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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污染”进入新加坡日常生活,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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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振羽博士(南洋理工大学终身名誉教授、新跃社科大学学术顾问)     2017-8-6
http://www.yan.sg/henweixiangshenghuo/

语言污染事件变得如此普遍,好像人们都已经不那么敏感了。更危险之处在于:当这种“污染”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们极有可能开始对其“免疫”。到那时候,污染就会变得更难清理。

相比我所知道其它社会,新加坡可说是最为关注语言及其相关问题。

语言、族群还有宗教,在新加坡这个多元社会里,一向被审慎对待;而双语,也一直被认为是新加坡教育体系的基石。

新加坡相当持久地推广语言,每年都举办“讲华语运动”活动,至今已有37年历史;除此之外,马来语理事会年年举办“马来语月”,淡米尔语理事会则有“淡米尔语节”,来推广各自的母语。甚至还有“讲正确英语运动”,目的就为推广英语的“正确”使用。

为了推广双语,新加坡还在2011年设立了李光耀双语基金,筹款1亿新币用于资助学习母语和英语的项目和计划。

为了提升翻译质量,大学纷纷提供笔译和通译的学位项目。南洋理工大学的第一批笔译与通译专业的硕士刚刚毕业;新跃社科大学(也就是之前的新跃大学)则才庆祝了笔译通译学士项目的创办10周年。

总体来看,新加坡似乎是个沉湎于语言、语言标准以及与语言相关议题的社会。

然而,翻译和语言使用中的错误却屡见不鲜。最新的例证,就是在2017年讲华语运动的启动仪式上用了错字。当时,中文字“读”被错误打成了“渎”,原本是“读书”的意思,却变成了“藐视”。虽然这两个字,看起来像得不得了,但这个错误在华社看来,依旧不可饶恕。因为这件事恰恰发生在推广正确使用华语的活动中,它引发了不少争议乃至嘲讽。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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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 10, 2017 at 1:45 下午

文化遗产保护的对话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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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子明(德国文化遗产学博士)     2017-6-19
http://www.zaobao.com.sg/zopinions/views/story20170619-772367

一个国家或族群要是缺乏探讨与衡量历史文化遗产的对话平台,上一代的珍贵记忆很可能就此流失。

新加坡作为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要在维持社会凝聚力的同时,仍旧确保各族群文化的薪火传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继马来传统文化馆和印度文化馆之后,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上个月也开幕了,这可说是象征了总理李显龙所说的一种本土的“文化自信”,也是年轻一代重新认识本地文化遗产的契机。

据报道,国家文物局目前在收集公众的反馈,探讨如何有系统地记录和保护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让国人参与拟定新加坡明年出炉的文化遗产计划 (Heritage Plan) 总蓝图。政府也鼓励宗乡会馆,通过社交媒体来吸引年轻人为文化的传承尽一分力。

笔者认为,若要提高本地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就需要更多这方面的公开平台,以促进公众对于历史文化的认识与交流。而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国家规划的总方向与民间诉求的主动力之间,找到一种有机的互动模式。

以华社的诉求来说,可以加强的环节,一方面是面向其他族群的话语,另一方面,包括了华社本身在不同社团之间要寻求的共识,也包括了年轻与年长两代人的交流。追根究底,最大的障碍,不论过去或将来,还是离不开语言问题。

英文在新加坡是主要的工作语言,这在我们的社会环境里,已是不争的事实。为了达到沟通的效果,有关历史文化的资料就不得不靠翻译。有时又难免顾此失彼,比如四五月间的新加坡文化遗产节,印刷了精美鲜艳的传单,来介绍100多项户内户外的各族文化活动,可惜只见英文版本,即便网站里也只有几项活动加注了中文介绍。老一辈只懂中文的,恐怕轻易就错失了难得的怀旧机会。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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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 21, 2017 at 3:03 下午

从“口音”谈种族歧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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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琐记    2017-5-29
https://yingguosuoji.com/2017/05/29/从“口音”谈种族歧视 (1)/

这两天,新加坡的社交媒体上,有个关于 “口音” 而延伸出来的话题,我追踪读了几篇,有些看法,想与大家分享。

事件背景大致如下:有位新加坡的印度裔演员(名 Shrey Bhargava),去参加了梁智强的新戏《新兵正传 4》(Ah Boys to Men 4) 的试镜。回来后,他在一篇短文里,发出了心声。

