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队声誉离不开良好政治文化”，早报说法有悖事实

伍依     2023-5-15

国家是什么？国家是一个阶级统治另外一个阶级的工具。其含义是，统治阶级必须建立一整套法律、制度、执行机构，并依赖于这些法律、制度、执行机构才能实现对被统治阶级的统治。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专政机关都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机器的运行，保证了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统治，从而保证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当被统治阶级对统治阶级的不满达到一定程度而发生反抗时，统治阶级所掌握的国家机器就会对反抗者进行镇压。

殖民地时期的新加坡，警察镇压工人、学生、教师造成流血事件司空见惯，李光耀就是靠着为被镇压者作法律辩护赢得了政治资本，得以顺利上台执政。

李光耀当权后，反过来镇压把他扶上台的工人、学生和知识分子，镇压的工具就是警察。

据统计，从1959年至1965年，新加坡个人罢工事件共375起。在罢工期间，工人被捕、被提控、被驱逐和工团被封闭等等，无不是由“警队”执行。

李光耀政权接过英殖民主义者“紧急法令”的衣钵，改头换面成为臭名昭著的“内安法令”，大肆逮捕政党、工会、乡村团体、文艺团体、校友会、学生等等的领袖干部，其中最为著名的是1963年2月2日英国、吉隆坡政权和人民行动党政权三方联手所进行的“冷藏行动”大逮捕，林清祥和120位左翼分子被拘留。这些镇压行动，皆由“警队”执行。所谓“冷藏行动”，李光耀完全是基于左翼势力威胁到行动党政权。

《联合早报》的社论《警队声誉离不开良好政治文化》（2023年5月15日）说“警员在内的所有公务员，都必须时刻保持专业精神，坚持政治中立”。不错，“警员”的确具有“专业精神”，一丝不苟地执行政府的指令执行任务。但说“坚持政治中立”显然是瞎掰。因为被执行任务的人都是当权者的对手。

阅读，抗拒机器

作者：考琪拉•安娜茉丽(Kokila Annamalai)    译者：林康    2022-6-14

有人为抗议辩护，说抗议不造成干扰。我相信抗议是会造成干扰的。干扰通常是个礼物。它带来新生。它让我们从不再适用的周期与动力中抽身出来。抗议应该对压迫、剥削、滥权造成干扰。它是社会的警报系统，出现失误时向大家发出告警，让我们停止循原路前行，把我们从睡梦中叫醒，把我们从无所作为中拍醒。它是可靠的召唤，让我们向设法奴役我们躯体或思想的人说不；它是一个提醒，我们可以在共同生活空间提出要求，因为让世界运行的是我们普通人，不是我们的什么主人。

2017年6月3日，九人在滨海南码头地铁站集合，参与纪念““光谱行动””(Operation Spectrum)30周年的一个活动。““光谱行动””是人民行动党政府某个“维稳行动”的代号。在“光谱行动”中，22人被指参与旨在以暴力推翻当局的马克思主义阴谋，被不经审判地逮捕并拘留。

那天下午我来到滨海南码头，是九人里头的一个。我们当中，有些人以为上那儿去是为了沉默地读一本书。有些人以为，这是一次行为艺术活动。另外，也有人知道这是一次抗议。其实，上述都是对该活动的合理描述。这活动对我们九人当中的每一个有不同意义，这一个事实，是本故事一个重点。

2021年9月，即我书写的当下，就近年来的新加坡而言，这个活动仍然是芳林公园演说者角落以外的，规模最大、为时最长的无准证公开集会。可是那个星期天的下午，当我们在地铁月台集合时，多数人对事情下来将如何发展并没有全盘概念，更不晓得我们在以周计、以月计、以年计的未来，将会如何面对来自当局与社会的什么样式的反弹。

四年之后，范国瀚(Jolovan Wham)因为组织公开集会罪被判刑，检察官把我们的活动说成是一场“违法的闹剧”(unlawful antics)。他们说当中有“周密、细致的计划”，“绝对有备而来”。它，“不是情绪驱动下的自发行为”。

他们声称，我们的活动可能造成“大面积骚乱”，指责我们“戏剧性地宣示”我们的目的，事后还将活动照片放上网，显着证实了我们通过“公然挑衅”来引起关注的用心。地铁，他们说，是交通网络的重要组成环节，不是用来从事公民抗命的场地，我们的行为，干扰了乘客在旅途中原本预期的安宁。而且即便我们自我约束，也无法确保别人会文明对待我们。他们甚至指责，我们让乘客面对可能发生暴力冲突的风险。我们非法占据了地铁座位，剥夺了“真实”乘客有位子坐的权利——“占据座位”，竟成了法官量刑时考虑的一个因素。

