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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污染”进入新加坡日常生活,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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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振羽博士(南洋理工大学终身名誉教授、新跃社科大学学术顾问)     2017-8-6
http://www.yan.sg/henweixiangshenghuo/

语言污染事件变得如此普遍,好像人们都已经不那么敏感了。更危险之处在于:当这种“污染”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们极有可能开始对其“免疫”。到那时候,污染就会变得更难清理。

相比我所知道其它社会,新加坡可说是最为关注语言及其相关问题。

语言、族群还有宗教,在新加坡这个多元社会里,一向被审慎对待;而双语,也一直被认为是新加坡教育体系的基石。

新加坡相当持久地推广语言,每年都举办“讲华语运动”活动,至今已有37年历史;除此之外,马来语理事会年年举办“马来语月”,淡米尔语理事会则有“淡米尔语节”,来推广各自的母语。甚至还有“讲正确英语运动”,目的就为推广英语的“正确”使用。

为了推广双语,新加坡还在2011年设立了李光耀双语基金,筹款1亿新币用于资助学习母语和英语的项目和计划。

为了提升翻译质量,大学纷纷提供笔译和通译的学位项目。南洋理工大学的第一批笔译与通译专业的硕士刚刚毕业;新跃社科大学(也就是之前的新跃大学)则才庆祝了笔译通译学士项目的创办10周年。

总体来看,新加坡似乎是个沉湎于语言、语言标准以及与语言相关议题的社会。

然而,翻译和语言使用中的错误却屡见不鲜。最新的例证,就是在2017年讲华语运动的启动仪式上用了错字。当时,中文字“读”被错误打成了“渎”,原本是“读书”的意思,却变成了“藐视”。虽然这两个字,看起来像得不得了,但这个错误在华社看来,依旧不可饶恕。因为这件事恰恰发生在推广正确使用华语的活动中,它引发了不少争议乃至嘲讽。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八月 10, 2017 at 1:45 下午

讲华语运动,算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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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腹豪     2017-7-13
http://blog.omy.sg/shihhow/archives/3498

我说的,我负责。

我曾当过两年“讲华语运动“的创意小喽啰。

那时一直持续担任组织工作的是 National Library Board(请别问我为什么是 NLB 来负责组织每年的讲华语运动,我真的不知道)。

(据知现在负责的换成是 NHB – National Heritage Board)

然后 NLB 里头的一高层女子一直不满我们开会时使用华语(其实会议开头时都中英并用,但渐渐的就转为华语,毕竟我们都是华人嘛,搞的又是“讲华语运动”),但该 NLB 女高层组织了讲华语运动那么多年,却一句华语也不肯说,因为她完全不会(身为运动负责人之一却不响应?个人觉得她只是为指令而工作,根本对这项任务不上心)。

而且!她还发密函上告政府高层,说英语才是行政语言,投诉我们开会时使用华语,是违背政府政策。我靠!二靠!三靠!有这种人存在,一就是继续把讲华语运动温温吞吞地推行到一百年(然后宣布“讲华语运动”昂然迈进一百周年!),二就是算了吧,现实环境是这样就这样了……

我不知道她现在是否仍然在位(应该没了)。

这事我当时曾发布在 omy 的敝 blog 里,但因为某些压力原因,所以被逼自己主动撤下;但小弟我已活到这个无所畏惧的年纪了,就只想说真话。

但只要有类似这种完全不懂或半懂的高层或委员存在于推广华语理事会里……

呵呵呵~~~你懂的。

Written by xinguozhi

七月 13, 2017 at 9:21 下午

无语羞问天:沉默不能,呐喊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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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韦材    2017-7-11
怡和世纪 2017年6月–2017年9月号 总第32期

语文是一种浸濡式教育,必须与生活行为密切互动才能具有成效,这说易不易,说难不难,就如所有婴儿也都是通过自己生活中的自然需求来学习母语。语文的群众推广,也只有让语文润物无声地通过其文化进入民间生活才能有望成为良性影响。倘若还是抱着一日和尚一日经地敷衍,难保又会像近日“光复”方言那样,弄成俗不可耐的搞笑闹剧,只会弄巧反拙让人失望而已。

众声喧哗中华文颓势不止

这些年来纵然当局依旧循例作出各类鼓励华语的活动,但我们的华文书写水平却从“日渐浅白”到“日渐苍白”已是不争事实。

以新加坡为非单一种族所组成的背景来看,除非个别种族对自己母文化拥有正确的尊重及价值认同,如若不然,在长年累月多元生活交流里要保养母文化亦不容易。加上新加坡经济模式为了生存必须朝向国际化,社会语境自然也就以英文为主,这环境下要保养单一民族的母语及文化,就比单一种族社会来得困难。

