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志

有关新加坡政治、社会、文化的报道、分析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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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文国语到华语华文的转折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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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维介   2019-11-13
怡和世纪 第39期 2019年4月

虽然新马的“华文”、台湾的“国文”、港澳的“中文”与中国的“语文”,是“Chinese Language”在各自教育体系中不同的称谓,但是它们所指的都是汉语的学习。称谓有别,是政治催化的结果,里头有历史的积淀与沧桑。它不似“公仔面”之于香港;“泡泡面”之于台湾;“快熟面”之于新马;“方便面”之于中国大陆,只是地域的用词差异,不具复杂的政治历史元素。

华校百年,它所使用的“华文科”课本以及它的科目称谓,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透露着不同的政治认同信息,把这些片段缀串,便能勾勒出新加坡政治历史的发展轮廓。新马华文教育与中国脐带相连,它一起步就毫无保留地复制了中国的教育体制,后来的本土化进程,则甩不开新马政治的影子。当地的政治晴雨潮汐,强力地主导着南洋华校的枯荣,这一文化现象也同时反映于当地华文报章的成长生态上。

本地华校以普通话作为教学媒介语,与中国旧王朝结束的历史发展齐肩并行。1912年清朝覆亡前夕,西潮涌现中国社会,传统文化面临海啸式的冲击,教育也一并受到西方时潮洗礼。1916年推广白话文的概念浮现后,蔡元培等人于翌年成立了“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提出“言文一致、国语统一”的新主张,并敦促北洋政府在文化与教育上落实“国语”,以实现中国改革的目标。国语运动在短短的三五年间,凝聚成强大的社会共识,白话文、注音符号、新式标点符号等等新事物陆续出炉,国语运动、新文学运动、汉字拉丁化等等事项旋出缤纷的文化光环。1910年代后半期开始,新式学堂在神州大地遍地开花,直接影响了南洋华校的变异,以私塾、学塾为核心的教育城堡迅速崩塌,新学堂在二十年代春笋般生长在南洋的土地上。

一切从《字课图说》开始

1901年上海澄衷学堂校长刘树屏编写的《字课图说》。

新式学堂在发育“变声”的阶段,语文科目所使用的课本,其实并非冠以“国语”或“国文”的名堂,主导着“读书识字”内容的科目称谓,是《字课图说》——这是教育转型、发育的“尴尬”阶段所使用的识字教本,这些“启蒙学堂字课图说”,担负着开启儿童心智的先锋责任。

作为启蒙第一步,《字课图说》的内容自然以汉字的学习为基础。所谓“读书先识字”,掌握汉字的形、音、义,是进阶中文世界的门槛。作为语文入门教材,《字课图说》犹如一册文图并茂的字典。每个单字的内容都包括读音、释义、构成词以及示意图四部分。《字课图说》的凡例,说明它是“专为小学堂训蒙而作,故词尚浅近,一切深文奥义不及焉”。它挑选了三千汉字作为学习材料,“皆世俗所通行及书牍所习见者”。

据石鸥编着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描述,1901年上海的“澄衷学堂”是第一所由中国人创办的洋式学堂。当时澄衷学堂的校长刘树屏编写了《字课图说》作为识字教本,可视为中文教科书的雏形。1902年,无锡“三等公学堂”编印了《蒙学读本全书》,内容由浅渐深,楷书石印,附有插画。以当时的审美标准而言,那不是普通的美,因此面世后广受欢迎,被誉为同时代最完备最漂亮的新式教科书。

1906年“国文”称谓首次登场

《国文》正式成为语文科目名称,该是1906年左右的事。石鸥的《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收集到的最早《国文》版本,是1906年学部图书编译局出版的《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以及190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女子国文教科书》。同个时代,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学国文教科书》,用的也是“国文”的称谓,可见当时中小学都共同使用“国文”之名。

当时新马是英国的殖民地,神州大陆却是当地华人心中坚定认同的祖国。一路来,清朝政府都有派遣官员南下巡查南洋华侨教育的传统,这种做法并没有因大清王朝的覆亡而中断。接棒执政的中华民国或北洋政府也都以扶持海外华侨教育为己任,一如1949年以前南洋各地的中文报章,绝大部分都无法摆脱民国政府的幕后操作,总编辑多通过政府举荐或委任南下执行任务,报章封面版都冠上“中华民国”的国号。华文教育这块文化蛋糕也是如此,1950年代以前,许多华校校长都由中国方面举荐,华校使用的各科课本也清一色来自中国,内容自然以中国为主轴,就像新马英校使用的教科书,也来自“祖家”英国,这都是殖民时代本土意识模糊、欠缺编印教科书条件的结果。既然以中国为认同对象,沿用来自中国课本是如此的理所当然,当“国文”称谓在中国登场了,南洋华社自然全单照收。由于国民政府主导着海外华侨教育的意识型态,因而中华民国、中华民族、中国人、三民主义、国语等概念遍布于教科书里。这种政治教育南移现象,在南洋维持了约四十年光景。 阅读更多 »

