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志

有关新加坡政治、社会、文化的报道、分析与评论

Posts Tagged ‘马来亚共产党

北京与李光耀交往历史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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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9-11-9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25285

刘晓鹏《爱屋及乌:北京与李光耀的友谊1954-1965》使用同名的英文稿重述,呈现格式与重点不尽相同。英文版是学术论文备有引用注解及参考目录。

论文资料来源有三,主要是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其次是美国国家档案馆资料。这些新资料有利厘清一些新马华人政治的悬疑历史问题。由于注解仅提供论点依据而非资料简介,所以无法判断资料解读的正确性。能够泾渭分明那些文字是档案资料,那些文字是论述观点,会方便其他学者更灵活的引用论文资料。目录列出的新马政治历史参考资料之涵盖范畴表示了局限性,轻者妨碍有效解读资料,重者误判历史脉络。

有别于其他论文,因为不受到政治正确的约束,更大的探索空间使得评述有机会趋向历史真相。例如,引经据典的否定了中国共产党通过马来亚共产党影响新加坡的华人政治。

历史大图像是个别历史小板块拼凑成型,所以厘清个别历史小板块是书写大历史的先决条件。故此,从历史补充的层面阐述一些历史片段给力小历史板块的串联。

其一、从1954年至1965年时间点来看,是李光耀成立人民行动党至成为新加坡总理的时段。期间新加坡政体经历殖民地,自治邦,马来亚州政府,独立共和国的四个阶段。前三个阶段的外交权力是分别掌握在英国人与吉隆坡中央政府的手上。李光耀要等到1965年才掌握新加坡外交权力。也就是说,1965年之前的李光耀与北京关系并非国家层面的关系。

选择解密这一个时间段的历史,不知是否刻意设计还是纯属巧合。估计,这些信息有助厘清中国在时间段内的政治立场。如果说,中国确实从来没有涉足新马的华人政治,则不仅是履行了中国不干涉他国内政的承诺,更是替华校生洗脱了共产党的莫须有罪名。这一个双重政治目的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1955年4月万隆会议,中国周恩来总理告诉东南亚华侨效忠与归属在地政府。意思是,华人政治是在地国的本土政治。换言之,中国不干涉东南亚华人政治。阅读全文»

从“抗英”到“流亡”:新加坡左翼地下组织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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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婉明     2019-11-1
https://www.thenewslens.com/feature/seacommunist/126810

电影《返校》由电脑游戏改编,因结合校园、悬疑、历史、惊悚等元素,在台湾引起很大的回响,但在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的华语电影圈,尚未受到关注。事实上,新马两地在后殖民时期及冷战格局之下,也曾出现过相当炽热的左翼运动,然而马来亚共产党(以下简称马共)在战后未及3年的1948年6月发动武装斗争,组织游击部队深入雨林战斗,导致英国殖民地政府颁布紧急状态(Emergency, 1948-1960),全面禁止任何跟共产主义有关的组织和活动,从而迫使新马地区的左翼团体走向地下化。

新加坡位于马来半岛最南端,与马来亚是一衣带水的关系。战后英国人重返,随即在宪政和治理上强行使两地分离。基于政治及地理条件的限制,马共武装斗争在新加坡没有开展的空间,惟有透过地下外围组织对工会、学校和农村进行渗透。1948年9月,“星洲人民抗英同盟”(Singapore People’s Anti British League,以下简称“抗盟”)便是在这种氛围下成立,并积极在学生、工人和青年之间广泛吸收盟员。

“抗盟”分华语和英语两个源流,前者以华校背景的中学生为对象,后者则锁定当时还设址在新加坡的马来亚大学(University of Malaya)的大学生,以及各族群的知识菁英。战后学生普遍超龄,加上见证抗日的历练,使中学生心智相对成熟,对政治与时局也异常关注,因此华侨中学率先于1949年初就在校园里成立了第一个“抗盟小组”,隔年的1950年才有“抗盟英语组”(SPABL, English Speaking Section)的成立。不过据称“英语组”成员因思虑不周延、行动不严密,很快就引起英国殖民地政府的注意,经过1951年1月的一场大逮捕行动以后,组织严重受创,形同瓦解。