新加坡自十九世纪起其实就已是个多元文化汇聚地,对各族文化及语言的磨合我们其实不乏经验,两百年的历史也让我们拥有南洋岛国语言的风格成果,这些过去的经验同时也印证了母语文化在一个多元社会里除了各有其位同时也各有其独立价值,新加坡要继续成为一个成功多元社会,采取海纳百川共存共化的原则必须延续,才能培养出具有本土真味的人文气候来。

谈到新加坡的华文,其实早在战前及战后廿余年都有过坚实的水平。尤其60年代新马华文文坛一片蓬勃,华文文字媒体几乎就是当时华人的精神粮食,而在那些时代里,就读华校的学生也没遇过所谓学习母语的困扰。既是华人,用华语,书华文,是极其自然的事。再说那时要认的汉字,甚至还是繁体。

但这样的社会语境如今早已不再了。在今天的生活场景里,所听到的多是各种变相华语,书写方面则更教人尴尬,年轻一代似乎连认字都有问题,能真正书写的也就益发稀罕。

没有母语语言环境的华文教学堪忧

在华文教学方面,情况更今非昔比,70年代教育改制之后,传统华校正式消失,华文教学从早期透过各科目的通识式教学,沦为教学中的一项语文科目,而很多中学另辟高级华文,看似鼓励,其实是为方便那些已跟不上学习华文的新一代而分流。

笔者于2010至2012年曾受教育部邀派为驻校作家,进驻过10所中学及3所初级学院,来参与写作训练的基本是高华班学生,即使如此,交上的作文十有八九一看就是模式化美文格式,可想平日华文教学是何种模式,而模式美文毕竟还算通顺文字,遗憾是更多本地学生的书写能力就连通顺都说不上。

从几所学校的中二、三生交流里,发现他们对华文的态度是“其它更重要的学业功课繁重紧逼,就算很喜欢也无暇付出热情”的,这种反应让我明白其实华文在今天教学里纵有各类增益性活动,但在学生心里并不看重华文。

向一些学校负责老师提及这情形,他们答案也几乎充满无奈,大部分学校之内的语境其实也就以英文为主,课室外食堂内此起彼落的学生生活语言也就是本地化的Singlish。至此我不仅深感到学校变了,其实早前那个华人华语的环境也早就变了。 阅读更多 »

南大啊南大!到了这年代!中文还和你有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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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腹豪      2017-6-22
http://blog.omy.sg/shihhow/archives/3456

虽然我是70后,但我当然知道、了解与痛心当年的南大精神已无存于现在只是空有其名的贵校。

新闻报道说南大食阁的管理集团 Select Group 要摊贩的招牌得删除双语中的中文,而只留英文。

这件烂鸟事于情于理怎么说都不通。

而今天校方通过报章的最新回应说这只不过是一场误会,招牌上仍能保留双语。

是哦?但你们的发言人昨天是怎么回应媒体的?

你们说的是“南大作为国际化校园,拥有来自超过100个国家的人士,而英语是新加坡的行政语言,因此要求食阁运营者使用英语提供产品和服务信息,以便每个人都能理解。”(那难道你要马来/印度档的 Roti Prata、Rojak、Mee Goreng、Nasi Lemak……等等等也都改为英文吗?)

所以这说明了:

1. 这项烂指令的始作俑者不是食阁营运者,而是南大某位/某些屁股痒没其他更重要事可做的高层人物。

2. 然后事件引起众怒了,所以你们匆匆地改口称一切只是误会,没事啦。

没事才怪咧!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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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 22, 2017 at 3:52 下午

国大中文系招生困难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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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赟     2017-4-20
http://www.sgwritings.com/112902/viewspace_158037.html

随着大中华区经济的腾飞,华文地位正日益崛起。在华文崛起的这样一个过程之中,新加坡倒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国大的中文系不过是新加坡华文世界的一个缩影,我们有很好的人才储备与文化底蕴,但很可能面临后继乏人的窘境。

日前国大中文系主任丁荷生(Kenneth Dean)与许源泰二位先生来访,饭间丁先生就说到了担任系主任的难处,其中最大问题还是生源萎缩。

丁荷生自前年初主掌国大中文系,至今已满两年。他自幼生长在港台的闽南、广东文化圈之中,大学阶段受过了非常好的学术训练,毕业后专攻南方民间宗教。

与很多书斋型学者不同,丁氏并重田野调查,因此曾花数十年调查闽南莆田周边地区的道教民俗信仰,包括那些活生生的科仪、乩童、剧团、进香崇拜团体等,并搜集了大量的民间宗教碑刻铭文,试图以此来勾勒一个更为生动的宗教地图志。

难能可贵的是,丁氏研究还将宗教与东南亚地区国家、社群间的移民迁徙史贯串了起来。自清末东南沿海的华人移民潮渐兴,而通过各地民间宗教的考察,尤其是庙宇碑志的搜集、断代与统计,就可以发现这些移民的社会属性与整个东南亚地区的跨境宗教网络。这种研究对于新加坡本地的文化身份认同构建,也具有深远的意义,因其可使我们更好地了解新加坡的过去历史与独特文化形成、演变。

