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共而不反共——新加坡外交政策的根源

许剑虹      2023-5-7
https://www.storm.mg/article/4785026

无论是李光耀还是李显龙，都认为一个稳定的两岸局势符合新加坡的利益，因此他们坚决反对台湾走上法理台独路线。当然从新加坡的角度来看，只要台湾不走上法理台独或者中共强大到足以把美国从印太地区驱逐出去，“非共不反共”的政策就能持续推行下去，让下面好几个世代的新加坡人持续在美国、中共还有台湾三边得利。

位于新加坡滨海公园里的反共产主义纪念碑，纪念与马共斗争的国家先烈，但这不表示新加坡要与中共交恶。（作者提供）

提到新加坡这个东南亚小国，最成功之处就是懂得如何在美国与中共两大强权之间左右逢源，一方面以南洋理工大学为对岸培育下一代的执政精英，另一方面则将樟宜港提供给进出南海的美军舰艇使用。此种军事靠美国，经济靠中共的政策，赋予了新加坡极大的外交活动空间，进而成为面积最小却最为富裕的东协国家。

甚至我们还能从马英九前总统“亲美、友日、和陆”的战略中，看到些许新加坡的影子。而新加坡之所以能成功，关键的因素在于李光耀总理从冷战时代以来就采取“非共而不反共”的外交政策。所谓“非共”，意即新加坡共和国拒绝采取共产主义制度，并对以马来亚共产党为代表的国内共产主义份子施以坚决打击。

然而在外交路线上，李光耀却不像两蒋父子执政下的台湾那般排斥共产主义国家，相反的却积极同苏联、中共、北韩以及北越往来。不过在与苏联、中共、北韩和北越往来的同时，新加坡又与英美、南韩以及南越维持邦交，并同台湾维持实质关系。新加坡也因为这个政策，得以成为辜振甫、汪道涵、马英九、习近平、川普以及金正恩会晤的地点。

长期以来，新加坡一直以扮演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国家之间沟通的桥梁为荣，可这样的国家政策却不是始自于新加坡。最早实施“非共而不反共”政策的国家，其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大日本帝国。大家都知道，大日本帝国是一个反共产主义的国家，严厉镇压日本、朝鲜以及台湾的共产主义运动，可其实却与苏联维持着友好关系。

直到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本宣战，并派出T-34大军向东北、北韩以及库页岛南部发起进攻以前，双方依据《日苏中立条约》彼此都还在对方的首都设有大使馆。日本与苏联甚至还相互承认彼此在中国扶持的傀儡政权，东京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莫斯科也承认满洲国，双方的关系紧密而友善，完全就是李光耀“亲共而不反共”政策的翻版。

日军1918年出兵西伯利亚的宣传画。（作者提供）

“一党专政”？从比较视野看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史

邝健铭（台湾季风带文化总编辑）    2022-12-17
https://whogovernstw.org/2022/12/17/kinmingkwong5/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成立于1954年，从1959年起开始执政，至今已逾六十年。“一党专政”、“一党独大”向来多是负面言辞，论者总会联想起全球之中的不同共产政权。但在新加坡，一党独大的人民行动党却有截然不同的形象，其治下的国家发展不断受好评。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执政多年，人民行动党如何保持活力，如何能够维持治绩与威望？在2014年，于成立六十周年之际，人民行动党出版纪念刊物PAP 60: Forward Together，刊物前言由李光耀所写。于文中，他说，他与同僚在成立行动党之时，视建立平等与公平的社会为目标，以营运廉洁、诚实、有效的政府为手段。实现目标的方法之一，是创造就业，确保无分种族与宗教，人尽其才。新加坡的建国之路不易，在那段时期，人民行动党需要面对殖民时代、新马合并乃至分家时刻之下的种种挑战。刊物列举人民行动党执政之路的六十个里程碑，这些里程碑，可概分为五类：一，建国前后人民行动党党内的政治路线分歧；二，建国后人民行动党政府的社区乃至国家建设；三，建国后人民行动党选举表现之起伏；五，人民行动党党内的世代交接；四，近年人民行动党政府与社会关系之转变。

