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s Tagged ‘警察’
“警队声誉离不开良好政治文化”，早报说法有悖事实
伍依 2023-5-15
国家是什么？国家是一个阶级统治另外一个阶级的工具。其含义是，统治阶级必须建立一整套法律、制度、执行机构，并依赖于这些法律、制度、执行机构才能实现对被统治阶级的统治。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专政机关都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机器的运行，保证了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统治，从而保证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当被统治阶级对统治阶级的不满达到一定程度而发生反抗时，统治阶级所掌握的国家机器就会对反抗者进行镇压。
殖民地时期的新加坡，警察镇压工人、学生、教师造成流血事件司空见惯，李光耀就是靠着为被镇压者作法律辩护赢得了政治资本，得以顺利上台执政。
李光耀当权后，反过来镇压把他扶上台的工人、学生和知识分子，镇压的工具就是警察。
据统计，从1959年至1965年，新加坡个人罢工事件共375起。在罢工期间，工人被捕、被提控、被驱逐和工团被封闭等等，无不是由“警队”执行。
李光耀政权接过英殖民主义者“紧急法令”的衣钵，改头换面成为臭名昭著的“内安法令”，大肆逮捕政党、工会、乡村团体、文艺团体、校友会、学生等等的领袖干部，其中最为著名的是1963年2月2日英国、吉隆坡政权和人民行动党政权三方联手所进行的“冷藏行动”大逮捕，林清祥和120位左翼分子被拘留。这些镇压行动，皆由“警队”执行。所谓“冷藏行动”，李光耀完全是基于左翼势力威胁到行动党政权。
《联合早报》的社论《警队声誉离不开良好政治文化》（2023年5月15日）说“警员在内的所有公务员，都必须时刻保持专业精神，坚持政治中立”。不错，“警员”的确具有“专业精神”，一丝不苟地执行政府的指令执行任务。但说“坚持政治中立”显然是瞎掰。因为被执行任务的人都是当权者的对手。 阅读更多 »
竞选宣传，究竟是如何构成的？
作者：覃炳鑫 (P J Thum) 译者：林康 2022-4-19
选举局为什么针对“新叙事”，却不针对其他个人与机构报案，他们不也同样对符合“竞选宣传”定义的文章做推广吗？“新叙事”并未否认推送相关文章，既然如此，警方为什么还需要扣押我的手机和电脑？只为了扣押我的电脑，为什么需要动用四名警力押我回家？
2020年7月大选，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面对灾难性的投票结果。在新加坡国会总共93个议席中，它震撼地丢了10席；总得票率61.2%，也比上届大选滑落8.7个百分点。若是其他自由公平选举国家，上述数据本来可说是压倒性的胜利，对这个在独立观察者眼中谈不上有什么自由公平选举的国家，却是个惊人的倒退。猖獗的格里蝾螈式(gerrymandering)的选区划分，心怀畏惧的选民，覆盖面失衡的媒体报道，对在野党政治人物的骚扰，是这里选举的常态。这一切造成的结果是，人民行动党自1959年以来不间断地掌权，自1968年起至1981年，在长达十三年期间，更囊括了国会所有议席。
具体分析，造成选举不公的原因之一，是《国会选举法令》(Parliamentary Elections Act)（且不说大量其他立法）赋予受委官员巨大空间，来仲裁法规是否得到遵循。由此而形成的一个模式是，异议一方无论做什么，几乎都被判定为违反法规，而亲官方的行为，哪怕显着抵触法规也被视若无睹，或者在温和地给予警告后轻轻放过。情况既然如此，人民行动党总能说选举是严格依法进行的。
