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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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大中文系招生困难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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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赟     2017-4-20
http://www.sgwritings.com/112902/viewspace_158037.html

随着大中华区经济的腾飞,华文地位正日益崛起。在华文崛起的这样一个过程之中,新加坡倒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国大的中文系不过是新加坡华文世界的一个缩影,我们有很好的人才储备与文化底蕴,但很可能面临后继乏人的窘境。

日前国大中文系主任丁荷生(Kenneth Dean)与许源泰二位先生来访,饭间丁先生就说到了担任系主任的难处,其中最大问题还是生源萎缩。

丁荷生自前年初主掌国大中文系,至今已满两年。他自幼生长在港台的闽南、广东文化圈之中,大学阶段受过了非常好的学术训练,毕业后专攻南方民间宗教。

与很多书斋型学者不同,丁氏并重田野调查,因此曾花数十年调查闽南莆田周边地区的道教民俗信仰,包括那些活生生的科仪、乩童、剧团、进香崇拜团体等,并搜集了大量的民间宗教碑刻铭文,试图以此来勾勒一个更为生动的宗教地图志。

难能可贵的是,丁氏研究还将宗教与东南亚地区国家、社群间的移民迁徙史贯串了起来。自清末东南沿海的华人移民潮渐兴,而通过各地民间宗教的考察,尤其是庙宇碑志的搜集、断代与统计,就可以发现这些移民的社会属性与整个东南亚地区的跨境宗教网络。这种研究对于新加坡本地的文化身份认同构建,也具有深远的意义,因其可使我们更好地了解新加坡的过去历史与独特文化形成、演变。

像丁氏对19世纪末闽南人商界领袖,同时也是鸦片大亨章芳琳的研究,就通过后者所捐助的学校、庙宇等条规,来展现了不仅是一位闽商巨贾的身世浮沉,更刻画出了殖民地时代新加坡错综复杂的商业贸易网络与纷纭的社会关系。

就在年初,丁氏又与许源泰先生出版了两巨册的《新加坡华文铭刻汇编:1819-1911》,这不仅可算是新加坡宗教史研究上的一件大事,更可代表极少数文史工作者,对于新加坡国族形成追溯上的不遗余力。 阅读更多 »

“多语的世界是开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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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楚琳    2017-3-31
怡和世纪 2017年2月–2017年5月号 总第31期

李楚琳

(李楚琳在一个深具华文背景的家庭中长大,大学主修中国史和东南亚史,是新加坡双语精英代表性人物之一。她在1985年大学毕业后就加入博物馆当研究员,先后参与或负责历史博物馆、亚洲文明博物馆、土生华人博物馆的策展工作,并于2003年成为国家博物馆115年来的首位女馆长,率领博物馆展开历史性大翻新,前后在各所国家级博物馆积累了近三十年丰富的研究与策展经验。2014年她离开国家博物馆,出任新成立的新加坡艺菀有限公司总裁,负责筹划历届新加坡国际艺术节,兼管理位于前国会大厦的艺菀艺术中心、月眠路艺术中心和阿里哇街艺术中心,去年12月她正式离开艺莞总裁的职位,结束了31年的公务员生涯。

2016年3月李楚琳接受《怡和世纪》采访,在评论我国的文化艺术建设时指出,我们面对一个很大的语言障碍,那就是我们以英语为共同语而留下的后遗症。为了配合本期《怡和世纪》的专题,她再次应邀,就几个有关我国语言演变的问题,通过与编者的来往电邮与读者分享她的观察与思考。——编者按)

1. 你是出身传统书香世家的双语人才,能否谈谈你与方言的机缘;在你成长的过程,方言对于你的人文素养是否有及有过怎样的影响;你曾否在任何时候感觉过,方言的使用影响了你对双语的学习与掌握?

