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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s Tagged ‘马来亚共产党

星马欢迎美军,背后忧虑的是中共与“大中华胶”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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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剑虹(Samuel Hui)    2020-5-20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34382

既希望让解放军帮自己攻下马来西亚,或者让更多大陆移民进到马来半岛冲掉马来人的人口,都不是促进华人权益的想法。“大中华胶”的想法越激进,就越会强化马来西亚人民对中共的敌视,美军在星马两地区的存在自然会更加受到欢迎。

美国海军美利坚号两栖突击舰 (Photo Credit: U.S. Navy photo by Mass Communication Specialist 2nd Class Kristina Young)

美国自川普上台执政以来,一反常态的走起单边主义的路线,肆意得罪北约和日韩等盟国,反而让俄罗斯与中共谷底翻身,重新获得世人肯定。

尤其是这次爆发新型冠状病毒之初,俄罗斯与中共更是抢在美国前面,积极为义大利及日韩等盟国提供协助。甚至就连立场向来亲美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也不得不忧虑美国这次怎么不站出来带领大家对抗病毒威胁。

当世人怀疑美国在欧洲和亚太的地位,即将为俄罗斯及中共取代的同时,美军五艘航舰又遭到病毒袭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趁机派出辽宁号航空母舰,多次经由东海与巴士海峡进入南海,引起日本、台湾、菲律宾、新加坡还有马来西亚的注意。

解放军海军的扩张性行为,对中共好不容易靠着向海外输出医疗物资建立的良善形象带来破坏,至少在东南亚是如此的。

尤其是在4月16日当天,中共又派出海警与探勘船进入与马来西亚之间有领土争议的北康暗沙活动,引起马来西亚方面紧张。

为了反制中共,美国海军也派出美利坚号两栖突击队和邦克山号飞弹巡洋舰进入争议海域,执行自由航行任务。美利坚号两栖突击舰上,至少部署了五架F-35B战斗机,对中共的嚣张气焰想必带来了很大的压制。

不过最让笔者注意的,是在美利坚号两栖突击舰的Facebook页面上,出现大量马来西亚网友给美国海军鼓掌叫好。

李显龙虽然在是否该以“中国病毒”(Chinese Virus)称呼新型冠状病毒一事上,没有选择跟着川普一起挑起种族纷争,但却仍将樟宜港提供给季佛兹号(USS Gabrielle Giffords)与蒙哥马利(USS Montgomery)号驻防,显见星马两国还是不乐见中共将军事力量投射到南海。

这张辽宁号的照片,远看还真的有旧日本帝国海军的味道,让人想起二战时后的日本军国主义。(Photo Credit: 许剑虹)

星马何以惧怕共军?

与其说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欢迎美军,倒不如说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惧怕共军还更符合当今东南亚的地缘政治。

在深入讨论此话题之前,笔者采用“美军”和“共军”,而不是“美国”与“中共”,目的就是要厘清新加坡及马来西亚所害怕的仅只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然而从经贸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恐怕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取代当前中共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地位。

但是从军事角度上来看,惧怕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可不只是星马两国,几乎已经成为了整个东协的共识。尤其是如果解放军控制了整个南沙群岛,意味的是整个南海成为解放军海军的内海,每一个东协国家的专属经济海域甚至领海都将被垄罩在中共的军事威胁之下。

新加坡并没介入南海主权争夺战,却从权力平衡角度出发,并不乐见任何单一强权掌控南海。 阅读更多 »

星马地区“大中华胶”——从辛亥革命到马共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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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剑虹    2020-2-2
https://www.storm.mg/article/2234009

华人在星马地区从事政治活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年代,但他们的早期活动还是以推翻满清或北洋政府为宗旨,并没有挑战英国对马来半岛的统治。

这几年在网路上出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部份马来西亚华人网友“爱中国”爱到一种狂热的程度,甚至于直接把中国当成“祖国”看待的情形。新加坡华人的“中国情结”相对没那么严重,但根据国内媒体报导还是有不少所谓的“韩粉”存在。显见星马地区许多华人把中国当“祖国”的情感是客观存在的,差别只是在于这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而已。

为何星马地区会有如此之多的“大中华胶”存在?甚至多到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都要在演说中,公开呼吁新加坡华人认知自己是“新加坡人”,不是“中国人”呢?其实最大的关键,还是在于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华人在60年代以前确实是中国人。而且自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马来半岛华人的生活空间就不断遭受印度人与马来人的压缩,从而促使星马华人型成了一种有别于海峡两岸的特殊“中国认同”。

