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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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s Tagged ‘讲华语运动

“东……其实我们叫‘亚细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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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宗纶     2017-9-21
https://www.facebook.com/wanahboytw/photos/a.468062560021517.1073741828.468057076688732/793375737490196/?type=3

如果李显龙作为一国领导人,在这个访谈中,没有那个语塞不到一秒的自我意识,而真的依了中国记者用了“东盟”这个词,那么讲华语运动就可以真的废了,直接把这个业务外包给中国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就可以了。

李显龙应李克强邀请访问中国,新加坡网友纷纷嘲讽李显龙,只能获得中国第二重要的人(second man)来迎接他,新加坡与中国间的关系本来就很诡异,我没有要谈论李显龙此行的地缘政治意义,引起我注意的是他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的措辞。

新华社记者提到新加坡将是明年度“东盟”(ASEAN,台湾叫“东协”)的轮值主席国,将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衔接中国与东南亚区域之上?

新加坡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作为一个官方语言包含华语的国家,李显龙在面对他国记者的提问时,守住了新加坡作为华语使用国家的尊严。

他差一点就同中国记者用了“东盟”这个词,他在前面两句话刻意避开,只说“我们作为协调国、我们作为主席国”,后来下一句话,真的需要把这个词说出来时,李显龙首先发出了“东”的音,然后顿了一下,说“其实我们叫‘亚细安’”,接着的所有的谈话,他都使用“亚细安”一词,而换成新华社记者再也没有提到ASEAN这个词。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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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ten by xinguozhi

九月 21, 2017 at 1:11 下午

新加坡华人重拾祖先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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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张彦(Ian Johnson)      译者:纽约时报中文网       2017-8-28
https://cn.nytimes.com/asia-pacific/20170828/singapore-language-hokkien-mandarin/

说闽南语的卓金举(Tok Kim Kiok,音,左)和他妻子罗娥娇(ILaw Ngoh Kiaw,音),看着说英语的孙辈玩耍。(Sim Chi Yi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新加坡——卓家和张家堪称新加坡和谐传统的典范。一个周六的午后,三代家族成员聚在同一屋檐下,吃切好的水果,喝茶,彼此陪伴。

唯一的问题是:最年轻和最年长的这两代人几乎无法交流。

7岁的拉韦尔(Lavell)说流利的英语和一点中文普通话,她的祖母、祖籍为中国东南部地区的刘娥娇(Law Ngoh Kiaw),则喜欢说那里的福建方言。因此,这祖孙俩一起看着地板上的娃娃屋时,除了只言片语,几乎无法交谈。

“她不会说我们的闽南语,”刘娥娇叹息着说道,“又实在不想说普通话。”

家族内部成员之间难以交流,是新加坡政府过去数十年间在语言工程方面做出的大规模努力所结出的苦果。

以1970年代末的一系列举措为起点,这个城邦的领导人有效地禁绝了一些中文方言——那是四分之三新加坡人的母语——为的是提倡人们使用中国的官方语言:普通话。

几年后,就连普通话的使用范围也被压缩,以便给身为全球商务语言的英语让路。

“新加坡以前就像一片语言的热带雨林——杂草丛生,有点混乱,但非常有活力,欣欣向荣,”新加坡的语言历史学者陈丹枫(Tan Dan Feng)说。“现今,经过几十年的修剪和扬弃,它成了一个以经济作物为重心的园子:为了力争上游而学习英语或普通话,其余的都没用,因此我们就将其舍弃。”

这种对语言的压制,及其给多代同堂家庭造成的影响,引起了广泛的憎恶——现在政府的政策已有所软化。

最近,自1970年代末以来首次有闽南语电视连续剧播出——在1970年代,约40%的新加坡人以闽南语为第一语言。很多年轻人也开始自学方言,希望重拾与过往岁月或他们的祖父母的联系。

此外,今年5月,一个新的多方言电影项目得到政府的背书,教育部长亲自现身电影首映式,这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阅读更多 »

“语言污染”进入新加坡日常生活,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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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振羽博士(南洋理工大学终身名誉教授、新跃社科大学学术顾问)     2017-8-6
http://www.yan.sg/henweixiangshenghuo/

