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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禁绝方言的思考——一位中国语言学教授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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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熙     2017-4-18
怡和世纪 2017年2月–2017年5月号 总第31期

上个世纪70年代,新加坡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讲华语运动”,旨在取缔方言,最终以华语取代方言为华族人士的共同语。这场运动触动了一系列问题。

“华语”和方言的关系

“华语”一词中国古已有之,只是不同时期的“华语”所指有所不同;但无论如何,“华语”指的都是中华语言,而其外延则相对广泛。

新加坡独立后,把华语确定为“官方语言”之一,这就赋予了“华语”新的内涵。几乎差不多同时,中国采用“现代汉语普通话”作为民族共同语的名称。这样一来,“华语”在新加坡成了“华族的共同语”,也因此跟中国的国家通用语言实现了切割,进而为建构新加坡华人社会的认同做了很好的铺垫。

“华语”和方言原来是一种上下位关系。最早把二者进行对举,可以推到马来亚联邦时期;但将“华语”同汉语各方言并列起来,当属于新加坡。这显然与新加坡当局对“华语”内涵和外延的界定有关:它在客观上就导致了“华语”跟原来的闽南话、广府话、客家话的语言学意义上的“对立”。这种语言学概念上的对立,形成了这样的理论基础,即闽南话、粤语、客家话等方言,应该服从国家地位上的“华语”,让位于“华语”。

1982年开始,新加坡广播媒体禁播方言节目,香港电视和台湾用方言的电视剧在“免付费”电视台必须改以华语配音播出,各家中文广播电台也改以华语为听众播出新闻、娱乐和音乐节目,用方言播报的新闻精简为“简要”新闻。

实境观察:母语教育成了第二语言学习

华人本来各有各的方言,这些方言是“与生俱来”的习得结果。它们是自然获得的语言,不需要有意识的学习,没有任何语言学习中的痛苦。在此基础上的母语教育,是“识字读书学文化”。学童到校,任务是学习“官话”,学习书面语,学习“文明词儿”等等。例如,学习官话方面,要学习官话的发音、学习官话的词汇,学习相关的文体和表达方法。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四月 18, 2017 at 4:16 下午

Singlish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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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长狼     2017-3-28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3f9e960102x2j2.html

有人说每个地方都会有自己的语言特色,不能刻意去改变。这个我同意,不要太刻意,但压制和鼓吹都是属于刻意,其实都不明智。
压制会产生反效应,而鼓吹会把语言带入歧途,如果新哥利息被鼓吹正常化后,接着华哥利息也来了,马哥利息也来了,度哥利息也来了,这个账就乱套了。

最近在新加坡有一家外来投资的本地巴士公司为了吸引关注,以调侃方式采用Singlish来制作标示牌,引起人们对Singlish的再次广泛讨论。

对此褒贬之声四起,有人指这会破坏新加坡人对英文的正确使用,另一些人则大不以为然,甚至高声喊出“Singlish就是我们新加坡的文化,就是我们的新加坡方言”。Singlish在本地多年来一直尴尬的存在着,从被人耻笑到渐渐被人们习惯,已经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特别对于新生代新加坡人,他们在这个Singlish的环境中长大,已经丝毫感觉不到有何不妥了。

乃至于,有一位本地诗人叫魏俐瑞的,他在《纽约时报》上发文,夸“Singlish是聪明的、实用的、活力的”。就像一个被狼养大的狼孩认了狼娘一样,即自然又尴尬。

面对这样稚嫩而激进的叫喊,我们首先有必要回顾一下Singlish是怎样产生的。从Singlish的发展历史来看,它的产生和文化方言啥的真扯不上关系。恰恰相反,这是缺乏文化的历史表现。由于新加坡是一个多民族英殖民地国家,各不同种族之间的交流只有以英文来进行。但由于初期本地大量普通百姓普遍文化水平极低,绝大多数人不具备正确使用英文的能力。

就这样,为了便利交流,在一群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底层民众间Singlish 被无所顾忌的传播开来,而且人们也完全不用担心说错被人笑话,因为在当时大家是彼此彼此。诸如: Bus no come no come, one come come three。这样的自编自导令人啼笑皆非的英文充满了大街小巷。这时候,Singlish只是一种临时凑合着用的支离破碎零星言语。

诚然,存在必定有其道理,Singlish解决了当年除了那些早期海峡移民之外,大多数新加坡人英文程度普遍不高的问题,只要能表达意思无论怎样说都行,因为这总比不能沟通要好。

