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三个不同时期的工人党

林恩和    2021-11-3
怡和世纪 第44期 2020年11月

2011年大选工人党后港区群众大会人山人海。

环顾新加坡政坛，工人党可说是老牌的反对党，它的党龄比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只少三年。纵观工人党63年的历史，可以明显看出它经历过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主要原因是这三个时期出现三个风格迥异的领导人，工人党在他们的领导之下自然就呈现不同的色彩，这三位领导人就是马绍尔、惹耶勒南以及最近才卸下秘书长一职的刘程强。马绍尔和惹耶勒南都是属于个人色彩浓厚、性格张扬的人物。可能他们两人都是律师出身，表现出一种所谓的“律师性格”。刘程强给人的印象则比较谨言慎行、性格收敛，这与他受华文教育的背景，又是华文老师的身份有关吧。

我是新加坡的良心。 ——马绍尔

工人党的创党人是马绍尔(David Marshall)，他是犹太裔，父母来自于伊拉克的巴格达，从政之前已是一个著名的刑事案律师。马绍尔真正步入政坛是在1954年8月，虽然之前他曾短暂加入陈才清(CC Tan)领导的进步党。从政坛偃旗息鼓是在1963年8月，从政的时间不长，只有短短9年。他的政治生涯始于46岁，当时已经是一个名成利就的律师，年纪不算“To young”，不能说是误闯政治丛林的小白兔。但是，给许多人的感觉就是他在政治上“Too simple, too naive”＊，包括他一生视为政敌的李光耀也是如此嘲笑他。不过，由于他的特立独行、他的张扬个性和他的敢怒敢言，让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也让他成为新加坡政治历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政治人物。（*too young, too simple, too naïve “太年轻、太简单、太天真”乃仿江泽民批评香港青年的一段名言）

从政治新贵变成政治孤鸟

1954年，面对战后风起云涌的反殖声浪，新加坡的殖民地政府接纳林德报告书的建议，开始实行有限度的还政于民的宪制。在林德宪制(Rendel Constitution)下，殖民地政府把一部分的权力，下放到由一个25位民选议员和7位官委议员组成的立法议会，同时也大幅度提高选民的人数。虽然林德宪制下的新加坡主要还是英国人主导，不过这让长期处于“紧急法令”下的压抑政治局面得到一些纾解，吸引了许多商人、专业人士以及工会领袖出来组织政党。

1954年8月，由林有福领导的新加坡社会主义党(Singapore Socialist Party)和印裔工会领袖创办的新加坡劳工党(Singapore Labour Party)组成政党联盟，称为劳工阵线(Singapore Labour Front)，邀请马绍尔出来领导，成为它的主席。在1955年4月举行的林德宪制下的第一次大选，劳工阵线取得10席，成为立法议会的最大党，并与巫统和马华公会组成联合政府，马绍尔得以出任新加坡第一任首席部长。他在一开始执政就表现出强烈的反殖形象，与殖民地总督冲突不断，并在立法议会第一次会议上作出宣示，承诺在其任内争取到新加坡完全的自治。之后他在议会提出动议，要求英国政府把权力移交给新加坡人民。他的动议得到全体民选议员的赞成通过，从而开启了新加坡争取自治的“默迪卡（独立）谈判”。

1956年4月马绍尔率领一个13人的各政党代表团到伦敦进行“默迪卡谈判”，由于英国政府在新加坡全面自治的问题上已经划定底线，马绍尔也不是他们属意的未来新加坡领导人，加上各个政党在这个问题上各唱各调，甚至马绍尔自己的阵营内部也没有共识，谈判自然无法达到预期的结果。马绍尔只好在1956年6月实践承诺，辞去首席部长职务，由林有福接任，背后的原因是他无法取得政府同僚的同意，作出总辞的决定。转为后座议员的马绍尔，接着又面对党内的周瑞麒挑战他党主席的职位，成为政治孤鸟的他在1957年4月愤而退出劳工阵线。

