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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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文国语到华语华文的转折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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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维介   2019-11-13
怡和世纪 第39期 2019年4月

虽然新马的“华文”、台湾的“国文”、港澳的“中文”与中国的“语文”,是“Chinese Language”在各自教育体系中不同的称谓,但是它们所指的都是汉语的学习。称谓有别,是政治催化的结果,里头有历史的积淀与沧桑。它不似“公仔面”之于香港;“泡泡面”之于台湾;“快熟面”之于新马;“方便面”之于中国大陆,只是地域的用词差异,不具复杂的政治历史元素。

华校百年,它所使用的“华文科”课本以及它的科目称谓,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透露着不同的政治认同信息,把这些片段缀串,便能勾勒出新加坡政治历史的发展轮廓。新马华文教育与中国脐带相连,它一起步就毫无保留地复制了中国的教育体制,后来的本土化进程,则甩不开新马政治的影子。当地的政治晴雨潮汐,强力地主导着南洋华校的枯荣,这一文化现象也同时反映于当地华文报章的成长生态上。

本地华校以普通话作为教学媒介语,与中国旧王朝结束的历史发展齐肩并行。1912年清朝覆亡前夕,西潮涌现中国社会,传统文化面临海啸式的冲击,教育也一并受到西方时潮洗礼。1916年推广白话文的概念浮现后,蔡元培等人于翌年成立了“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提出“言文一致、国语统一”的新主张,并敦促北洋政府在文化与教育上落实“国语”,以实现中国改革的目标。国语运动在短短的三五年间,凝聚成强大的社会共识,白话文、注音符号、新式标点符号等等新事物陆续出炉,国语运动、新文学运动、汉字拉丁化等等事项旋出缤纷的文化光环。1910年代后半期开始,新式学堂在神州大地遍地开花,直接影响了南洋华校的变异,以私塾、学塾为核心的教育城堡迅速崩塌,新学堂在二十年代春笋般生长在南洋的土地上。

一切从《字课图说》开始

1901年上海澄衷学堂校长刘树屏编写的《字课图说》。

新式学堂在发育“变声”的阶段,语文科目所使用的课本,其实并非冠以“国语”或“国文”的名堂,主导着“读书识字”内容的科目称谓,是《字课图说》——这是教育转型、发育的“尴尬”阶段所使用的识字教本,这些“启蒙学堂字课图说”,担负着开启儿童心智的先锋责任。

作为启蒙第一步,《字课图说》的内容自然以汉字的学习为基础。所谓“读书先识字”,掌握汉字的形、音、义,是进阶中文世界的门槛。作为语文入门教材,《字课图说》犹如一册文图并茂的字典。每个单字的内容都包括读音、释义、构成词以及示意图四部分。《字课图说》的凡例,说明它是“专为小学堂训蒙而作,故词尚浅近,一切深文奥义不及焉”。它挑选了三千汉字作为学习材料,“皆世俗所通行及书牍所习见者”。

据石鸥编着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描述,1901年上海的“澄衷学堂”是第一所由中国人创办的洋式学堂。当时澄衷学堂的校长刘树屏编写了《字课图说》作为识字教本,可视为中文教科书的雏形。1902年,无锡“三等公学堂”编印了《蒙学读本全书》,内容由浅渐深,楷书石印,附有插画。以当时的审美标准而言,那不是普通的美,因此面世后广受欢迎,被誉为同时代最完备最漂亮的新式教科书。

1906年“国文”称谓首次登场

《国文》正式成为语文科目名称,该是1906年左右的事。石鸥的《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收集到的最早《国文》版本,是1906年学部图书编译局出版的《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以及190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女子国文教科书》。同个时代,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学国文教科书》,用的也是“国文”的称谓,可见当时中小学都共同使用“国文”之名。