作为历史学家及东南亚独立网上媒体“新叙事”(New Naratif)的常务董事，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可充分证明以上所述。“新叙事”刊登分析性长文及其他，包括调查报道、研究报告、漫画、视频与音频，也举办研讨会和民主教室。“新叙事”过去屡遭行动党政府以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加以抨击。它不能注册，被禁止在新加坡运作，只好将总部设到吉隆坡去。我们关于选举的系列报道，是行动党控制下主流媒体对在野党充满偏见的相应报道的有效对照。大选过后，总理公署迅速施加报复。报复的工具，是《国会选举法令》下有关“竞选宣传”的条款。 阅读更多 »
守夜，这一次非法
作者：韩俐颖 (Kirsten Han) 译者：林康
我和当局的这一回交锋，结果是空雷无雨。虚掷的大量资源与人力（由纳税人买单），远远超过我们守夜实际付出的时间与精力。事情过了好些年，我至今依然不晓得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
警方严厉警告，说我在2017年7月13日晚11:15至11:30之间，涉嫌参与一个没有准证的公开集会，触犯公共秩序法令(Public Order Act)第16(2)(a)条规定。
让我们把时间稍微拨后些，仔细看看我在这15分钟里，做了什么可怕的事。
2017年7月13日（星期四），死囚普拉巴卡兰(Prabagaran Srivijayan)第二天将被执行绞刑。反对死刑的社运分子想尽办法要救他，至少为他争取延缓行刑的时间。那天下午，他在上诉庭面对最后一次上诉；辩护律师声辩，普拉巴在马来西亚还有待审案子，那里的社运工作者试图通过他们自己的法庭，要求大马政府将普拉巴的案子移交联合国国际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审理。
新加坡法官不予接受，驳回了上诉。绞刑将如期执行。
那天，普拉巴的家人都到了上诉庭。他们从柔佛，越过新柔长堤来看他。他们计划，如果上诉顺利，他们就先回家去。否则，他们将留下在新加坡过夜，尽可能靠近他，陪他走完最后一程。
他的老母亲伊斯瓦丽(Eswari)和两位姨妈，一般通过微笑、手势，有时以破碎的英语和我交谈。她们依赖普拉巴的表哥马哈(Maha)代表家人发言，处理或有的行政问题。我们都知道希望渺茫，还是尽量往好的方面想，但愿有好结果。法庭鲜少出现奇迹，但也不是从来没有。不过，我们的希望还是落空了。
庭审结束时，已经没有足够时间把普拉巴带回监狱，再安排正式的家人会面，他的家人只能在高等法院底层的拘留室和他道别。伊斯瓦丽女士哭着出来。
“俐颖，明天，已经没有了，我的儿子，”离开法院乘的士回（我们给他们安排的）旅店时，她和我说。缺乏词汇，不正确的发音，却传递了锥心的伤感；简单，沉重。
延缓行刑的希望落空，我们接着寻思，该怎么做才能给普拉巴的家人支持，展示同即将被新加坡国家处死的又一名囚犯站在一起。可以预期的答案是：
普拉巴卡兰的亲属和支持者在樟宜监狱外守候。
“我们给他守夜？”
在死囚即将于黎明被处死前的晚上守夜，新加坡过去其实曾经有过。新加坡公民里德祖安•姆•阿里(Ridzuan Md Ali)，由于总检察署拒绝发给合作证(Certificate of Cooperation)难逃一死，是前于普拉巴最后一个被行刑的死囚。2017年5月19日，那个星期五的早晨我来到樟宜监狱，约百来人已安静及和平地聚集在监狱外。这些里德祖安的朋友和同伴们，前来陪他走完最后一程。我见到有若干警察在场，不过显然一整晚都没什么麻烦。所以建议给普拉巴守夜时，没人想到会有什么问题。 阅读更多 »
火速追剿：“冷静日”干扰冷静的张素兰
作者：张媛容 译者：林康 2022-3-27
2016年5月31日，星期二，凌晨2点
警察搜查张素兰（站在红衣人右边者）的家
七八名警方人员闯进67岁瘦小女人家里。她要求来人脱鞋进屋，没人理会。这些人在屋里恣意搜查了不止一个钟头，到处走动，随意录像拍照。离开时，取走她的桌面电脑、膝上电脑和手机。