新加坡政治大洗牌

工人党成立前夕新加坡政坛刚好酝酿一场大洗牌，事因林有福带团到伦敦进行第二次“默迪卡谈判”带回的成果，附带一个特别条款，禁止政治扣留者参与新加坡自治邦成立前的首次选举。作为行动党代表的李光耀，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暧昧的态度，引起行动党基层的不满，筹组新政党和争取在行动党中央拥有更大发言权的想法开始浮现，市面也传出李光耀将与林有福结盟的消息，他们结盟的念头得到英国当局的大力支持。（见美国中央情报局解密档案CIA-RDP7900927A001400030001-4, Approved for Release 2007/10/23）

在1957年8月4日举行的行动党第四届党员大会，发生所谓的“夺权事件”，6位被视为左派的行动党党员中选为中央委员，其中5人旋即被援引内部治安法令扣留。也在这个时候，拥有4万多会员的三军雇员工会，以及商行雇员联合会、银行雇员联合会等，相继恫言退出职总，响应马绍尔筹组工人党。面对危机，亲林有福的职总寻求左派卅二工团的合作，商讨合并的计划。与此同时，陆军平民雇员联合会主席奈尔(N.S.N Nair)，以工人党发起人身份，也致信卅二工团征求他们有关筹组工人党的意见。8月22日卅二工团举行会议，会上议决反对加入职总，反而提议协助马绍尔筹组工人党，原因是职总表明不接受他们提出修改章程的提议。就在当天卅二工团开会的时候，林有福政府援引内部治安法令扣留了工团的主要领袖。

事后新加坡政府发表白皮书，说明采取逮捕行动是要阻止左派接管行动党和职总。根据澳洲解密档案，林有福说这些都是他引蛇出洞的计划，目的是帮助李光耀清党和找出幕后控制左派工会的人物。（见澳洲解密档案NAAA1838, 3024/1/7 Part 1）

同化世界

殷素素    2021-7-4

新加坡官方常以“不看肤色，种族中立，唯才是用，机会平等”自诩，其实不过是块遮羞布，所有机会和好处都留给听话、耐操的国族和准国族。……李显龙也知道“同化”是句脏话，然而他们所做的事正是：在新加坡，种族或文化都被强迫向大多数人（国族）趋同，我们的社会不折不扣是个种族大焚炉，最后可能连灰烬也找不着。

【后种族社会和种族歧视的永久性】

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兼律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指出：“我国沿用了数十年的种族相关政策发挥了良好作用，而政策最终的实际成效，是将不同族群的人融合在一起”，因此他称之为“后种族社会”。这说明两个问题：1、人民行动党政府处心积虑的同化政策已经取得成效；2、新“批判性种族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的横空出世让他们紧张了一回。6月30日老吴（老番癫吴俊刚，下同）的专栏《如实处理涉及种族课题的个案》，共2600多字，就提了四回：1、套用理论；2、理论很多；3、乱搬理论；4、利用理论来推波助澜。

素素认为CRT最天才的洞见乃是这个Permanence of Racism（种族歧视的永久性）：这个世界上没有non-racist（非种族歧视者），只有racist（种族歧视者）和anti-racist（反种族歧视者）。有人认为自己不是种族歧视者，或者没觉得有什么系统性歧视，那是因为歧视太过结构化以致于人们习惯了或者没觉察出来。就像鱼在水中，无时不刻不在吞吐着水，但不一定觉察到水的存在。——就如冠病一样，没人能够免疫，唯有“克己”才能“复礼”。这里说个笑话，唐振辉和行动党就是那只拒绝觉察水的鱼。

黄循财说：“（建国一代领袖）采取了坚定的行动，包括援引内安法打击各种沙文主义者，包括华人沙文主义者。他们使英语——一种所有人都通用的中性语言，成为我们的工作语言、政府工作语言和我们学校的主要教学媒介。”——所谓“中性语言”足见他们的私心，倒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