虽然Singlish现在已经在本地蔓延,但这并不能改变这是一种“非理想状态值得发展”的语言。只是现在大家已经习惯了。但习惯就一定是好的吗?乱穿马路也会形成习惯。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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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 18, 2017 at 11:00 上午

Singlish羞耻与否是假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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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宗纶    2017-3-15
https://www.facebook.com/wanahboytw/posts/706114219549682

最近,新加坡巴士上出现一些用Singlish写成的标语,譬如“Now Singapore got new three-door bus”或是“Here can charge phone!” 这意外引起一场语言论战。

这篇《海峡时报》的投书,直接指出,“我们可以容忍Singlish的存在,但我们不该为其感到骄傲。”

政府从打压Singlish,到在五十年国庆上用Singlish的符码大玩游行秀,直到现在,更破天荒在巴士上写Singlish标语,简直是态度上的一大转变,只是一些保守人士似乎栋未条。

一些人念兹在兹的,是Singlish会让新加坡蒙羞,急急忙忙想遮掩Singlish的存在。但事实上,根据大多社会语言学对这个话题的研究,还有我自己对于台人脸书社群大骂Singlish的研究,都指出外国人对于Singlish的指控,绝大部分都不是直扑着Singlish本身而来,而是常常将种族、国家身分等意识形态,重新座落(relocalize)在Singlish的讨论上,真正的问题在于新加坡人与外国人(尤其是“来抢饭碗的”移工)之间日常生活的不愉快,这个新加坡人逐渐抬头的排外主义,以及外来人士对这国际化城市期许的世界主义之间,产生巨大的冲突,这个冲突不解决,一直在Singlish这个假议题上团团转,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Singlish就是新加坡话,新加坡人用新加坡话沟通,天经地义的事。至于有部分华人社群一直把Singlish当成方言或华语能力低落的假想敌,我只觉得完全搞错对像了,一个这么受到污名化的语言,怎么会构成对于其他语言语言活力(何况是华语这么“雄赳赳气昂昂”的霸权语言)的威胁。


(万宗纶,新加坡国立大学语言研究硕士,台大地理系毕业。目前在金门,关注亚洲、专长文化地理学与社会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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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 16, 2017 at 1:09 下午

“方言不是毒蛇猛兽”——郭振羽教授谈新加坡的语言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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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林清如,林沛
怡和世纪 2017年2月–2017年5月号 总第31期

郭振羽是南洋理工大学终身荣誉教授,现任新跃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主任。郭教授向来关注新加坡的语言与文化发展,去年11月25日应《怡和世纪》邀请,到怡和轩与编委同仁进行交流时,针对一些有关新加坡语言与文化有关的议题,与同仁分享他的观察与思考。以下为郭教授当天的谈话摘录。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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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振羽教授

问:早在1979年4月,您在新加坡区域语言中心的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中发表一篇论文,根据一些统计数字指出,本地能够听懂六种语言的人数每一年都在增加。您因此结论,在有利的环境底下,要学习官方语言(华语或者英语),不必要牺牲方言的学习。您讲话后不到几个月,建国总理李光耀就启动了旨在取缔方言的讲华语运动。您第一时间有怎样的反应?从语言学角度,您当时是怎么看待那个即将展开的运动的?

答:语言的问题,其实是我在读博士的时候就开始做的研究,我的论文和这个有关系。我那时在美国任教,1973年新加坡大学请我来,大约就是因为我做语言社会学(sociology of language)这个课题。我来新之后开始关注新加坡语言状况,在70年代已经发表了几篇论文。

据我的观察,李光耀先生从1978年起已经好几次上电视演讲和座谈,又到南大谈语言,谈双语问题。看得出来他已经很密集地在做准备了,而我正好那时就在那个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当然我在写讲稿的时候已经看到当局的方言政策趋向,所以我结论才会谈到两种语言的学习不是对立的关系,可以同时学得多、学得好。我也知道这个跟当局当时的方言政策,好像不是很吻合。我还记得,我上午发表报告,中午在餐厅吃饭时就听到新闻广播,报道我的研究内容。这个课题,好像忽然就变得很受各方重视。到了九月初李总理为讲华语运动主持揭幕,我就知道我的观点不符合官方论点,是政治上不正确的。这是当年一个背景。

李先生认为不同语言的学习是“零和”的关系。他认为人的脑筋就如电脑一样,你这边多储存多用,那边就少了,认为多用方言,必然会影响到华语的学习和使用,因此,必须以决断的手段,钳制方言。可是,心理学家不是这样说的。人脑有很多潜力,你用越多就越增强。在这个问题,多年来李先生的想法前后很一致,可说是他一辈子的坚持。一直到他最后出版的两本书——《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2012)和《李光耀观天下》(2013)——他都是这样坚持的。