Photo Credit: Quince Pan@Wikipedia CC BY-SA 4.0

相对而言,让殖民地政府感到更棘手的其实是地下活动力和执行力强大的华校生。以华侨中学为例,“抗盟”学生组织读书会,阅读进步书刊和禁书,在夜里摸进教室,将马共星洲市委出版的《自由报》及其他革命宣传塞入同学们的抽屉里,又在校园的树上悬挂五星红旗。学生这些举动渐渐引起殖民地政府不安,遂使有关当局加大力度对校方施压,除了密切监视特定学生、加强巡逻校园、搜查宿舍等措施,政治部还派员到校突击检查和扣押学生,又勒令学校开除高二班学生数十人,继而强制该校无限期停课,以及永久关闭寄宿生宿舍。 阅读更多 »

那些年我们一起反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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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沛(怡和世纪编委)    2019-8-9
怡和世纪 第40期 2019年7月

那些年来,从马来亚民主同盟,到泛马(或全马)联合行动委员会与人民力量中心的各个组织(含紧急状态下“被非法”的马来亚共产党),到劳工阵线、人民行动党、人民党、工人党等陆续站出来的政党,到各个职工会和学生组织,到提及或未提及的有名有姓的个人和无从提及的当年在广场上欢笑与夹道欢呼的诸多个人,1959年6月3日的“国庆”,这朵反殖初步胜利的鲜花,都有他们以血泪和汗水,青春甚至生命浇灌的一份。

新加坡自治邦于1959年12月3日开始举行的效忠周,各阶层代表行经市政厅接受新任国家元首尤索夫依萨的检阅。

我们的历史意识,忽然变得空前强烈。空前,是不留余地的用词。这么说,貌似鲁莽,没有丝毫保留,其实不过针对全国范围连续长时间开展运动,进行历史“宣教”这个国家举措,做一个如实的写照罢了。

被淹没了的SG60

四年前(2015年),我们刚有过覆盖全国长达一年的SG50庆祝活动。这个“50”,说的是我们独立五十周年庆;源头是1965年8月9日脱离马来西亚,独立的新加坡共和国于焉而生。今年(2019年),SG200(SG Bicentennial)纪念活动又来,同样为期一年,同样覆盖全国。这个“200”,说的是新加坡开埠两百周年;源头是1819年莱佛士看上了这个位处马来半岛南端的小岛,据说,小渔村从此脱胎换骨,新加坡的现代化于焉开始。

说到周年庆祝或周年纪念,2019年本当还有一个 SG60,只是如今淹没在正闹得沸沸扬扬的SG200下面,一时不见了。这个“60”,说的是我们“建国”六十周年庆;源头是1959年6月3日新加坡成为自治邦这个“国庆”(National Day),“全面”内部自治的民选政府于焉上台。

Courtesy of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实际上,拿周年说事,被淹没的SG60,也许比淹没它的SG200要来得更顺理成章。它没那么久远,还有见证人在。起码不必为了给活动寻找正当性浪费许多唇舌,如目前这样,究竟是纪念还是庆祝、是登陆还是开埠、是200年还是700年,是尊重历史还是尊崇殖民,都要煞费思量地再三斟酌,解释折腾半天。

至于和SG50相比,SG60似乎也较有清晰而且喜庆的面目。SG60是一张张集体谱写成的大笑脸,人们兴奋上街,涌到政府大厦前的广场,见证宣布实现“全面”内部自治和新的民选政府上台的群众大会,齐声发出众志成城的胜利欢呼(终于有这么一天)。SG50有的则是一副垂头落泪的哀容,从电视屏幕上播放出来,定格在国人的心中(怎么会这样)。

我们本来庆祝的是6月3日;然后,为了宣示马来西亚,变成9月16日。接着又提前来到8月31日,因为其他人都在8月31日庆祝。再下来,只好是8月9日了,这个8月9日不是我们愿意的,而是只得如此。

1966年8月9已已故李光耀以总理身分,在独立的新加坡共和国庆祝第一个国庆时,就是这么说的,“We used to celebrate the 3rd of June”,以及“and then it had to be the 9th of August, and the 9th of August it is, not because we wished it to be but because it was”。话说得如此直白。

(尽管脱离马来西亚到底是被人扫地出门还是主动运作的结果,至今仍有不同的揣测和传奇。不过,从垂泪到“不是我们愿意的”,其内在逻辑总是一致的。)