尤其是在马来人具有种族优势的马来西亚联邦,华人更因为遭到毫无保留的歧视,且自身数量又明显处于劣势,更容易产生对“中国”的认同。“大中华胶”的思想究竟从何而来?是“中国崛起”或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后才出现的现象?还是有更早的渊源?其实从新加坡出现大量“韩粉”的现象来解答这个问题还真的是正确的,因为“大中华胶”的渊源确实是来自于中国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党旗,曾经是英国殖民当局严厉查禁的物品,在今天的新加坡国家博物馆还有一面在展览。(作者提供)

中国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党旗,曾经是英国殖民当局严厉查禁的物品,在今天的新加坡国家博物馆还有一面在展览。(作者提供)

“大中华胶”的根源是国民党

虽然在两岸实力差距甚远的当下,已经没有多少马来西亚“大中华胶”认可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尤其是失去执政权的中国国民党,但是马来半岛“大中华胶”的渊源确实是来自于国民党。但是在讨论国民党如何把大中华思想传递到马来半岛以前,首先我们要先对马来西亚联邦与新加坡共和国的前身,即英属马来亚的历史有所了解。

与印度、越南还有菲律宾等其他欧美殖民地的情况不一样,20世纪初的英属马来亚在人口分布上复杂又多元,没有哪一个民族占绝对优势。或者说明白一点,是英国人担心马来人闹独立,所以从19世纪起开始将华人与印度人大量引入马来半岛。如果再加上欧洲人与当地人生下的欧亚混血儿(Eurasians),那英属马来亚的族群可就不是只有四个那么简单了。

靠着让马来人、印度人与华人三大族群不过半的布局,英国人确实稳住了对马来半岛的控制。虽然三方都有各自的民族运动在进行,但印度裔所为之奋斗的祖国是印度,信奉伊斯兰教义的马来人在英国人默许下保有政治特权,但主张与印度尼西亚合作驱逐欧洲人,建立一个大伊斯林国家的声音也始终存在。分而治之的统驭艺术与庞大的皇家海军,确保了大英帝国对东南亚的统治根基。

至于广大的华裔人口,则陷入“保皇派”、“维新派”与“革命派”的党派之争。然而“保皇派”要保的是清朝的皇帝,“维新派”是要推动清朝的现代化改革,“革命派”则是要“革”清朝的“命”。三方虽然互不相让,心系的确还是中华故国。直到1911年满清被推翻,“保皇派”与“维新派”相继走入历史,由“革命派”演变而来的国民党获得了星马华人压倒性的拥护。 阅读更多 »

《林清祥的政治愿景》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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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清如     2020-2-8

林清祥22岁(1955年)开始从政,36岁被逼告别政坛,期间7年身为阶下囚,真正自由从事政治活动的时间不过7年。虽然离世多年,他的名字仍然常挂在人们嘴边,家喻户晓。

生长在一个殖民地的社会,林清祥一生没有机会接受高深的教育。他在追求自由民主的道路上,经历的是一次又一次血风腥雨的煎熬。他通过现实生活的教育、实践和探索,发现与认定了他应该追求的政治愿景,并且能够真正做到百折不挠地为之奋斗不懈。

他胸怀坦荡,气节高尚,渴求正义者在他身上看到希望、找到力量。对于一向视他为敌者,他却“像不受欢迎的魂灵般始终徘徊不去”。2010年建国总理李光耀夫人逝世,在她庄严肃穆的告别仪式上,那应该是李光耀一生刻骨铭心的一刻,他居然在向亡妻致悼词时也不忘发泄他与林清祥的个人恩怨。他说,他当年开始与林清祥等左派职工运动者为伍时,夫人劝他别相信他们,“后来事实证明她是对的”。

既得利益者对于林清祥人格的诋毁及其形象的丑化从未停止。2015年,新加坡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的古玛•拉马克里斯纳教授(Professor Kumar Ramakrishna)出版了一本题为《“原罪”?重审修正主义者对1963年新加坡冷藏行动的批评》(“Original Sin”? Revising the Revisionist Critique of the 1963 Operation Coldstore in Singapore)的书,旨在为冷藏行动的合法性背书。在没有出示任何确凿的档案记录之下,古玛声称林清祥在1984年“私下”向政治部“承认他的共产党关系”。他在书中含糊地说,林清祥曾向内政部人员承认,自己曾经与方壮璧会过面。知情者都知道,承认见过方壮璧与承认“他的共产党关系”,根本就是两码事。如果所言属实,为何不把相关档案公开?一切自当一目了然。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二月 8, 2020 at 1:49 下午

