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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模式,过时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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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佳佳(电视节目主持人、制片人,专栏作者)    2016-10-27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9872#ccode=iosaction

虽然中国与新加坡关系降温,但集西方制衡制度和东方威权于一体的“新加坡模式”,对中国远未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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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邓小平时代以来,新加坡成为全球唯一一个得到中国四代领导人首肯、表态需要学习的国家。其经济高度发达、政府清廉高效、环境葱郁整洁、民众温良礼让的治理奇迹几乎满足了中国朝野对于美好社会的全部想象。

然而最近一个月,由于南海问题导致的后续争议,中国与新加坡的双边关系降至二十多年少见的冰点。在民族主义情绪下,对于新加坡的指责乃至辱骂不断见诸官媒和网络,“弹丸小国”、“美帝走狗”等字眼频频出现,曾经备受热捧的“新加坡模式”似乎已经时移世易。

那么,“新加坡模式”过时了吗?

新加坡模式的前世今生

1978年11月,邓小平第一次访问新加坡,看到曾经认为是“南蛮”的地方发展得如此现代化而震撼不已。李光耀回忆,当时他曾对邓小平说:“我们大多数是中国南方没有土地的农民的后代,你们完全可以发展得更好。”在四天的访问结束后回国的第二个月,邓小平便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改革开放。

尽管彼时便初初开启学习之门,但“新加坡模式”真正开始被中国朝野上下津津乐道却是1990年两国正式建交之后的事情。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将对于新加坡的称赞具体化:“经济秩序好、管得严,我们要借鉴他们的做法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由此开始,全国掀起了学习新加坡的热潮。1997年起,中国市长协会开始组织一些市长赴新加坡参加“中国市长高级研修班”。1998年,南洋理工大学开始专门设立以中文授课、招收中国学员为主的管理经济学硕士学位班,并在后来成为了度身定制课程培训中国官员的基地,逐渐有了“海外党校”之称。从2001年起,中组部和教育部也先后开始向新加坡选送学员。

被中国官方选定为学习对象长达二十余年热情不减,“新加坡模式”的核心被认为在于其治理模式证明了威权政治并不必然导致腐败,相反其严格和高效对于发展中国家可能还是一件好事。简而言之,在中国官方眼中,学习新加坡模式即为学习“现代化威权 (authoritarian modernity)”。其中最令他们感兴趣的三个基本元素在于:惩治腐败、增加政府专业性以及更好地回应民意。

为何中国政府将新加坡视为可学习的模板?

首先,新加坡所代表的“亚洲威权”统治所取得的成功展示了经济现代化和长期一党执政可以同时并存、相得益彰,并对于以政党竞争轮替为标志的西方自由民主的普世性提出了挑战。

其次,为了巩固其官方话语体系,新加坡政府和中国政府都严格控制着对于影响民众意识形态至关重要的机构:包括博物馆、教育体制,以及最为重要的——新闻媒体。 阅读更多 »

当国家求生“恐惧”不再,何为新加坡威权政治的核心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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邝健铭    2016-9-27
https://asean.thenewslens.com/article/49978

近年的转变,反映执政党的认受公式效用已不如以往,社会中各种共有“恐惧”正在淡化、国家中央集权的必要性开始受到质疑。
民众或则认为国家经年未来发展,像共产主义思想盛行、种族冲突的威胁已今非昔比,对社会的控制可以松绑;或则认同国家生存基础薄弱、恐怖袭击的威胁仍然存在,但慢慢地多了人认为威权政治不是唯一出路。

位于新加坡的莱佛士像。Photo Credit: corbisimages/达志影像

自1966年起,每年新加坡总理都会在8月国庆期间发表政治演说,述说国家未来发展要点,这已成为新加坡的政治传统。在1990年退任新加坡总理之位前,李光耀历年的演说都有几个共通点:

第一,提及各种经济发展策略,包括如何吸引外国人才、重整国家经济结构、提高国家生产力、参考其他国家例子增加国家优势(例如1982年提到,工业学习日本,国防学习瑞士)、管理新加坡工资水平、新加坡值得发展的行业(如造船业)等,这都旨在提升新加坡在世界中的位置与价值。

第二,不断提醒国民世界没有免费午餐,不能松懈与任意冒险、要律己奋斗与具适应力、降低生活期望,否则新加坡难以生存;分析国际形势对新加坡的意义,例如1990年演说,用上大篇幅分析波斯湾危机对世界局势与新加坡的意义。