1960年6月3日纪念第一个国庆的首日封(林少彬珍藏)

总说一句,6月3日没那么许多麻烦。它出现当天,肯定不伴随着凄风苦雨,而是在政府大厦前受到了众人的祝福。

在战后婴儿潮前后诞生的这些人,从那一天走下来,走呀走的,被人贴上各种标签地走过了那么些年,无人多加理会地又走过了那么些年;走呀走的,慢慢一点一点变老,忽然先后都有了尊称。先一批,被称为建国一代;当时还是少年或孩童的一批,被称为立国一代。

无论“建国”“立国”,如今俱已白头,也许眼花,也许耳背。而他们身上都有故事,也许亲历,也许耳闻目睹。

他们若开口,第一句话,估计多半将会是这样的:

“那些年,我们一起反殖……”,建国说。

至于立国,其中早熟的,有不少当时也许已经跟在了父亲母亲、叔伯婶姨、大哥哥大姐姐们的身后,屁颠屁颠地跑,口里一边叫着:

Merdeka。 阅读更多 »

反殖的年代:从林戴伟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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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夜暮到黎明   2019-4-19
http://navalants.blogspot.com/2019/04/blog-post_19.html

当时马泰边区的游击队中很多是马泰的左倾青年,马共怀疑这些人中有特务,于是展开大规模肃反,召开“森林审判会”,会上公布“特务”名单,出席审判会的每个人都必须举手表决。在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下,每人都用支持判决和死刑来表明自己的立场,无人敢为受审者辩护。而那些“特务”则常常在神经差不多已经错乱的情况下,牵连无辜的人士来自保。

最近在国家博物馆做培训活动,有人问起泛星工友联合会和林戴伟的一些事迹。这个问题比较冷门,我翻阅了一些书籍,并向一些参与过那个年代的斗争的人士求证,做了这份记录。

林戴伟是1950年代泛星工友联合会的受薪秘书,1958年被遣返大陆。林戴伟以马来亚为祖国,坚持自己的马来亚(新加坡)身份,为反殖而斗争。文革的年代他受中央委派,潜伏回勿洞森林,结果并非死于政府军的枪弹下,而是死于内斗,连葬身之地都是个谜,成为“无主孤魂”。

1957年的大逮捕

就从1957年8月22日的大逮捕说起。大逮捕由时任首席部长林有福发出命令,拘捕35名马共人士(当时不论是马共、支持马共、同情者或是思想左倾都被视为马共),其中包括5名人民行动党左翼中委与13名支部的职员与党员,无形中为人民行动党扫除了来自党内的威胁。

或许林有福万万没想到,这次的逮捕行动为他人铺路,自己的劳工阵线却失去民心。

有关这次大逮捕原因,林有福政府发表白皮书说是防止共产党接管行动党和职总。[1] 不过,可能更重要的原因是阻止左派工会跟由辞职的首席部长马绍尔组建的工人党之间的合作。当时共产党把他们对人民行动党的支持转移到工人党,在他们的支持下,工人党在选举必将取得好成绩。

根据当时的时势,这场逮行动捕也有可能是为了确保左翼人士不会在九天后8月31日马来亚宣布独立时制造麻烦。

话说大逮捕前约三个星期,1957年8月4日,行动党第四届党员大会在羽球馆举行,除了中委改选,也通过了确定“建立一个独立、民主、非共社会主义的马来亚”的党的纲领。改选的结果出炉,12位中委中被视为左派的中委有6人:TT拉惹(律师)、陈从今(会计)、吴文斗(工会)、陈贡元(烧焊技工)、陈世鉴(工会)、王才安(书记)。其中有三位原中委落选,包括行动党主要领导人之一的王永元。

李光耀与另外5位中委拒绝出任党职,只保留中委地位,六位左派中委在协商不果的情况下,选出TT拉惹出任秘书长,陈从今为主席。

这6位当选的左派中委,除了TT拉惹之外,在8月22日的大逮捕全部被扣留。同时被捕的还有13名行动党支部委员,13名泛星工联及工运人士,以及亲行动党报章《新报》的4名职员。林戴伟也在这次逮捕行动中被扣留。[2]

奎笼聚会(奎笼事件)