语言污染事件变得如此普遍,好像人们都已经不那么敏感了。更危险之处在于:当这种“污染”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们极有可能开始对其“免疫”。到那时候,污染就会变得更难清理。

相比我所知道其它社会,新加坡可说是最为关注语言及其相关问题。

语言、族群还有宗教,在新加坡这个多元社会里,一向被审慎对待;而双语,也一直被认为是新加坡教育体系的基石。

新加坡相当持久地推广语言,每年都举办“讲华语运动”活动,至今已有37年历史;除此之外,马来语理事会年年举办“马来语月”,淡米尔语理事会则有“淡米尔语节”,来推广各自的母语。甚至还有“讲正确英语运动”,目的就为推广英语的“正确”使用。

为了推广双语,新加坡还在2011年设立了李光耀双语基金,筹款1亿新币用于资助学习母语和英语的项目和计划。

为了提升翻译质量,大学纷纷提供笔译和通译的学位项目。南洋理工大学的第一批笔译与通译专业的硕士刚刚毕业;新跃社科大学(也就是之前的新跃大学)则才庆祝了笔译通译学士项目的创办10周年。

总体来看,新加坡似乎是个沉湎于语言、语言标准以及与语言相关议题的社会。

然而,翻译和语言使用中的错误却屡见不鲜。最新的例证,就是在2017年讲华语运动的启动仪式上用了错字。当时,中文字“读”被错误打成了“渎”,原本是“读书”的意思,却变成了“藐视”。虽然这两个字,看起来像得不得了,但这个错误在华社看来,依旧不可饶恕。因为这件事恰恰发生在推广正确使用华语的活动中,它引发了不少争议乃至嘲讽。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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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 10, 2017 at 1:45 下午

新加坡华文之难与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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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先生     2017-8-2

华文学习路之所以会“荆棘满途”,主要便是因为新加坡人给自己开了一条永远康庄的后路:舍弃华语,逃离华文。从“华人要学好华语”到“华人要学华语”,从“学华语很难”到“只学英文就好”,如此步步后退,直至退无可退。妄自菲薄,自轻自贱,说更难听一点便是自甘堕落了。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讲华语运动日前闹出听说“渎”写的笑话,一时引起议论纷纷。《联合早报》便有好几篇文章对此做出回应,其中早报新闻编辑郭颖轩的文章《言语图钉》指当局出错可能是三点水的写法难分或可能是赶工时出错。她澄清不是帮当局找借口辩解,只是“尝试从多角度看待问题,以更多同理心了解症结所在,并提出具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那经过多角度看待问题后,所谓的症结在哪里呢?郭小姐提出了两点:其一、“华文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之一”,因此容易出错,也容易让学生打退堂鼓;其二、“网络与社媒时代培养的挖苦、嘲笑和乐于捉人小辫子生态的心态”,打击下一代的信心和兴趣。那解决方案呢?郭小姐先引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傅海燕的话,说活动团队已保证将加强现有程序,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文章最后呼吁大家别在“荆棘满途的华文学习路上”“撒钉”。

讲华语运动的听说“渎”写,或者是新加坡华语的每况愈下,其症结究竟在哪里?郭小姐提出的两点断不会是答案,但该文本身却正是新加坡华文症结的最佳演绎。

首先要声明,我并不觉得郭小姐是想刻意辩解或发出什么惊人之语。如果稍加留意的话,你会发现与之持同样论调的实大有人在:行书的三点水不易分,希望各界不要一直取笑嘲讽,“穷追猛打”“得理不饶人”,要有同理心,并从错误中学习。如果说郭小姐的论点是新加坡的主流论述之一,我想并不为过。

这种主流论调所反映出来的,其实就是新加坡人对学习华文的固有思维:华文很难,是世界上最难的语言之一。这同时也暗示了学习华文是无趣的,读写华文偶有纰漏是在所难免的。因为学华文这事实在太难了,所以如果有人肯学,我们就应该额手称庆了,怎么还可以苛求,甚至没有同理心地加以嘲笑呢?要是在一些鸡毛蒜皮的错别字上纠结,那更是吹毛求疵是强人所难是捉小辫子是得理不饶人是在华文路上撒钉了。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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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 2, 2017 at 9:16 下午

