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化”与“跨国性”交织，新加坡华人新移民身份认同如何嬗变？

中国新闻网/吴侃　2023-1-4
https://www.chinanews.com.cn/dxw/2023/01-04/9927613.shtml

作为华人占多数的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国家，新加坡对于思考华人新移民社会认同和跨国主义间不断变化的关系提供了重要个案。近年来中新两国合作不断深化，在带来巨大经济机遇的同时，也使当地社会对华人新移民更关注，推动并强化独特的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成为新加坡族群政策的重中之重。

在新加坡“多元一体”的族群政策下，近十年来华人新移民的社会认同产生了怎样的变化？华人新移民的“本土化”与“跨国性”进程如何交织互动？中华文化如何影响华人身份认同的构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协理副校长暨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刘宏教授近日就此接受了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新加坡“多元一体”的族群政策有怎样的背景、内容和特点？新加坡的“多元一体”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有何不同？

刘宏：我认为新加坡的族群政策体现了“多元一体”的特征和追求。“多元一体”这个概念是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提出来的，他从三个层面阐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特点：56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汉族在从分散的多元向一体转变过程中扮演了核心凝聚作用；不同层次的认同并行不悖，各自发展自身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

新加坡街头的春节灯光秀。Ore Huiying摄

新加坡的“多元一体”跟中国有些类似，但也存在显着差别。新加坡是中国以外唯一一个华人占多数的多元种族国家。华人占总人口的75%左右，但华人及其语言文化并未作为从多元到一体的凝聚者，新加坡在保留多元种族语言的基础上，采用英语作为通用语并以多元文化为核心来凝聚整个国家。易言之，新加坡的“多元一体”，“多元”是种族、语言、文化、宗教上的多元，“一体”是指一体的国家身份认同。这不仅是多元族裔社群融合的基础，也构成国家对新移民社群的总体政策框架。

新加坡政府的移民政策有两个逻辑，一是经济和人口逻辑，新移民可以补充对新经济发展战略至关重要的人力资本，也能协助应对持续的低生育率带来的挑战。二是政治和身份认同驱动的逻辑，它要求新加坡确保新移民紧密地融入本国具有多元种族特征的社会文化环境中。

以上述两种逻辑为考量，近年来新加坡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针对新移民的政策，全力推动包括华人在内的新移民融入多元种族社会中，推动并强化独特的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同时也鼓励他们与中国及其他海外华人社群建立跨国商业网络。

Chinese还是新加坡人？从李显龙的“落地生根”论说起

崔永健     2022-10-3
https://www.wainao.me/wainao-reads/Singaporean-roots-Lee-Hsien-Loong-10032022

新加坡的华人，尤其是比较年长的，说起香港的抗争者，不少真的是“暴徒”前“暴徒”后。这不但因为他们在政治上保守，也是因为他们对中国，其实还有一份特殊的感情。

在这篇文章开首，先讲讲笔者一些亲身经历。

数年前，笔者在新加坡读博士班时，和一位“90后”的新加坡同学用英文聊天，我跟她说：我最近在修读新加坡华人史，她说：“其实，我不会叫自己做Singaporean Chinese, I am Singaporean”。这句说话，对我来说，是一言惊醒梦中人。

我们这些来自“大中华地区”(Greater China，即中港澳台四个社会）的人，对华人认同及特质特别执着，即使是抗拒，也是一种执着，所以也就特别关注新加坡华人的中华文化承传。但新加坡华人，尤其是新一代，未必人人都很注重这点，新加坡人就是新加坡人，华人不华人，已不是自己最在意的事。不过，到了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她突然在我的Facebook上，以简体中文留言（注：新加坡的华文教育采用简体字），十分质疑香港抗争者的激烈行动，立场可视为“浅蓝”。

为了即将到来的华人农历新年庆祝活动，财神爷雕像布置在新加坡滨海湾超级树花园。(AFP/Rosian Rahman)

