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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节制的民主与竞争性的威权体制:“新加坡模式”能走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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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泉    2018-11-26
原刊于 2018年10月《经济观察报·书评》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article/800/250282.html

当代世界民主转型的方式可以分为“体制外”和“体制内”两种范式或类型,前者即经典意义上的以“政党轮替”为标志的民主转型,也即以往大多数政体的转型方式,后者则是在民主化新趋势下形成的没有发生政党轮替的民主化方式。李路曲教授认为,新加坡可称为“体制内”民主化的典型案——威权时期就一直执政的政党仍然执政、国家制度的基本形式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逐步发展起了多党竞争和公平的选举,并把民主治理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平。

长期以来,人们在提到新加坡政治模式时,习惯于称之为威权政体。新加坡建国之父李光耀,这位留学英国的政治家,在许多人印象中同样也是威权有余、民主不足。事实上,新加坡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其民主特色同样非常显着,这在李路曲教授新著《新加坡道路》一书中得以充分体现。

新加坡发展道路最引瞩目的成就是,经过20多年的时间,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已经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当前,新加坡人均GDP已达5.5万美元,超过很多西方发达国家,是后发展国家中最早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

小规模的强政府

新加坡向来以治理优异着称:政府高效而廉洁,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发展出了一套与多元化经济社会相适应的“善治”模式。

在公共管理机制上,新加坡是一个面积仅有718.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550万的城市国家,但统计数据显示,在人口规模和地域面积与之相当的中国城市中,政府机构的规模要比新加坡大得多。

新加坡只设有中央政府,没有地方政府,是一级政府的行政组织构造,其中内阁各部16个,法定机构40个左右,这其中还有近20个相当于中国的行业协会。而规模相当的中国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均是市—区—街道三级政府结构,不但市一级政府设有直属的政府分支机构—委、办、局,而且还有区一级政府及其分支机构—局、委、办。市一级的政府机构平均约有60个左右,此外每个区政府的行政机构设置平均也达到近42个,加上每个省会城市平均8个区,这样一来,中国省会城市的政府机构比新加坡要多5倍以上。这还没有把街道一级行政组织和党的专职机构统计进去(新加坡除党的中央总部外,没有专设的党的分支机构)。新加坡政府的行政层级少,机构规模小,这使得政治输出和输入直接而通畅,较少会产生政策扭曲的现象,因此政府的治理工作就相对简单。本书特别指出:“从新加坡的情况来看,保持一个主导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强政府并不一定要保留庞大的政府机构。”

新加坡政府的效率很高,它以小而强的政府来主导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小政府表现在政府的机构少和官员少;强政府表现在政府主导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并实现了有效治理。例如新加坡住屋发展局,就以较好地解决了民众的住房问题而闻名于世。它承担着改善民众住房的任务,一方面享受政府或国家法令提供的优惠政策,另一方面引入市场机制,在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结合下,不但加速推动了住房建设,而且使其因市场机制的引入有较充足的资金保证。

在经济方面,新加坡的市场是最自由与最规范的,经济主体都享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以对国有企业的管理为例,新加坡的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很大,却很有效率,高效的国有企业给新加坡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国有企业高效的原因并不是来自垄断特权,而是政府给国有企业像民营企业一样提供了自由和规范的市场环境,并遵照市场原则设计了现代企业制度,按照任人唯才的原则选派企业精英进行管理。

在基层社会治理上,新加坡独特的“互赖式治理”特征尤为明显,通过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社会组织的创立方式,构建了较为和谐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前者是由政府自上而下创建的,这种社会组织是半政府半民间性质的,如人民协会领导下的居民委员会,还有早期的民众联络所等。它的功能是贯彻政府的方针,组织民众活动,沟通民众与政府之间的联系。由于这种社会组织的领导成员并不是专职的,因此,他们并不总是政府的代言人,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民众与政府沟通的桥梁。应该说,这类社会组织的特点就是它的半政府性和半民间性,民众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决定这些组织的作用,而非完全由政府来控制社会组织。后者是自下而上的,也即由民间自发成立的非政府组织。近十几年来,新加坡的非政府组织有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在经济领域,企业和企业组织的自由度很大。在近年来的多次国际经济自由度排名中,新加坡都位列世界第二名。社会组织积极发挥作用,不仅调动了它们的积极性,也弥补了政府的不足,尤其是社会组织多是根据社会的需要运作的,不会产生不必要的浪费。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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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直播国会辩论这么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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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泽玮     2018-1-4
http://www.redants.sg/perspective/story20180104-1050