他写得很冷静,陈述了试镜时的一些要求(要求他使用更夸张、更具印度风味的口音,虽然戏里的角色是一位说本地话的新加坡军人),后来,他经过反省后,心有不安,觉得受到了委屈,于是写出了身为一名新加坡少数民族的演员的内心话。

他认为,在演戏里,加强对其他种族(如印度人)的刻板形象,来迎合某种族群的要求,这样的“幽默” 和 “笑料” 是有问题的,是应该检讨的。

搞笑,是谁在笑谁?也许,你会说,这不过是部喜剧,干嘛那么认真嘛?说这样的话的,大部分是华人。 Shrey 是印度裔,他的人生轨迹和我们不一样,他来自一个少数族群的文化,属于弱势文化,身处在其他的强势文化下,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一定经历过许多我们无法理解的事,也承受过各种歧视(例如,语言歧视)。

因此,他的心声,代表他个人的深刻感受,值得我们外人去感受和理解。

可是,网路上有许多人(尤其是华人),对他进行人身攻击,否定他的感受,认为他在做假宣传借以提高知名度。也有很多人认为,笑笑无妨,看戏干嘛那么认真呢?你干嘛那么轻易受伤呢?你不会演戏,你的演艺事业完蛋了种种。可是,我觉得,Shrey Bhargava 的文字,反映的是一个更深刻、更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多元社会里的种族歧视问题。

种族歧视(在个人、文化、社会结构各层面上)是个很复杂的问题。Shrey Bhargava 提出了一个现象,一个存在已久的现象,不管你喜不喜欢这位演员,他提出的问题也许会令一些人感到不舒服(“你竟敢说我们歧视你?” “你干嘛那么敏感?” “我们各种族和谐相处,你竟然挑拨种族情绪?”……),但是,这些问题刺激思考。如果你是一位成熟的读者,可以尝试从他的角度看问题,去理解他的出发点,去体会在强势文化下的少数民族的处境。 阅读更多 »

新加坡禁绝方言的思考——一位中国语言学教授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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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熙     2017-4-18
怡和世纪 2017年2月–2017年5月号 总第31期

上个世纪70年代,新加坡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讲华语运动”,旨在取缔方言,最终以华语取代方言为华族人士的共同语。这场运动触动了一系列问题。

“华语”和方言的关系

“华语”一词中国古已有之,只是不同时期的“华语”所指有所不同;但无论如何,“华语”指的都是中华语言,而其外延则相对广泛。

新加坡独立后,把华语确定为“官方语言”之一,这就赋予了“华语”新的内涵。几乎差不多同时,中国采用“现代汉语普通话”作为民族共同语的名称。这样一来,“华语”在新加坡成了“华族的共同语”,也因此跟中国的国家通用语言实现了切割,进而为建构新加坡华人社会的认同做了很好的铺垫。

“华语”和方言原来是一种上下位关系。最早把二者进行对举,可以推到马来亚联邦时期;但将“华语”同汉语各方言并列起来,当属于新加坡。这显然与新加坡当局对“华语”内涵和外延的界定有关:它在客观上就导致了“华语”跟原来的闽南话、广府话、客家话的语言学意义上的“对立”。这种语言学概念上的对立,形成了这样的理论基础,即闽南话、粤语、客家话等方言,应该服从国家地位上的“华语”,让位于“华语”。

1982年开始,新加坡广播媒体禁播方言节目,香港电视和台湾用方言的电视剧在“免付费”电视台必须改以华语配音播出,各家中文广播电台也改以华语为听众播出新闻、娱乐和音乐节目,用方言播报的新闻精简为“简要”新闻。

实境观察:母语教育成了第二语言学习

华人本来各有各的方言,这些方言是“与生俱来”的习得结果。它们是自然获得的语言,不需要有意识的学习,没有任何语言学习中的痛苦。在此基础上的母语教育,是“识字读书学文化”。学童到校,任务是学习“官话”,学习书面语,学习“文明词儿”等等。例如,学习官话方面,要学习官话的发音、学习官话的词汇,学习相关的文体和表达方法。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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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 18, 2017 at 4:16 下午