新加坡华人都是“蓝丝”？

新加坡前外交部长杨荣文(AFP/Miguel Medina)

“回到新加坡，发现差不多人人都是蓝丝”，这是新加坡前外交部长杨荣文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一次访问中说的。杨荣文2019年在香港工作，亲历反送中抗争，知道什么是“黄蓝对立”。“新加坡人的政治倾向，较接近中国大陆而非香港”，杨荣文这样说。

的而且确，2019年笔者大部份时间都在新加坡，当地华人，尤其是比较年长的，说起香港的抗争者，不少真的是“暴徒”前“暴徒”后（用华语讲出来），这不但因为他们在政治上保守，也是因为他们对中国，其实还有一份特殊的感情。例如有些人会说，“美国不想中国强大，所以搞乱香港，搞乱中国”之类的说话。的确，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于2021年中所做的民意调查，在17个发达社会中（包括日本、南韩及台湾），只有新加坡的人民对中国的观感，是正面 (64%) 远远多于负面 (34%)。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于2021年中所做的民意调查只有新加坡的人民对中国的观感，是正面 (64%) 远多于负面 (34%)。(Pew Research Center)

好了，进入正题。今年8月初，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一年一度的“国庆群众大会”华语直播演说中，清楚地说“新加坡的华族不再是落叶归根，而是落地生根。我们有自己的故事可以说，而且一定要把它说得精彩”。李显龙说，新加坡的华人文化，与“其他华人社会”不同，例如语言习惯、音乐等，而新加坡政府亦着力保育及发展新加坡华人文化，所以就在2017年成立“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一方面介绍“华族的传统文化”，一方面亦“展现了我国独特的文化面貌”。

姜建强读《王赓武回忆录》：乡愁不是邮票也不是船票

姜建强    2022-09-10
https://www.infzm.com/contents/234538

他的价值理论就是万物皆变，唯变不变。所以他能在大半个世纪里，较为轻巧地接受中国的改变，解释中国的改变，更新中国的改变，并能在中国之外看中国而做出自己的学术贡献。所以他的乡愁不是余光中的“邮票”和“船票”，而是他父亲告诉他的，只要能欣赏中国一流诗人表达的情感之广、之深，便足矣。

“我的故事真正的起点，是我们一家三口试图返回故乡中国，但最后只走到怡保，抵达英属马来亚。”图为著名学者王赓武。（资料图/图）

杰出的华人历史学家王赓武，今年已是92岁高龄。读他的回忆录，就像聆听一位老派守成、内心光明的长者，在你耳边喃喃细语，私心不免揣揣。《王赓武回忆录》分《家园何处是》和《心安即是家》上下两卷。如果说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那么这部回忆录就将历史作为检视自己身份认同的工具。从“家园何处”是到“心安即是家”，其行文的所悟所思，都落在了个人内心角落里归隐着的精神家园。“年深外境犹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这样看这部回忆录，既是个体生命的灯寒梦远，也是天运人生的周行不息。整体虽少有丰沛的细部，但有纵深感，有情性的流转隐现。把生命与人生的历程放置于天地玄黄的大历史中加以关照和审视，那么生命与人生也就映上了洪荒与夕照。有了历史的根系，也就有了开阔的视野。岁月虽能使笺纸泛黄、红印带青，不过，墨痕依旧苍然。一个超越边际、追求卓越、睿智热情、思考亚洲的思想者王赓武，总让我想起与他同年生（1930年）的那位“中国先生”傅高义，仿佛他们之间总有绵绵瓜瓞。那是什么呢？