红蚂蚁想起了小时候听家中长辈说,工人党的惹耶勒南在1981年安顺区补选中获胜后进入国会,因为他能言善道,思辨能力强,国会辩论才开始有点小热闹。由此联想到,除了官方说的少人看之外,不全程直播国会辩论或许还有两个原因?一是执政党对自己信心不够(担心辩才不如人),二是对选民信心不足(担心素质差的选民会助长议员做秀)。

国会领袖傅海燕(左)致函工人党非选区议员贝理安(右),指他质疑新传媒蓄意剪辑国会录像一事是“扭曲事实”,要求他收回“虚假指控”,并向国会道歉。(谢静怡制图)

行动党和工人党再为国会录像剪辑不当一事过招,风波升级至一方要求另一方道歉的地步。

新年伊始,国会这么快就要上演道歉戏码啦?看来2018年不太平静。

国会录像剪辑惹风波“白衣人”和“蓝衣人”交锋

新加坡国会大厦。(路透社)

上回是通讯及新闻部兼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徐芳达大战工人党非选区议员贝理安(Leon Perera),这次轮到国会领袖傅海燕上阵,对象同样是贝理安。傅海燕指贝理安的指控“扭曲事实”,若不纠正将误导国会,傅部长还要求贝理安收回“虚假指控”,并向国会道歉。

贝理安扭曲了什么事实,又做了什么虚假指控?

白衣人和蓝衣人一来一往,口水多过茶。快快讲就是,贝理安去年2月20日电邮新传媒询问,为何找不到2月间国会辩论总统选举修正法案的部分录像。(潜台词是,为何电视台漏播部分国会辩论画面。)新传媒在同天回复他,解释是“技术故障”影响了录像,并称完整录像已在2月18日上载到网上,即贝理安发出电邮的两天前。但是,贝理安不知怎么的,去年11月7日在国会上却说,新传媒是在接获他的信函之后,才“改正并上传不同的录像”。

所以,争议点是:新传媒是主动修正,还是被动修正?新传媒是自己发现录像不完整,于是赶紧主动修正,然后再发出完整录像。还是说,新传媒是接获贝理安的信函之后,发现不妥才被动地去修正?

红蚂蚁不知道这里面是不是暗藏什么玄机,但如果单纯地看,未必如网民猜想得那么复杂。一个合理猜测是,贝理安在2月18日之前,就看到新传媒发出的录像,发现有部分片段没有播出,心里有些不满,但他没有马上给新传媒发电邮。新传媒发现录像不完整,自己修正了,并在2月18日将完整录像上载到网上,但是贝理安没有发现修正版已上网,2月20日还给新传媒发信函。

2月18日是一个什么神奇日子呢?

红蚂蚁查了一下,2月18日是一个星期六啦。因为是周末,大家都休息了,但电视台一年365天都在工作,工作人员也就在这神奇的星期六悄悄地将完整录像挂上网。但贝理安没有发现,还在两天后给新传媒写信。然后呢?然后就掀起了2018年国会第一场骂战。

网络舆论分成两派

在面簿上扫过一圈,果然就分成两派声音。行动党支持者要工人党勇于认错,不要整天只想着歪曲事实,捞取政治资本。工人党支持者反咬行动党企图模糊焦点,因为工人党议员将在1月8日国会复会时针对吉宝岸外与海事公司贿赂案提问,所以行动党搬出陈年往事来反制。