李光耀回忆录中,称这场党内左派筹划夺权的行动为“奎笼聚会”。

1957年5月,新加坡首席部长马绍尔辞职。6月补选过后,行动党两派裂痕进一步加深,7月中,行动党中宣委和支部负责人举行一场中委选前聚会,参与者有二十多人:两位中委吴文斗和陈从今、中宣委员和各支部主要负责人陈志成、刘波得、钟文灵(田流,及其爱人许禄娣)、黄巩元、许荣华、陈贡元、王才安、戴秋生、段文华、陈木庭、卓中华、邢福源,另有林戴伟、吴宗泽等人。

当时李光耀因为宪法谈判结果受到质疑,回应马绍尔的挑战,辞去丹绒巴葛选区议席进行补选,以林戴伟为代表的一组左翼人士强力支持工人党,可是马绍尔却在最后关头放弃竞选。李光耀获得三分之二的支持票再次当选。

根据《陈贡元回忆录》及其他人的说法,林戴伟是党外人士,直言直语,属于激进左派。奎笼聚会上,林戴伟表示李光耀在宪法谈判上采取软弱和妥协的态度,反对李光耀的正统领导,号召行动党支部出来组织新政党。与会者多数认为应该避免行动党分裂,左翼运动应继续以行动党为中心。

奎笼聚会是否跟夺权有关各有各的说法,陈贡元表示没有此想,研究左派历史的陈剑则提出疑问:为何行动党的聚会竟然有党外人士参与?[3]阅读全文»

余音未了——“第5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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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清如(怡和世纪总编辑)   2018-6-30
怡和世纪季刊 第35期 2018年4月

人权观察组织亚洲区主任布莱德•亚当斯指出,“不经审判的拘押是一种极端措施,在国际法上很难站得住脚。除非有特殊情况,比如政府能证明相关人员造成直接威胁且没有其他措施足以应对,但仍须由法院或其他独立法庭进行即时和定期审查,才能避免任意拘押。”

1963年安乐岛暴动后,镇压暴动队押送岛上的拘留犯。 (Courtesy of Singapore National Archives.)

什么是《刑事法(临时条款)法令》“第55条”?它指的是不经审判的刑事拘留权力,部长有权不经审判拘留被认为可能危害我国公共安全或社会治安的人士。这个每五年更新一次的法令,本来明年10月20日才到期,政府去年底提出修正案,扩大法令涵盖的犯罪活动,同时提前审议把法令有效期再延长五年。总部设于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于今年1月31日致函给新加坡国会议员,吁请他们否决修正案,让这个被他们认为是违反人权的法令在明年到期时自动失效。

内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向国会说明保留这项法令的重要性,它主要是用来对付私会党、瓦解犯罪集团使毒品情况受控制、对付非法放贷活动和拘禁犯罪集团成员,确保证人和他们家人安全。部长强调,“新条列只不过是反映现有的做法,并不剥夺司法审查权。”2月7日国会一连三读,顺利通过了修正案。

《联合早报》言论组主任叶鹏飞为文指出,“本次国会对该法令的辩论只是这场探索之旅的中途而非终站。既有的社会条件决定了当下最大的共识是延续‘第55条’,因为这符合多数人对公共利益的认知。但这不会也不应当是最终的结论,随着社会条件的不断变化演进,新一轮的辩论应该也必须到来。”(《仁智互见“第55条”》(《早报星期天》25-02-2018“想法”版))。笔者绝对认同叶文的观点。

“第55条”与本地政治的深层次纠结

在新加坡,不经审判的拘留权力(Detention Without Trial)起源于70年前英国殖民政府为了延续其统治而颁布的《紧急法令》。在该法令下,马来亚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后上山展开武装斗争,法令授予警方逮捕并无限期拘禁被认为是共产党的人或嫌疑人士。《紧急法令》原须每年更新,1955年福利工潮过后,殖民政府颁布永久性的《公安法令》,引进《紧急法令》里不经审判而拘留的条款,成为对付反对殖民主义左翼人士的主要武器。当时正值人民行动党欲借助左翼势力崛起,党领袖李光耀批评法令不民主,并且三番几次在立法议院里严词抨击:

我们要么相信,要么不相信民主,要是相信的话,我们必须毫无减损地断然地说,除了依据现行的法律,决不允许任何一个民主程序受到制约。你要是相信民主,你必须毫无条件地相信它。