我的父母是本地出生的潮安人,他们说的潮州话都很标准。不过他们也是战后华校生,认识拍拖的时候都只讲华语,因此我的母语的确就是华语,也就是说我自出世后,父母对我只说华语。周围的亲戚在1960、1970那个年代讲的主要还是潮语,而我与长辈交谈也用潮语。初时每当我讲华语,有些亲戚会觉得有点稀奇,不过久了也有些长辈反而会迁就我,跟着我以华语谈话,也许我说的潮州话太涩了,他们觉得很难听很难受。我在一个多语的环境里长大,很自然地也跟着邻居学了福建话和广东话。我母亲是华文教师,不过家父最有语言天分,他当过广播员,华语纯正,对我的要求自然也很高。他小时候念启发小学,听得懂客家话。由于潮州话与福建话相近,爸爸当然也能把福建话说得头头是道。至于他那口港式粤语,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是哪里学来的。那时掀起学马来语的浪潮,他也去学了,而且马来话说得很不错,至少能够与马来邻居谈天说地。后来因为工作上的需要,他居然也学起英语,讲得够流利的。在爸爸豁达开通的语言政策影响下,我们从未有过排斥他语的概念,也许就是早年有了这种与方言的接触和运用,才刺激了我的语言细胞吧!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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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 31, 2017 at 6:00 下午

公车上的新加坡式英语 挑起星国网路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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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图辑队/徽徽    2017-3-16
https://dq.yam.com/post.php?id=7394

你有听过新加坡式英语吗?近日,新加坡公车换上了用新加坡式英语标注的告示牌,引起了一场新加坡式英语到底值不值得推广的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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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听过新加坡式英语吗?这种语言融合英语、闽南语、马来语等语言,成了新加坡的文化特色。 Photo: Ricardo Sosa

新公车成焦点

最近,新加坡公车营运公司易塔通(Tower Transit)向外界展示了他们新推出的双层公车,这款公车不只有三个车门,车上还有USB充电座,然而真正引起新加坡社会关注的是车上的告示牌。

用新加坡式英语写

告示牌的大标使用了所谓的“新加坡式英语”(Singlish),举例来说像是“这是博爱座”(Here got priority seats!)、 “这里不能进”(Here cannot go in!)或“这里可以充电”(Here can charge phone!),大标的底下则用标准英文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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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新加坡公车营运公司易塔通推出的新公车,车上的标语粗体字是新加坡式英语,底下则是标准英语。面对新公车上的标示,各方评价不一。 Photo: TehTarik.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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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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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耀田    2017-3-17
http://phoonyewtien.blogspot.sg/2017/03/singlish-1-singlish-2-3-singlish.html

最近在网上论坛《新国志》读了两篇有关本地语言景象的文章——《Singlish 羞耻与否是假议题》以及《吃饱没?对不起,华文华语仍在挨饿!》于心有戚戚焉!

引起一点“感情”最主要还不是这两篇文章本身,而是一些有关这两篇文章的回响,其中有感性的,也有语言暧昧古怪的。

针对《吃饱没?对不起,华文华语仍在挨饿!》,有署名“文明人谈真实”者说:

1) 其实在新加坡的历史来说,福建话应该提升为第五官方语言,在早期各族同胞多少都会点福建话,海关,警察,护士,等都以福建话+马来语为岛民的通语,这是本国的独特人文文化遗产,需要发洋光大。可以用罗马字拼音来写福建话。就如韩语与日语那样。

其实Singlish发展下去,福建话以罗马字体的活力就会慢慢的浮显出来了, 就如韩日越文那样的生命力突显出来。

就算是所谓的(新加坡)岛民的通语,为何来自中国的福建话须要向韩越日语看齐,用罗马字拼音来写?如果提议者还是个华人,这是否比数典忘祖更恶劣?!

2) 标准英语是新加坡国族的普通话( 国族通语)与上层建筑的行政语文。

就直截了当说英语是新加坡官方行政语言好了,何必牵扯什么令人联想起中国的“普通话”?

3)新式英语 (Singlish) 与新式华语只是新加坡的独特方言。

对不起,所谓方言,是一种有深远文化底蕴语言的其中一个支流,Singlish充其量只是一种肤浅混种式的语言,它的“独特”可能在于它的“不认真”以及没有真正可以值得骄傲的文化底蕴,我们或许不必排斥它,甚至觉得有亲切感,但真的能因而感到自豪吗?!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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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 17, 2017 at 11:47 上午

新加坡最落后的一面:的士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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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晖     2017-3-8
http://blog.menclub.hk/simon/2017/03/08/新加坡最落后的一面:的士司机/

