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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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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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素素    2017-9-24

邻国隆市禁啤酒节,市长给出的理由有三:下雨、敏感和无需理由。最后一项有点玄:“无需”理由竟也是“理由”之一。

市长的谈话显得够气势恢宏之外,还不失温馨,应该是所有威权主义者的楷模。内里的潜台词意思浅浅:本主知道什么是对你们好,凡存在必合理啊!后生小子,说给你听,你又不懂,带你去又嫌路途太远,哎,你们就不要撩是斗非了。

本地早报二丑们对于马来总统哈莉玛的缓颊也是循着这个套路,很符合“无需理由”的解说。如果根据结果来判断,难道选出一个女人当总统不好吗?(否则你就是男性大沙猪)其二、选出一个马来族来当总统不好么?(否则你就是种族主义者)。

问题是,作为一名执政者,难道不是他的责任举办一场符合公正、公平的选举吗?而不是随意塞进私货,提高己方的胜算,甚至以没人可以投票告终。民主选举或许由于选区众多而偶尔有“不劳而获”现象的出现,但那应该是或然率的结果,而不是操弄的结果。有一句法律格言是这样说的:“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Justice must not only be done, but must be seen to be done)。

老吴(老番癫吴俊刚,下同)说:“有对手的选举自然可以堵住这些人的嘴巴,但是,也不等于就不会有争议,很可能争议更多。看看美国的总统选举就知道了。上届总统选举,也给我们留下诸多的苦涩。选举总是充满变数的。”——没错,可能争议更多,但已不是执政者的责任。为什么高高在上的执政者总是在他们的语境中消失,从不敢怀疑?

韩咏梅的这个大哉问,最好拿去问李显龙:“当我们碰到一个真正好的少数种族候选人,而且这个人一生从事公共服务,过去18年在政坛上的表现也有目共睹,为何我们还不能相信社会其实已经有足够的冷静和理性,做出符合整体利益的选择?我们还需要多少时间,还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才能相信新加坡人能够集体做出公平与理性的决定?”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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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操作及其效果——新加坡选举史中的不和谐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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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鹏,黄奕维(国立政治大学)      2017-6-29
原载于《台湾民主季刊》第十四卷,第二期(2017年6月)
http://www.tfd.org.tw/export/sites/tfd/files/publication/quarterly/TDQ1402004.pdf

如果宪法修改是因为某个人,这对新加坡人来说将是可悲的。

—陈清木,2016年9月17日

前言

Yahoo Singapore在2016年9月发表的民调显示:高达70%的国民支持副总理尚达曼(Tharman Shanmugaratnam)担任总理。由于在总理李显龙昏倒后不久发布,引起新加坡各界重视,当事人也急于澄清无意愿。在这个议题上,李显龙虽未反对非华人总理,但将懂华文设为条件。约在 Yahoo Singapore 发表民调的同时,李显龙也宣称少数民族难以在选举中获胜,故推动改革总统选制以保障其当选机会。修法工作已于2016年11月完成,2017年9月将选出少数民族担任总统。

Yahoo Singapore 的民调和李显龙的说法,对新加坡人民在选举中的族群考量有相互矛盾的诠释。前者以数据显示新加坡人民能接受跨族群政治代表,是选民成熟、族群和谐的象征,后者则暗示新加坡华人占多数的选民受限于族群思维,倾向支持华人政治代表,因此必须透过修法来补强族群和谐。循此矛盾也使吾人不禁好奇新加坡族群和谐的程度为何?为何民众支持的少数民族政治明星担任总理,需要以说华文为条件?而新加坡以法律保障少数族群知名,就总统选举的位阶而言,应早有相关法律予以规范,为何此时需要迅速修法,保障其担任总统的机会?