闯进张素兰家，扣留她的个人物品，是紧随着有人报案后立马采取的行动。选举局(Elections Department, ELD)向警方检举，说她武吉巴督(Bukit Batok)补选的冷静日当天，有四次脸书贴文，无异于从事竞选宣传。
要是触犯竞选宣传法规罪成，张素兰将面对最高达S$1,000罚款，或坐牢不超过12个月，或两罚并行。
什么是“冷静日”
“冷静日”(Cooling Off Day)是新加坡政府以保护公民不怀着危险的激情投票名义，于2010年7月1日创造出来的。政府在其官方网站如此宣告：
投票日前一天，称为“冷静日”。在当天的24小时期间，禁止从事竞选活动，以便让投票人投票前有时间对各项议题做理性思考。
新加坡至今已有过七个冷静日：
| 迄今为止的冷静日 | |||
| 选举名目 | 冷静日 | 投票日 | |
| 1 | 大选 | 2011年5月6日 | 2011年5月7日 |
| 2 | 总统选举 | 2011年8月26日 | 2011年8月27日 |
| 3 | 后港选区补选 | 2012年5月25日 | 2012年5月26日 |
| 4 | 榜鹅东区补选 | 2013年1月25日 | 2013年1月26日 |
| 5 | 大选 | 2015年9月10日 | 2015年9月11日 |
| 6 | 武吉巴督选区补选 | 2016年5月6日 | 2016年5月7日 |
| 7 | 大选 | 2020年7月9日 | 2020年7月10日 |
根据公开资料，在过去七次选举中，有三次没发生关于抵触冷静日规定的投诉。其他四次警方接到有人触犯冷静日规定的检举：
| 警方接到触犯冷静日/投票日规定的报案 | |||
| 年份 | 选举名目 | 报案人 | 针对 |
| 2011年 | 大选 | 某公民 | 陈佩玲 |
| 2011年 | 大选 | 某公民 | 佘雪玲 |
| 2015年 | 大选 | 某公民 | 维文(Vivian Balakrishnan) |
| 2016年 | 武吉巴督选区补选 | 选举局 | 新加坡独立网 |
| 2016年 | 武吉巴督选区补选 | 选举局 | 张素兰 |
| 2016年 | 武吉巴督选区补选 | 选举局 | 鄞义林 |
| 2016年 | 武吉巴督选区补选 | 某公民 | Jason Chua |
| 2020年 | 大选 | 某公民 | 比拉哈里•考西坎(Bilahari Kausikan) |
最近一次关于触犯冷静日规定的报案，是某公民投诉巡回大使比拉哈里•考西坎(Bilahari Kausikan)，指责比拉哈里2020年大选冷静日，“在脸书做政治性发文，影响公众投票的政党政治倾向”。
比拉哈里在该已从公众阅览范围移除的脸书文章，训斥李显扬（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次子）加入新加坡前进党(Progress Singapore Party)。比拉哈里认为李显扬强力攻击自身从中受惠的体制，只是为了阻止兄长（李显龙）处理其亡父原先馈赠给他（兄长）的欧思礼路38号故居。比拉哈里也批评李显扬有从政的野心，并进一步指称李显扬给出不参与该次大选的理由，既“空洞”又“懦弱”。
2020年大选，新加坡前进党派出24名候选人，和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候选人竞选。截至本文写作（2021年5月31日）当下，不见有警方由于该投诉对比拉哈里采取任何行动的新闻，也不见选举局针对此事发表过任何评论。 阅读更多 »
新加坡政府毁诺！坦承随时可查阅人民接触史 网友气炸
联合报/编译：李京伦 2021-1-5
https://udn.com/news/story/6809/5149645
新加坡政府推出的追踪新冠肺炎患者接触史APP“TraceTogether”。（法新社）