不同族群的不同史观如何弥合:借镜新加坡的兼容并包,台湾可以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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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剑虹    2020-2-5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30786

追随英国史观与肯定中华民国的抗战英雄,却不代表新加坡政府选择与二战时所有与日军合作的人“一刀切”。毕竟如前面所描述,李光耀本身就有与日军合作的“前科”。许多德高望重的新加坡华人精英,包括支持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张永福与林文庆,都在二战期间效忠日军扶持的汪精卫政权。否定他们,就等同于否定掉所有新加坡华人奋斗的艰苦历程。

Photo Credit:AP/ 達志影像

台湾到底该站在谁的立场看二战?这个问题从解严以来,就一直是除了统独之外,台湾最难给出答案的国族认同问题。虽然台湾在法统上延续的是二战时获得同盟国承认,带领中华民国抵御日本侵略的重庆国民政府,但是这块土地上却有大量居民是台籍日军的后代。由于并非每一位台籍日本兵的后代,都能接受自己是战胜国中华民国的子民,这个问题也被与今天的蓝绿斗争捆绑到了一起。

似乎支持泛蓝阵营,主张两岸交流的人就一定认同中华民国史观。而支持绿营又主张台独的,则一定是从日本帝国的角度看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历史是不能那么简单用“二分法”去分类的,因为1949年随中华民国政府来台湾的外省老兵,同样可能二战时为满洲国或汪精卫政权效力,不见得通通都是抗日的。战时加入日军的台湾人,光复后转而效忠国军的也是所在多有。

参加过抗战的中华民国空军飞行员,可能有一个票投蔡英文的女儿。台籍日本海军志愿兵的孙子,也可能是天天在网路上宣扬“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新党青年军。笔者就曾经在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的活动上,看到二战时随日军到广州服务,并于抗战胜利后下嫁国军军官的本省籍女护士。真实的历史远比我们想得更为复杂,更何况我们还没把红色的中共抗战史观涵盖在内。

这样看来,台湾究竟该把自己当同盟国还是轴心国,似乎一时之间找不到明确的答案。其实连续三年造访过新加坡以后,笔者认为台湾在这方面的困境其实没有新加坡来得复杂。本省人和外省人终究都是汉人,但新加坡的人口确是由华人、马来人与印度人等三大族群组成,且每一个族群在二战中都有不同遭遇。华人出身的李光耀父子,是用了哪些手段把他们团结起来的?

想了解这个问题的读者,无论您支持的是蓝色还是绿色,如何看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笔者都建议您造访新加坡市中心的海滨公园(Esplanade Park)。公园里竖立的四座纪念碑,不只简单扼要的介绍了新加坡过去100年的历史,还能帮助你了解新加坡政府是如何兼容并包的容纳不同族群的二战史观,相当值得台湾借镜。

Photo Credit:许剑虹

坚定追随同盟国史观

新加坡曾经为英国统治,李光耀本身在二战时服务于日本陆军报导部,并且是“亚洲价值观”的信奉者。如果将李光耀置于擅长“二分法”的台湾政治环境里,那么他就应该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反英人士。然而李光耀不只毕业自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作风谈吐还像极了英国绅士。英文比中文还要好的他,被视为苏伊士运河以东最亲英的政治家。

李光耀尤其在面对二战历史时,态度是绝对不敢含糊的,大方向上一律追随同盟国史观。何以当过日军情报人员的李光耀,要选择亲近他在“大东亚圣战”时的敌人呢?或许李光耀没有那么喜欢英国、美国以及蒋中正领导下的中华民国政府,但是他比东南亚任何政治人物都知道战后世界的游戏规则,尤其是东亚的游戏规则是由同盟国制定的。 阅读更多 »

北京与李光耀交往历史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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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9-11-9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25285

刘晓鹏《爱屋及乌:北京与李光耀的友谊1954-1965》使用同名的英文稿重述,呈现格式与重点不尽相同。英文版是学术论文备有引用注解及参考目录。

论文资料来源有三,主要是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其次是美国国家档案馆资料。这些新资料有利厘清一些新马华人政治的悬疑历史问题。由于注解仅提供论点依据而非资料简介,所以无法判断资料解读的正确性。能够泾渭分明那些文字是档案资料,那些文字是论述观点,会方便其他学者更灵活的引用论文资料。目录列出的新马政治历史参考资料之涵盖范畴表示了局限性,轻者妨碍有效解读资料,重者误判历史脉络。

