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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神记•新加坡篇——新华铭刻搜集与文化寻根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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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源泰(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高级研究员)    2017-5-19
怡和世纪 2017年2月–2017年5月号 总第31期

丁荷生教授和我编写的《新加坡华文铭刻汇编:1819-1911》,前缘和内容自然不如干宝和《搜神记》一般地诡异离奇,但书内所拍摄和记录的每一尊神明、每一块石碑,以及每一则楹联等等,都承载着当年我们的华人祖辈们,究竟是如何从华南闽、粤沿海省份漂洋过海,历经九死一生,抵达新加坡后落地生根的历史记忆。

中国当代著名的“华南学派”专家们,曾经提出一个非常有趣的田野调查口号:“进村找庙,进庙找碑”1。他们认为在老百姓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庙宇石碑,以及家里的族谱、契约文书、诉讼文书、宗教科仪书、唱本、剧本、账本、书信、日记等等,都可以从不同侧面来反映华人社会的实际生活形态和思想观念,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第一手资料——“民间历史文献资料”。这些专家学者所提出的研究思路与田调方法,其实也非常适用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人文科学研究。

绪言:田野调查发现福建庙宇与东南亚华社的密切关系

按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郑振满教授的解释,过去研究中国(包括华人移民社群)的社科研究概念体系,大多是属于外来的视角与思维,所以很多是脱离实际的华人民间生活,无法正确解释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因此,华人社会的人文科学研究必须重新解读,不能完全从官方的大一统视角来诠释历史,而需走出校园,深入民间,从本土(地方性)的经验事实中提取切合实际的基本概念。这些学者的学术成就在于,结合了人类学的田野研究和历史学的地方文献分析,针对华南几个代表性的地区社会,分别从事几个主要社会文化层面的深入考察,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特质提出了一些本土性的历史观点。换言之,“华南学派”所重视的第一手资料,就是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民间历史文献资料,记载了世代相承的社会文化传统。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依然如此迅速,正因为老百姓还保留着这些民间文献。关于“华南学派”的研究思维与方向,我们在近几年来的新加坡华人社会研究中开始看到一些相似的发展和轨迹。

早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时任加拿大麦基尔大学东亚系主任的丁荷生教授(Professor Kenneth Dean, McGill University, Canada)与厦门大学郑振满教授携手合作,在中国福建省莆田府、泉州府和漳州府做了长达二十余年的田野调查计划,并将调查中所发现的庙宇石碑编辑成册,是为《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1998)、《福建宗教碑铭汇编:泉州府》三册(2004)和《福建宗教碑铭汇编:漳州府》四册(将出版)。从这些珍贵的碑文记载中,两位教授敏锐地察觉到福建省内的多座庙宇与东南亚华社有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

例如,上世纪40年代由莆田人宋湖民从西天尾镇白杜村移运至城关,安置在元妙观三清殿里的《有宋兴化军祥应庙记》(宋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不但反映了早在南宋年间,莆田海上贸易已达繁盛,碑文中所提到的“往时游商海贾,冒风涛,历险阻,以牟利于他郡外番者”,以及“泉州纲首朱纺,舟往三佛齐国……舟行迅速,无有艰阻,往返曾不期年,获利百倍”,也显示了当时由船主朱纺领队的远洋航行规模庞大的运输货物船队,因崇拜祥应庙神明的灵验而来莆田瞻拜,所携带的莆田丰富外销货物更已远销到“三佛齐”(今印尼的苏门答腊)和东南亚等地,互通有无,来往密切,比现代所谓的环球化贸易活动还要早了八、九百年。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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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吴的家庭底线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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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莫愁    2014-7-16
http://www.malaysia-chinese.net/cgi-bin/czread.pl?board=luntan&file=start&User=&Pass=&group=2&read=messages/2014/07/141973.html

吴庆康:西方童话中道德观念最败坏的故事之一,堂堂一个公主居然跑去与七个矮男人一起住?而且还相处得那么愉快?我就不相信期间没有“出问题”,简直就是西方版的《鹿鼎记》。