1. 新加坡执政路的暗涌 

这种里程碑书写方式已隐然承认，人民行动党执政之路并非坦途。2011年大选被视为“分水岭”，人民行动党得票率降至历史新低 (60.1%)，更首次在集选区落败。选举期间，总理李显龙曾在竞选群众大会向选民就人民行动党政府表现致歉，并指李光耀治国风格已不合时宜。翌年，人民行动党政府主动发起“我们的新加坡全国对话”，广邀民间集思广益，共同筹谋国家未来发展方向。2015年，新加坡建国五十周年，建国总理李光耀亦在同年离世，在此全国上下怀缅过去的爱国氛围下，人民行动党于同年大选表现回勇，其得票率增加约10%至七成。但在2020年大选，人民行动党政府无法利用防疫之时国民依赖政府的心理，其得票率重新下跌10%至接近于2011年的水平，反对党所得国会议席数目更创历史新高，共得十席。

按新加坡学者的分析，人民行动党之执政，有至少两大问题，分别为：一，过于倚重市场经济，易于忽略社会对平等与公平之追求；二，过于追求国家稳定，变相削弱了国家面对世界各种动荡之时的韧性(resilience)。前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现在旅居香港的新加坡学者陈思贤(Kenneth Paul Tan)在其著作《新加坡模式——城邦国家建构简史》（Singapore: Brand Identity and Power, 繁体版同由台湾季风带文化出版）中指，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奉行实用主义(pragmatism)与用人唯贤(meritocracy)，但在其新自由主义式(neoliberal)国家经济发展观之下，政府视新加坡融入于全球经济体系为国家生存不二之法，进而易于以市场指标衡量国家发展目标，以及定义政府人才乃至其行事标准，政府与民间之因而隔阂日深。2012年人民行动党政府主动发起“我们的新加坡全国对话”，以及2013年人民行动党政府推出人口政策白皮书，掀起输入外来人才与保存新加坡本土之间的论辩，触动社会情绪，都可印证这一点。现在同样旅居香港的新加坡学者刘浩典(Donald Low)亦在其编着Hard Choices: Challenging the Singapore Consensus指，人民行动党极力追求国家稳定的结果，是政府崇尚自上下行由技术官僚主导的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以及倾向控制社会言论。在其合着著作《威权政治之困境——新加坡未来政治想象》（PAP v. PAP: The Party’s Struggle to a Changing Singapore,繁体版同由台湾季风带文化出版）之中，刘浩典与施仁乔(Cherian George)进一步指，由此引伸的流弊，是人民行动党政府运用体制乃至民粹力量，以控制社会声音，新加坡国家之内的观点多元度因而会被减少，国家面对世界多变的适应力因而会被削弱。

后李光耀时代新加坡外交动向

郑赤琰（香港中文大学前政治系主任）    2016-9-2
http://www1.hkej.com/features/article?q=%23%E6%94%BF%E7%B6%93%E5%88%86%E6%9E%90%23&suid=1107678469

李光耀过世后，后李光耀的新加坡没有了李光耀，会不会也失去李光耀政治身影呢？更重要的是，新加坡会不会从李光耀的外交路线迷航？

1959年，首届新加坡自治政府选举产生后，便由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以绝大多数议席胜出，上台执政至今已超过半个世纪，期间只有过3位总理，即李光耀、吴作栋和李显龙。吴作栋是李光耀栽培出来的接班人，李显龙是李光耀长子。李光耀在世时，虽然从总理职位退下来，但一直以最资深的资政看守住整个政府的内政与外交。因此他一天在世也一天不停地视政。几十年如一日，几十年来新加坡政府施政也都没偏离过李光耀的政治路线。可是李光耀过世后，后李光耀的新加坡没有了李光耀，会不会也失去李光耀政治身影呢？李光耀最被国际报道的是他的外交成就。连当了美国三届总统的国务卿/国安会主席的基辛格也着书立说，说自己有未能解答的外交难题时便会走去问李光耀（他有一本书被台湾翻译成中文：《去问李光耀》），现在李光耀已不在人世，基辛格会不会感到失落？不重要。