为解答这些问题,本文将以族群为核心,回顾新加坡选举史。不但有助解释新加坡官民间视角的差异,也能探讨族群与选举考量衍生的问题,更能检视即将来临的2017年总统选举。

文献回顾

一、族群与记忆

族群的形成十分多元,王甫昌总结各说,将其定义为“一群因为拥有共同的来源,或者是共同的祖先、共同的文化或语言,而自认为或者是被其他的人认为,构成一个独特社群的一群人”,简言之,就是主观认定或被认定有共同传统的一群人。惟正如 Eric Hobsbawm所批评,许多所谓古老的传统,常是最近被编造的(invented),而族群构成就是很好的应用,因为牵渉到复杂的主观认知。学者们普遍指出族群的建构是一连串的“记忆、遗忘、诠释与编造”(remembering, forgetting, interpreting, and inventing),而 Benedict Anderson则指出这些记忆与遗忘的过程,实际上是配合叙述者的目的。例如许多历史上的杀戮,为了符合当今民族建构需求,而出现选择性记忆以定位死亡的价值与意义。

族群的记忆建构最关键的叙述者往往是政府,因此 Carter A. Wilson认为政治是影响种族主义最关键的力量,特别是政府的法律与政策。他以美国的经验为例,法律与政策可以被用来确认美国黑人属于财产而非属公民,国家可以透过暴力来强迫执行种族压迫规范,然而法律与政策亦可迅速改变白人优越的地位,用国家暴力来捍卫有色人种的民权。政策的角色如此重要,不同族群成员因而常透过参与政治竞争,担任政府机构的代表,取得资源分配与诠释政策的权力。Sniderman、Crosby 与 Howell就指出,种族政策的核心是政治,而“竞争性选举压力”(pressure of competitive elections)为其形成的主因之一。

族群与政府的关系密切,也使新加坡政府管辖的多元族群社会格外引人重视。其多元种族政策受到赞誉的同时,也有不少研究关心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如何藉族群政策达到政治目的。Noman Vasu指出,新加坡政府在政治、社会与经济制度上加强种族分类的同时,也藉此将自己塑造为族群和谐制造者,并以此寻求其执政合法性。人民行动党以“父权政府”(paternalistic government)知名,而族群与其执政模式的关联则如 Carl Trocki所指出,多元种族主义(multi-racism)是新加坡“父权式管理社会的借口”(excuse for the paternalistic management of society)。

要做到父权式管理,必定要能压制反对的声音。Kevin Tan形容执政党对付反对者的弹药库(arsenal)中,法律武器之一就是指控其危害族群和谐。James Jesudason则以1997年选举为实例,指出反对党候选人邓亮洪律师,被形容为威胁新加坡的反基督教的大汉沙文主义者(anti-Christian Chinese Chauvinists),这仅是由于他批评了新加坡的英语教育政策,最后也因此流亡海外。

族群和谐要成为压制的理由,必然基于族群和谐必要性的历史记忆,因此如何塑造这种记忆至为重要。种族不和谐多源自社会中少数族群的长期不满,但最后会爆发社会冲突,关键在于该族群是否受到菁英团体在资源与权力上的组织与动员,因为菁英会定义、创造与操纵相关不满与矛盾。菁英操作族群关系必定与自己的利益有关,以前述新加坡政府巩固支持的策略为例,Stephan Ortmann就指出其长期在身份认同上操弄危机意识,刻意强调自己身处“敌人(马来人)领土”(enemy territory),因此记载历史时十分强调族群冲突。 阅读更多 »

揣着聪明装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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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莫愁    2016-11-11
http://www.malaysia-chinese.net/cgi-bin/czread.pl?board=luntan&file=start&User=&Pass=&group=2&read=messages/2016/11/144833.html

说到这儿,就不难看出就如集选区制度那样,虽然打着种族和谐的金字招牌,其实是把更多的独裁往自己身上揽。这次匆忙推出的戏码,摆明是要阻挡陈清木成为民选总统候选人。除了高门槛之外,执政者还可以通过种种理由拒绝一些人参选,保留一切诠释的权力,这本是民主制度所不允许的,却变得不得不如此,够高招了吧!