Singlish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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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长狼     2017-3-28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3f9e960102x2j2.html

有人说每个地方都会有自己的语言特色,不能刻意去改变。这个我同意,不要太刻意,但压制和鼓吹都是属于刻意,其实都不明智。
压制会产生反效应,而鼓吹会把语言带入歧途,如果新哥利息被鼓吹正常化后,接着华哥利息也来了,马哥利息也来了,度哥利息也来了,这个账就乱套了。

最近在新加坡有一家外来投资的本地巴士公司为了吸引关注,以调侃方式采用Singlish来制作标示牌,引起人们对Singlish的再次广泛讨论。

对此褒贬之声四起,有人指这会破坏新加坡人对英文的正确使用,另一些人则大不以为然,甚至高声喊出“Singlish就是我们新加坡的文化,就是我们的新加坡方言”。Singlish在本地多年来一直尴尬的存在着,从被人耻笑到渐渐被人们习惯,已经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特别对于新生代新加坡人,他们在这个Singlish的环境中长大,已经丝毫感觉不到有何不妥了。

乃至于,有一位本地诗人叫魏俐瑞的,他在《纽约时报》上发文,夸“Singlish是聪明的、实用的、活力的”。就像一个被狼养大的狼孩认了狼娘一样,即自然又尴尬。

面对这样稚嫩而激进的叫喊,我们首先有必要回顾一下Singlish是怎样产生的。从Singlish的发展历史来看,它的产生和文化方言啥的真扯不上关系。恰恰相反,这是缺乏文化的历史表现。由于新加坡是一个多民族英殖民地国家,各不同种族之间的交流只有以英文来进行。但由于初期本地大量普通百姓普遍文化水平极低,绝大多数人不具备正确使用英文的能力。

就这样,为了便利交流,在一群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底层民众间Singlish 被无所顾忌的传播开来,而且人们也完全不用担心说错被人笑话,因为在当时大家是彼此彼此。诸如: Bus no come no come, one come come three。这样的自编自导令人啼笑皆非的英文充满了大街小巷。这时候,Singlish只是一种临时凑合着用的支离破碎零星言语。

诚然,存在必定有其道理,Singlish解决了当年除了那些早期海峡移民之外,大多数新加坡人英文程度普遍不高的问题,只要能表达意思无论怎样说都行,因为这总比不能沟通要好。

虽然Singlish现在已经在本地蔓延,但这并不能改变这是一种“非理想状态值得发展”的语言。只是现在大家已经习惯了。但习惯就一定是好的吗?乱穿马路也会形成习惯。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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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 18, 2017 at 11:00 上午

Singlish羞耻与否是假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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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宗纶    2017-3-15
https://www.facebook.com/wanahboytw/posts/706114219549682

最近,新加坡巴士上出现一些用Singlish写成的标语,譬如“Now Singapore got new three-door bus”或是“Here can charge phone!” 这意外引起一场语言论战。

这篇《海峡时报》的投书,直接指出,“我们可以容忍Singlish的存在,但我们不该为其感到骄傲。”

政府从打压Singlish,到在五十年国庆上用Singlish的符码大玩游行秀,直到现在,更破天荒在巴士上写Singlish标语,简直是态度上的一大转变,只是一些保守人士似乎栋未条。

一些人念兹在兹的,是Singlish会让新加坡蒙羞,急急忙忙想遮掩Singlish的存在。但事实上,根据大多社会语言学对这个话题的研究,还有我自己对于台人脸书社群大骂Singlish的研究,都指出外国人对于Singlish的指控,绝大部分都不是直扑着Singlish本身而来,而是常常将种族、国家身分等意识形态,重新座落(relocalize)在Singlish的讨论上,真正的问题在于新加坡人与外国人(尤其是“来抢饭碗的”移工)之间日常生活的不愉快,这个新加坡人逐渐抬头的排外主义,以及外来人士对这国际化城市期许的世界主义之间,产生巨大的冲突,这个冲突不解决,一直在Singlish这个假议题上团团转,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Singlish就是新加坡话,新加坡人用新加坡话沟通,天经地义的事。至于有部分华人社群一直把Singlish当成方言或华语能力低落的假想敌,我只觉得完全搞错对像了,一个这么受到污名化的语言,怎么会构成对于其他语言语言活力(何况是华语这么“雄赳赳气昂昂”的霸权语言)的威胁。