有别于其他论文,因为不受到政治正确的约束,更大的探索空间使得评述有机会趋向历史真相。例如,引经据典的否定了中国共产党通过马来亚共产党影响新加坡的华人政治。

历史大图像是个别历史小板块拼凑成型,所以厘清个别历史小板块是书写大历史的先决条件。故此,从历史补充的层面阐述一些历史片段给力小历史板块的串联。

其一、从1954年至1965年时间点来看,是李光耀成立人民行动党至成为新加坡总理的时段。期间新加坡政体经历殖民地,自治邦,马来亚州政府,独立共和国的四个阶段。前三个阶段的外交权力是分别掌握在英国人与吉隆坡中央政府的手上。李光耀要等到1965年才掌握新加坡外交权力。也就是说,1965年之前的李光耀与北京关系并非国家层面的关系。

选择解密这一个时间段的历史,不知是否刻意设计还是纯属巧合。估计,这些信息有助厘清中国在时间段内的政治立场。如果说,中国确实从来没有涉足新马的华人政治,则不仅是履行了中国不干涉他国内政的承诺,更是替华校生洗脱了共产党的莫须有罪名。这一个双重政治目的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1955年4月万隆会议,中国周恩来总理告诉东南亚华侨效忠与归属在地政府。意思是,华人政治是在地国的本土政治。换言之,中国不干涉东南亚华人政治。阅读全文»

从“抗英”到“流亡”:新加坡左翼地下组织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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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婉明     2019-11-1
https://www.thenewslens.com/feature/seacommunist/126810

电影《返校》由电脑游戏改编,因结合校园、悬疑、历史、惊悚等元素,在台湾引起很大的回响,但在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的华语电影圈,尚未受到关注。事实上,新马两地在后殖民时期及冷战格局之下,也曾出现过相当炽热的左翼运动,然而马来亚共产党(以下简称马共)在战后未及3年的1948年6月发动武装斗争,组织游击部队深入雨林战斗,导致英国殖民地政府颁布紧急状态(Emergency, 1948-1960),全面禁止任何跟共产主义有关的组织和活动,从而迫使新马地区的左翼团体走向地下化。

新加坡位于马来半岛最南端,与马来亚是一衣带水的关系。战后英国人重返,随即在宪政和治理上强行使两地分离。基于政治及地理条件的限制,马共武装斗争在新加坡没有开展的空间,惟有透过地下外围组织对工会、学校和农村进行渗透。1948年9月,“星洲人民抗英同盟”(Singapore People’s Anti British League,以下简称“抗盟”)便是在这种氛围下成立,并积极在学生、工人和青年之间广泛吸收盟员。

“抗盟”分华语和英语两个源流,前者以华校背景的中学生为对象,后者则锁定当时还设址在新加坡的马来亚大学(University of Malaya)的大学生,以及各族群的知识菁英。战后学生普遍超龄,加上见证抗日的历练,使中学生心智相对成熟,对政治与时局也异常关注,因此华侨中学率先于1949年初就在校园里成立了第一个“抗盟小组”,隔年的1950年才有“抗盟英语组”(SPABL, English Speaking Section)的成立。不过据称“英语组”成员因思虑不周延、行动不严密,很快就引起英国殖民地政府的注意,经过1951年1月的一场大逮捕行动以后,组织严重受创,形同瓦解。

Photo Credit: Quince Pan@Wikipedia CC BY-SA 4.0

相对而言,让殖民地政府感到更棘手的其实是地下活动力和执行力强大的华校生。以华侨中学为例,“抗盟”学生组织读书会,阅读进步书刊和禁书,在夜里摸进教室,将马共星洲市委出版的《自由报》及其他革命宣传塞入同学们的抽屉里,又在校园的树上悬挂五星红旗。学生这些举动渐渐引起殖民地政府不安,遂使有关当局加大力度对校方施压,除了密切监视特定学生、加强巡逻校园、搜查宿舍等措施,政治部还派员到校突击检查和扣押学生,又勒令学校开除高二班学生数十人,继而强制该校无限期停课,以及永久关闭寄宿生宿舍。 阅读更多 »

那些年我们一起反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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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沛(怡和世纪编委)    2019-8-9
怡和世纪 第40期 2019年7月