新传媒、工人党、人民行动党三方都应好好解答网民心中的疑问。新传媒不妨清楚说明,所谓“技术故障”是什么故障?这种故障虽然没有地铁故障那么扰民,但已经严重到足以掀起政治骂战,那拜托讲清楚。贝理安如果记性不好,就麻烦去查一查记录,自己到底是哪一天发信函给新传媒,如果真搞错了,请在国会上清楚交代来龙去脉,然后道个歉。政府也请说清楚,为何就是坚持不做国会直播呢?到底是避忌什么东西?阅读全文»

Written by xinguozhi

一月 4, 2018 at 9:26 下午

工人党要准备成为替代政府 新加坡有可能实现两党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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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擎天    2017-11-9
http://www.redants.sg/perspective/story20171109-746

两党制的民主机制无法凭空运行,它不是靠选举一人一票就可以达成,而必须有一系列的配套。换一个说法,行动党在执政以来,特别是李光耀时代,已经奠定了一党独大体制的基础,遏制反对力量的壮大。只要一党独大体制继续,两党制根本就没有任何可能性。

谢静怡制图

配合工人党成立60年出版的《与新加坡同行》,讲述工人党1957年创党至今的发展历程,当中收录了秘书长刘程强的访谈,其中他多次使用了“替代政府”一词。

刘程强说:“我们已成功建立一个人才基础,让党采取下一步,进入下一个组成潜在替代政府的阶段。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党若要成立一个替代政府,首先必须拥有组织能力。你必须拥有以团队为基础的运作模式,一个人们可以运作的体系。这就是基础,而我认为我们具有这样的组织基础,让人们了解运作。我们有扩大规模的潜力,但这也取决于人民的支持程度。除非人民行动党变得腐败,否则我不认为选民要一个替代政府。所以我们最终是否会成为一个替代政府,我不敢肯定。”

“副驾驶”策略奏效 获选民青睐

刘程强所领导的工人党之所以能够获得选民青睐,其中一个原因或许是“副驾驶”策略,摆明工人党无意取代人民行动党,仅在国会扮演监督制衡的角色。他在访谈中再次强调了这个观点(“我不认为选民要一个替代政府”),这个判断是否继续有效,是决定工人党能否在他明年卸任后走出一条新路的关键。

新加坡不具备实现两党制条件 行动党控制社会重要资源

我认为领导工人党16年的刘程强的政治嗅觉还是敏锐的,新加坡人并不要行动党下台,除非它变得腐败。要取而代之,工人党首先必须先在国会赢得至少20席,能够提出不同于行动党的政策论述,并且推出影子内阁名单。唯有这些条件具备,才算是有了两党制的雏形,也才能讨论替代政府的可能性。但是,我觉得新加坡并不具备实现两党制的条件。

第一个原因当然是行动党的执政能力。尽管地铁丑闻开始暴露出体制的某些弊病,但行动党在长期策划和有效执行方面的实力还是有的。只要这个不变,新加坡人就没有要推翻它的动机。 阅读更多 »

那年花开月正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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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素素    2017-10-8

陈清木说,这个“咨询总检察署”的说法既然由总理提出的,就不该由律政部长来回答。目前的闪躲策略,大概内阁和二丑们都一样,都当没事发生,大家闷声大发财,留待时间沉淀,你又奈我何?在野党议员质疑政府诚信,原来也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么神奇。

【那】人为了2017年的民选总统大费周章,竟来修宪!总理公署委任九人宪法委员会,从制定民选总统资格标准、总统顾问理事会职权,以及确保少数种族有机会定期获选为总统这三方面做出调整,结果弄出了个空前绝后的保留制选举。目的就是为了让身为“华人”的陈清木,连选都没得选。老实说,选个权力都被架空的所谓“民选总统”照说是小菜一碟,退一百步说,要是真的让陈医生选上了,难道整个内阁斗不过一个小总统?加上行动党占国会绝大多数,要弹劾或者罢免不过是弹指间事。从另一方面讲,陈清木以前是他们“家己人”,有可能选前一个样,选后又是另一个样呢?怕什么小……