整本回忆录，在笔者看来，就是讲了一个“认同”的故事：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认同谁？我要认同的他者，会认同我吗？家园何处是？如果心安即是家，那么何谓心安？如果说人生就是离散，那么，认同就贯串人生的始终。王赓武的人生，可谓是离散与认同的人生。他在英属马来的怡保住了17年，在澳大利亚住了18年，在香港住了10年，在新加坡住了24年。他在南京读过书，去伦敦留过学，而他的出生地则是荷属印尼的泗水。他父亲（王宓文）出生地是江苏泰州，母亲（丁俨）出生地是江苏东台，祖籍是河北正定。对此，王赓武的一个基本设问是：家，一定是一个国家或一座城市吗？答案如果是否定的，那么认同与被认同，永远是在路上的进行时，“完结”不是它的属性。认同无法产生经验事实，它只是在开放、流动的离散状态中的一种精神领悟与关照。所以认同的特性又是复杂、含混、易变的。

《王赓武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资料图/图）

王赓武强烈意识到自己出生在印度尼西亚，作为一个华人长大，“把遥远的中国视为祖国，我可以努力变成马来亚人，但如果种族被视为对国家忠诚的标准，单靠努力就够了吗？”（《王赓武回忆录》下卷p70）不错，“Chinese”一词小心地带过了中华与中国，但不能说不存分野。毫无疑问，中华是中国属性的衍生，但中华又比中国辽远深邃也是个不争的事实。过年时只说恭喜发财不说万事如意，买新房要滚凤梨求“旺来”，把这些民俗习惯带到定居的所在国，即便华人之间也有认同的困惑。所以王赓武在“叙说缘起”的章节中，不无感慨地写道：“我们夸夸谈论历史的重要性时，其实无感于亲身经历某段历史时期的人们是什么感受、有什么想法。”（上卷ll）这就表明正统历史的文献叙事和想象叙事，虽理论亦宏大，但干瘪和无趣也从这里生出。而市井小民那种鲜活的过往人生和经验故事，有时则令人感动和着迷。所以，回忆录的开首句就是“几年以前，我开始为孩子们写下我在怡保成长的故事”。写成长就是写家族。而写家族故事则是为了更加在意过往历史里的“个人层面”。而恰恰是这个被忽视的个人层面，有助于我们对人生的理解以及对民族国家的认同。

新加坡国族打造和国民意识培育

廖建裕     2021-12-25
怡和世纪 第44期 2020年11月

新加坡是个新兴的独立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完全没有国族的概念。然而，像所有新兴的独立国一样，其国族仍在形成的阶段。其国族打造还很脆弱，不过，这不等于完全没有国族的概念。然而，由于国族的打造需要漫长的时间，新加坡政府在打造新加坡国族的同时，也积极地培育新加坡国民（公民）的概念，利用国籍概念和公民权来促进族群的团结和合作，并且迈向新加坡国族（民族）的打造。最后，新加坡国族打造是否能顺利完成，还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能下定论。

新加坡人是什么？

新加坡国族认同的起源

新加坡国族打造的时间并不长。1826年，新加坡是海峡殖民地的一个部分。当马来亚于1957年宣布独立时，她只将海峡殖民地的马六甲和槟城包括在其疆域内，把新加坡排除在马来亚联合邦之外。然而，那时的新加坡知识份子，不论是受华文教育或英文教育，都把自己视为马来亚人¹。究其原因，这是因为新加坡和马来半岛的居民都有共同的历史的经历：他们在英属马来亚出生或长大，曾经历过英国殖民主义的统治，许多还同是英国的臣民。新加坡与马来半岛之间的互动频繁且周密。新加坡其实曾经是马来文化和华族文化的枢纽。主要的马来文和华文报章，都在新加坡出版。新加坡也曾是马来亚现代政治活动的中心。在殖民时代，新马之间并没有疆域的分割。

即使在马来亚独立后，新马的密切关系没有中断。新加坡居民仍然自称为马来亚人，将马来亚当成是自己的国家。在1959年新加坡获得自治，新加坡主要领袖的目标依然是和马来亚合并，成为独立的马来亚的组成部分。这个愿望最后得以实现。那是在1963年9月，新加坡通过与马来西亚合并变成了马来西亚的一个部分。