潘朵拉的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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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莫愁    2017-7-31

显龙大君很懂得“破罐破摔”的玩法,他就会祭出一个“万能匙委员会”——这次叫做由16人组成的总统选举族群委员会(Community Committee)中的马来族分委员来定夺,以示中立透明。按照他们的黑箱做法,即使要把哈莉玛定为爱斯基摩族应该也没问题。

显龙大君爱收集瓶瓶罐罐,最近拿出来把玩,却发现这些东西只有两个标签:一个是“潘朵拉”——“慌乱中,潘朵拉赶紧盖住盒子,结果盒内只剩希望没飞出去。”;一个是“can of worms”(一罐的虫子)——A situation of unforeseen problems(美俚:出现不可预见的问题的情况)。

【哈莉玛是西米狼?】

右边这张图,标题下得很温馨,要是换作哈莉玛是个反对党人物,大概标题会是这样:《哈莉玛是印度人还是马来人,请讲清楚说明白?》

老实说,种族课题根本就是潘朵拉的强项,搞不好会引起动乱。你要说父亲是印度人,自己就是印度人吗?莫愁也觉得太武断,因为这太不尊重母亲卵子的功劳了。尤其是新加坡有意建立一个国族的共同理念,异族通婚被认为是好事,如此大费周章来认证根正苗红,岂不是碍着地球转?

但是,新加坡作为一个世俗社会,确实不能免俗。好比说行动党的杰乐•大卫和维文医生,因为父亲是印度人,所以他们被“定义”为印度人;没因母亲是华人而被“定义”成华族,虽然杰乐好像会说华语,至于他们会不会说“印度话”,咦,那倒不是什么参考项。还有英兰妮和祖安清心都属此列,两个靓妞只是会讲广东话的少数族裔,所以显龙大君……套句市井人语,大概就是“拿L 敲头”了。

无巧不成书,最近邻国也因这个“身份”问题引起社会的广泛讨论。他们的副首相阿末扎希日前在巫统某区部代表大会闭幕仪式上,更公开出示马哈迪身份证副本,表示马哈迪的原名,其实是“Mahathir a/l Iskandar Kutty”,是印度人Kutty的儿子,并且当场念出马哈迪的身份证号码。他说,马哈迪拥有印裔血统,却利用马来人的身份,当了22年首相,在利用完了之后,马哈迪就开始背弃巫统。

而首相纳吉于7月18日在吉隆坡出席印裔穆斯林开斋节晚宴时,接纳主办当局印裔穆斯林联合会(Permin)主席达祖丁的建议,同意将印裔穆斯林列入土著,或通过行政手段或在宪报公布,以满足该社群一向来所争取的。换句话说,政府将承认有“印裔穆斯林”这个族群的存在,是和巫裔穆斯林有区别的。这就让莫愁想到,过去为什么我们一直假设哈莉玛是马来人呢?因为无论出席任何场合,她都以戴头巾示人,因此我们就以为她是马来人。其实她戴头巾乃是来自信仰——伊斯兰,所以真正的身份是“印裔穆斯林”,乃冯京马凉之误也。 阅读更多 »

莫愁掉书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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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莫愁       2017-7-25

【副刊】

上个星期,《联合早报》几个二丑接连写了几篇有关“错字”的文章,不外就是从检讨自己经常写错字,以此来轻轻化解当前讲华语运动出丑的尴尬;以贫尼的标准看来,这是苹果和橙不能相比的。

首先,现而今的电子排版,记者用电脑写稿,然后责任编辑用电脑审稿,只关两人之间的事,一切数码化到出街,少了排字工友,没了“手民之误”;要是该记者敲字如飞,编辑在“冲线那一两小时内,一口气看两三万字也是平常的事”,出了一两个错别字也还情有可原。可是作为社会运动的标语(才简简单单4个字),从开会到文案,到美术制作,要经过多少人的手?即使到了现场,有那么多眼睛盯着那4个字还是照旧出错,那唯有说那4字是大家都不懂的外星文才说得过去。这是韩咏梅自己说的:“据知现场有人看出错字,通知一个工作人员,对方以‘字体不同’打发……”那为何第二天官媒却没一家指出错字,这些出席的中文记者都不识字吗?还得由网络论坛打第一炮,官媒才来马后炮。