【华人优势和同化政策】

一些有心人想借对“华人优势”的反驳来证明行动党政府不是华人种族主义，那是见树不见林，是个极大的误解。因为行动党根本不是华人种族主义，行动党是带有一点华族色彩的国族种族主义。那是拉惹勒南在独立初期就提出的理想，但被李光耀所否定，所以才会出现“誓愿不分种族、言语、宗教”的信约。然而行动党一直朝这个目标努力不懈，推行类似殖民主义者的“同化政策”，今天已然小有成就。

行动党不喜欢输 集选区制成维持政治优势便利工具

网络公民    2021-6-28
https://zh.theonlinecitizen.com/2021/06/28/行动党不喜欢输 集选区制成维持政治优势便利工具

余振忠早前提醒，如今集选区制度也成了行动党的双刃剑，一旦在野党团队更为强大，有关集选区就成了在野党堡垒区，行动党不容易夺回。

上周，财政部长黄循财在一项线上论坛演说，捍卫集选区制度，声称目前我们还未达到“后族群”的境界，重申集选区制确保国会有一定的少数族裔代表。

他说，如果有一天真的不需要集选区制度，“最高兴的会是人民行动党的历代领导。”

他的说辞立即被工人党国会反对党领袖毕丹星，一语道破：集选区制度长期来被当今政府的政治考量所荫庇，也服务于更重要的附带目的。

工人党前非选区议员余振忠，也在脸书点评：行动党“不喜欢输”，即便是输掉单选区。只有当行动党自独立以来首次尝败绩之后，他们才提出族群代表的概念。至于在野党，则以少数族群候选人首次拿下选区。

他认为，一开始原本为推动族群代表，集选区制度却成了维持政治优势的便利工具。

回溯1982年，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首次提出“双选区”(twin constituencies)，配合其他候选人引进少数族群代表。不过在1988年选举，被三人集选区制度取而代之。

上述变动，是当行动党自独立以来首次失利（1981年安顺补选），行动党派出的华裔候选人遭到已故惹耶勒南挫败。阅读全文»

新加坡新国会开幕：“4G”时代将至，“一党优势”还稳吗？

胡毓堃（中国翻译协会会员，国际政治观察者）    2020-8-24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8822934

相比于动辄把“精英治国”挂在嘴边、对反对力量充满戒心的李光耀，现在的执政党领导人至少持有更加宽容、温和的态度与行为。李显龙不仅意识到要面对反对党更加尖锐的声音，更呼吁反对党在国会提出可行的替代政策，共同参与国家建设。

8月24日，新一届新加坡国会正式开幕。在7月10日的新加坡大选中，执政超过60年的人民行动党赢得93个竞选议席中的83席，继续执政。对新加坡社会而言，这是近20年来看点最多的一届政府和国会：本届大选被普遍视为以副总理王瑞杰为首的第四代(4G)领导团队接受选民委托、准备执掌国家的标志，而已经年满68岁的现任总理李显龙也已多次表示新加坡不应出现70岁的总理，自己会在大选后不久交棒。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之下，新加坡仍面临严峻的社会经济挑战，人民行动党新内阁并未进行“大换血”，而是在4G领导团队新鲜血液加入的情况下，保留了第三代领导团队的资深成员。而李显龙也效仿李光耀、吴作栋两位前任总理，在“世代交替”的大选之后继续出任总理，对4G领导团队“扶上马、送一程”。

两党制已不遥远？

对于领导新加坡已经超过60年的人民行动党来说，领导团队的更新换代早已形成成熟的组织和运行机制并成功实践：担任总理31年的第一代领导人李光耀于1990年正式卸任，此时继任者吴作栋早已在内阁各部门历练了11年；吴作栋就任第二任总理的同一天，李显龙也就任副总理，在辅佐前者14年后于2004年正式成为第三代领导人至今；2011年“分水岭”大选之后，执政党便已经开始寻找和培养第四代领导团队，同年正式入阁的王瑞杰先后于2018年11月和2019年4月担任人民行动党第一助理秘书长和新加坡副总理，在党内和政府中相继成为李显龙的副手，其接班人地位已不言而喻。