然而，新加坡留在马来西亚的日子并不长。两地领导人的意见分歧导致新加坡于1965年8月9日宣布独立。新加坡变成一个独立国。从政治或者是法律的角度来看，新加坡的国族打造应该是从1965年才开始，因为之前并没有独立的新加坡的概念和国家。其实，新加坡独立初期，许多新加坡人都抱着希望，能够再重返马来西亚的怀抱，主要就是历史和经济的因素。因为在新加坡人眼里，一直以来，新加坡始终是马来亚/马来西亚的一部分，一旦独立，弹丸小岛没有了腹地，没有资源，很难独自生存。但是，三年过后，新加坡再也没有回头，继续步上建国之路，打造新加坡国族。

人民行动党和新加坡国家认同

先谈国族(nation)的定义。有时也翻译成民族。在世界各国，目前仍然有两种民族国家/国族国家(nation-state)。一种是单元族群国族(ethno-nation)，它由单元族群所组成，日本就是一个例子；另一种是多元族群国族(multiethnic nation)，美国和中国都是。其实，单元族群国族只有十多个而且有些正在消失中；绝大部分的国家是多元族群（或种族），新加坡是属于这类“多元族群的国族”。更正确地说，是“多族群的国家”，国族还在形成中。

多元族群的国家经常发生族群冲突，因为各族群都以自己族群的利益至上，没有共同的归属感，没有共同的文化，没有共同的价值观，还没有强烈的国族的概念。因此，这些多元族群的国家都在积极地打造一个国族，以便能够使人民团结一致，朝向一个目标前进。新加坡也不例外。新加坡如何打造其国族？我们如果探新加坡的当代史，我们就不难发现，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大熔炉时期”，第二个是“文化多元化时期”。

政府将各族群融合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通过教育制度。政府把所有的族群语言学校转型成为国民型学校，以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虽然从一开始，人民行动党就强调多元种族和双语政策，在实施时，尤其是在第一个阶太过强调统一而不是多元性。英语的应用致使族群的语言或者母语逐渐放置在第二位。在这时期所强调的是“新加坡人”概念。人们谈的是“华裔新加坡人”，“马来裔新加坡人”和“印度裔新加坡人”。虽然行动党继续采取多元族群的政策，但是淡化族群认同，落实像美国的“大熔炉”的政策。随着时间的流逝，新加坡的各种种族最终会融成“新加坡人”。

在1970年代，政府曾经推行新加坡民族服饰以分别新加坡公民和其他的外国人，但是没有成效。政府也提倡“国族”的歌舞，但是也没有多大的效果。1990年，那是在新加坡庆祝25周年建国纪念时，新加坡政府采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新加坡”的口号，可是这与多元族群文化的理念似乎又有冲突。

话语权

韦春花    2021-11-28

瑞典环保少女通贝里在一场青年气候峰会上批世界领导人只会“blah blah blah”（说废话），并指他们没有在气候变化上的承诺付诸于行动——没错，政治精英都是聪明人，他们知道躲不过的话，只好抢夺话语权，等于就赢了一筹。于是“blah blah blah”就推出了什么绿色经济、碳足迹、碳交易以及永续发展等术语，比如这个“永续发展”，老娘谷歌了一下，发现新加坡是世上唯一有“永续发展部”(Ministry of Sustainability)的国家。

“话术”和“话语权”虽是两回事，却有共通的地方。关于“话术”，百度百科是这样说的：

中国五千年的悠久文化几乎绝大多数都是围绕着话术摊开的。它看似简单，却包含着做人做事的技巧，安身立命的法门，平步青云的“官道”，治人控场的手腕。

而“话语权”则是：

话语权是掌握在媒体控制者的手里，掌握在拥有经济权的人手里。他们一般学有所成，控制着媒体和其他经济实体，而他们想说的，一定和自己有关。

官媒对一些社会现象的诠释，就能对大众构成影响，让大家都以为本来就是这样，没什么好争议的了。所以掌握经济行政权的人要和媒体控制者相结合，就让人想起最近串流平台很夯的韩剧《地狱公使》里，新真理教和箭镞的相结合；好事大道理由祭司来讲，坏事由流氓来摆平。于是国民都以为他们就是掌握宇宙真理的那群人。