当时新马是英国的殖民地,神州大陆却是当地华人心中坚定认同的祖国。一路来,清朝政府都有派遣官员南下巡查南洋华侨教育的传统,这种做法并没有因大清王朝的覆亡而中断。接棒执政的中华民国或北洋政府也都以扶持海外华侨教育为己任,一如1949年以前南洋各地的中文报章,绝大部分都无法摆脱民国政府的幕后操作,总编辑多通过政府举荐或委任南下执行任务,报章封面版都冠上“中华民国”的国号。华文教育这块文化蛋糕也是如此,1950年代以前,许多华校校长都由中国方面举荐,华校使用的各科课本也清一色来自中国,内容自然以中国为主轴,就像新马英校使用的教科书,也来自“祖家”英国,这都是殖民时代本土意识模糊、欠缺编印教科书条件的结果。既然以中国为认同对象,沿用来自中国课本是如此的理所当然,当“国文”称谓在中国登场了,南洋华社自然全单照收。由于国民政府主导着海外华侨教育的意识型态,因而中华民国、中华民族、中国人、三民主义、国语等概念遍布于教科书里。这种政治教育南移现象,在南洋维持了约四十年光景。 阅读更多 »

华校教科书百年沧桑(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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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维介    2016-10-12
怡和世纪 2016年6月–9月号 总第29期

百年华文教科书的演变,呈现了语文水平一路下滑的曲线,其中最后二十年线条陡斜,令我忆起八十年代初香港教育局客人来访,顺手翻阅我案头新出炉的初中华文课本,随即瞠目相告:那至多只是小四水平。那画面,我辈当下心无波澜。他们惊诧,因感知不到环境的变异。

提早退场的华校科目

目前国家图书馆、华裔馆与教育部图书馆所藏的本地华校教科书,数量总和不下三千册,跨度近百年。这些藏品里的某些科目,比如珠算、修身、尺牍、常识、作法、自然、卫生、唱游、博物、生理学等等,对独立后入学的华校生或许是陌生的。

独立前的华校,学习科目多而杂,科目之间有内容重叠之嫌。例如《卫生》的内容,有教导行为习惯,也有生理保健知识,有点《公民》味道,却又搭配上若干科学常识。“修身”就是学习“做人”的科目,与“伦理“、“公民”、“道德教育”是同血缘的家族成员。“博物”是动物学和植物学的统称,等于后来的“生物”科,而“生理学”,其实是当今“生物”的一部分。

贴近生活的《珠算》与《算术》

六十年代以前,《珠算》是华校小学的必修科。“算盘”是当年的“计算器”,《珠算》就是为学习使用“算盘”而设的科目。直到五六十年代,杂货店老板经常坐在昏暗的柜台前,耳上架着笔,手指在算盘的珠子间上下其手,弹打得嘀嗒响,瞬间便得出数字答案。我入学时没赶上珠算课,但家里有一把算盘,父亲工余结账,大珠小珠落玉盘,我有时会陪着算盘声响度过一个夜晚。父亲通常先让我明白它的操作规则,然后他边念口诀边做着学校董事会的帐目,久而久之,我多少熟悉了步骤,无聊时便在算盘上推上拨下,但始终学艺不精。父亲说当“唐人财副”一定要懂得“打算盘”,这话我没入脑,终于与“财副、掌柜”的身份绝缘。

学珠算,得背口诀。我翻阅着四十年代的课本,“一上一,一下五去四,一去九进一”;“九去九,九退一还一,九退一还五进四”这类行文进入眼帘,当年上过珠算的老华校,是否感觉似曾相识,又见陌生?

那年头学珠算和算术,光懂得阿拉伯数字硬是不行,还要懂得中文版的数字写法。中文的数字写法有三大类,教科书里都安排得妥妥当当,必须一一学上手。第一种称为“大写”,完全以汉字表达:“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佰仟萬”;第二种是“小写”:“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第三种叫“码子”,也称“条码”,有点拉丁字母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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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百千万”写法,九八行、杂货店做账最常用它。

说起“算术”,情不自禁想起“拳头”。记得低年级时老师教学“月份”,为了让小朋友快速掌握“大小”月份,便让大家握拳,凸出的关节代表大月份,凹陷的部位代表小月份,顺序而数,准确无误。1938年商务版的《算术》课本里,我发现了“拳头”踪影——书本里介绍了这种“记大小月的方法”,右拳头上注明“高处大月,低处小月”。