那些年来,从马来亚民主同盟,到泛马(或全马)联合行动委员会与人民力量中心的各个组织(含紧急状态下“被非法”的马来亚共产党),到劳工阵线、人民行动党、人民党、工人党等陆续站出来的政党,到各个职工会和学生组织,到提及或未提及的有名有姓的个人和无从提及的当年在广场上欢笑与夹道欢呼的诸多个人,1959年6月3日的“国庆”,这朵反殖初步胜利的鲜花,都有他们以血泪和汗水,青春甚至生命浇灌的一份。

新加坡自治邦于1959年12月3日开始举行的效忠周,各阶层代表行经市政厅接受新任国家元首尤索夫依萨的检阅。

我们的历史意识,忽然变得空前强烈。空前,是不留余地的用词。这么说,貌似鲁莽,没有丝毫保留,其实不过针对全国范围连续长时间开展运动,进行历史“宣教”这个国家举措,做一个如实的写照罢了。

被淹没了的SG60

四年前(2015年),我们刚有过覆盖全国长达一年的SG50庆祝活动。这个“50”,说的是我们独立五十周年庆;源头是1965年8月9日脱离马来西亚,独立的新加坡共和国于焉而生。今年(2019年),SG200(SG Bicentennial)纪念活动又来,同样为期一年,同样覆盖全国。这个“200”,说的是新加坡开埠两百周年;源头是1819年莱佛士看上了这个位处马来半岛南端的小岛,据说,小渔村从此脱胎换骨,新加坡的现代化于焉开始。

说到周年庆祝或周年纪念,2019年本当还有一个 SG60,只是如今淹没在正闹得沸沸扬扬的SG200下面,一时不见了。这个“60”,说的是我们“建国”六十周年庆;源头是1959年6月3日新加坡成为自治邦这个“国庆”(National Day),“全面”内部自治的民选政府于焉上台。

Courtesy of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实际上,拿周年说事,被淹没的SG60,也许比淹没它的SG200要来得更顺理成章。它没那么久远,还有见证人在。起码不必为了给活动寻找正当性浪费许多唇舌,如目前这样,究竟是纪念还是庆祝、是登陆还是开埠、是200年还是700年,是尊重历史还是尊崇殖民,都要煞费思量地再三斟酌,解释折腾半天。

至于和SG50相比,SG60似乎也较有清晰而且喜庆的面目。SG60是一张张集体谱写成的大笑脸,人们兴奋上街,涌到政府大厦前的广场,见证宣布实现“全面”内部自治和新的民选政府上台的群众大会,齐声发出众志成城的胜利欢呼(终于有这么一天)。SG50有的则是一副垂头落泪的哀容,从电视屏幕上播放出来,定格在国人的心中(怎么会这样)。

我们本来庆祝的是6月3日;然后,为了宣示马来西亚,变成9月16日。接着又提前来到8月31日,因为其他人都在8月31日庆祝。再下来,只好是8月9日了,这个8月9日不是我们愿意的,而是只得如此。

1966年8月9已已故李光耀以总理身分,在独立的新加坡共和国庆祝第一个国庆时,就是这么说的,“We used to celebrate the 3rd of June”,以及“and then it had to be the 9th of August, and the 9th of August it is, not because we wished it to be but because it was”。话说得如此直白。

(尽管脱离马来西亚到底是被人扫地出门还是主动运作的结果,至今仍有不同的揣测和传奇。不过,从垂泪到“不是我们愿意的”,其内在逻辑总是一致的。)

1960年6月3日纪念第一个国庆的首日封(林少彬珍藏)

总说一句,6月3日没那么许多麻烦。它出现当天,肯定不伴随着凄风苦雨,而是在政府大厦前受到了众人的祝福。

在战后婴儿潮前后诞生的这些人,从那一天走下来,走呀走的,被人贴上各种标签地走过了那么些年,无人多加理会地又走过了那么些年;走呀走的,慢慢一点一点变老,忽然先后都有了尊称。先一批,被称为建国一代;当时还是少年或孩童的一批,被称为立国一代。

无论“建国”“立国”,如今俱已白头,也许眼花,也许耳背。而他们身上都有故事,也许亲历,也许耳闻目睹。

他们若开口,第一句话,估计多半将会是这样的:

“那些年,我们一起反殖……”,建国说。

至于立国,其中早熟的,有不少当时也许已经跟在了父亲母亲、叔伯婶姨、大哥哥大姐姐们的身后,屁颠屁颠地跑,口里一边叫着:

Merdeka。 阅读更多 »

反殖的年代:从林戴伟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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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夜暮到黎明   2019-4-19
http://navalants.blogspot.com/2019/04/blog-post_19.html