新加坡政府曾多次向人民保证，政府推出的追踪新冠肺炎患者接触史APP“TraceTogether”搜集到的资料，只会用于追踪新冠患者接触史，不会用在其他方面，鼓励民众下载，不过，内政部次长陈国明4日在国会接受质询时承认，警方“调查刑事案件”时也可以取用这些资料，等于推翻先前的保证，引起网友哗然，许多人认为被骗，发文说已怒删这款APP。
新加坡近八成民众自愿下载TraceTogether，这个APP会记录使用者去过哪些地方。近日政府宣布，未来必须下载TraceTogether，才能进入各类公共场所，包括超市、工作地点等，因此下载的民众愈来愈多。
TraceTogether用手机APP或蓝牙装置监控用户所在地和接触者。如果用户确诊新冠肺炎，TraceTogether的资料能让政府很快找到患者接触过的人，控制疫情传播。
4日当天，TraceTogether更新了隐私条款，内文写到：“我们要诚实告诉您，TraceTogether的资料可能用在公民安全受威胁时，新加坡警方依据刑事诉讼法，有权为了刑事调查获取任何资料，包括TraceTogether的资料。”
不愿具名的新加坡人说：“大多数人不是因为一天到晚被监视而生气，毕竟到处都有监视器，他们是因为感觉受骗而发火。”
相关链接：
27组织向哈莉玛致公开信 就我国司法制度设调查委会审查
网络公民/蓝桑 2020-12-21
https://zh.theonlinecitizen.com/2020/12/27组织向哈莉玛致公开信 就我国司法制度设调查委会审查/
27个民间组织发布公开信，共同促请哈莉玛总统设立调查委员会，审查我国的司法制度。
该公开信函是于上周五（12月18日），国际客工日(International Migrants Day)发布，尤其针对于今年9月上诉得直的印尼籍前女佣巴蒂(Parti Liyani)案件。
信中指出，该案件显示了我国司法系统存在“缺陷”，并指巴蒂的案件已经引起民众的注意，在寻求司法公正的过程中，“许多低收入的新加坡人和客工”都有可能面对这些障碍。
在11月14日的国会辩论上，也有提到总检察署调查对此案的调查“并不完整”。
信中也提到，部长在国会上曾表示，他们也为还未验证的新证据而感到困扰，如巴蒂被指在向人力部投诉时，拒绝了中介的帮助的说辞。“由于她无权在国会中作出答复，因此对她进行未经法庭审核的指控，是不适合的。”
信中提到部长级声明重复了控方的指控，而辩护律师已经在法庭上对这些指控做出了辩解。“随后的媒体报导导致民众质疑巴蒂的冤屈，但是法庭已经证明了她是无辜的。以这种方式重写巴蒂案件，企图以不平等手段掩盖被告的不利处境，以及迫切的改变需求。”
公开信的签署者呼吁哈莉玛总统，设立一个调查委员会，由专员、评估人员或证人，以及拥有与弱势群体合作的丰富经验专业人士，如社会学家、社工、刑事辩护律师、防疫员和维护客工权益人士。阅读全文»
王乙康抵触选举条例警不追究 张素兰质问为何有差别待遇？
网络公民 2020-7-20
https://zh.theonlinecitizen.com/2020/07/王乙康抵触选举条例警不追究 张素兰质问为何有差别待遇？
日前，教育部长王乙康被指选举期间，出现与小学生对话的短片，已违反选举规则，短片也已取下。
根据选举法（第218章）第83条文，不得参与选举活动的人士，包括中小学生、非公民、破产、或有犯罪记录者，都不得参与选举活动。
然而，选举局和警方告知媒体，警方虽确认接获有关报案，但不会对王乙康采取进一步行动，理由是短片已被取下，选举官已经训诫后者，需遵守选举条例。
对此，张素兰律师质问，警方为何不追究王乙康短片一事。
文内指出，在她阅读了相关报道后得知王乙康已违反选举法第81(1)条文，并指警方有权针对相关违法人士进行扣押电子设备、摄像机、电脑和手机等。
“我刚阅读了警方不会对教育部长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报导，王乙康确实违反了第81(1)条文，并援引第81(7)条，警方有权进行逮捕。“
张素兰：其他被指抵触同样条例者却遭“羞辱”