三四十年代,中国政治不稳定,小学“算术”课本里的材料讲究实用。教科书的“编辑大意”清楚写着“完全拿极平常的环境做对象,并极力注重和国防有关的材料”,因此算术教材便包括了运费、利息、关税、田赋、折旧、保险、物价涨落、汇兑、国防合作社等课题的介绍与练习,也纳入发票以及中国与东南亚货币计算等贴近现实生活的内容。“算术”的政治性,具体反映于下列习题的设计上。

前清同外国议和的赔款数如下,试求赔款总数:

年代 1842 1858 1860 1895 1901
约名 南京条约 天津条约 北京条约 马关条约 辛丑条约
国别 英法 英法 日本 英日俄法
意奥德美
赔款 两千一百万 四百万 一千六百万 二万万 四万五千万


通过这类数字计算,把议和年度、受款国、赔款额清楚列明,借此灌输不忘国耻的意识。

小三开始的史地课

小学三年级开始学习史地?今天的学子或觉得不可思议――这个时空低估史地,淡化人文?六十年代我念小三,历史课以人物与事件为中心,孔子、秦始皇、苏格拉底;甘地、阿育王、恺撒大帝,都是那段岁月装进脑瓜的历史材料。那时记忆留存的,还有木马屠城记、迦太基、金字塔;耶稣、穆罕默德、释加牟尼……五年级读唐宋历史,“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贞观之治、“杯酒释兵权”的赵匡胤,已经和同学打照面。历史,就是听有意思的故事。从成吉思汗西征到拿破仑兵败滑铁卢;从十字军东征到日本明治维新,东西方历史的碰撞,建构了儿童的新视野。那年头没有高科技道具、声光影画的辅助,历史依然生动,来龙去脉没出轨走调。

小三读地理,仿佛一开始便学习平面图。老师布置作业,要我们画一张本班教室的平面图,顿时觉得难如上青天,三四十张桌椅、黑板、橱柜、门窗,都得一一到位。几堂课后,课本便介绍风向标。对着书里的风向标图画,有同学嚷说隔邻的英校屋顶有一具,有风的时候,风向标上的那支箭会转动,站在箭顶上的公鸡也跟着转,老师嫌他多事。由于老师说箭头指示的便是风向,我们好奇,下课后就跑去篱笆旁看英校的风向鸡,可是风没来,老师来了,把我们赶回教室。

翻开1967年新化版的五年级地理课本,讲述太阳系、地球、四季、经纬线、五带与子午线的教学单元整齐列队,跟着就是人文地理,把锡兰、印度半岛、中国、日本、澳洲、纽西兰、加纳等地的位置与特产逐一介绍。那是个在乎视野的年代,高小就接触了七洲五洋、天地生态。老华校开口念布宜诺斯艾利斯、里约热内卢,语速不比中国足球评述员念西方球星中译名字差多少。正因当年起步早,小六会考也包含史地,他们早早认识了古今中外,知识面宽广,不分东西,概括吸收。史地课在七八十年代走出了小学课程,到初中阶段始交叉学习,时间投入有限,常识自然有别。 阅读更多 »

华校教科书百年沧桑(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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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维介 2016-10-8
怡和世纪 2016年6月–9月号 总第29期

1930至1949年这段时间,教科书的南洋化明显地体现于封面与插图上,椰子树几乎成了南洋教科书封面的注册商标,内页插画的榴梿、香蕉等代表南洋乡土的事物也随处可见。至于内容,主要反映于南洋与中国题材比重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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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终结了70年,日本对当年发动侵略战争、强征慰安妇陋行的态度与受难国的认知南辕北辙,文教省强行修改历史教科书,让史实变味的做法,始终被远邦近邻高调谴责。去年,韩国政府决定由国家统一编写中学历史教科书,引发了文教界强力反弹。官方认为,当下民编的课本存在谬误,必须修正。但有史学家与公民组织认为,这是政府为了使日本殖民统治正当化、美化过去军政独裁统治所使用的伎俩。