要是在没有提供任何罪证的情形下,把一个人逮捕与拘留不算极权,那我们对法西斯政权里的一切职责,该做如何解析?要是我们要做为一个民主国家而生存,原则上我们就必须给予我们的敌人,得到我们想要的同样的宪法权利,不论我们是多么地不同意他们的看法。

镇压会积久成习。听说就像做爱一样,第二次总是容易些。第一次你会有良心责备、犯罪感,一旦不断重复,你就会变得毫无忌惮的去做。

《刑事法(临时条款)法令》的最初版于1955年颁布,原来不具不经审判而拘留的权力,法令旨在为那些通过陆路或水路提供物资品给柔佛海峡对岸共产党游击分子者定罪。后来本地私会党活动猖獗,不同派别之间的血腥格斗与日俱增;殖民政府于1958年提出修正案,把不经审判的刑事拘留权力引进该法令(俗称“第55条”),目标瞄准私会党活动。政务部长在提出修正案时强调,正常的司法程序已经不足以应付局势,必须辅以行政权力。他强调法令属于暂时性措施,一旦情况好转,将予废除。

有异于他在1955年高声反对《公安法令》那样,李光耀在1958年全力支持把不经审判的拘留权力带进《刑事法(临时条款)法令》。1959年上台后,行动党政府进一步把法令有效期延长5年,然后引用《公安法令》与“第55条”左右开弓,确保行动党政府在政治上的持续稳定。由英、新、马三方组成的内部治安委员会继续行使《公安法令》的职权以钳制左翼势力,而对于三番五次在选举期间介入政党活动(特别是干扰行动党基层)的私会党分子,新政府引用“第55条”大举扫荡,并把他们送到安乐岛的集中营去。 阅读更多 »

暗流汹涌——新加坡自治前的反殖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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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恩河(资深文史工作者)     2018-3-29
怡和世纪 2018年1月–2018年3月号 总第34期

“当过去不再照耀未来,人的心灵就会茫然地游荡。”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

1955年期间人民行动党在花拉公园举行的群众大会,挤满年青的华校学生。Source: The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td.

说到新加坡当代的政治史,特别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加坡人民反对殖民地主义、争取独立的那段历史,常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感觉。但是要构筑一部完整的新加坡历史叙事,这是一段谁想绕也绕不过的历史。

面对这段历史,存在着一种严重对立的二元论叙事:一种是代表官方主流的历史叙事,把这段历史说成是“骑在老虎背上”与“共党分子”作斗争的历史,模糊左派在政治动员上对这场反殖民地主义争取独立运动的作用,赋予当下执政者的地位以道德资源;另外一种或称之为左派的叙事,把执政者政治地位的取得归之于利用左派政治资源而后弃之如敝履的背叛行为。这段历史所具有的复杂的历史性格,其余波荡漾迄今不息,但是政治的诡谲与历史的多义,并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讲明白的,我们有必要重回当年的历史场域,寻找历史的真相,一个新的历史叙事的探索显得十分必要。

“左派”在新加坡是一个复杂的标签,在今天新加坡的语境下,“左派”更是与“动乱”、“亲共”、“颠覆分子”等词语连接在一起,特别是主流意识为了占据道德制高点而刻意妖魔化对方,让左派背负共产党原罪论包袱,其极致的作法就是“反共纪念碑”的竖立,这种作法承继“冷战时期”殖民地宗主国恐共防共的“政治遗产”,“反共”成为表达新加坡政治伦理的正确。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新加坡,各种政治势力激烈博弈,各党派之间试图重新洗牌,进行合纵连横,一时暗潮汹涌,风云变幻,局势充满着不确定性,不过,可以确定的一点是谁能取得当时最大的“讲华族语言群体”(Chinese speaking community)的支持,谁就能在角逐中脱颖而出成为胜者。新加坡出现的“动乱”、抗争、罢工与游行等社会的集体行动,是新加坡人民反对殖民地主义、争取独立运动的具体表现,体现的是时代的精神和特征。集体抗争与议会政治的交互进行,是民主政治的一部分,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就是在抗争与议会政治中诞生、成长、壮大并最终取得执政地位的。