14846334935159_page148_image8我却始终认为,让方言没落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觉得政府的政策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毕竟,方言是特定族群情感维系的一个重要纽带,尤其是早期的老人们,没有了方言,他们和晚辈间的沟通的确出现了困难。关于华语与方言的关系,究竟是不是“零和”关系,在语言学上是有争议的。有不少学者认为学习方言有助于学习华语,而方言文化(次文化)和高一层的华族文化可以互补相成。方言和方言文化所呈现的价值观,和华族文化价值观,更是一脉相传,融为一体。总而言之,方言不是毒蛇猛兽;方言和华语也不是“零和”关系。毋庸置疑,方言与特定华人族群的文化传承和身份认同是有一定关联的。我同情方言在新加坡的遭遇;从社会学和语言研究的角度,我一向都认为语言环境不必“一刀切”。多种语言(包括方言)共生共存(包括自生自灭),其实是一种更理想的社会文化景观,也会使得新加坡的文化生活和文化环境充满活力。

这么多年来在不同的场合,我基本上一直表达这样的看法:对方言这么样地打压,对语言环境是不好的。有些政策其实是矫枉过正,譬如马上学生要改名字的拼音啦,出生证要改啦,街道要改名啦。而有时一碰到一些问题一些阻力,结果又调整政策,半途改辙。 阅读更多 »

从“昭南”到“水调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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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耀田    2017-2-15
http://phoonyewtien.blogspot.sg/2017/02/memoriesat-old-ford-factory.html

在原二战博物馆的旧福特车厂资鉴馆(Memories at Old Ford Factory)改名为“昭南展览馆”(Syonan Gallery)引起了网上议论的期间,植物园的百年老树轰然倒下酿成死伤悲剧!

我们的总理仿佛特别喜爱苏东坡的“水调歌头”,当年刚上任时他以“高处不胜寒”来回应中国经贸部长吴仪的“步步高”贺语。据媒体报道,这次的植物园惨祸,他又以“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来表达对遇难者的哀悼。

有人质疑这种“引用”方式,在情在理是否恰当或“合时宜”?在情,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是想念远方还活着的亲人有感而发,还未到哀悼的地步。在理,为何在这种惨景下还要“风雅”一番?!

诚然,中国文字的含蓄微妙不是一些在这方面涉猎不深的人所可以想象和理解。平心而论,“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以及“昭南展览馆”所要表达的“内涵”也许和“节哀顺变”以及“二战日侵展览馆”差别不大,但其姿态色彩感情感受却很不相同,一旦拿捏不准或不够敏感,就可能变得“似是而非”或“模棱两可”。问题是:一个有身份和影响力的人言辞莫非也应该谨慎得体和准确?阅读全文»

Written by xinguozhi

二月 16, 2017 at 10:19 上午

台星语言战争,那些新加坡的外来劳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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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宗纶     2017-1-12
http://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4/2221643

新式英语(Singlish)代表着草根的认同,当外来人口增加,压缩到本地人的生存...

新式英语(Singlish)代表着草根的认同,当外来人口增加,压缩到本地人的生存空间与条件时,在这场“本地” vs. “外来”的战争中,语言就成了互相攻击的利器。图/美联社

前所未见,今年1月开始,新加坡保全公司“策安保安机构”(Certis Cisco)将来台招募拥有大学学位,以及基础英语沟通能力,年龄落在20至40岁的役毕人士;需求共120人,月薪2700新币(约6万台币)——这些人力,将成为新加坡的“辅助警察”(Auxiliary Police Officer, APO)。这是首次新加坡招募非星籍或马籍之外国人口作为警察人力,因此引发星国内部激烈讨论。

基于历史与地缘因素,Certis Cisco 旗下3500余名辅助警察中,除了新加坡本地人以外,有不少马来西亚籍人士,但这次指定招募台湾籍人力,却是第一次,因此格外引人注目。该公司在受访时,表示没有招募台湾以外的其它国家人才的打算,但为何特别向台湾征才,也没有回答。

新加坡长期面临人力短缺的困境,“辅助警察”协助正规警察执行诸如反恐任务、边境管制(含闸口的交通与人流管理)等重要安全检查工作,不仅是常态,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能填补警力空缺。但新加坡向来严禁外国人干预内政(比如集会管制),“辅助警察”的外国籍身分本也因此成为两难的争议。