我坐在法庭旁听席，听着这些发言，心情随着他们戏剧性的表演跌宕起伏，从好笑，到愤慨，到盛怒。检察官描绘了一幅反社会元素充斥的画面：有人自私透顶，为了宣传噱头，不惜将其他乘客的安危置于不顾。在他们的故事里，这一群人经过精心策划，意图最大程度地闹出牵涉范围最广的动荡。

我的故事相当不一样。譬如一件，我们的无组织简直到了叫人脸红的程度。对我们多数人来说，这是第一回参与这类行动。事情来得随意，一点一滴凑成。活动的念头，是大约一周前，在《三十年后回顾：1987年的新加坡马克思主义阴谋》(1987: Singapore’s Marxist Conspiracy 30 Years On)的新书发布会进行时萌发的。范国瀚和我都在发布会上说了话。

那之后，有如线路不佳的电话，每个人听见不太一样的消息，对如何让这次经验显得有意义而且更具创意，也各有各的想法。有人想表达我们为什么执意为“光谱行动”受害者讨回公道，并要求废除内部安全法令(Internal Security Act)，这个法规允许国家不必经由审判，把他们声称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任何人直接关进牢里。有人想庆祝收录“光谱行动”受害人文章这本书的出版，它揭露真相的有力叙述，可唤起更多新加坡人意识到这一段被行动党政府刻意抹去的我们的历史。至于我，我为能够分享这本书，为得以通过它，跟其他像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一般情况下不会接触到这些故事的人，在地铁这个我们每天共处的最普通的空间里取得联系，而感到激动。

Skype视讯事故因缘：监禁16天

作者：陈志成(Tan Tee Seng)     译者：林康      2022-5-11

活动是在室内举行的，约有50名观众出席；活动没有造成任何骚乱。检察官也无法证明，研讨会有那么一丝可能酿成公众骚动，或造成不同族群之间相互敌视的风险。而我却在这个法令下被判罪名成立。在做出判决时，制定法律的目的，公共秩序是否被破坏的事实，难道不是应该考虑的因素？我似乎纯粹是因为技术性问题而受到惩罚。正义的价值，法治的精神，宪法保障的言论与集会自由，难道不应该受到尊重？

范国瀚(Jolovan Wham)，新加坡公民组织“社区行动网络”(Community Action Network, CAN)成员。2016年11月26日，出于对言论自由、公民与政治权利的关心，他组织召开题为“公民抗命与社会运动”(Civil Disobedience and Social Movements)的研讨会。研讨会发言人，包括本地的新闻工作者韩俐颖(Kirsten Han)、艺术工作者希阑•巴莱(Seelan Palay)，以及香港从事社会运动的黄之锋(Joshua Wong)，研讨会通过Skype视讯和人在香港的他连线。黄之锋当时是香港“雨伞运动”及民主派抗议活动的领袖。三名发言人，分享了他们各自参与社运的个人经验，并就新加坡的政治文化，香港回归后的前途，进行概括性的讨论，然后进入问答环节。

希阑•巴莱在Agora演讲

由于此事，范国瀚在《公共秩序法令》(Public Order Act)下，被判未取得警方准证擅自举办公开集会的罪名成立，罚款 S$2,000。另外，他因为拒绝在口供上签名，根据刑事法典第180条再被判罚款 S$1,200。范国瀚拒付罚款；前罪入狱服刑10天，后罪入狱6天作为替代。《公共秩序法令》第16(1)(a)条规定，没有警方准证组织公开集会，罪成可判罚款最高达S$5,000；如果重犯，可判罚款最高达S$10,000或监禁最高达6个月，或两罚并行。

范国瀚向高庭上诉。蔡利民(Chua Lee Ming)法官予以驳回。

他于是向上诉庭提请“刑事援引”(criminal reference)，质疑“公共秩序法令”第16(1)(a)条关于公开集会须获得警方发给准证的规定，和确保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的新加坡宪法是否相互抵触，要求做出释法。上诉庭五人审理团队——由首席大法官桑德莱什•麦农(Sundaresh Menon)，以及潘文龙(Andrew Phang Boon Leong)、朱蒂•柏拉卡斯(Judith Prakash)、郑永光(Tay Yong Kwang)、庄泓翔(Steven Chong)四名法官组成——驳回了他的上诉。

新加坡：加紧控制言论自由 移工被剥夺行动自由

人权观察      2022-1-13
https://www.hrw.org/zh-hans/news/2022/01/13/singapore-tightening-screws-speech