让我们回顾一下人民行动党草创时期新加坡的社会和政治生态:1954年2月殖民地政府接受林德报告书(Rendel Report)的新加坡宪制改革方案,打破了战后新加坡政治改革进展滞后的局面。在林德宪制(Rendel Constitution)下,殖民地政府将大部分的权力转移到以25位民选议员组成的立法议会手上,一个由6位民选议员出任的部长和3位官委部长并以总督作为行政长官的内阁成为最高行政机构,管理外交、内政和国防之外的一切事务。另一个重大的改革就是把注册选民改为自动注册选民制度(Automatic registration of electors),这一改革不但大幅度提高了选民的人数,虽然选民资格仍旧局限于英籍民,也让占新加坡人口75%的华人在选民中的比率得到比较合理的体现。林德宪制强调的还是英方的政治主导,其主要目的是缓和新加坡人民日益高涨的反殖意识和争取独立的浪潮,虽然如此,毕竟让人们看到一丝政治的曙光,也让在1948年后实施的“紧急状态”下的压抑的政治局面得到一些纾解。

在这种局面之下,各种政治势力开始合纵连横,准备逐鹿政坛,其中就有刚从英伦留学归来,希望在政坛大展手脚的李光耀。当时,在新加坡政坛有进步党(The Singapore Progressive Party)和劳工阵线(Singapore Labour Front),新加坡进步党由英籍律师黎觉(John Laycock)和英属海峡华人协会(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的陈才清(C.C. Tan)领导,其政治立场偏向于支持英殖民地政府,所以得到英国的青睐和扶持;劳工阵线则由劳工党(The Labour Party)和社会主义党(Socialist Party)在1954年8月合并而成,由犹太籍律师马绍尔(David Marshall)和林有福领导,走中间偏左的社会主义路线。

李光耀在政坛初试啼声

李光耀在英伦留学期间就参与马来亚的留学生组织马来亚论坛(Malaya Forum),它的成员包括后来成为行动党主要角色的吴庆瑞、杜进才和贝恩(K M Byrne)。他们认为马来亚必将在不远的将来取得独立,大家有必要建立共识,提高政治觉悟,以免在这个历史时刻缺席。1950年8月李光耀回新后参与的第一个政治活动是成为进步党的黎觉的竞选代理,为他在立法会选举中拉票。不过政治敏锐的他很快就发现作为右派的进步党将来很难有作为,他必须改弦易辙,投身到日益高涨的反殖群众运动中来。

1952年5月邮政工人的罢工让李光耀得到初试啼声的机会,作为工会的法律顾问,让他在这场罢工赢得不少声誉。之后他把触角伸向马来群体,成为马来前锋报(Utusan Malayu)的法律顾问,因此结识了马来国民党(Malay Nationalist Party)前领袖沙末·伊斯迈(Samad Ismail),并由他引荐而认识蒂凡那(Devan Nair),这两人都曾涉嫌是抗英同盟的成员而被拘留,日后两人都成为人民行动党的创办人。一些学者认为这两人是行动党与共产党的联系人,马共领袖陈平也说马共指派两人协助建立人民行动党。个人对这种说法存疑,笔者查阅了沙末·伊斯迈的回忆录,没迹象显示他具有强烈共产党政治倾向,虽然傅树介在其回忆录中提到沙末曾告诉李光耀他是共产党员。沙末基本上是一个马来民族主义者,倾向于支持大印度尼西亚(Indonesia Raya)的想法;蒂凡那曾是前抗英同盟的成员,与沙末是维多利亚中学的同学。马共在这段时期由于新加坡市委会的主要成员遭受逮捕,新市市委处于瘫痪的状态,与中央严重失联,要做出如此重大的决定,似乎不大可能,李光耀在回忆录中也说是他主动联系沙末,陈平持这种说法可能是后来受一些学者的论述影响所致。