为时代而歌——独立前的本土歌曲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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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维介    2018-5-27
怡和世纪季刊 第35期 2018年4月

随着时间流逝,记忆也流失,活在滑指便能攫取种种信息的当下,我们未必能感知七八十年前本土曾经的抗日歌曲,以及人们为时代理想而作的歌。那年头的青春是飞扬的,火热而直白,把这些旋律摊放在安逸的环境里,那种表述根本无法虏获人心。毕竟,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节奏、品味和诉求,但这些歌都孵化于本土,敲打出那时代的声音,它存在着,铁一般的事实,不容你否定它不是我们的歌。

1960代新加坡市区鸟瞰图照。(Courtesy of Singapore National Archives.)

在电视还未普及的年代,人们消遣时间的摩登方式,是听广播。那一方小盒子,不管是覆盖全岛的官方电台,还是在人口密集地区才能收听到的“丽的呼声”,所播放的新闻、戏曲、广播剧,都有它庞大不挑食的听众群,像王道、黄正经、李大傻的闽南潮州广府方言讲古,那是明星级的广播大咖,拥趸不可计数。

1963年底电视登陆新加坡,信息传播与消闲娱乐有了新渠道,那是惊天动地的变化,声影结合的休闲模式颠覆了人们平静的生活。而今半世纪过去,我和老华校聊起这段往事,大家津津乐道的,不是青涩的黑白电视影象,而是聆听广播的点点滴滴。那段听歌的岁月,穿街走巷的歌曲是如此紧扣着人们的生活,它舒缓了压力、慰藉了心灵、丰富了生活的内容。毕竟消闲方式有限,扭开收音机,它播放曲艺、新闻、体育、土产行情等等节目,人们都不介意——不论是被视为靡靡之音的流行歌曲;传统美声的艺术歌曲、民歌与西洋歌剧;或是源于大江南北的方言戏曲。声音从盒子里流出了,就入耳。即便是宗教节目“天国之声”插播的神歌圣曲,也不排斥。

因着这样的背景,那代人听歌的范围广,中外左右、阳春白雪下里巴人的旋律都有接触,觉得不同乐种,有各自的好。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处于政治活跃的阶段,工团的聚会或抗议活动,学校的叙别会或野餐等等场合,以歌抒意是凝聚力量、激发情感的有效方式。于是,热火朝天的环境里,各式各样的歌曲声声入耳,人们的脑海便留住了时代的多元旋律。

二战前后,新马华人的认同意识处于一种“尴尬”的状态。生活在殖民地土地上,人们在政治上认可中国,文化上吮吸着母国的乳汁,本土华人社会与中国的关系仍是密不可分,各种形式的文化都呈现自然承接的状态,音乐也不例外。这种文化的主脉支流共生现象,从初始的紧密联系,到后来的疏而不弃,没有断流。

上世纪民国初建,中国国难重重之际,冼星海与聂耳这两位中国现代音乐的指标性人物与新马挂了勾。

《黄河大合唱》的作曲者冼星海在新加坡度过了七年的童少岁月。1911年,星海他娘带着他从广东来新加坡讨生活,就读于大坡的养正学校,被老师挑选进入军乐队训练,他就此踏上了音乐之路。1934年,聂耳所创作的电影主题曲《毕业歌》由陈波儿唱红大江南北,这位陈波儿,与新加坡有点关联。本土诗人槐华回忆他四十年代念四年级时就爱听这首歌,后来才知道陈波儿是“潮州姿娘”,她的父亲是大坡二马路(今之新桥路)44号“四顺耀记”的老板。比这种人地关系更重要的,是早期本地华校与中国教育的直接挂勾,从学校的制度操作到教科书的采用,都源于一个系统,中国音乐教育的内容也因此直接移植本地,形成内在共生关系。

日本侵华刺激了本地抗日歌曲创作

中国与新马音乐的内在联系,随着政治形势迅速演变而更为具体。三十年代,日本对脆弱的神州大地狼窥虎视,七七卢沟桥事变引发了中华抗日的决心,歌乐瞬间成了激起同仇敌忾意识的利器。抗日,七十年前中国土地上一次浩大的集体国民行为,也在海外华人社会荡出波澜,形成华侨社会关心母国安危的主旋律。新加坡的“爱华音乐社”、“爱同校友会合唱团”与“铜锣合唱团”等新兴音乐团体,正是在这种抗日氛围中诞生,它们以文化的鼓槌,奋力击响时代的战歌。

侨领陈嘉庚组织了南洋华侨,以大量的筹款活动作为三十年代华社抗日的主轴。他邀来成员逾百的“武汉合唱团”到南洋演出,成功赢得华侨对抗日的认同与支持,此行也让更多音乐人才聚集星洲,播下音乐的种子。武汉合唱团在中国成立时,团名的提议者李豪女士后来也落户新加坡,为本地音乐奉献了超过半世纪的光阴。前不久,九十五岁的知名华商郭鹤年出版自传,第二章“武汉合唱团”便道出1938年该团在一年多时间里,到各城镇演出的强烈反响。他本人因为“看过多次演出,并与乐队队长夏之秋成为了好朋友。” 阅读更多 »