此外，李光耀和吴作栋在卸任总理之后均留任议员并转任国务资政(Senior Minister)，继续为新一代领导团队提供指导和咨询。本届大选前夕吴作栋放弃再次竞选议员、完全退出政坛，似乎也进一步预示着4G时代即将正式来临，而退居二线、咨询扶持的责任即将属于李显龙和他的第三代领导团队。

从李光耀（上右）到吴作栋（上左），再从李显龙（下中）到王瑞杰（下左），人民行动党形成了领导人世代交替的平稳运行机制。

虽然执政党领导团队的世代交替、平稳过渡不成问题，但真正的挑战来自党外：后李光耀时期的社会深刻变化、疫情之下经济社会的严峻挑战，4G时代的新加坡会延续一党优势制，还是见证政治多元格局的最终形成？

近年来随着新加坡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这一问题越发被频繁提及讨论。自2011年“分水岭”大选以来，以工人党为代表的反对党发展壮大，近两届大选在所有选区挑战人民行动党，不仅标志着着执政党连续11届大选在部分选区因无人竞争而自动当选的现象彻底终止，更在国会席次中屡创新高，开始冲击国会一党独大的格局。

公民组织吁废集选区制 以政治中立组织取代人协

网络公民    2020-8-12
https://zh.theonlinecitizen.com/2020/08/公民组织吁废集选区制 以政治中立组织取代人协

本地非政府组织思想中心(Think Centre)再次呼吁，应废除集选区制度，并以较为政治中立的组织取代现有的人民协会。

思想中心于周二（11日）发声明，将集选区制度称为“一把不利于新加坡政治发展的双刃剑”。

比起集选区制度，思想中心建议恢复单选区制度，确保每位议员，都是根据他们所获得的选民委托，被送入国会，而不是仰仗其他政治强人的高民望。

思想中心也补充，“目前集选区制度，也不合逻辑、不公地与市镇会运作绑定在一块。过去的种种事件和批评足以证明，这样的安排形同在绑架选民，也强化恐惧政治。”

不仅如此，思想中心还强调，那些由人民协会运作或相关联的基层组织，也大多由被指定的代表跟进，而不是替代政党的当选议员。

这也意味着，分配给非行动党选区的拨款，并非都由当选议员所管理。

与此同时，被委任的市长一职，其职务常常与当选议员重叠，造成当选议员的困扰和分配工作上的冲突。

“这无疑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因为他们的工作范围过于模糊，无法保证他们所花费的开销。”

选举局独立赢公民信任

另一方面，思想中心也主张将选举局从总理公署独立出来，其中必须由社会各个阶层代表，如专业、民间团体、非政府组织、志愿福利组织代表成立委员会。

“独立的选举局能加强新加坡人对政治的信心和信任，能在未来举办选举时，秉持着中立和客观的态度，消除现任执政政府与部门的利益冲突。”阅读全文»

新加坡国会大选结果的不变与变：行动党依旧强势，崛起的在野党未必带来改革压力

庄嘉颖（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   2020-7-20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37994

新加坡2020年大选，尽管在野党支持率提升，但并没有产生改变基本政治或权力结构的压力。人民行动党保持了绝对性主导权，可占着在国会里的优势，推动限制在野党和异议的政策和立法。

新加坡2020年国会大选在7月10日落幕。有观察认为，这次大选是新加坡政治的一大分水岭。工人党拿下10个直选在野席次、新加坡前进党获得两席非选区，算是新加坡独立以来，在野党席次最多的一届国会。

行动党虽然得票率从2015年的69.9％降到61.2%，但在国会93直选议席中，依然拿下83席的绝大多数。得票率与席位之间的落差，是因为新加坡特有的集选区制和选区划分的缘故。要是选举制度更接近国际惯例，在野席位会更多。