然而这起招募台湾籍保全人士的争议,却是在一个很诡谲的氛围中发酵。

最近星台军事合作出现不少插曲:先有新加坡装甲车离台后在香港遭北京方面拦截,后又有新竹居民抗议要求星光部队撤出。而新加坡网上早已出现要求政府不要触怒两岸议题的言论氛围,加上星国近年就业市场紧缩,国内逐渐兴起排外主义,这次的海外人力招募似乎触怒敏感神经,让新加坡网友备感错愕,不满的情绪于是以某种论战出现,其中之一便是——质疑台人英语能力。 阅读更多 »

专访张夏帏:大师的遗作,隔世隔空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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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琬绯     2016-9-3
怡和世纪 2016年6月–9月号 总第29期

我国多元文化发展的空间,一方面因为“严重迷信英语是万能的”而受到压缩;另一方面也非常吊诡地反而被所谓的华、巫、印、欧亚四大种族不可动摇的社会结构所牵制。
张夏帏一语道破:“这是个挥之不去的问题:新加坡要塑造‘国族’的身份认同,在英语为共同语的框架下,各种族必须有平等的代表性,不能偏向任何一方。但这也无形中犹如紧箍咒,自我设下很多不必要的额外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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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美术馆落成,让张夏帏感触最深的是,终于有了这么一个空间,让已故中国艺术大师吴冠中与新加坡画家画作隔空隔世对话与交流,使大师生前与新加坡结下的渊源或者曾经擦肩的缘分,得以在他离世后继续深化延续。

国家美术馆除了永久展厅“新加坡展厅”和“东南亚展厅”分别展出新加坡和东南亚从19世纪至今总共上千幅画作之外,还举办开幕两大特展,分别是《吴冠中:大美无垠》与《蔡逸溪:雨后》,展现吴冠中和本地画家蔡逸溪在融合中西艺术的创新实践上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而张夏帏正是这两场开幕特展的策展顾问。

1999年文化奖得主蔡逸溪(1947年—2008年),是本地新生代水墨画家,师承海派大师范昌干,后赴澳大利亚考取艺术硕士学位,擅长以本土题材入画,力求结合东方水墨形式与西方创作基础。张夏帏指出,蔡逸溪所处的年代虽比吴冠中迟了几十年,但无论是所受的训练或追求的中西合璧创新理念,都与吴冠中“水墨现代化”的方向一脉相承。

至今没有任何记载显示这两位风格相近的画家在生前曾有过任何实质上的接触交集。不过张夏帏指出,其实早在1988年,当吴冠中到新加坡办了关键的第一场海外个展,蔡逸溪也在同一年办了自己的处女个展。那一年在新加坡擦肩而过的遗憾,28年后,终于在国家美术馆弥补了;而蔡逸溪的展览空间就正对着吴冠中展厅,两位“相逢恨晚”的画家遥相呼应。

对此,协助策展的张夏帏感叹:“我们现在可以在同一个空间里,让两位画家和他们的作品相互参照和对话,这本身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格外值得兴奋和欣慰。美术是相通的,不同作品和画家各有相通之处,又各有其特质。两位画家虽都已不在世,但看画的人现在有机会直接地对比参照,成就了一场画家、画作、观众之间隔空隔世的对话。”

不过,这也延伸出他至今的遗憾和思考:如果国家美术馆提早几年设立,吴冠中与新加坡的渊源是否能“比想象中更接近”?

1919年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的吴冠中,对新加坡一直有一份特殊的情缘。他在1988年2月应国家博物馆及南洋美专之邀来新举行第一次海外个展,此后不止多次在本地办展,足迹也遍及东京、首尔、伦敦、巴黎等全球各大城市。2008年,89岁的吴冠中将个人的113幅画作捐赠给新加坡美术馆,是当时他个人数量最大的一批艺术捐献,在新中两地引起哗然。他当时受访时向媒体留下这么一句话:“我一辈子努力的就是希望找到人类共同的感情;新加坡离我很近,所以感情近了些。”

投入美术文史研究多年的张夏帏指出,吴冠中一生致力实现的就是“油画民族化、水墨现代化”的理念。而他所认可的中西结合的特质,在与他同代的本地先驱画家身上是充分显现的:“例如刘抗、陈文希、钟泗滨、张荔英,都是代表人物;其中,陈文希与钟泗滨两位尤其精于油画和水墨,并两边交替创作,犹如吴冠中所说的‘水陆兼程’的绘画道路。”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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