更重要的是，新加坡会不会从李光耀的外交路线迷航？这肯定是马来西亚、印尼和中国密切注意的。

为什么会是马、印、华三国最感关注呢？这正是李光耀领导新加坡政府时的外交最重大的成就。为了要争取和马、印和平共处，他严格奉行“非种族主义”的政策 (Non-Communal Policy)，为了要争取东西两大势力的信任，他严格奉行“非共政策”(Non-Communist Policy)。为了取得马、印的信任，他把两国的语文定为新加坡的“国语”(National Language，马印同文），作为76%华人人口的新加坡建国，华文不是国语，只是四大官方语文之一。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告诉二亿二千多万的马印人民，新加坡不是另一个中国。

同样，他实行“非共政策”是要告诉反共的美欧西方势力，新加坡虽有亲共甚至马共政党，但他的政府会反对他们把新加坡变成马来半岛南端的“古巴”，但他却再三向中苏表明，他的政府奉行的是“非共”外交路线，不是“反共”(Anti-Communist) 外交路线。为了要落实这个“非共”外交政策，李光耀小心翼翼地奉行中立于东西方两大势力的外交政策。例如他开放新加坡海港为美苏军舰非战事的船只“服务”，一视同仁；又例如他批评美国的越战是错误的选择，他直指吴廷琰比不上胡志明，前者不代表越南民族的利益，后者才是。

“奎笼会议”夺权真相

伍依    2015-8-29

被李光耀指责的“奎笼会议”夺权争相终于真相大白！“奎笼会议”的组织者，人民行动党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陈贡元的回忆录《1957年人民行动党奎笼聚会所谓“夺权”真相》出版了。书中详细记述了“奎笼聚会”的来龙去脉，彻底拆穿了李光耀的“一派胡言”和其他或不知真相，以讹传讹，或隐瞒真相，或刻意歪曲，或无中生有的种种说法，使人民不至于被这些低级的谣言所欺骗，让人民重新生活在真实的历史天空之下。

1956年10月27 日，殖民地政府残暴镇压反殖运动的领袖和骨干，逮捕了超过250人，其中是行动党的3位中委，导致众多党政团体群龙无首，林清祥等真正反殖领袖被捕下狱后，李光耀作为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原形暴露。他靠拢林有福集团，赴伦敦重启宪制会谈，在多方面做出让步，导致行动党基层的不满，致使整个党陷入混乱、分裂的局面。

面对“左翼队伍中的严重分裂已是不可挽回的事实”这么严重的局面，一些忠诚的行动党中宣委和支部主要负责人基于“一定要团结，不要分裂”的宗旨，“由王邦文（时任总部组织秘书）发出通知：中央决定在武吉班让支部召开紧急中支联席会议，商讨宪制谈判进展和党内出现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党主席杜进才“指责党内‘亲共’分子正在配合社会上反行动党势力，向党发动攻击。”李光耀从伦敦谈判回来后，“愤怒地指责武吉班让中支联席会议发生的不正常现象”，“他把这次会议的一切责任归咎于‘亲共’分子所为，矛头直指部分左派中委、各支部主要负责人以及左翼工会集团。”

由此产生的后果，是李光耀人为区分的“亲共”和“非共”两派结下了无法化解的“怨恨”。“李光耀最善于改头换面，自创概念，把民主社会主义分为两个派系，并指责那些最受群众拥护的左派领袖为‘亲共’分子，而却不敢承认自己为右派或反共者，蓄意用中和的‘非共’字眼隐蔽其反共本质，将左派领袖和基层的重要骨干都套上‘亲共’的帽子，作为‘共嫌’赠送给大英帝国的免费礼物。”“行动党中委被人为地分为‘非共’和‘亲共’两个派系，而各支部却被指为受‘亲共’分子所控制，使党在反殖斗争的道路上无可避免地授人以柄，或可说是送刀子予别人杀害自己的同志。”“‘非共’和‘亲共’并不是天生的仇敌”，但“李光耀他选择了对立，因此，他放弃坦诚相待，留下互相猜疑，造成历史的一桩憾事。”

“李光耀把‘亲共’视为洪水猛兽，从一开始，就把党内的左翼进步人士看成‘亲共’或是共产党的潜伏分子。在统一反殖的合作过程中，始终对他们采取不信任和排斥的态度。”“总之，在李光耀眼中，‘亲共’分子的存在，就是对他的最大威胁，行动党的反殖斗争就不可能一帆风顺。”