以上的竞选成绩，尽管可以让国会有多些代表性和不同的声因，不过人民行动党仍然能够轻易通过普通立法，若要修宪甚至可以为所欲为。

这次大选代表的不是一个新的开始，而是新加坡长期政治发展的延续。

一方面，这次在野党的选举成绩，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长期在地耕耘，以及行动党票源被分散的结果。国外，甚至一些新加坡国内的朋友，或许没有注意到新加坡在野党在资源和人力薄弱的情况下，如何在地方上尽量推动选民服务。

另外，选举结果并没有对人民行动党造成必须一夜之间改变的压力。行动党没有理由放弃一党独大的延续，以及自己享有的优势。行动党原有的政策方向和施政原则，除了对外包装以外，很可能基本维持现状。下一届国会见到的或许不是政治开放和改革，而是对社会更多的管制。

成熟中的在野势力

人民行动党这次大选，得票率从2015年的高峰下滑，不但没有攻下工人党所代表的后港单选区和阿裕尼集选区，还无法拿下新划分出来的盛港集选区，使包括总理公署部长在内的三位资深党领导丢了官位。

在新加坡的国会内阁制下，政务官员必须要先当选为国会议员，才能被总理委任而进入内阁。对许多人而言，这是精神上的一大冲击，选举结果似乎意味着未来新加坡政治走向将有大改变。这种观点其实轻视了上一届大选的独特性，和新加坡在野政党的不同角色。把2020国会大选放在新加坡长期政治发展的脉络下观察，或许持续性会胜于变化。

首先要认识到的一点，就是上一届大选的特殊性。2015年正好碰上新加坡独立50周年，也是新加坡独立后第一任总理、人民行动党精神领袖、和总理李显龙之父——李光耀逝世的同一年。人民行动党政府当年推出了一系列纪念和哀悼活动，引起新加坡人对以往所谓“黄金时代”和“光荣史”的政治想象和幻想，把行动党、李光耀和新加坡划上等号，对行动党的好感高涨。

加上选举期间，工人党造势活动上看热闹的人潮，还有有关工人党有意愿推动同婚合法化的假讯息，引发新加坡选民向来对政治和社会改变的焦虑和紧张情绪，导致人民行动党始终获得大胜。

新加坡大选，反对党崛起，开始告别李家坡

赵灵敏    2020-7-13
https://mp.weixin.qq.com/s/8fqv0Xe8I3onvUWTaZR8yg

7月10日，新加坡举行2020年大选，当天晚上就开出结果，执政的人民行动党获得了61%的选票，在国会93个议席里边获得了83席。

按照世界标准，这种结果绝对是一个大胜。但是跟人民行动党上次大选的结果相比，则是出现了明显下滑。

2015年的大选，当时距离李光耀去世只有半年，新加坡人把对李光耀的哀思和敬重投射到了人民行动党的身上，这次大选人民行动党获得69.9%的支持率。而今年下滑了接近9个百分点，是一个重大警讯。

而更严重的是，反对党工人党获得10个议席，更攻陷了两个集选区，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集选区制度是新加坡的特有制度，它是由选民对一个候选人组合进行投票。人民行动党由于执政时间长，人才储备多，往往是由一个资深的部长带着其他几名候选人出来竞选，大家看在部长的面上就对这个组合进行投票。反对党因为人才凋零，往往连组合的人数都凑不够，勉强凑够了，参选人也没有什么知名度。

此前认为，集选区制度在狙击反对党这点上是牢不可破的。但在2011年大选的时候，工人党攻陷一个集选区，今年更是一举拿下两个。所以这样看来，集选区制度其实是一把双刃剑，赢的时候赢得比较多，输的时候也是如此。如果你输了一个单选区，就丢了一个议席；可是如果输了一个集选区的话，一下子就会丢4-5个议席。