【年】中以后,哈莉玛的族裔牵扯出问题,父亲原来是个印族穆斯林。可是今天我们才知道原来她是不是马来人,也是个政治决定,要遵循“教父原则”——老大说了算。果不其然,9月13如期中选,民间开始流行一段顺口溜:

华族选民不高兴,因为陈清木没得选。

马来选民不高兴,因为为他们选出一个印度总统。

印族选民不高兴,因为把他们的人叫做马来总统。

全民不高兴,因为9月23没放假。

【花】了22万,哈莉玛什么都没做就当选了。她所定制总值19万8000多元的竞选宣传材料,包括1万多张海报、200个布条、以及T恤、徽章和雨伞,最后还需花1800元把这些东西烧掉。当然你可以说:这是无法避免的。然而就民主程序来说,这些钱就花得不值得。民主程序有得到贯彻吗?民众的抉择政府有尊重吗?

【开】罪了所有选民,所为何事?当然就是为了私利。最好笑的是,这个“九人宪法委员会”也够好玩的,竟定出一个五届没人当选就保留给那个种族的游戏规则,Why!? 根据素素的妇人之见,大概这“九人宪法委员会”也要做好人,让2017年的总统选举不会是个“种族选举”年,六年后那已是别人家的事了(就像建议部长加薪,总理总是避嫌,自个不加薪N年)。可惜那人已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哪有功夫等五届?于是就动用自己的公权力。把四届硬拗成像五届;那!就是那人不够聪明的地方,因为“九人”报告书必须得到总理公署的接纳,工作才算完成。只要继续不接纳,直到他们悟出其中的真谛(就像当年吕德耀前后两次不接纳公共交通理事会的建议,让他们回去再议,因为两次都没提到加车资),他们自然就会把五届改成四届,让他们做不了君子。到时就两手干净,不会授人以柄了。 阅读更多 »

哈莉玛不战而胜 执政党将为总统选举“保留制”付出什么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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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泽玮    2017-9-11
http://www.redants.sg/perspective/story20170911-387

这场“新加坡特色”的民主大戏还是赶紧收场好,以免拖下去手尾越长越难看。

(互联网)

前国会议长哈莉玛果然不出外界所料,不战而胜成为我国第八位总统。新加坡在同一天迎来新国会议长和新总统。

选举局今天(11日)傍晚五点钟发文稿宣布,总统选举委员会只发出一份民选总统选举合格候选人证书。选委会并没有透露合格者身份。但除了哈莉玛,还会是谁?

这意味着只要合格者后天(13日)到指定为总统选举提名站的人民协会总部提交提名表格,只要一切程序顺利,就能自动成为下一任总统。这个结局完全不让人意外。吃瓜群众随便做个猜测吧,官方的最后评估是,没有选举总比走过场的“保留制”选举来得体面些。

也好,这场“新加坡特色”的民主大戏还是赶紧收场好,以免拖下去手尾越长越难看。随便扫一扫面簿,尽是骂声一片。随手一抓都是这样的评语:“早就预料到,但还是生气”、“至少要假装玩公平的民主游戏啊”、“自己选自己(Ownself choose ownself)”“这真的是新加坡悲哀的一天”。

坊间对总统选举“保留制”早颇有怨言,走到咖啡店议事厅去,不耳背的大概都能听到,现在政府属意的人选又不战而胜,民间反应完全可以理解。

上个周五,官方才火力全开,派出两名重量级部长亲自喊话,加强对总统选举“保留制”的宣传工作。

喊话平台是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政策研究所上周五(9月8日)举办的保留总统选举论坛。两位部长尚穆根和陈振声分工,一人用数据说话,另一人掏心掏肺和与会者互动,关键时刻还掏出“内幕”加强宣传效果。

1)尚穆根打“数据牌”陈振声打“哀兵牌”

打第一棒的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用去年的一项旧民调称,96%的华族会选华人当总统,只有59%接受马来总统。总统是团结国家的象征,如果不启动保留选举,每一届的总统都来自一个特定族群的话,总统的象征性角色就会受质疑。

当然,人们同样可以质疑,这个民调靠谱吗?有没有另一个民调可以反向证明,选民其实不看肤色投票?