当时马泰边区的游击队中很多是马泰的左倾青年,马共怀疑这些人中有特务,于是展开大规模肃反,召开“森林审判会”,会上公布“特务”名单,出席审判会的每个人都必须举手表决。在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下,每人都用支持判决和死刑来表明自己的立场,无人敢为受审者辩护。而那些“特务”则常常在神经差不多已经错乱的情况下,牵连无辜的人士来自保。

最近在国家博物馆做培训活动,有人问起泛星工友联合会和林戴伟的一些事迹。这个问题比较冷门,我翻阅了一些书籍,并向一些参与过那个年代的斗争的人士求证,做了这份记录。

林戴伟是1950年代泛星工友联合会的受薪秘书,1958年被遣返大陆。林戴伟以马来亚为祖国,坚持自己的马来亚(新加坡)身份,为反殖而斗争。文革的年代他受中央委派,潜伏回勿洞森林,结果并非死于政府军的枪弹下,而是死于内斗,连葬身之地都是个谜,成为“无主孤魂”。

1957年的大逮捕

就从1957年8月22日的大逮捕说起。大逮捕由时任首席部长林有福发出命令,拘捕35名马共人士(当时不论是马共、支持马共、同情者或是思想左倾都被视为马共),其中包括5名人民行动党左翼中委与13名支部的职员与党员,无形中为人民行动党扫除了来自党内的威胁。

或许林有福万万没想到,这次的逮捕行动为他人铺路,自己的劳工阵线却失去民心。

有关这次大逮捕原因,林有福政府发表白皮书说是防止共产党接管行动党和职总。[1] 不过,可能更重要的原因是阻止左派工会跟由辞职的首席部长马绍尔组建的工人党之间的合作。当时共产党把他们对人民行动党的支持转移到工人党,在他们的支持下,工人党在选举必将取得好成绩。

根据当时的时势,这场逮行动捕也有可能是为了确保左翼人士不会在九天后8月31日马来亚宣布独立时制造麻烦。

话说大逮捕前约三个星期,1957年8月4日,行动党第四届党员大会在羽球馆举行,除了中委改选,也通过了确定“建立一个独立、民主、非共社会主义的马来亚”的党的纲领。改选的结果出炉,12位中委中被视为左派的中委有6人:TT拉惹(律师)、陈从今(会计)、吴文斗(工会)、陈贡元(烧焊技工)、陈世鉴(工会)、王才安(书记)。其中有三位原中委落选,包括行动党主要领导人之一的王永元。

李光耀与另外5位中委拒绝出任党职,只保留中委地位,六位左派中委在协商不果的情况下,选出TT拉惹出任秘书长,陈从今为主席。

这6位当选的左派中委,除了TT拉惹之外,在8月22日的大逮捕全部被扣留。同时被捕的还有13名行动党支部委员,13名泛星工联及工运人士,以及亲行动党报章《新报》的4名职员。林戴伟也在这次逮捕行动中被扣留。[2]

奎笼聚会(奎笼事件)

李光耀回忆录中,称这场党内左派筹划夺权的行动为“奎笼聚会”。

1957年5月,新加坡首席部长马绍尔辞职。6月补选过后,行动党两派裂痕进一步加深,7月中,行动党中宣委和支部负责人举行一场中委选前聚会,参与者有二十多人:两位中委吴文斗和陈从今、中宣委员和各支部主要负责人陈志成、刘波得、钟文灵(田流,及其爱人许禄娣)、黄巩元、许荣华、陈贡元、王才安、戴秋生、段文华、陈木庭、卓中华、邢福源,另有林戴伟、吴宗泽等人。

当时李光耀因为宪法谈判结果受到质疑,回应马绍尔的挑战,辞去丹绒巴葛选区议席进行补选,以林戴伟为代表的一组左翼人士强力支持工人党,可是马绍尔却在最后关头放弃竞选。李光耀获得三分之二的支持票再次当选。

根据《陈贡元回忆录》及其他人的说法,林戴伟是党外人士,直言直语,属于激进左派。奎笼聚会上,林戴伟表示李光耀在宪法谈判上采取软弱和妥协的态度,反对李光耀的正统领导,号召行动党支部出来组织新政党。与会者多数认为应该避免行动党分裂,左翼运动应继续以行动党为中心。

奎笼聚会是否跟夺权有关各有各的说法,陈贡元表示没有此想,研究左派历史的陈剑则提出疑问:为何行动党的聚会竟然有党外人士参与?[3]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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