韩咏梅为了申论,临时还在网上找来一个例子,说“副刊”的“副”就是个大别字,“竟然”错了近100年:

我们与一个很重要的报章错别字共存了近100年,而且应该会继续共存下去。这个大别字就是“副刊”的“副”。

台湾《中央日报》副刊前主编林黛嫚去年出版新书《推浪的人》,在书中引述另一名副刊前辈、诗人瘂弦谈副刊起源时说,世界华文报“副刊”起源于1921年10月12日的《晨报》,起初是单张发行,刊载的是文艺稿件。翻开历史上这张报纸发现报眉上写的是“晨报附刊”,刊头却写成“晨报副镌”。根据考证,因为是随报附送,“附刊”更贴近原意,但编辑书写刊头时误将“附刊”写成“副镌”,后来“晨报副镌”迅速走红,成为新文化运动四大副刊之一。1925年晨报决定把“副镌”改成“副刊”,这才结束这个美丽的错误。

诸位看官,如果韩副总所说属实,那为什么“副”字后来还是改不掉呢?林黛嫚不学无术,想不到国大中文硕士看后还采信,啧啧啧……这些说的人,根本不了解清末民初……甚至是中华文化文人的习气,就因为懂得的字太多,才有资格玩这种文字游戏。那是一个汉语更高深的年代,你以为随便写个“大别字”就能糊弄过关吗?人家非得要你从《十三经》里找出点儿蛛丝马迹来才肯罢休。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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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 25, 2017 at 2:32 下午

教我如何不想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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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夜暮到黎明     2017-7-21
http://navalants.blogspot.sg/2017/07/blog-post_21.html

中文被边缘化是本地大环境的格局,使用中文的人士普遍认为本地中文顶多只剩黄金十年,当最后一群能够自信地驾驭中文的华校生老了,没有太多精力了,就到了“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时刻。结局是否如此,十年后我们若能相逢,再把酒追探昔日事。

读是个常用字,渎则是个贬义字。(图片来源:互联网)

2017年度华语运动开锣,活动宣导的大标语“听说读写”的读,竟然变成为亵渎的“渎”,活动主宾傅海燕(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被安排站在“渎”后,非常戏剧化。

“读”是个简单的中文字,可是精英们竟然无法分辨“读”与“渎”,除了凸显中文程度惨不忍睹,审查机制严重疏漏外,社群网络纷纷热议,认为这项失误等于是在亵渎华人文化。这类一年一度的中文活动形式远远大于内容,更何况用错了这么普通的文字的,正是鼓励国人使用标准华语的单位。

国会“仪”员的笑话。(图片来源:互联网)

眼尖的网民传阅了另一则盛港西国会议员蓝彬明访问选区的告示,蓝彬明的身份为国会“仪”员,有人讽刺国会需要殡仪员,将中文送入火化场;有人认为新加坡已经失去对中文的尊重,需要一名“礼仪员”来指导等。

这些事件使我想起2013年9月所发表过的心声,对本地使用中文的人士不受尊重,表达了个人看法。当时本地中文媒体都跟进了,多个国际平台亦转载了相关讯息。政府当然必须摆出架势,多名部长出面,说要提高中文与翻译水平等,轰轰烈烈地推出一系列宏观的“补救措施”。舆论压力过去后,一切都恢复“正常”。这是过去数十年来新加坡的政治生态。

南大初建时

爱过才知情重,这种情意结不是“精英”所能理解的。

一群印刷工友到兴建中的南洋大学参观,背景为文学院。1955

我在个人收藏中找到了一张颇具时代意义的旧照,照片中的印刷工友来自水仙门禧街(Hill Street)的德盛印刷所,以及中华总商会对面禧街与陆佑街(Loke Yew Street)交界的中南印务所。背景为南大文学院。

其中一位尚健在的老人家说,工友们对使用中文的东南亚第一所中文大学充满期待。民间创建的南大的泥潭多过建筑物的时候,已经兴致勃勃地前往参观,并为贡献了自己微薄的薪水而深感自豪。

如今,照片中多人已不在人间,如果知道当下的南大食阁与超市禁用中文,不准播放贺年歌曲,是否会从某处跳出来?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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