“揣着聪明装糊涂”绝对是一种厚黑学。

“揣着聪明装糊涂”七个字是我们这些祖先来自大陆南端的南洋小子不会用的,盖因这是北方人的语法结构,就好像我们说“惹上麻烦”而不说“摊上麻烦”;然而这七字却很传神地表达那种情境的心理状况。

“民选总统”对上了年纪的新加坡人来说,都知道是行动党为了永续执政而丢出来的撒手锏。明明是要搞“第二权力中心”,却昧着良心说不是“第二权力中心”,这种选举奥步差别在于是他们当政或者不是他们当政。回溯1981年安顺补选送工人党惹耶勒南进入国会,在野党取得零的突破,那时起,行动党大佬们就深谋远虑生怕将来有一天,一个不小心让在野党取得政权。于是需要设计一个机制让他们可以扳回一局;国会的任期4年,民选总统6年的错开……并且以李光耀为麻豆的构想就开始酝酿。先搞定了集选区制度,10年之后修改了宪法搞了个民选总统制出来。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后来李光耀不当却给王鼎昌当了。而这个王鼎昌辞去党籍之后,天真地以为要当一回真正的全民总统,提出要查政府的账,杀行动党大佬们一个措手不及,飙出一身冷汗。之后终于把王鼎昌弄下台,这回就学乖了,找了个听话的“之子”纳丹来让权,于是练就一身盖树胶印的本领,把原本要留给李光耀掣肘的狠招都改了回来。这些谁没看见,只是大多数揣着聪明装糊涂罢了。

2011年民选总统选举,原本以为很冷门的竞选却出现了“Tan Tan Tan Tan!”式的命运敲门。四个Tan都来自体制,特别是前议员陈清木仅以7000票的落差败给陈庆炎。而执政党嘱意的候选人——陈庆炎也赢得不漂亮,只得36.2%的选票。到了2015年,陈清木听说李显龙又要改宪,赶紧放话说他来届一定要选,于是李显龙殚精竭虑想了个连陈清木“都不能拒绝的理由”。这些谁没看见,只是大多数揣着聪明装糊涂罢了。 阅读更多 »

“南中国海也是新加坡的核心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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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中文网/戈扬    2016-11-2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9955

围绕着南海仲裁案,中国和新加坡发生了一场风波。新加坡人如何看这场风波?FT中文网采访了两位新加坡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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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南海仲裁案裁决公布以来,围绕在南中国海相关利益方的激烈争论,以菲律宾新任总统杜特尔特的访华以及他的“亲华”表态暂时平息下来。在这段时间,作为唯一曾被中国领导人点名学习的国家——新加坡,却因为在南海问题上的表态而与北京发生龃龉:新加坡并非南海仲裁案的声索国,却是仲裁及其结果的积极支持者。具有中国官方背景的《环球时报》还与新加坡驻华大使罗家良发生笔战。这一系列事件在中国社会也引发强烈反响。新加坡人如何看待这次风波?他们眼中中新两国最大的分歧在哪里?新加坡在“后李光耀时代”将如何调整与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带着这些问题,FT中文网赴新加坡专访新加坡隆道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总裁许振义、隆道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两岸问题学者李气虹。

许振义,目前担任新加坡隆道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总裁。此前,他曾任新加坡驻沪商务领事、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国事务处主任等职,长期往来于中新两国,对两国的外交、国家发展政策有多年的观察与研究。李气虹,隆道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两岸问题学者,新加坡前资深媒体人。

南中国海也是新加坡的核心利益

FT中文网:中国与新加坡因为“南海仲裁案”最终裁决发生了一系列争论。回过头来看,为何新加坡会在南海问题上有如此激烈的态度?

许振义:中国对外宣布了自己的核心利益,比如台湾问题、新疆问题等,当然现在南海也是它的一个核心利益。我所理解中国的核心利益,主要包括国防安全、领土完整、经济贸易等几个重要方面。一旦外部力量与中国的核心利益有了冲突,中国就会认为这是在损害自己的核心利益。当然,这无可厚非。本来这块蛋糕你和我都想吃,我说我要吃当然损害了你的利益。但是中国的关键问题在于它认为这不是你的核心利益。比如南海问题,中国从官方到民间都认为新加坡既不是南海仲裁案的声索国,其领海也不毗邻中国划出的九段线,为什么要跳出来在南海搅中国的局,甚至比声索国菲律宾还要激烈,你看马来西亚、文莱都没有说话。