相信在大选之后，人民行动党会进行一个反思和检讨，进一步去了解人民到底对哪些工作不满意。例如2011年大选，当时人民行动党的得票率只有60%，比今年还是少了1个百分点。所以人民行动党非常紧张，了解来了解去，发现民众的不满集中在外来的移民太多，之后新加坡的移民门槛马上就收紧了；然后又发现了选民对部长的高薪有意见，部长马上降薪。

人民行动党在这方面的反应是非常的快的，非常注意查漏补缺，这是新加坡体制一个比较优越的地方：反对党的存在给人民行动党造成了压力，迫使人民行动党不断改进自己，做得更好。与此同时，反对党的力量又比较有限，没有能力全盘颠覆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地位，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平衡；迄今为止，人民行动党把握得相当好。

由于人民行动党在今年新冠疫情应对上，表现不算很理想。此前就有人预言，人民行动党会失去一些议席，最终的结果跟这个预测相差不远。所以这个结果也不算是特别的出人意料。

这次大选对于新加坡最大的意义，不是人民行动党的议席出现下滑，而是大选后的新加坡会产生一位非李光耀家族的总理，成为新加坡的第四代领导核心。

新加坡两党制初现 反对党议席创新高

薛宗合    亚洲周刊 2020/7/20-7/26 2020年29期
https://www.yzzk.com/article/details/新加坡两党制初现 反对党议席创新高

新加坡大选揭晓，最大在野党工人党赢得十席，创下新加坡独立以来反对党最佳纪录，执政党人民行动党虽然赢得八十三席，但得票率仅六成一，比上届剧降，为史上第二低。总理李显龙释出善意，首次遵循英国制，表示承认工人党党魁毕丹星为国会反对党领袖，将在国会提供办公空间和工作人员等设备给他的党团。观察家指出，这可能是李显龙基于预感，为狮城政治上的两党制在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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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被视为毫无悬念的新加坡大选，已出现微妙的变化。建国至今五十五年治国成绩优异的人民行动党，虽然笃定执政，但反对党能有多少收获已经成为近几届大选的看头。在疫情下举行的第十三届大选，是一场“非典型”大选，也出现了“非典型”战果，“两党制”苗头初现，反对党工人党赢得史上最多的十个议席，打破狮城政治格局。

夹在前后几个阴天之中，七月十号投票日在新加坡是炎热的朗朗晴天，很多选民一早就去投票，以年长者居多，为免群聚感染，选举机关将选民投票时间划分两小时一个时段，建议藉此分散投票。

然而令民众气愤的事情却在午后到傍晚发生，一些投票站传出进展缓慢，因为有民众要戴上当局提供的手套拿画押笔，另一些投票站负责人则警觉到时间压力很早就撤销这一环节。到傍晚，好些投票站依然大排长龙，选举官在晚上八点投票截止前忽然宣布延长两小时，立即引发在野党群起抗议，怀疑有诈。但事实上不久后所有选民都已完成投票。民众在网上的立即反应是：行动党第四代团队连做了很多次的选举程序都会误判，真是不可思议。

见微知着。随着开票推进，在野最大党工人党保住堡垒阵地后港区和阿裕尼集选区（五人一体），且以微差拿下旁边的盛港集选区（四人一体），使得来届国会出现建国以来最大的十人在野党议席纪录，整体得票率甚至达到参选的一半。行动党虽囊括八十三席，得票率却是独立以来第二低，大多数胜选的选区得票都显著下降，党内顿时弥漫一股比深夜更深沉的气氛。

总理李显龙和副总理王瑞杰当晚都呼吁与工人党展开在国会的合作。李显龙甚至释出善意，首次遵循英国制，表示承认工人党党魁毕丹星为国会反对党领袖，将在国会提供办公空间和工作人员等设备给其党团。观察家指出，这可能是李显龙基于预感，为狮城政治上的两党制在做准备。

对于长期一党独大的新加坡来说，“两党制”一直是国际新闻才出现的词汇，当地主流舆论甚至不时刻意嘲笑这一现象。但如今舆论开始探讨反对党领袖这一职称，当局仍未具体说明将具备何种特殊待遇和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