第三,解释为何政府需要有发展主导角色,例如1974年与1985年的演说分别解释,为何政府提高公积金缴交率,原因是如果新加坡人自愿储蓄、而不是透过公积金制度被强制储蓄,他们就会如香港工人一样,“手头上有很多现款可花,这造成长期的消费。他们租赁狭小的房子,要给房东缴付高昂的租金。他们拼命购买大量衣物、鞋子、家具、电视机……他们没有重要的或永久性的资产可以展示”。公积金既方便新加坡人成为屋主,政府亦可利用公积金投资,增加国家财富,减轻外围经济波动带来的影响。

李光耀亦不时提及香港,以对照新加坡的发展状况。例如早在1967年,李光耀便提到“香港的人口密度虽然比我们多……可是生活水准比我们低了一半”;1988年李光耀解释政府语言政策时,指新加坡的危险,在于“有太多以西方的英文为第一语言的东西……但若是个伪西方社会,那就如同一个假货,那就是一场灾难了”。香港却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原因是“在香港,英国的西方影响只在表面。香港上层人士懂英文说英语,但是香港仍是一个说中文与说广东话的中国价值观的社会……他们不必担心被西方文化淹没,也不必担心原本的文化会被取代。”

这些演说,反映李光耀信奉的是实用主义;1965年,在宣布星马分家、新加坡独立的记者会中,李光耀如此解说实用主义:“‘那么,不管新加坡政府是社会主义政府或其他,是非共或反共政府,它必须与魔鬼贸易为其人民谋生计以求生存’。为了生存,甚而与魔鬼贸易也在所不计。这就是现实,这是我的见解”。

Commuters pass by a signboard displaying a tribute to the late first prime minister Lee Kuan Yew in a train station at the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in Singapore

Photo Credit: reuters/达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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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显龙只是晕倒 执政党优势不倒——新加坡渴望改革又害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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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讯双周刊/吕爱丽      2016-9-7
http://www.wealth.com.tw/article_in.aspx?nid=8861

政治强人李光耀辞世后,新加坡已全面进入后李光耀时代。然而,社会对改革的渴望早已开始,人民希望改变,却又害怕改变。

今年八月二十一日新加坡国庆群众大会上,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演讲至一半,脸色突变,停顿数秒后,身子不由自主向右倾斜。电视画面瞬间被切换至观众席,不在席间的民众一阵惊慌:“总理是中风了吗?”这样的疑问在脸书、WhatsApp上不断传开来。直至一个小时后,李显龙再度回到演讲台,众人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并大呼:“吓死人了!”

如同美国国情咨文的国庆群众大会,是新加坡领导人向社会说明国家发展及挑战的重要演说。大会历时三小时,根据官方事后说法,现年六十四岁的李显龙,是因劳累过度及脱水导致体力不支。事后,李显龙也遵照医师嘱咐,请假一周。一场平常不过的年度演讲,再度引起国际社会对新加坡接班人的关注,促使人们思考,“若李显龙真的倒下,后李氏父子的新加坡会是怎样?”

“李氏王朝”是外界对新加坡政治贴上的标签。起因是《国际先驱报》评论版编辑鲍林 (Philip Bowring) 先后于1994年及2001年影射李显龙上位全靠父荫。李显龙的妻子何晶掌管新加坡主权基金淡马锡也遭质疑。为此,李显龙及父亲李光耀多 次与西方媒体对簿公堂。除了《国际先驱报》,《华尔街日报亚洲版》、《经济学人》及《彭博》都曾付出数万新加坡元的诽谤赔偿。

一名当地资深媒体人说,“我们很常讨论后李光耀时代,却不曾讨论后李氏父子时代。”他以“确立、tested(经过考验的)”形容新加坡的政治体制,认为即使李显龙真的倒下了,新加坡不会一夕崩溃,两名现任副总理也具备稳住大局的能力。 阅读更多 »

国家与个人之间――谈建国总理李光耀故宅的去留和建国元勋纪念馆的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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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昌伟    2016-6-15
怡和世纪 2016年6月–9月号 总第29期