二十年来,台湾岛内因政治集团角力,意识形态拉锯,教科书成了兵家必争、朝野双方不能丢失的要塞。两年前,蓝营的国民党政府端出“课纲微调”,尝试修正历史教科书中的若干用词,即刻遭遇绿营围剿,而今民进党甫上台执政,议会即刻成功推翻原已通过的“课纲微调”。教科书的修订战,估计不会就此止息。

教科书,像是军事攻防的滩头堡,拿下它,胜算在望。政权到手,执政者无不积极于教科书的掌控经营,以改变新一代人的观念,从教育抓起,十冬八载,便见成效。当时间流成历史,许多事看似已水过无痕,但教科书却悄悄留下的吉光片羽,保存了一个时代一段历史的政治痕迹。翻转岛国百年华校史,一幕一转折,一转折一则新桥段,不是本土就是外人草拟的政治戏码。华校身上长着湿滑的政治青苔,有悖他人的利益,被认为有洗刷的必要。

华校意识认同四阶段

因政治的牵扯,百年华校教科书呈现了“中国化”、“南洋化”、“马来亚化”与“新加坡化”四组分镜头。1923年以前,华校教科书走的是一条纯“中国化”的道路,但后来殖民地政府对纯中国化的华校教科书有了意见,正好中国政府也提出华校教科书“南洋化”的看法,配合南洋内容而编写的教科书因而面市。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本土化思维催生了教育“马来亚化”的构想,华校教科书随着政治步伐调整,加速本土化思维的建设。不旋踵,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但不及两年又遭逐离,成为独立国家,教科书跟着换档改道,竖起“新加坡化”的旗帜。

晚清与民初对海外华校的态度

教科书中国化,是华校身上的肉瘤,有人认为良性,有人说是恶质。不管是私塾学塾,或是西式学堂,本地的传统蒙学读本与现代教材,都是从中国输入的原庄货。直接使用它,仿佛也没人质疑不妥,或挑战它的政治不正确。反正,那个时空,此地华人的母国、母文与母文化,是个不可分隔的生命共同体,拥抱它天经地义、理所当然。

母国的政权,也不做二想,即便汪洋千万里,一律把海外华人视为子民,如是便有了管制与关心的理由。不论清朝,或是民国,包括这期间短寿的北洋政权,都不吝把管制的手伸向海外。三不五时,各种关于华侨教育的法规陆续出台,让海外华校奉行遵守。

另一边厢,殖民地当局则横眼鄙夷,把华校贴上“方言学校”的标签,它充其量只是庶系偏房,不具法统地位。因缘于这坏心眼,百年前华校一开步,便得不到政府的辅助关爱,只能死活自顾,神州大地运来的华校教科书里含着什么冬瓜豆腐,殖民地府衙自是兴趣缺缺。 阅读更多 »

何处是“祖家”?从唐人到新加坡人:新加坡华人国家认同和身份认同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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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郎    2015-12-21
怡和世纪 2015年10月–2016年2月号 总第2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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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萧学民画作:一个时代的降临

新加坡华人的故事要从哪里说起呢?大家都熟知在莱佛士到新加坡之前,新加坡已经有少量的华人居民,他们或种植甘密或从事锡米的提炼。另一方面,我们也有这样的故事:华人先贤曹亚志是率先莱佛士登陆新加坡拉的第一人。这个故事的肇端是《叻报》,在1906年1月1日的一篇名为《亦一伟人》的报道中,作了一段很有趣的曹符义故事的叙述,先是说青山亭有一个曹符义的巨墓,灵异显著,被人当做“老爷”(闽潮人称呼神明)拜祭,以求庇护。接着讲述曹氏如何神勇,身先士卒登陆新加坡,为莱佛士取得新加坡立下了汗马功劳。既然是生为人杰,死必作鬼雄,报道除了渲染其显灵的神迹之外,也不忘加上一笔描绘一番他的天生禀赋,这些绘声绘影的描述和中国历史上对开国之君常有的说法何其相似。