有的。去年,雅虎新加坡网站委托商业与公共政策研究公司黑箱研究(Blackbox Research)展开的一项民调显示,有69%的受访者支持副总理尚达曼成为下一任总理人选。排在后头的依序是,副总理张志贤 (34%),财长王瑞杰 (25%),总理公署部长陈振声 (24%),时任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陈川仁 (16%),国家发展部长黄循财和两位教育部长王乙康和黄志明的支持率都少过10%。

作为唯一的非华族,尚达曼能在民调中领跑,说明了什么?总理掌握的实权比总统要大很多,受访者呈现“色盲”状态的最合理的解释是,新加坡长期推崇的制度——任人唯贤。谁能力好就谁做,管你是什么肤色。

尚穆根抛出冷冷的数据,压轴的陈振声则选择打“哀兵牌”。陈振声坦承,执政党将因“保留制”而付出政治代价,但强调“保留制”的出发点是高尚无私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好,这也要归功于李总理。

陈振声还大唱赞歌说:“李总理的答案会一直印刻在我脑海里。这就是领导人与政客的不同。”他说,“李总理说,我们可能会因为启动保留选举而付出政治代价,没有特定种族当总统所引发的问题可能不会马上浮现,但万一问题二三十年后出现,新一代的领导人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和(政治)空间来制定应对机制?一个政治领导人必须预先察觉将来可出现的议题并适时制定机制。”

简而言之,行动党要传递的信息是:我们知道将因力推总统选举“保留制”而付出政治代价,但用中国的用语就是,坚持要“把问题扑灭在萌芽中”,大家还没看到问题,我们已经看见了。陈部长掏心掏肺,就不知道务实的新加坡人吃不吃这套?阅读全文»

新加坡模式,过时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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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佳佳(电视节目主持人、制片人,专栏作者)    2016-10-27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9872#ccode=iosaction

虽然中国与新加坡关系降温,但集西方制衡制度和东方威权于一体的“新加坡模式”,对中国远未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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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邓小平时代以来,新加坡成为全球唯一一个得到中国四代领导人首肯、表态需要学习的国家。其经济高度发达、政府清廉高效、环境葱郁整洁、民众温良礼让的治理奇迹几乎满足了中国朝野对于美好社会的全部想象。

然而最近一个月,由于南海问题导致的后续争议,中国与新加坡的双边关系降至二十多年少见的冰点。在民族主义情绪下,对于新加坡的指责乃至辱骂不断见诸官媒和网络,“弹丸小国”、“美帝走狗”等字眼频频出现,曾经备受热捧的“新加坡模式”似乎已经时移世易。

那么,“新加坡模式”过时了吗?

新加坡模式的前世今生

1978年11月,邓小平第一次访问新加坡,看到曾经认为是“南蛮”的地方发展得如此现代化而震撼不已。李光耀回忆,当时他曾对邓小平说:“我们大多数是中国南方没有土地的农民的后代,你们完全可以发展得更好。”在四天的访问结束后回国的第二个月,邓小平便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改革开放。

尽管彼时便初初开启学习之门,但“新加坡模式”真正开始被中国朝野上下津津乐道却是1990年两国正式建交之后的事情。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将对于新加坡的称赞具体化:“经济秩序好、管得严,我们要借鉴他们的做法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由此开始,全国掀起了学习新加坡的热潮。1997年起,中国市长协会开始组织一些市长赴新加坡参加“中国市长高级研修班”。1998年,南洋理工大学开始专门设立以中文授课、招收中国学员为主的管理经济学硕士学位班,并在后来成为了度身定制课程培训中国官员的基地,逐渐有了“海外党校”之称。从2001年起,中组部和教育部也先后开始向新加坡选送学员。

被中国官方选定为学习对象长达二十余年热情不减,“新加坡模式”的核心被认为在于其治理模式证明了威权政治并不必然导致腐败,相反其严格和高效对于发展中国家可能还是一件好事。简而言之,在中国官方眼中,学习新加坡模式即为学习“现代化威权 (authoritarian modernity)”。其中最令他们感兴趣的三个基本元素在于:惩治腐败、增加政府专业性以及更好地回应民意。

为何中国政府将新加坡视为可学习的模板?