由于纪念馆的设置,不关乎选民最关注的切身问题,可以预见的是,最后谁有资格名列其中,必然是由现任政府说了算。政府可能在一些比较次要的方面,例如地点的选择,或者纪念的形式等等,采取从善如流的态度,但在最关键的,涉及执政党当初取得政权的过程与合理性的方面,很难想象政府会同样采取开放的态度。最后,能名列纪念馆的,必然就只会是“亲(执政)党“元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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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辞世,国丧期间新加坡人的表现,充分说明李先生在国人心中无可取代的地位。李先生辞世当天,我在北京开会,与会者只要知道我来自新加坡,一定会跟我谈起他们对李先生的景仰。我是直到那一刻,才算是真正理解李先生的国际影响力究竟有多大。

关于建立李光耀纪念馆的提议和建馆的波折

所以,当部分国人出于对李先生的感恩之心与追思,向政府提议建立一座李光耀纪念馆,我是十分赞成的。也许有人会觉得这是在搞个人崇拜,但如果我们是以纪念一位本国历史上的伟人的方式去筹建这样的一座纪念馆,自然就能理直气壮。毕竟,无论褒贬,李先生的历史地位毋庸置疑。

当然,这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足够的眼光和胸襟,真正从历史的角度看待过去的人与事。

俗话说,盖棺论定,其实并不准确,因为“论”,是会随着历史语境的改变而改变的。过去一直流传着有关周恩来的一则轶事:据说在1970年代,曾经有人问周恩来,法国大革命对世界产生了什么影响,周恩来的回答竟然是,现在下定论还太早。当然,当年周恩来是否真的曾经这么回答,已经无法证实,但无论真相如何,这个答案其实是相当睿智的,因为人们对发生在大约两百年以前的法国大革命的评价,至今都还未定型,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肯定这一历史事件的重要性。

对李先生的历史地位的认知,应该也可以采取同样的方式。纪念馆的设立,不必以评论李先生的是非功过为前提,而应该采取历史的态度,首先尽量客观如实地把史实呈现出来,然后秉持开放的精神,允许多视角与多层次的诠释。

纪念一名历史伟人最好的方式,并不是去把他塑造为圣人或者先知,而应该是呈现他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复杂性。唯有如此,才能把李先生留给我们的丰富的历史遗产完全继承下来。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做好随时根据时代的变化、新材料的发现,以及社会文化观点的改变,而对诠释做出调整的准备。换言之,我们也应该把纪念馆的建立和发展,视为一历史的过程而不是终点,摒弃“盖棺论定”的思维,让纪念馆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流动而流动。

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对李光耀纪念馆的建立,我是乐见其成的。

问题是,因为李先生生前个人的坚持,让这个原本可以相对单纯的决定,平添波折。事缘李先生生前一再强调他反对个人崇拜,尤其是对他的崇拜,而现任总理又是他的长子,自然必须“不改父之道”。但身为总理,李显龙先生又不得不认真看待主流民意,谨慎处理民间普遍要求建立纪念馆的诉求。

更让李总理为难的是,有许多民众希望政府能把李光耀位于欧思礼路38号的故宅列为国家保护单位,甚至改建为纪念馆,但李先生在生前却有明确的指示,说明他希望房子能在其长女搬离后拆除。人民的意愿与建国总理的意愿之间,政府的决策与个人的决定之间,分寸应该如何拿捏,是一门考验李总理的智慧的大学问。 阅读更多 »

新加坡的控制型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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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长狼    2016-5-30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3f9e960102wh45.html

新加坡的教育体系与其说是一个人才选拔体系不如说是一个人才控制体系,这样的一个体系只让少数的精英得到极佳的发展,而让绝大部分的人被层层受控于高端教育之外,只接受足以在社会生存的教育就够了。这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呢?奥妙就在于:低教育和基本生活保证合在一起就是选票的保证。

听说台湾有博士生应征邮差,就业形势严峻,新加坡则绝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在台湾或许根本算不了什么的所谓高学历,在新加坡则非常稀有的!可以读到硕士博士那都是有资格在职场上哇哇大叫的。而且这样的一群人在新加坡都会过得尚佳的生活水准,收入也是普通人的数倍乃至数十倍、百倍。