李光耀成功秘笈：只可非共非殖，绝不反共反殖

郑赤琰    2015-3-26
https://www.master-insight.com/李光耀成功秘笈：只可非共非殖，绝不反共反殖/

在整个非共、非殖、非种族三大政治工程打拼的过程中，李的“狮胆狐心”的政治作为展现得淋漓尽致。 （亚新社图片）

记得我进入南洋大学的第一年，我所就读的政治学系的政治学会请来李光耀演讲，他刚好当上新加坡自治政府的总理，学生要他讲从政的心得。他在演讲中讲了一件事，叫我历经55年仍牢记于心……

马基雅维理的《君王》

他说：当我在政治上碰到棘手的困扰而在床上辗转难眠时，我便会在枕头下拿出一本书来看，很快便感到心安理得而入睡了。说罢，他要念政治学的学生一定要熟读马基雅维理(Machiavelli)的《君王》(The Prince)。接着他还说到这本书叫“君王”要有狮子般的威猛，同时也要有狐狸般的狡猾。后来到外国去深造政治学，才知道这本书早就在西方参政者崇奉为圭臬，研究这本书的著作可说是汗牛充栋。后来观察李光耀这一生的从政，确也是狮子与狐狸的写照。

打从他从英国学成回来参政的1950年代中开始，新加坡早已陷于政局一片动荡，战后不久首先发生了一件荷兰女孩战时与父母离散而被其马来保姆养大成人，而结了婚。被生母找到后，坚持要与养母厮守，生母通过法庭要回女儿，官判养母败诉，社会轰动，即时引爆马来群众同情养母养女，聚众抗议之余还爆发暴动。

这之前的1948年马共武装斗争，这年也把马来联盟计划(Malayan Union Scheme)改变，原先要将新加坡列入合并马来亚的计划改为另行独立建国，马共与左派政党都反对，为争取民族自决而在1946年成立的马来民族联盟组织（简称UMNO，巫统）也坚持不接纳新加坡，怕一旦马来亚联合邦接受了新加坡后华人人口会在联合邦超越巫人，独立建国后实行一人一票选举国会，对巫人不 利。反之，以华人为主的政党则怕自行独立会被孤立。一时之间，英国还未撤走，种族政见歧异已发生连串冲突，加上马共在森林打游击，其部队九成为华人，英国又全力增军打击马共，同时也鼓励华人组织了以商界为主流的政党马华公会。

真相是在历史源头

新加坡文献馆    2015-2-14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3597

新加坡人民要了解自己国家的真实历史，是有必要先认清什么是政治判断，什么是历史真相，而要分辨何者是何物？可以回到历史源头去寻访真相。

根据《论述共产与非共斗争不该罔顾事实》的观点：“社阵并不是一般的左翼政党，它的领导人也不是被共产党人利用而‘浑然不知的傀儡’。它是1960年代新加坡主要的统一阵线组织，受马共干部人员影响、指使和领导。当时的英国官员，以及之后的马共领导人本身都承认了这一点。 ”

新加坡官方与主流媒体对新加坡历史的论述，惯性的从标签性立场订立议论命题。这一种未辩论已有结论的预设立场，否定了依理论证的客观性。明显的，这一类官方文章，对追寻与探索历史真相的目的，不会有实质性的贡献。

以共产与非共的立场去论述新加坡政治历史是不适当的，因为这是英国人的历史观。英国人撰写的新加坡历史讲述的是殖民历史，也就是，殖民统治者和反殖民运动的斗争历史。在这一些历史中，反殖民运动就是共产党颠覆社会的非法政治活动。

英国人的这些新加坡殖民历史观，在后殖民时代的新加坡共和国历史中，必然要被全面的修正。一个不修正殖民历史的新加坡历史论述，是不正常的历史观。所以说，质疑人民行动党政府正当性的，并非被怀疑为共产党人的拒绝承认执政党的合法性，而是执政党本身的新加坡历史立场，出卖了执政地位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企图以殖民时代的共产与非共的立论点，来预设争辩后殖民时代的政治活动的非法和合法性，是行不通的自欺欺人行为，因为合法与非法的界定并非绝对性，而是随着政治环境的改变而会有所不同。

如果说，殖民历史的反殖民运动是非法政治活动的政治界定，在后殖民时代依旧不变，这说明了什么？是不是说，新加坡的后殖民时代还未真正的降临？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