针对这回国家图书馆要审查儿童读物,早报吴庆康以调侃的笔触写了《十大禁书》的一篇妙文,看后不免莞尔一笑。是的,雅国博士如果要以意识形态治国的话,那么将来全国读书馆都应该要设立分级制度,开设“12禁阅读室”、“15禁阅读室”和“19禁阅读室”等等。

中学时期,贫尼开始把兴趣转向政治,所以对于言论版的作者向来钦佩不已,认为能够写这样的文章太有才了!后来才……

老番癫吴俊刚(简称:老吴)自以为聪明,为焚书坑儒的举措找来一个“守住家庭的底线”的理由,说明老吴的阅读范围太窄,常识太贫乏。

老吴先挑拨国人之间、教育源流之间、信仰之间的罅隙,他说:“虽然这场风波主要在英文媒体和网络上进行,但如果以为非英文或非英语社群对此课题漠不关心,那是大错特错的。大家虽然默不作声,却并非漠然视之。一竹竿把不赞同某些同性恋者各种张扬的做法都打成保守派,或简单的把这场风波形容为有宗教信仰者与世俗主义者之争,也是大错特错的。通讯及新闻部长雅国博士就指出,图管局的决定反映现行的社会规范,这是绝大多数新加坡人所接受的。目前的主流规范是支持教导儿童传统家庭,而不是替代性的(alternative)或非传统的家庭观念。维护传统家庭,不能说成是保守。”

接着就提出他自吹自擂的“家庭的底线”,其实这是偷换概念,政府目前插手的是国民的“婚姻”,要不然“婚姻注册局”应该改成“家庭注册局”。请注意,随着物换星移,“政府”将来对“婚姻”其实不只有两种选择,而是有三种:

  1. 传统那种,只承认一男一女的婚姻。
  2. 不仅承认男女婚,也承认女女婚和男男婚,就像美国好几州已经在做的。
  3. 任何形式的婚姻都不承认,由民间机构扮演这个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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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语独行有害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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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陈迎竹(新闻编辑组副主任)     2012-12-23
联合早报

SMRT一本正经认为没有必要兼用四语,这是错误的惯性思维所造成。实际上,民众因为看不懂标示所造成的混乱已经出现,如果因为信息传达不清楚而导致安全等其他损失,更不是单语舒适者能够轻描淡写一语带过的。

叮咚!“如果您发现任何可疑人士,或者可疑物品……”地铁上的华语广播还在播放,至少到此刻为止。

没有人知道这样的广播还会持续多久,因为短短几个字的华语站名广播刚刚被取消了。奇怪的是,反对华语站名广播的人,却没有提出上面这段防恐广播也应该取消,因为按照这一思路,国人和新移民都应该学会英语,达到融合的目的,不能指望公共场合的母语指示提供引导。但果真取消了华语广播,是否意味在防恐工作中,听不懂宣导的国人也不再“匹夫有责”了?这大概是本国“单语舒适者”也不敢肯定的吧。

SMRT测试在地铁列车增加华语站名广播和屏幕所显示的努力,未满三个月的预定测试期就戛然而止,匆匆结束,引发不少华语舆论的不满。

尽管公司否认是受到压力而撤回这项便民的措施,但有大量事实显示,反对这项从单语转向双语的力量其实巨大,而且占据社会的主流,这股力量在SMRT一开始测试便不停被炮轰,也让人更加相信,SMRT确实承受了压力。

要求地铁和其他公共服务提供多语文的说明,是社会长期的呼吁,原因非常直接,就是新加坡社会还有大量民众无法掌握或者不能自在地对英文英语做出本能的反应。这也是为什么在地铁大瘫痪引起混乱的情况下,众多舆论指向语言问题的原因。

长期以来,虽然我们自诩是个双语社会,但至少有两个事实是没有被认真对待的。一个是社会上实际能有效掌握英语英文的人口,可能不如想象的多;二是只能掌握英语英文的单语人口持续以强势的态度对待前者。

这两个事实如果随着政治权威的削弱而没有受到适当地重视和广泛的相互理解,必将冲击甚至威胁今后整个社会的和谐与凝聚力。

多语文标示的要求在过往不绝如缕,而官方与半官方机构的拒绝也几乎令人习以为常,但这次SMRT取消华语播报的事件,看似一如往常,却有着更不寻常的表现。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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