但要保证这样高教育水准的人都过得油滋油滋的,就不能让这样的人太过多。

所以教育筛选在这里异常残酷。最后只让最有能力的人进入高等教育的范围。这些人出来后要么成为高级学者研究人员要么投身政府,统统上升到精英一族。

这样既保证了最有能力的那一部分享有丰厚的物质生活,同时也杜绝了最有能力的那一部分人成为社会的反对势力。

就是说只让有知识有文化的人过得好,而让那些过得不好的人千万不能太有知识,这一点很关键,看看徐顺全的例子就知道了。而做到这一点,正是新加坡目前的教育体制的设计理念。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六月 3, 2016 at 6:56 下午

化被动为主动,不要忽视手中的一票,改变从您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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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极泰来     2016-4-27
http://pijitailai.blogspot.sg/2016/04/blog-post_27.html

武吉巴督的选民,不要以为自己手中的一票,起不了作用。一张票投给民主党的徐顺全博士,根本没有作用。

2015年大选,人民行动党得票为73%,一年都还没有过去,人心不可能变得这么快。自己本身想改变,但是却又太多人不想改变。最后,还是改变不了现状。

如果每位武吉巴督选民都这么想,最开心当然是PAP了。他们就会把2015大选的成绩当成理所当然,总理认为这是个大胜。真的如此吗?2015大选的成绩,是否真的是理所当然,武吉巴督选民这回可要拿出真的选项了。

1980年的新加坡大选,在安顺选区,PAP的得票更加高,高达84%。为什么到了1981年的安顺补选,工人党的惹耶勒南却胜利了,得票率为51.9%?人民行动党的得票却下跌超过35%?

1981年,安顺选民给了反对党斗士惹耶勒南进入国会的机会。

2016年,35年后,武吉巴督选民应该考虑给反对党的另一位斗士民主党的徐顺全博士进入国会的机会。

新加坡的民主之路,走得极为辛苦,从1981年的一位到今天的六位。人生有多少个35年,反对党需要您鼓励的一票,才能继续服务人民,监督政府,提出替代方案。

Written by xinguozhi

四月 27, 2016 at 8:02 下午

洁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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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春花      2016-3-23
http://www.malaysia-chinese.net/cgi-bin/czread.pl?board=luntan&file=start&User=&Pass=&group=2&read=messages/2016/03/144248.html

事情就这样“圆满落幕”,行动党无需道歉、王金发也无需道歉,还备受“赞赏、可贵、惋惜、唏嘘……”,果然过不了一两天,事件就鸭过水无痕了。
可是,按行动党过去对付反对党人的逻辑,又似乎不是这样;比如傅海燕就认为,人民代议士无论胜选、败选,只有有人把票投给他,那么他们就背负对选民的责任。

大爷们追求性满足有三种境界:

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

最后一项是一种柏拉图式的性刺激。

而王金发与基层女搞不伦通奸,官媒则认为不能进行道德判断,一概归根于行动党“洁癖”。

“癖”字何解也?《龙文鞭影》:“春藏足垢,邕嗜疮痂”都是很糟糕的怪癖。按现代语言,这是一种变态式的上瘾,英文当然叫做addiction。所以有了addiction的人或机构组织,当然是可以唤取同情的“患者”,所作所为都不是他们愿意的,自然无所谓对错,是基于一种精神强迫,你说对吗?于是文章写来就洋洋洒洒:

  1. 廖宏昌:“他是一个在服务居民上很称职的人民代议士,这次因婚外情而辞职,令人惋惜。一个人会不会搞婚外情,局外人在事前是无从判断的,但一个人有无才干却是有迹可循,从这个角度来说,人民行动党在任人唯才上做得还是到位。/婚外情当然是触及道德底线的事,倘若男女两方都是有家室的人,不仅背叛了自己的另一半,也冲撞了对方的配偶,于情于理难被接受。但想深一层,婚外情的原因也是复杂多面的,当中免不了有些许的无奈,总让人唏嘘不已。”
  2. 吴齐圣:“人民行动党在事发第一时间公布了王金发与李总理书信往来的内容,接受他立刻退党辞职,也算是壮士断腕,避免事件延烧扩散,伤及党的信誉。我的海外朋友在第一时间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发了一个短信给我,不知是挖苦还是赞叹,说连新加坡的政治已经到了有‘洁癖’的地步。”
  3. 严孟达:“新加坡政治一向对议员的操守有近乎‘洁癖’的要求,人民也在多年的‘政治教育’下对人民代议士的自律精神有很高的期望。这是一种良性循环,是新加坡政治的可贵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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