1954年5月马来亚大学的社会主义俱乐部8位成员被控上法庭,罪名是在俱乐部出版的刊物《华惹》(Fajar)上刊登“煽动性文章”,在前马来亚同盟的约翰伊伯的协助下,他们找到英国的皇家律师毕里(D N Pritt)为他们辩护,结果是控方败诉。“华惹事件”让英殖民地当局感到十分尴尬,李光耀也因为是助理律师而建立了作为左派代言人的角色。5月13日新加坡中学生为支援到总督府请愿免役的学生代表,遭受警方的镇压而发生严重的冲突事件,是为“513事件”。过后有7位学生被控“阻碍警方任务”罪而被判处徒刑3个月,他们为了上诉找上李光耀协助,李光耀建议找毕里作为辩护律师,虽然这次的上诉败诉,却让李光耀有机会与他渴望接近的华校生建立联系。他在日后的回忆录中也不吝给予这些华校生高评价:“有那么多理想主义者,他们不自私,准备为更美好的社会牺牲自己的一切,看来他们完全献身于革命事业,下定决心,一心只想推翻殖民地政府,建立一个平等和公正的新世界”。 阅读更多 »

新加坡前政治拘留者纪念1963年2月2日的“冷藏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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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俐颖(Kirsten Han),汤姆怀特(Tom White),覃炳鑫(Thum Ping Tjin)    2018-3-12
https://pnn.pts.org.tw/main/2018/03/12/新加坡前政治拘留者纪念1963年2月2日的“冷藏行动”/
英文原文:https://newnaratif.com/journalism/remembering-coldstore-singapores-former-detainees-speak/

1963年2月2日“冷藏行动”至今已经55年了。在这场大规模逮捕行动中,有超过110人被捕,当中包括活跃参与反对英殖民统治的人士、职工运动者、学生和党派人士。

逮捕行动以“反共”的名义,严重打击新加坡左翼反殖民运动,并摧残了当时的主要在野党——社会主义阵线(社阵当年在立法议会的51席位中占有13席。由时任总理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政府占有25席)。在行动中被捕的人士当中,有些从未经过司法程序,被扣押长达10余年之久。“冷藏行动”仍是新加坡史上最大一场逮捕和拘留行动。

在过去数十年,有关左翼分子的活动事迹,在新加坡官方叙述中大部分被遮掩或磨灭。根据2015年新加坡“政策研究所”的一项民意调查,1963年2月2日“冷藏行动”是最被新加坡人遗忘的历史事件。不过新加坡老左异仍然牢记着这段历史:每年的农历新年,“老左”都会举行团聚午餐会。对于他们而言,这个聚餐会是与战友相聚和回顾当年的场合。

今年 New Naratif 在新加坡“老左”的农历新年聚餐会上,借机采访了一些前政治拘留者,与他们进行了简短的采访并附上他们的照片。在访谈文章里我们同时并列了政治部,也就是当年“新加坡内部安全理事会”(Singapore Internal Security Council)的档案资料评注。该会当时由7人组成:英国最高专员公署和2名高级的英国殖民地官员,包括李光耀在内的3名行动党政要,及马来亚联合邦内政安全部长,敦・伊斯迈尔医生 Tun Dr. Ismail。“新加坡内部安全理事会”就是负责政治逮捕行动和拘留的决策机构。New Naratif 提供的政治部解密资料取自英国国家档案馆

蔡炜伴

蔡炜伴被拘留时仅23岁,当年是新加坡书报印务业职工联合会会员。(Tom White)

他们要我签署文件“背弃”共产主义;他们说(政治部)如果拒签,就不会释放我。

我当时是新加坡书报印务业职工联合会的成员。我被监禁大约10年。我在不同的监狱里待过。其中包括樟宜监狱、女皇镇监狱、中央警署、樟宜明月湾中心(一所设在樟宜监狱内、专门关押政治犯的拘留所。现在已经关闭)。我并没有受虐待;但是,我被单独监禁了3个月。

英国档案资料

保密级别:涉嫌为共产主义份子

最先接触共产主义思想是在中正中学求学期间,后来是新加坡中学学生联合会的活跃分子。1956年新加坡中学联被封禁时,由于涉及学校的亲共活动而被开除。

于1959年第一次进入纺织工友联合会成为受薪秘书。或许是按照马来亚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指示,在1959年大选时,由于行动党领导层出现分裂,主张亲共工会领袖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与大选的推动者之一。但不知何故,虽然已经敲定一些候选人,不过终究没有提名参选。

1960年6月,他在亲共的泛星职工联合会担任更重要的职务:负责该工会《泛星报》刊物的出版工作,同时特别积极地训练工会干部,灌输共产主义理论。1961年11月,他担任新加坡书报印务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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