我的个人看法是,很难说新加坡在南中国海没有利益。所谓的利益,或者说核心利益,不能仅仅用领土、领海、领空等物理概念来定义。新加坡在南中国海的核心利益可能比菲律宾这样有领海诉求的国家还高。为什么呢?菲律宾的诉求无非就是两个:第一,菲律宾的渔民可以到黄岩岛附近捕鱼;第二,希望分一杯南海石油的羹,这两点在菲律宾新任总统杜特尔特访华的时候就得到了满足,菲律宾人就可以有所让步,他们就懒得再去管这个地方属于谁,也不是很在乎主权。 阅读更多 »

官字两个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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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莫愁     2016-9-15
http://www.malaysia-chinese.net/cgi-bin/czread.pl?board=luntan&file=start&User=&Pass=&group=2&read=messages/2016/09/144710.html

上网搜索,有句谚语是这样的:“官字两个口,没有硬说有”——这就是州官和百姓的差别,他要说你是racist,没有硬说有;你要说他是racist,“煽动、藐视、诽谤”三棒就侍候了。

“官字两个口”有个前提,就是需要无耻文人办的传媒、研究机构和高等学府全力配合。

行动党是个致力于“政治正确”的政党,所以从掌权开始不久,就牢牢捉住传媒的咽喉,不让他们乱说乱动,采用中央控制的新闻联播制。此外,国民打从幼儿班上学读书,早课就是要背诵“信约”,独立50多年以来,从三岁到七十岁,谁不知道要“不分”(regardless of)种族、语言、宗教来做新加坡人。

说到“信约”,原来还有一段古,这是李光耀自己说的。他说在设计“信约”的当儿,当时是交给拉惹勒南去处理,而拉惹在想法上比较“激进”,希望在最短时间内就建立一个新加坡身份的“国族”。而李光耀却认为很难在短时间内达成,于是就在“信约”里加了regardless of的但书,让各族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认同。到了八十年代,当政府“消灭”了华人的方言,让“三大语言”源流的学校也渐渐名存实亡,各族的“母语”都贬为“第二语文”,英语/英文出柜成为“工作语文”的时候,单语舒适的内阁开始有人认同拉惹勒南的想法,认为新加坡在最短时间内已经建立一个“国族”,于是“国庆例牌歌曲”就有了《One people, One nation, One Singapore》。

让莫愁再扯点题外,“政治正确”这种东西占据主流,一般人很难与之对抗;顺流则阻力较少,如鱼得水。反之,逆流则困难重重,需要据理力争,当然更需要道德勇气。所以说,这有点儿像孔老夫子所说“德之贼也”的乡愿,孟子为之诠释:“言不顾行,行不顾言,……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愿也”。

而教育部见习部长王乙康日前的发言,令贫尼皮皮挫,他说“国人未做好只以新加坡人自居的准备”——有影无?这和行动党一路来说我们多种族和谐、我们多任人唯贤,国会里能选出七十多个行动党的各族精英大相径庭,简直是一个天和一个地。为什么要这么说……为什么行动党要指责人民是racist(种族歧视)呢?唯一的解释就是看他们的需要,因为官字两个口。 阅读更多 »

李显龙只是晕倒 执政党优势不倒——新加坡渴望改革又害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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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讯双周刊/吕爱丽      2016-9-7
http://www.wealth.com.tw/article_in.aspx?nid=8861

政治强人李光耀辞世后,新加坡已全面进入后李光耀时代。然而,社会对改革的渴望早已开始,人民希望改变,却又害怕改变。

今年八月二十一日新加坡国庆群众大会上,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演讲至一半,脸色突变,停顿数秒后,身子不由自主向右倾斜。电视画面瞬间被切换至观众席,不在席间的民众一阵惊慌:“总理是中风了吗?”这样的疑问在脸书、WhatsApp上不断传开来。直至一个小时后,李显龙再度回到演讲台,众人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并大呼:“吓死人了!”