新加坡有很多地方比香港吸引,无论是居住环境、福利政策还是文化多元,都很适合一众离地中产。但逊于香港的地方也有不少,除了创意、弹性和人情味,更典型的例子,是很难不用“臭名远播”形容的新加坡的士司机。

先说个人经验。新加坡好歹是英语国家,却几次遇上基本上不懂英文的的士司机。他们坚持说,“你是中国人,就要说华语”,问题是目的地也是英文,根本没有中文名字,可以说什么呢?说街道,他们也找不到,建议他们用GPS,这些老人家回应是“我不管你什么S啦”(明显其实又是不懂用),却坚持要人肉带路,面不改容。另一次上车,说了地址,司机说不懂,然后居然就被流利粗口赶下车,仿佛天经地义。至于在的士站拣客,更是日常生活一部份。

认识一位新加坡中产朋友,本来坚持不买车,就是因为一次坐的士受了气,一气之下就改变决定

新加坡纵容的士司机的劣质服务,最初可能有一定维稳意味,毕竟,不少司机都是低技术人士、新移民。但他们近年的服务,还是有退步空间,一些本地人认为,可能和近十年才出现的赌场挂钩。对澳门熟悉的朋友必然知道,数年前,澳门赌业极盛时,在街上截的士是何等的困难,因为的士司机都只愿意接赌场豪客,他们往往一把贴士就是数百、甚至数千元,赢了大钱的固然不在乎大赏,就是输了大钱的,也往往有特殊需要急步离开,不会吝啬几个小钱。至于司机会否兼营其他项目,更是水至清则无鱼。新加坡司机以往相对守法,但重赏之下,种种行为亦难免出现,培养了更进一步的白鸽眼,就肯定少不了。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三月 9, 2017 at 5:42 下午

“方言不是毒蛇猛兽”——郭振羽教授谈新加坡的语言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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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林清如,林沛
怡和世纪 2017年2月–2017年5月号 总第31期

郭振羽是南洋理工大学终身荣誉教授,现任新跃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主任。郭教授向来关注新加坡的语言与文化发展,去年11月25日应《怡和世纪》邀请,到怡和轩与编委同仁进行交流时,针对一些有关新加坡语言与文化有关的议题,与同仁分享他的观察与思考。以下为郭教授当天的谈话摘录。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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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振羽教授

问:早在1979年4月,您在新加坡区域语言中心的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中发表一篇论文,根据一些统计数字指出,本地能够听懂六种语言的人数每一年都在增加。您因此结论,在有利的环境底下,要学习官方语言(华语或者英语),不必要牺牲方言的学习。您讲话后不到几个月,建国总理李光耀就启动了旨在取缔方言的讲华语运动。您第一时间有怎样的反应?从语言学角度,您当时是怎么看待那个即将展开的运动的?

答:语言的问题,其实是我在读博士的时候就开始做的研究,我的论文和这个有关系。我那时在美国任教,1973年新加坡大学请我来,大约就是因为我做语言社会学(sociology of language)这个课题。我来新之后开始关注新加坡语言状况,在70年代已经发表了几篇论文。

据我的观察,李光耀先生从1978年起已经好几次上电视演讲和座谈,又到南大谈语言,谈双语问题。看得出来他已经很密集地在做准备了,而我正好那时就在那个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当然我在写讲稿的时候已经看到当局的方言政策趋向,所以我结论才会谈到两种语言的学习不是对立的关系,可以同时学得多、学得好。我也知道这个跟当局当时的方言政策,好像不是很吻合。我还记得,我上午发表报告,中午在餐厅吃饭时就听到新闻广播,报道我的研究内容。这个课题,好像忽然就变得很受各方重视。到了九月初李总理为讲华语运动主持揭幕,我就知道我的观点不符合官方论点,是政治上不正确的。这是当年一个背景。

李先生认为不同语言的学习是“零和”的关系。他认为人的脑筋就如电脑一样,你这边多储存多用,那边就少了,认为多用方言,必然会影响到华语的学习和使用,因此,必须以决断的手段,钳制方言。可是,心理学家不是这样说的。人脑有很多潜力,你用越多就越增强。在这个问题,多年来李先生的想法前后很一致,可说是他一辈子的坚持。一直到他最后出版的两本书——《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2012)和《李光耀观天下》(2013)——他都是这样坚持的。