好比说新加坡的双语教育到底搞成什么样？应该是这样的吗？是成功还是失败？可惜话语权通通被他们抢去。最近教育部长陈振声出席李光耀双语基金成立10周年纪念活动上就大赞这项政策取得空前的成就。他说，世界因意识形态、文化或治理方式上的竞争和分歧而面临分化，新加坡更应发挥独到之处，弥合分歧，与世界不同地方、拥有不同观点的人建立联系，作为身份认同根基双语能力比过去更为重要。

让我们看看会上陈振声发言的照片上的背景，我们会发现除了英语，其他语文一概不见。照说倡导双语、多元的集会应该对各种语文一视同仁，让人觉得缤纷多彩，应接不暇才对啊（这好像是该集会唯一的官方照片，谷歌图片上找不到其他），怎么会“去芜存菁”呢？哦，这才是他们要的话语权。诚如《联合早报》社论所说的：“学习和掌握双语（母语和英语）的重要性，不管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并且还进一步引申：“一席话为国人打开了了解双语重要性的新视角，也进一步明确化新加坡人应有的国民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建立在兼通母语和英语的基础上，因此既可以兼收并蓄，互为养分，也可以成为东西之间的桥梁。这种身份认同根基更牢固，也有其独特性和自主性，不会像无根浮萍随风飘荡，也不会像墙头草，东歪西倒。表现在外交上，就是基于原则的自主性，不选边站。”——问题是：当初成立李光耀双语基金的初心是什么？目前的语文程度真的可以接受吗？真的就是“英文人”的所谓双语吗？为什么不让各族有互相学习语言和文字的机会？严孟达问道：“双语教育的重要，从建国第一天讲到今天，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阻力，即使双语教育的好处显而易见，我们还是会听到独尊英语、反对双语教育的声音或潜台词，否则政府也就无须时常重申立场。”——似乎没搞清楚状况。

除了对话别无选择

叶鹏飞    2021-6-14
https://yapphenghui.wordpress.com/2021/06/14/除了对话-别无选择/

要享受开放对话的权利，就应当同时承担被冒犯的义务，因为敏感而困难的种族、语言、宗教课题，必然带有很多错综复杂的情绪。

对一名60岁华族理工学院男讲师，当街指责与辱骂一对异族情侣视频，在网上广泛流传的新闻表示震惊。女儿问是针对学院暂停其职务，还是对他的高等学府讲师身份，我回答是后者更让人震惊。

事件触发了太多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种族偏见、言论自由、身份认同……且每一个领域都没有现成的答案。我明白女儿反问的意思：如果男讲师没有把他的种族偏见大庭广众地公开表达出来，并在网上广泛流传，但学院却知晓他对这个课题的立场，学院该尊重他的言论自由而听之任之吗？

一位朋友转述长辈的看法说，自从源自印度的B16172变种病毒株（现称德尔塔变种病毒）引发本地新一轮疫情后，他在外碰到皮肤黝黑的异族人士，本能会退避三舍；等电梯时也避免与对方同时乘搭。这无疑是让人不舒服的成见，可是从一个无法掌握充分信息，却必须保护自己不受传染的角度，这种根据刻板印象所形成的行为模式，其实并不是有歧视某个种族的意思，而只是想要规避他所认为的可能传染源；但从接受方的角度来看，难免会觉得受到伤害，认为自己是被歧视了。