(万宗纶,新加坡国立大学语言研究硕士,台大地理系毕业。目前在金门,关注亚洲、专长文化地理学与社会语言学。)

Written by xinguozhi

三月 16, 2017 at 1:09 下午

“方言不是毒蛇猛兽”——郭振羽教授谈新加坡的语言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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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林清如,林沛
怡和世纪 2017年2月–2017年5月号 总第31期

郭振羽是南洋理工大学终身荣誉教授,现任新跃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主任。郭教授向来关注新加坡的语言与文化发展,去年11月25日应《怡和世纪》邀请,到怡和轩与编委同仁进行交流时,针对一些有关新加坡语言与文化有关的议题,与同仁分享他的观察与思考。以下为郭教授当天的谈话摘录。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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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振羽教授

问:早在1979年4月,您在新加坡区域语言中心的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中发表一篇论文,根据一些统计数字指出,本地能够听懂六种语言的人数每一年都在增加。您因此结论,在有利的环境底下,要学习官方语言(华语或者英语),不必要牺牲方言的学习。您讲话后不到几个月,建国总理李光耀就启动了旨在取缔方言的讲华语运动。您第一时间有怎样的反应?从语言学角度,您当时是怎么看待那个即将展开的运动的?

答:语言的问题,其实是我在读博士的时候就开始做的研究,我的论文和这个有关系。我那时在美国任教,1973年新加坡大学请我来,大约就是因为我做语言社会学(sociology of language)这个课题。我来新之后开始关注新加坡语言状况,在70年代已经发表了几篇论文。

据我的观察,李光耀先生从1978年起已经好几次上电视演讲和座谈,又到南大谈语言,谈双语问题。看得出来他已经很密集地在做准备了,而我正好那时就在那个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当然我在写讲稿的时候已经看到当局的方言政策趋向,所以我结论才会谈到两种语言的学习不是对立的关系,可以同时学得多、学得好。我也知道这个跟当局当时的方言政策,好像不是很吻合。我还记得,我上午发表报告,中午在餐厅吃饭时就听到新闻广播,报道我的研究内容。这个课题,好像忽然就变得很受各方重视。到了九月初李总理为讲华语运动主持揭幕,我就知道我的观点不符合官方论点,是政治上不正确的。这是当年一个背景。

李先生认为不同语言的学习是“零和”的关系。他认为人的脑筋就如电脑一样,你这边多储存多用,那边就少了,认为多用方言,必然会影响到华语的学习和使用,因此,必须以决断的手段,钳制方言。可是,心理学家不是这样说的。人脑有很多潜力,你用越多就越增强。在这个问题,多年来李先生的想法前后很一致,可说是他一辈子的坚持。一直到他最后出版的两本书——《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2012)和《李光耀观天下》(2013)——他都是这样坚持的。

14846334935159_page148_image8我却始终认为,让方言没落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觉得政府的政策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毕竟,方言是特定族群情感维系的一个重要纽带,尤其是早期的老人们,没有了方言,他们和晚辈间的沟通的确出现了困难。关于华语与方言的关系,究竟是不是“零和”关系,在语言学上是有争议的。有不少学者认为学习方言有助于学习华语,而方言文化(次文化)和高一层的华族文化可以互补相成。方言和方言文化所呈现的价值观,和华族文化价值观,更是一脉相传,融为一体。总而言之,方言不是毒蛇猛兽;方言和华语也不是“零和”关系。毋庸置疑,方言与特定华人族群的文化传承和身份认同是有一定关联的。我同情方言在新加坡的遭遇;从社会学和语言研究的角度,我一向都认为语言环境不必“一刀切”。多种语言(包括方言)共生共存(包括自生自灭),其实是一种更理想的社会文化景观,也会使得新加坡的文化生活和文化环境充满活力。

这么多年来在不同的场合,我基本上一直表达这样的看法:对方言这么样地打压,对语言环境是不好的。有些政策其实是矫枉过正,譬如马上学生要改名字的拼音啦,出生证要改啦,街道要改名啦。而有时一碰到一些问题一些阻力,结果又调整政策,半途改辙。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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