首先,新加坡所代表的“亚洲威权”统治所取得的成功展示了经济现代化和长期一党执政可以同时并存、相得益彰,并对于以政党竞争轮替为标志的西方自由民主的普世性提出了挑战。

其次,为了巩固其官方话语体系,新加坡政府和中国政府都严格控制着对于影响民众意识形态至关重要的机构:包括博物馆、教育体制,以及最为重要的——新闻媒体。 阅读更多 »

当国家求生“恐惧”不再,何为新加坡威权政治的核心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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邝健铭    2016-9-27
https://asean.thenewslens.com/article/49978

近年的转变,反映执政党的认受公式效用已不如以往,社会中各种共有“恐惧”正在淡化、国家中央集权的必要性开始受到质疑。
民众或则认为国家经年未来发展,像共产主义思想盛行、种族冲突的威胁已今非昔比,对社会的控制可以松绑;或则认同国家生存基础薄弱、恐怖袭击的威胁仍然存在,但慢慢地多了人认为威权政治不是唯一出路。

位于新加坡的莱佛士像。Photo Credit: corbisimages/达志影像

自1966年起,每年新加坡总理都会在8月国庆期间发表政治演说,述说国家未来发展要点,这已成为新加坡的政治传统。在1990年退任新加坡总理之位前,李光耀历年的演说都有几个共通点:

第一,提及各种经济发展策略,包括如何吸引外国人才、重整国家经济结构、提高国家生产力、参考其他国家例子增加国家优势(例如1982年提到,工业学习日本,国防学习瑞士)、管理新加坡工资水平、新加坡值得发展的行业(如造船业)等,这都旨在提升新加坡在世界中的位置与价值。

第二,不断提醒国民世界没有免费午餐,不能松懈与任意冒险、要律己奋斗与具适应力、降低生活期望,否则新加坡难以生存;分析国际形势对新加坡的意义,例如1990年演说,用上大篇幅分析波斯湾危机对世界局势与新加坡的意义。

第三,解释为何政府需要有发展主导角色,例如1974年与1985年的演说分别解释,为何政府提高公积金缴交率,原因是如果新加坡人自愿储蓄、而不是透过公积金制度被强制储蓄,他们就会如香港工人一样,“手头上有很多现款可花,这造成长期的消费。他们租赁狭小的房子,要给房东缴付高昂的租金。他们拼命购买大量衣物、鞋子、家具、电视机……他们没有重要的或永久性的资产可以展示”。公积金既方便新加坡人成为屋主,政府亦可利用公积金投资,增加国家财富,减轻外围经济波动带来的影响。

李光耀亦不时提及香港,以对照新加坡的发展状况。例如早在1967年,李光耀便提到“香港的人口密度虽然比我们多……可是生活水准比我们低了一半”;1988年李光耀解释政府语言政策时,指新加坡的危险,在于“有太多以西方的英文为第一语言的东西……但若是个伪西方社会,那就如同一个假货,那就是一场灾难了”。香港却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原因是“在香港,英国的西方影响只在表面。香港上层人士懂英文说英语,但是香港仍是一个说中文与说广东话的中国价值观的社会……他们不必担心被西方文化淹没,也不必担心原本的文化会被取代。”

这些演说,反映李光耀信奉的是实用主义;1965年,在宣布星马分家、新加坡独立的记者会中,李光耀如此解说实用主义:“‘那么,不管新加坡政府是社会主义政府或其他,是非共或反共政府,它必须与魔鬼贸易为其人民谋生计以求生存’。为了生存,甚而与魔鬼贸易也在所不计。这就是现实,这是我的见解”。

Commuters pass by a signboard displaying a tribute to the late first prime minister Lee Kuan Yew in a train station at the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in Singapore

Photo Credit: reuters/达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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