歧视的英文discriminate，原意并非全然负面；形容一个人有discriminating taste是一种恭维，表示很有鉴赏品味。换言之，歧视原本只是说明某种判断力，能分辨事物品质的好坏，乃至道理的是非。人每天面对千万种不同的社交状况，大脑无法逐一推理判断，很多时候便采取捷径，利用潜移默化形成的各种或对或错的偏见，快速决定自身回应的方式。

当然，很多本属于常识性的“偏见”，已经严重流失，乃至就算接受了多年教育的人，在社交言行上还是会出现严重偏差。毕竟每个社会都有极少数偏执者，而能在理工学院当讲师，理应不算是白丁，可是却流露出如此欠缺常识的偏见，这才是让我震惊之处。

然而深入反省，我真正震惊的原因，恐怕是事件突然让我意识到，自己沉浸于“种族和谐”的安全表象日久而不知。公平地说，跟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比，新加坡的种族关系相对是和谐的，可是相信不少国人和我一样，容易把这种表面和谐，误以为是“万事大吉”。阅读全文»

“种族主义”真的就是句脏话吗？

殷素素    2021-6-13

新加坡官方常以不看肤色，种族中立，唯才是用，机会平等自诩，其实是冠冕堂皇的自我催眠。要做到这一点，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那就是打破种族（民族）的限制，放弃语言、文字、信仰、身份的认同。把异族通婚率拉高到99%，大家混得越均匀越好，再也看不出偏向哪个种族多一点，男男女女大家都像伸展台上的混血模特儿一样，那么一个亚洲面孔讲英语装载西方文明的国族就诞生了，大家只有性别没有种族，任人唯贤，机会均等。那就天下无贼了吗？怕只怕会落得峇峇文化的下场。

最近所谓的“本地种族偏见事件”，素素总觉得是官媒在炒作，以至于“总统痛心，部长忧心”——有那么严重吗？这种在多元社会偶发的失言、失礼和失态，又不是白人警员跪杀弗洛伊德那么怵目惊心，不禁让人怀疑是在铺垫些什么。至于唱的是哪出？目前还没看出来。因为内政兼律政部长说：“我过去一直相信，在种族包容与和谐方面，新加坡一直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但看到最近的一些事件，我已不再这么确信。”

世上有三种主义，其实它们最里面的核心是重叠的，那就是“民族自大”——“一种自我为中心的态度，认为种族差异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和文化发展，认为自己所属的团体，例如人种、民族或国家，优越于其他的团体。”，三种分别为：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种族主义。当然我们可以轻易地就指出它的短处，然而，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存在千年，难道不得归功于这份信仰和坚持吗？所以素素觉得这三个名称只是修辞上的方便，正面时叫做民族主义，次之的叫民粹主义，负面时就叫做种族主义。一个群体如果是利益趋向，完全的拿来主义，最后必定被其他文明所吞噬。让素素举峇峇文化为例，这一族群当年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今天的政治正确，他们“color blind, race neutral, meritocracy, equal opportunity”（不看肤色，种族中立，唯才是用，机会平等），他们以利益导向，和异族联婚以取得社会地位和工作岗位。在马来统治者的年代，他们讲华巫参杂的语言，只保留少少祭拜祖先的礼俗。到了英殖民地时期，他们改学英文、英语，接着也改信洋教，也不再祭拜祖先，于是这一群体的特色完全消失殆尽，留下的只是一些菜谱。

《马来素描》：在不断向历史告别的城市里，速写新加坡少数民族的真实声音

苏颖欣      2020-12-7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44279

这一本速写/素描作品以极短篇的方式完成，像是呼应着新加坡的地理面积和生活步伐。作家仿佛带着一台照相机，在新加坡街头拍下了日常瞬间，潜入组屋区里的生活片刻，驻足，按下快门键，为读者放送各种趋近的、逃离的、扭曲的、温柔的、痛苦的生活观察和想象。