某建筑工地的移住劳工，新加坡，2021年5月29日。 © 2021 Suhaimi Abdullah/NurPhoto via AP

人权观察今天发表《2022世界人权报告》指出，新加坡政府于2021年通过一项防止据称为外来干预的新法案，加强了对言论和结社自由的全面钳制，为数不多的批评声音遭受的无情骚扰和起诉也有增无减。

“新加坡的新《外来干预法案》使原本就倍受打压的言论和结社自由变得更糟，”人权观察亚洲区副主任费尔・罗柏森(Phil Robertson)说。“该法案将不再限于寻常的政府目标，而将扩及之前稍具自由能够表达意见、分享资讯和倡导公共利益的人，如学者、研究人员、艺术家等。”

在这份752页连续第32年发表的《2022世界人权报告》中，人权观察检视近100个国家的人权实践。执行长肯尼思・罗斯(Kenneth Roth)对专制政权正在崛起的普遍观点提出质疑。近来在一个接一个的国家，成千上万的人民不惜冒着被逮捕或射杀的危险走上街头，足见民主的吸引力仍然强大。在此同时，独裁者们发现愈来愈难随其所好操纵选举结果。尽管如此，他说，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们必须加倍努力克服来自国内和全球的挑战，确保民主能实现其承诺的效益。

10月4日，新加坡国会通过了《防止外来干预（对应措施）法案》，允许内政部长若“怀疑”相关行为是基于外来授意，即可下令移除或屏蔽网路内容，并强制发布政府拟定的公告。由内政部长委任的机关，也将有权指定个人或实体为“具政治影响力”，使其不得接受非新加坡公民或实体的“不许可捐赠者”所提供的捐款或志愿人力。

新加坡在威权路上越走越远

德国之声中文网    2021-9-16
https://www.dw.com/zh/新加坡在威权路上越走越远

国际事务学者、德国之声客座评论员Alexander Görlach指出，关闭某学院本算不上什么大事，但事涉新加坡，它却标志着一个根本性变化。

朝向威权制，新加坡又迈进一步：上星期，新加坡国立大学(NUS)单方决定关闭这所著名大学与美国精英大学耶鲁共同经营了10年的联合学院。此举意味着结束两校间的共同文科项目。该项目原能在这个半专制袖珍国的大学围墙后面带给学生一些自由。

2019年秋季参观该校时，我得知，自联合学院问世以来，新加坡逐渐变得更不自由。当时有人说，如果放在今天，这样一所鼓励自由思考的学院不会得到批准。

不鼓励独立思考

文科通才教育能培养学生具备批判性思考、争论和讨论的能力。这些实际能力与人文学科的各个学科相关联：语言、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而在新加坡，能独立思考、能表达自己并要求改变的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不受欢迎。这个民众以华裔为主的国家所要的是：与中国及其专制政权有更紧密联系。

新加坡国立大学校园

这是华盛顿皮尤研究所 (PEW) 今年的一项调查结果：中国的受欢迎程度在全球处于历史最低点，唯新加坡独树一帜。17个工业化国家——16个民主国家及新加坡——公民被问及对中国的看法，全球范围基调相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尊重人权，所以，我们更应该与美国合作，而非中国。而在新加坡，多数人认为，可以多些威权、少一些自由。香港沦陷后，新加坡人不得不明确站位：要么与自由世界建立更多联系，要么与威权制中国关系更密。骰子已然投下。

有头皆要剃，不剃不成头

殷素素    2021-2-7

沈泽玮的三个例子，其实也有讨论的余地，以第一个例子来说，如果有帮年轻人去机场接一名备受争议的外国异议分子，极尽尖叫、热捧之能事，你说警察捉不捉？或者，一群学生在拍毕业照时，举起“行动党倒台”加笑脸的纸张，看警察捉不捉？第二个例子，沈泽玮刚好说到“擦边球”这个词，在自由民主社会，如果“擦边球”构不成法律上的任何罪行，就应该让它存在，否则就成了“意识形态警察”。第三个例子，沈泽玮认为可以揣摩范国翰的动机，却需放过黄国光的“善良意图”，法律是这样执行的吗？

作家网红默乐(Bertha Henson)由于出身英文官媒，所以每天都把《海峡时报》看个仔细。她经常诟病现在的记者都把官方文告当圣旨，甚至不改一字就当作新闻发表，有者还未弄清楚事件的来龙去脉时就乱下标题，经常都是报喜不报忧。华文报也不遑多让，把官方立场当自己立场，以“帮助建国”。遇社会上有舆论议论“当今”时，马上第一时间就跳出来“护驾”。