但选举局与警方却选择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王乙康甚至都没有接到警方的警告。然而，其他被警方声称有着相同违法行为的人包括她自己却不得不忍受警方的羞辱。
“包括我在内的人如鄞义林、拉维、库玛兰等人却在2016年时不得不忍受警方所带来的羞辱。“
她也忆述当时被抓捕的情形，指当时遭受署名警方的威胁，要求交出手机，并指出当时被告知犯下“可予拘捕罪行“，却与王乙康的待遇截然不同。
“犹记当时深夜，便衣警察找上门，他们开始追踪我的动向，并在门缝地下留了一封信。翌日，警方早上9点来敲我门，并要求我必须到警察总部报到。在警察总部时，我被几名凶狠的警察审问和威胁，并要求交出手机，当时有人告诉我，我犯下的罪行是“可予拘捕罪行”，与王乙康所犯下的罪行相同。“阅读全文»
新加坡模式的政治哲学——从香港流水革命之中新加坡对港评论说起
邝健铭 2019-11-8
https://www.facebook.com/xinguozhi/posts/2504737846279312:80
官方“新加坡故事”论述强调新加坡作为小国面对内忧外患，前路危机四伏，国家若要生存，其发展便不能有丝毫差错，与此同时，新加坡执政党政府行事强有力，其官员清廉与具仁心，言下之意，是国家由此强势政府带领便能繁盛发展。对新加坡传媒乃至精英而言，褒扬香港抗争者，形同挑战上述以政府为中心的“新加坡故事”，动摇新加坡执政党政府认受性根基，由是观之——特别是当新一届新加坡大选将临，李显龙提出“五大诉求旨同推翻政府论”便显得合情合理。
自香港反修例运动爆发之后，黄蓝之争不只在香港出现，东南亚华人社群的黄蓝分布，对香港时局的看法也受香港民众乃至香港内外媒体关注。香港网民尤其会留意新加坡针对香港状况的评论，例如8月时，在香港反修例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网上讨论区“连登”便曾刊有以《新加坡官媒：中共解放军进击香港，利多于弊！香港会玩完，但中共会胜利》为题的帖文，文内谈论前《海峡时报》(Straits Times)总编辑冯元良(Leslie Fong)不乏亲中色彩的观点与主张。
新加坡社会上下评论香港现况的观点易受香港民众注意，原因至少有二：第一，新加坡与香港素来被视为比较对象，且在运动期间，香港内外媒体不时报导新加坡如何因香港时局而得益，新加坡舆论自然易被港人留意参考；第二，于香港风雨飘摇之时，相较其他东南亚华人社区的表现，新加坡反应的特别之处，在于狮城政治精英相对积极与踊跃地就香港事务表态。新近例子，是总理李显龙在公开演说指香港抗争者提五大诉求无助解决问题，旨在“推翻香港政府”，此一言论其后广受香港媒体报导，中国网民甚至因而视李显龙为英雄。从香港角度看，新加坡媒体乃至精英的对港观点不无可商榷处，甚至不难被否证，参考价值不如想象般高。问题是，这类新加坡言论所针对的主要对象多不是香港人，其framing 实际上犹如新加坡国家发展论述“新加坡故事”的另类演绎，其内容多少附有内政外交功能。
新加坡媒体乃至精英的对港观点基本上离不开三点：第一，香港抗争者被视为“无法无天”的“暴徒”乃至“恐怖份子”﹑被认定是香港乱局的主要问题根源，因为政府权威不容被挑战，社会秩序不能被扰乱，民众生活不能被干扰。香港警察已克尽己职，为制服“暴徒”而疲于奔命；第二，由始至终，中国于香港管治事务里都居于主导地位﹑处于强势位置，香港抗争者与中国政府硬碰硬，是以卵击石，终将徒劳无功；第三，香港乱况是单纯的中国境内内部事务，外国势力对香港处境既不感兴趣，亦无意介入。换言之，香港民众寄望国际社会能为流水革命予提供援助是不切实际；民众力图以所谓“焦土”或“揽炒”方式抗争，只会自毁长城﹑进一步贬损香港在中国之内的战略位置。随中国持续崛起，香港流水革命换取的终将是自杀式悲剧。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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