制的最高表现当然就是切腹自杀——Seppuku, (Japanese “self-disembowelment”) also called hara-kiri,因为失职的人把自己贬低到不配生存的地步,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简直是太“虐”了。其二是“罪己”,作为最高领导,不管是谁做的“好事”,只要是祸延老百姓,都会把责任扛起来,而不是把它层层往下推。像古代,不管是天下大旱或者大涝,皇帝都要给自己下个“罪己诏”,诏告玄天上帝,责任由他扛。美国杜鲁门总统的“The buck stops here。”——足见中西亦有相通之处。

SMRT自2011年底爆发南北线大瘫痪,说明一间全国最大的交通公司被苏碧华完全搞砸,郭木财当时临危受命,就是冀望他能大刀阔斧,有政府作后盾,采取了许多措施和金钱的投入来加强维修机制和员工培训,但为何这样荒唐的事情还照旧发生? 阅读更多 »

莫愁掉书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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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莫愁       2017-7-25

【副刊】

上个星期,《联合早报》几个二丑接连写了几篇有关“错字”的文章,不外就是从检讨自己经常写错字,以此来轻轻化解当前讲华语运动出丑的尴尬;以贫尼的标准看来,这是苹果和橙不能相比的。

首先,现而今的电子排版,记者用电脑写稿,然后责任编辑用电脑审稿,只关两人之间的事,一切数码化到出街,少了排字工友,没了“手民之误”;要是该记者敲字如飞,编辑在“冲线那一两小时内,一口气看两三万字也是平常的事”,出了一两个错别字也还情有可原。可是作为社会运动的标语(才简简单单4个字),从开会到文案,到美术制作,要经过多少人的手?即使到了现场,有那么多眼睛盯着那4个字还是照旧出错,那唯有说那4字是大家都不懂的外星文才说得过去。这是韩咏梅自己说的:“据知现场有人看出错字,通知一个工作人员,对方以‘字体不同’打发……”那为何第二天官媒却没一家指出错字,这些出席的中文记者都不识字吗?还得由网络论坛打第一炮,官媒才来马后炮。

韩咏梅为了申论,临时还在网上找来一个例子,说“副刊”的“副”就是个大别字,“竟然”错了近100年:

我们与一个很重要的报章错别字共存了近100年,而且应该会继续共存下去。这个大别字就是“副刊”的“副”。

台湾《中央日报》副刊前主编林黛嫚去年出版新书《推浪的人》,在书中引述另一名副刊前辈、诗人瘂弦谈副刊起源时说,世界华文报“副刊”起源于1921年10月12日的《晨报》,起初是单张发行,刊载的是文艺稿件。翻开历史上这张报纸发现报眉上写的是“晨报附刊”,刊头却写成“晨报副镌”。根据考证,因为是随报附送,“附刊”更贴近原意,但编辑书写刊头时误将“附刊”写成“副镌”,后来“晨报副镌”迅速走红,成为新文化运动四大副刊之一。1925年晨报决定把“副镌”改成“副刊”,这才结束这个美丽的错误。

诸位看官,如果韩副总所说属实,那为什么“副”字后来还是改不掉呢?林黛嫚不学无术,想不到国大中文硕士看后还采信,啧啧啧……这些说的人,根本不了解清末民初……甚至是中华文化文人的习气,就因为懂得的字太多,才有资格玩这种文字游戏。那是一个汉语更高深的年代,你以为随便写个“大别字”就能糊弄过关吗?人家非得要你从《十三经》里找出点儿蛛丝马迹来才肯罢休。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七月 25, 2017 at 2:32 下午

谁的罗生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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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莫愁      2017-7-12

何惜薇的《走出故居遗愿的罗生门》,谓此“门”很“罗生”,到底谁是造门者呢?哦,原来就是报业控股。

7月4日,开国会的隔天,《联合早报》的头版头条是这样:

这段话说得毫没道理,老福建要说这是“横柴拿进灶”,就像当年李光耀和李显龙经常重复的调调儿:“要不是小李是老李的儿子,他会有更早、更大的成就。”——这段话早就被社会学研究所否定;在布笛和桑德尔那里,他们认为家长的社会资产就是孩子日后成功的要素之一。而李显龙确实如此,要不是老李遗下的“政治”赏饭吃,他能去到哪儿?所以才有“造神”—“需要故居来巩固政权”一说。

何版《罗生门》是这样的:

建国总理李光耀故居去留问题所牵扯出的滥权指控,何尝不是罗生门再现?

同事在梳理引发李家争端的事件簿时就发现,难以纯粹用一条直线去阐明前因后果,而是必须呈现不同人对在单一时间点上发生的事情的诠释,才能清楚看出争议所在。举个例子,2011年7月21日,李光耀应李显龙总理邀请与内阁见面,商讨如何处置房子的问题。一般的认知是,李光耀向内阁表明了拆房子的意愿,但内阁一致认为不应该拆除房子。

李玮玲医生日前在面簿上称父亲回返住家时,“痛苦和失望”地对她说不应该听李总理的话去见内阁,并对李总理反对他拆房子的要求感到痛心。她的说法不禁让人怀疑内阁当时是否曾向李光耀施压,导致他极度不开心?

曾担任李光耀首席私人秘书,2011年5月大选后进入内阁的财政部长王瑞杰,在7月4日于国会上回应时说,李光耀并没有用本身的资历和建国总理的身份,在会议上坚持己见,而是专心聆听内阁成员的看法。

李光耀一直到2011年12月才致函内阁。王瑞杰相信,这说明李光耀在仔细考虑问题后,认为把他的想法告诉政府是恰当和重要的,而他已准备好要考虑政府或许决定不拆房子的可能性。

由此可见,单是2011年7月21日李光耀见内阁后究竟是否不悦,就至少有两个不同版本,更别说是证明李光耀后来究竟有没有认真考虑不拆房子的可能性了。

何惜薇真的很认真,认真到令人发笑。首先第一个问题是:人可不可以改变主意?接着就是:内阁对李光耀先生2013年第七版本的遗嘱是怎么看?要是行动党内阁严重质疑最后一份遗嘱,那么可以是李显龙以长兄身份(遗产受益人之一),或者以总理对古迹保留的角度把李玮玲和李显扬两姐弟控上法庭,说他们在遗嘱上造假,以寻求公平的判决。要不然李光耀之前的反反覆覆只能视为人之常情,多说无谓。

张志贤作为这场国会表演的编导之一,实在难辞其咎,整场演出是失败的,外地报道甚至称之为“丑闻”或“闹剧”。赌球的朋友都知道,主场优势不可小觑,而张志贤竟然利用国会这个主场,拉拢来吴作栋和英兰妮,还有那个李美花来攻击李玮玲和李显扬,节外生枝指控他们要颠覆政权,让国民觉得很“卸衰”。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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