沈泽玮的《笑脸的背后是什么?》很明显就是篇“护驾文章”。她说：“范国瀚因涉嫌抵触《公共秩序法令》，早在去年被控上法庭；黄国光举牌事件在发生半年多后，才在本周被警方传召问话。一个是体制中人，一个被视为反体制者，同样是举牌，同样画个笑脸，一个人被控了，另一人久久没事，部分网民因而质疑，是否存在双重标准。但仔细端看，两人做出的表面行为虽然类似，背后的动机却大不同。”

冷不丁的，主子被人剃了眼眉，沈泽玮这是难过啊！

范国翰（左），黄国光（右），一国两制？

甚至“相信是有人去报警，警方必须按程序办事，于是传召黄国光问话。”看来最后会是“无虾米代志”。她于是举了三个例子：

1、一群小歌迷到机场欢迎偶像到来，举起写上支持标语及画上笑脸的牌子，或者一群学生在拍毕业照时，举起励志口号加笑脸的纸张，常识告诉我们，这都不是什么非法集会。总不可能要学生去跟警方申请，获批后大家才一起外出拍照留念吧？

行动党议员“无照集会”被调查 何事吹皱一池春水？

祥子  2021-3-4
https://www.redants.sg/perspective/story20210304-4954

黄国光举牌为小贩打点小广告而被举报有其荒谬之处，但网民的炒作也正是隐喻着警方之前对付范国瀚的举牌事件也同样不可思议，这才是此事无端吹皱一池春水的重点。

义顺集选区议员黄国光2020年6月拿着一张写着“支持他们”(Support Them)和画有笑脸的纸张，到小贩中心呼吁公众支持小贩。（黄国光面簿）

义顺集选区议员黄国光近日被警方传召问话，“调查正在进行中“。

他到底犯了什么法，踩到什么地雷？

原来去年6月“冠病阻断期“结束后，他到其选区内的小贩中心走了一趟，了解民情，顺便为小贩打气，在跟小贩保持安全距离下，手持写着”支持他们“兼画上一个笑脸的小牌子跟小贩合照。

（黄国光面簿）

（黄国光面簿）

这是地方代议士在疫情紧张的形势下“下乡“访问，作出支持小贩的亲民动作。

没想到，在八个多月后，上个月在社交媒体上竟成了一个热炒的话题，还惊动警方对这位执政党议员当时的举牌事件进行调查。

警方显然是在有人报警之后才加以处理，这也应该是警方的办事正常程序。

这件既不是什么抗议，更说不上示威的邻里小事，竟然演变成议员被传召问话，我们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议员难做！

做议员难，做反对党议员更难，看样子做执政党议员也同样不容易。

有人突然在这件半年多前的小事上找到发挥的灵感，炒作成“议员无照在公共场所集会“，动机不在于黄国光举牌拍照的动作是否合法，而是为了拿这件事与社运人士范国瀚的类似举动却因此涉嫌抵触公共秩序法令的事件相提并论。

2020年3月28日，社运分子范国瀚在在大巴窑邻里警局外，举起一张画有笑脸的纸皮抗议。（路透社）

范国瀚于去年3月28日下午1时许在大巴窑邻里警局外举起一张画有笑脸的纸皮，他也因为在前国家法院外抗议被控。阅读全文»

笑脸示威 新加坡活动人士面临罚款

中央广播电台    2020-11-20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085238

新加坡活动人士范国瀚(Jolovan Wham)（路透社/达志影像）

路透社今天（20日）报导，新加坡活动人士范国瀚(Jolovan Wham)因未获准许而独自在警察局外举着一个粗略绘制的笑脸牌子进行抗议，将遭到当局控诉。

根据报导，警方19日告诉范国瀚，他将于23日在法院遭到正式起诉。

这项控诉与3月的一起事件有关，当时范国瀚独自举着一个画有笑脸的厚纸板示威，表达对他对一名遭到警察盘问的气候活动青少年支持。

范国瀚并在他的社群媒体帐号上传这张示威照片。

根据范国瀚公布在推特上的指控名单，这位今年已在狱中短暂服刑两次的民权运动人士，将依规范公共场所集会与游行法规的“公共秩序法”(Public Order Act)被起诉。他将面临新加坡币5千元（3,719美元）的罚金。

新加坡对公共集会、媒体与言论自由有着严格管控。而40岁的范国瀚曾数次被捕，像是他在去年2月就被以发起非法公开讨论会的罪名，判处罚金新加坡币3,200元。

新加坡警方证实范国瀚已收到指控通知，但没有立即发表进一步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