在新加坡的马来婚礼。Photo Credit: Wikipedia CC BY 2.0

阅读亚非言的《马来素描》，就像坐在新加坡最长的地铁东西线车厢内。30几站，50几公里的旅程。用一小时余的时间，随着列车横贯岛国两端，在高架轨道上俯瞰地面风景。

沿线堆迭的城市历史

从裕廊(Jurong)西部出发，原是大片红树林的地区在1961年划为裕廊工业园区，那是新加坡自治后的重要经济命脉，也吸引不少从马来亚联邦南下求生的青年劳工。不久，列车经过整治得越来越缤纷的裕廊湖畔。那儿总有人沿湖跑步，或是一家大小在仿中国庭院风格的裕华园游玩，星期天偶有南亚移工聚集在草地上打板球或是野餐。地铁驶近裕廊东转换站，巅峰时刻总是人潮汹涌，一个站位都难求。总有人不知自己站在6个站台的哪一端，快速穿越在列车两道门之间。

不久，地铁进入金文泰(Clementi)组屋区，然后是女皇镇(Queenstown)组屋区，非巅峰时期多见老年人。女皇镇是新加坡第一个卫星市镇，为纪念英女王伊莉莎白二世在1952年加冕而得此名。当地福建居民称这一带为“无尾涧”，据说因村子坐落的芳林山和丰兴山之间有条溪流，村民不知尽头为何处，故“无尾”。如今两山已夷为平地，村落也成了高耸的组屋。

列车驶向岛国中心商业区。离开了红山站，画面就由白天进入黑夜。“列车进入隧道，就像是日蚀一样的重大事件，日光灯在黑暗中疾驰而过，有如彗星。”（〈重力〉）。小说中，在地下站等候列车的女孩雅蒂卡告诉爸爸，把耳朵倚靠在平台门上，如果听到啸啸的风声，就知道列车要到站了。

离开喧闹的市区，列车继续往东驶出地面，抵达加冷河(Kallang River)畔──新加坡最长的河流。英国殖民者莱佛士(Thomas Stamford Raffles)正式登陆新加坡的1819年以前，加冷河两岸丰饶的红树林区曾居住着讨海维生的加冷人。和其他海人(Orang Laut)社群一样，他们逐渐融入马来文化，殖民地的高速发展也慢慢将他们从原居地驱离。

下一站就是阿裕尼(Aljunied)，但这地铁站并不在颇具名声的阿裕尼集选区里面。工人党于2011年在此拿下5个国会议席，是新加坡史上首次由反对党赢得的集选区。当时领导工人党的是南洋大学^（注）中文系末代毕业生刘程强，他以潮州话演讲的形象，在英语至上的当代新加坡赢得不少草根民众青睐。

友诺士(Eunos)站到了。1920年代，名叫友诺士的马来知识分子和民族主义者，与同伴在此建设了马来人甘榜（Kampung Melayu；甘榜为乡村之意），以凝聚让地给政府建造加冷机场而集体迁徙到此的族人。友诺士是新加坡第一个马来政治团体“新加坡马来人联盟”（1926-1937）创办人，致力于提升马来人地位。1981年，5千户居住于此的马来人遭迫迁，以建设政府组屋和泛岛高速公路。自此，这一带作为新加坡马来人身份认同的象征物，或许就只剩友诺士地铁站那仿马来式建筑风格的屋顶，以及建于60年代的芽笼士乃巴剎（pasar，市集之意），本书偶有提起的地点。

再往东，地铁将在丹那美拉(Tanah Merah)站一分为二，往北可到巴西立(Pasir Ris)，对岸就是曾因花岗岩闻名的乌敏岛（马来语ubin即花岗岩之意）。如今岛上人口约百人，那是城市居民寻找境内“最后甘榜”的世外桃源。在〈过夜〉中，小时候住在乌敏岛的法丽莎，最早的记忆全是海，还有“被公鸡吵醒的经验，雨打在锌板屋顶上的声音，还有蚊香轻烟缭绕的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