1949年2月6日庆祝新加坡开埠130年前夕,《南洋商报》记者洪锦堂的报道进一步强化了这个故事,曹符义此时已被称为曹亚志,并说他就是曹家馆的创办人。到了后来在我们小学的华语课本里,曹亚志的故事已经定型成为有血有肉的新加坡华人先贤的历史故事。这里我不想探讨曹亚志的是是非非,读者如有兴趣,可参阅两年前《联合早报》有关曹亚志论争的文章以及已故学者陈育崧的文章。

作为“历史记忆”的曹亚志

最近,新加坡因为欢庆“建国50周年”,掀起一场全民大搞“集体记忆工程”的活动,各种各样的“集体记忆”经过“被包装”和“被创作”而纷纷出炉,际此“记忆热”我想说明“曹亚志故事”为什么会出现在新加坡的华族先民的历史叙事之中,成为我们历史记忆的一部分,也以他来作为叙述新加坡华族身份认同历史的起点。

“我们今天的历史就是我们自身的历史记忆。” (We are what we remember) 我们常会为一些社会群体认知的“社会现实”而创造“历史事件”,并使之成为社会的“集体记忆”,让我们沉浸在自我创造的世界中,为自身在历史上所处的位置寻找坐标,以作为安身立命的身份认同的需要。在这里“历史”或是“神话”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它所要表达的背后的社会意义。

明乎此,“曹亚志”出现在早期新加坡华族的“历史记忆”中就不是偶然的,它要反映的就是早期华族先民在新加坡开埠初期就参与新加坡的经济活动,和各族移民产生互动并发展成为人口最大的民族,为新加坡的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做出重大的贡献的历史。

前面引述《叻报》的报道,在当年的时空背景之下,整个曹亚志的故事充满中国历史的神话色彩,可是在2004年新加坡画家萧学民创作“一个时代的降临”的画作中,这个“历史记忆”已经重新被创造,在民族主义和“去殖化”的语境下,画面上出现了代表新加坡三大民族华、马、印三个人物,曹亚志被赋予“政治正确”的新表述。我举这个例子的目的就是要说明“历史记忆”是怎样一步一步地被重新塑造以适应时代变迁的需要。

第一波的华人移民

新加坡在开埠短短六个月的时间就引来大约五千人的移民,其中大部分是华人,这些华人移民主要的是来自于北部的马六甲以及南部的廖内群岛,其中当然包括了“曹亚志”们。中国人移民南洋很早,这些散落在南洋各地的早期移民,被朝廷视为逆民,成为海外的遗孤。他们在侨居地落地生根,娶当地妇为妻,繁衍后代,成为一个特殊的华裔族群,俗称峇峇 (baba) ,他们成为新加坡第一波的华人移民。

这些华人移民由于长期与祖居地(用他们话说就是“祖家”)隔离,虽然还自称是“唐人”,男人除了在穿着上还恪守华人习惯,特别是还坚持留辫子,以及拜祖先等华人传统;女人服饰则受母亲影响倾向马来化的所谓娘惹装束,在家庭用语以及饮食方面已经是华马混杂。“唐山”(他们口中的中国)对他们来说只是印象模糊的“祖家”。

凭着能够使用当时本地的通用语 (lingua franca) 马来语和熟悉本地的生活习惯,在地利人和的条件下,这些峇峇华人很快就在新加坡崭露头角发财致富,其中佼佼者就是倡议创办天福宫的陈笃生、陈金声等。他们许多人充当英国人的买办,承包英国人下放的烟(鸦片)酒买卖专利权,致富之后,参与建立庙宇和华人义山的工作,通过这些活动取得华族社群领袖的地位,扮演了和英国殖民地政权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合作共谋的角色。

新加坡的殖民地政权从开埠开始就采取以种族分而治之的政策,不但划分区域让各种族分开居住,也从马六甲引入甲必丹制度,委任华人甲必丹来处理华人内部事务,1926年废除甲必丹制度后改为委任华人咨询委员。这样的结果出现所谓的“分化社会” (Plural Society) ,各个种族之间除了在“巴杀” (Bazaar) 产生交集,各种族之间在其他方面难有互动。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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