14846334935159_page148_image8我却始终认为,让方言没落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觉得政府的政策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毕竟,方言是特定族群情感维系的一个重要纽带,尤其是早期的老人们,没有了方言,他们和晚辈间的沟通的确出现了困难。关于华语与方言的关系,究竟是不是“零和”关系,在语言学上是有争议的。有不少学者认为学习方言有助于学习华语,而方言文化(次文化)和高一层的华族文化可以互补相成。方言和方言文化所呈现的价值观,和华族文化价值观,更是一脉相传,融为一体。总而言之,方言不是毒蛇猛兽;方言和华语也不是“零和”关系。毋庸置疑,方言与特定华人族群的文化传承和身份认同是有一定关联的。我同情方言在新加坡的遭遇;从社会学和语言研究的角度,我一向都认为语言环境不必“一刀切”。多种语言(包括方言)共生共存(包括自生自灭),其实是一种更理想的社会文化景观,也会使得新加坡的文化生活和文化环境充满活力。

这么多年来在不同的场合,我基本上一直表达这样的看法:对方言这么样地打压,对语言环境是不好的。有些政策其实是矫枉过正,譬如马上学生要改名字的拼音啦,出生证要改啦,街道要改名啦。而有时一碰到一些问题一些阻力,结果又调整政策,半途改辙。 阅读更多 »

从《备忘录》谈华语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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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暖    2017-1-25
怡和世纪 2016年10月–2017年1月号 总第30期

14749696969285_page156_image124华语这两个字,是新加坡人最熟悉的一个词。因为推行了三十几年的“讲华语运动”,已深深烙印在大家的脑海里。讲华语就是讲普通话(不论标准不标准),写成文字就是华文(中文)。在多数人的观念里,Mandarin代表华语。

这里要谈的华语,不是Mandarin而是Sinophone。Sinophone已经定译为“华语语系”。

Sinophone是近年来国际汉语学术界的热门研究概念。Sinophone中文译名的这个“华语”所包含的“语言,指的不必只是中州正韵(的普通话),而可以是与时、与地俱变,充满口语方言杂音的语言。”

使用王德威教授形容为“新世纪以来最受注目的论述力量之一”的华语语系理论概念来论说新华文学和马华文学的学术著述,可谓方兴未艾。

2012年10月,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新加坡联合早报、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联合举办了一场“三合一”的学术活动——“传承文化、作育英才:纪念陈六使逝世四十周年”专题演讲、新书推介暨研讨会。会上,来自美国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学教授——王德威发表了《华语语系的人文视野与新加坡经验——十个关键词》的主题演讲。该演讲内容,收录在2014年3月出版的“陈六使中华语言文化教授基金公开演讲系列”之第五本演讲集中,题为《华语语系的人文视野:新加坡经验》。

2015年1月,针对华语语系课题,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访问教授的公开演讲系列,邀请来访的耶鲁大学中国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石静远教授,在新加坡报业中心礼堂讲演《华语语系研究及其对母语观念的重塑》。

2016年,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与中华语言文化中心联合国家艺术理事会和艺术之家,于5月14日以“华语语系”为主题主办国际论坛,邀请华语语系研究创建者史书美教授(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比较文学系、亚洲语言文化系和亚美研究系合聘教授,香港大学中文学院陈汉贤伉俪讲座教授),发表主题演讲“华语语系观点看新加坡的华文文学”。参与盛会的还有彭小妍(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研究员)、刘俊(中国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暨南京大学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与庄华兴(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外文系中文组高级讲师暨中文文学博硕课程召集人)。

本次华语语系国际论坛同时发布由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柯思仁、助理教授许维贤主编的新加坡小说选《备忘录:新加坡华文小说读本》,收录了22篇自战后1948年至2011年的新华小说为文本参照,借此论证“华语语系文学的观念符合新加坡”。显而易见,华语语系(Sinophone)研究已是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学术研究的重点课题。本文参照中外学者的论着,简单介绍“华语语系文学”的概念/理论的生成背景,也尝试从《备忘录》导论所应用的“华语语系”视角,和大家探讨新加坡华文文学书写所面对的问题。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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