如同美国国情咨文的国庆群众大会,是新加坡领导人向社会说明国家发展及挑战的重要演说。大会历时三小时,根据官方事后说法,现年六十四岁的李显龙,是因劳累过度及脱水导致体力不支。事后,李显龙也遵照医师嘱咐,请假一周。一场平常不过的年度演讲,再度引起国际社会对新加坡接班人的关注,促使人们思考,“若李显龙真的倒下,后李氏父子的新加坡会是怎样?”

“李氏王朝”是外界对新加坡政治贴上的标签。起因是《国际先驱报》评论版编辑鲍林 (Philip Bowring) 先后于1994年及2001年影射李显龙上位全靠父荫。李显龙的妻子何晶掌管新加坡主权基金淡马锡也遭质疑。为此,李显龙及父亲李光耀多 次与西方媒体对簿公堂。除了《国际先驱报》,《华尔街日报亚洲版》、《经济学人》及《彭博》都曾付出数万新加坡元的诽谤赔偿。

一名当地资深媒体人说,“我们很常讨论后李光耀时代,却不曾讨论后李氏父子时代。”他以“确立、tested(经过考验的)”形容新加坡的政治体制,认为即使李显龙真的倒下了,新加坡不会一夕崩溃,两名现任副总理也具备稳住大局的能力。 阅读更多 »

中国人为什么不喜欢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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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灵敏    2016-8-23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9026

中国左右派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多年来近乎一致地不喜欢新加坡,这在业已严重分化的中国社会并不多见。

中国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一提新加坡模式,就会强调人民行动党政府对反对党的打压。确实,人民行动党作为执政党,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制定有利于自己的选举规则,并通过历史上形成的对政治、经济与社会资源的高度控制,以程序合法的方式,全面阻止反对党坐大,保持一党长期独大的地位。但是,这更多代表着过往的新加坡。事实上,新加坡政治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2011年5月的大选,不仅代表着反对党工人党攻陷了阿裕尼集选区,证明了用于狙击反对党的集选区制度并非牢不可破,更是新加坡政治多元化的一个重要节点,民众已不畏惧议论政治和表达不满了。其后,工人党又赢得了两次补选,人民行动党只是反复强调自己的政绩和如何一心为民,并不曾听说用什么阴招来打压反对党。

显然,新加坡的成功并不是建立在压制和恐惧之上,在这一点上,很多中国人会错了意,以讹传讹。正如我在2013年3月发表的《中国学不了新加坡》一文中所说:“中国朝野对新加坡模式的爱与恨,都是建立在一个臆想的新加坡之上。而那个既没有政治竞争又廉洁高效的新加坡,事实上并不存在。”

其次,不能说新加坡小,其成功就没有多少意义。事实上,小国的成功并不是必然的,这个世界上混乱不堪的小国很多。新加坡的成功虽然发生在一个小地方,但其成功的原理有普世性。在选举的压力下,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素来以善于驾驭社会变迁,吸纳和收编社会力量维持广泛执政基础而着称。强势如李光耀,毫不留情地打击对手只是硬币的一面,在另一面,他在住房、就业、反腐败、吸引外资、种族和谐等领域都有很大的建树;在人民行动党的内部管理上,李光耀坦言受到了早年左派领袖林清祥等人朴素清廉作风的影响。2011年选举受挫之后,新加坡政府马上召开了全国对话会,并在民众意见很大的移民、部长高薪等方面进行改革。在新加坡51年的历史上,你很难看到民怨沸腾而政府无动于衷的情形,更多的是未雨绸缪和从善如流,这正是新加坡这个小国成功的法宝,也是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政治组织能长盛不衰的根本。

第三,关于新加坡反华的指控,很多是“上国”心态在作祟,自我为中心,容不得别国追求自己的安全和利益。尽管经历了鸦片战争后长时间的国运多舛、饱受列强的欺凌和践踏,大部分中国人的世界观仍然没有摆脱朝贡体系的窠臼,面对周边小国,总是不自觉地以天朝上国自居,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想当然地认为别国特别是周边国家应该唯中国马首是瞻,缺乏对小国现实处境的理解和同情。同时,在“受害者心理”的作用下,别国一旦有对中国的不顺从和批评,就认定这个国家“反华”,是在和美国沆瀣一气害中国。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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