像丁氏对19世纪末闽南人商界领袖,同时也是鸦片大亨章芳琳的研究,就通过后者所捐助的学校、庙宇等条规,来展现了不仅是一位闽商巨贾的身世浮沉,更刻画出了殖民地时代新加坡错综复杂的商业贸易网络与纷纭的社会关系。

就在年初,丁氏又与许源泰先生出版了两巨册的《新加坡华文铭刻汇编:1819-1911》,这不仅可算是新加坡宗教史研究上的一件大事,更可代表极少数文史工作者,对于新加坡国族形成追溯上的不遗余力。 阅读更多 »

“多语的世界是开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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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楚琳    2017-3-31
怡和世纪 2017年2月–2017年5月号 总第31期

李楚琳

(李楚琳在一个深具华文背景的家庭中长大,大学主修中国史和东南亚史,是新加坡双语精英代表性人物之一。她在1985年大学毕业后就加入博物馆当研究员,先后参与或负责历史博物馆、亚洲文明博物馆、土生华人博物馆的策展工作,并于2003年成为国家博物馆115年来的首位女馆长,率领博物馆展开历史性大翻新,前后在各所国家级博物馆积累了近三十年丰富的研究与策展经验。2014年她离开国家博物馆,出任新成立的新加坡艺菀有限公司总裁,负责筹划历届新加坡国际艺术节,兼管理位于前国会大厦的艺菀艺术中心、月眠路艺术中心和阿里哇街艺术中心,去年12月她正式离开艺莞总裁的职位,结束了31年的公务员生涯。

2016年3月李楚琳接受《怡和世纪》采访,在评论我国的文化艺术建设时指出,我们面对一个很大的语言障碍,那就是我们以英语为共同语而留下的后遗症。为了配合本期《怡和世纪》的专题,她再次应邀,就几个有关我国语言演变的问题,通过与编者的来往电邮与读者分享她的观察与思考。——编者按)

1. 你是出身传统书香世家的双语人才,能否谈谈你与方言的机缘;在你成长的过程,方言对于你的人文素养是否有及有过怎样的影响;你曾否在任何时候感觉过,方言的使用影响了你对双语的学习与掌握?

我的父母是本地出生的潮安人,他们说的潮州话都很标准。不过他们也是战后华校生,认识拍拖的时候都只讲华语,因此我的母语的确就是华语,也就是说我自出世后,父母对我只说华语。周围的亲戚在1960、1970那个年代讲的主要还是潮语,而我与长辈交谈也用潮语。初时每当我讲华语,有些亲戚会觉得有点稀奇,不过久了也有些长辈反而会迁就我,跟着我以华语谈话,也许我说的潮州话太涩了,他们觉得很难听很难受。我在一个多语的环境里长大,很自然地也跟着邻居学了福建话和广东话。我母亲是华文教师,不过家父最有语言天分,他当过广播员,华语纯正,对我的要求自然也很高。他小时候念启发小学,听得懂客家话。由于潮州话与福建话相近,爸爸当然也能把福建话说得头头是道。至于他那口港式粤语,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是哪里学来的。那时掀起学马来语的浪潮,他也去学了,而且马来话说得很不错,至少能够与马来邻居谈天说地。后来因为工作上的需要,他居然也学起英语,讲得够流利的。在爸爸豁达开通的语言政策影响下,我们从未有过排斥他语的概念,也许就是早年有了这种与方言的接触和运用,才刺激了我的语言细胞吧!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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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 31, 2017 at 6:00 下午

公车上的新加坡式英语 挑起星国网路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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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图辑队/徽徽    2017-3-16
https://dq.yam.com/post.php?id=7394

你有听过新加坡式英语吗?近日,新加坡公车换上了用新加坡式英语标注的告示牌,引起了一场新加坡式英语到底值不值得推广的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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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听过新加坡式英语吗?这种语言融合英语、闽南语、马来语等语言,成了新加坡的文化特色。 Photo: Ricardo Sosa

新公车成焦点

最近,新加坡公车营运公司易塔通(Tower Transit)向外界展示了他们新推出的双层公车,这款公车不只有三个车门,车上还有USB充电座,然而真正引起新加坡社会关注的是车上的告示牌。

用新加坡式英语写

告示牌的大标使用了所谓的“新加坡式英语”(Singlish),举例来说像是“这是博爱座”(Here got priority seats!)、 “这里不能进”(Here cannot go in!)或“这里可以充电”(Here can charge phone!),大标的底下则用标准英文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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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新加坡公车营运公司易塔通推出的新公车,车上的标语粗体字是新加坡式英语,底下则是标准英语。面对新公车上的标示,各方评价不一。 Photo: TehTarik.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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