殖民地政府干预华校教科书始末(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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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维介     2017-10-1
怡和世纪 2017年6月–2017年9月号 总第32期

文化是犀利的软势力,常被用于政治影响力的扩充;教科书则是有效的政治软工具,占据了教科书高地,等于拥有了政治的战略制高点。英国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主导的华校教科书改革,是一次教育上的无硝烟战争,当年几乎同时出炉的两份教育报告书,互为表里,改革课本是战术,它的战略目标,指向教育语文源流的统一。

联营出版社的组成与拆伙

联营出版公司一起步便遭遇舆论阻力,而接下来事态的发展出现了转折——联营拆伙了,具体原因与退伙时间不详。中华、商务、上海与南洋书局退出合作计划,联营纳入了世界书局系统,按照原定计划继续编写与印行教科书。根据世界书局董事经理周星衢于1958年对媒体的讲话判断,联营拆伙应该不是集体退出的方式,而是“先后有人脱离”。至于联营于何时拆伙,目前有若干论文和专书都认为是1956年,这意味着1954年面市的联营版教科书,是五大书局合作的产物。而实况并非如此,估计联营在1952年10月12日在《南洋商报》发表声明,同意出版界有编印教科书的自由,并表示将致函政府,表达它放弃享有戳盖“官方批准“印鉴的的意愿时,股东陆续离去的事情已经酝酿或发生。

2016年初,我走访资深书业经营者杨善才先生。他忆述,1954年他到世界书局上班时,联营出版有限公司是世界书局的所属单位,与其他四间书局没有关系。他当年参与了这套联营版教科书的发行工作,由于获得官方认可,且所有领取政府津贴的华校都采用它,因此这套课本十分畅销,除了新马两地,还远销到北婆罗洲、砂朥越、印尼等地。为了及时出货到外埠,书店员工得漏夜赶工,在位于丝丝街157号世界书局的帐房马不停蹄地工作,而帐房有三四层楼高,打包装箱的课本十分沉重,在缺乏机械的助力下,员工得利用大绳索把箱子吊到楼下。

联营五股东合作昙花一现就分道扬镳的原因,目前已知的资料有限。

除了华社舆论反对垄断课本的客观因素,也涉及合伙人之间的经营观点差异。1958年1月及2月,《南洋商报》两度发表世界书局董事长周星衢对联营散伙的看法,他都以“中国商人过去都是个别经营,对合作事业不惯也不感兴趣”回应。《南洋商报》在1956年11月14日社论《华校教科书问题》中则说:“此间各大书局,为配合方吴的建议,曾化零为整,组织‘联营出版社’,从事教科书的编篡。嗣因各书局的意见不大一致,于是化整为零,各大书局又单独出版教科书。”

联营出版有限公司成立时,业务骨干有吴毓腾、庄泽宣、陈昌豪三人,他们都是当时教育界为人所知的人物。吴毓腾曾任新加坡华侨中学校长及华校视学官;庄泽宣博士是槟城韩江中学首任校长;陈昌豪为本土活跃的课本编写者与《世界少年》编辑。

马来亚华文教育斗士林连玉在《风雨十八年》中忆述,联营出版社的筹组与吴毓腾有关:“据吴毓腾先生说,这两个委员会(即‘华校教科书中央委员会’与‘教科书咨询委员会’)是由他建议而组织的”;“先是教育部华校视学官吴毓腾先生年届退休,为着以后生活的出路,发动组织一个出版机构,叫联营出版社,与政府签订合同,负责编辑及出版马来亚华校教科书的工作。”

联营能成功与政府签订协议编印教科书,并得到教育部加持,由当局寄发公函给接受政府津贴的华校,明示必须采用联营版课本,否则津贴将被取消的做法,相信与吴毓腾的视学官背景多少有些关系。林连玉在回忆录中也说明了联营公司散伙一事:“吴毓腾先生所组织的联营出版社据说最初原是邀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南洋书局、上海书局五大书局合作的。不知内幕情形如何,后来仅剩下世界书局一家。” 阅读更多 »

殖民地政府干预华校教科书始末(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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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维介    2017-9-26
怡和世纪 2017年6月–2017年9月号 总第32期

英国人的态度,从最初任由它自生自灭,到后来以津贴为饵,尝试让华校言听计从;从放任华校自由选用中国编印的课本,到审查和禁用教科书,华校的经营终究没能摆脱政治干预的魔咒。

百年时光,在历史长河中只是极其短暂的一截。电光火石之间,时间匆匆流失,沉淀的章节、淹没的前尘往事,不会有太多人理睬。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寿命,不过百年光景,但三分之二的时光处于英国殖民地统治阶段,因出身不好,血统欠纯正,一开始就被摒弃于主流之外。1959年它取得自治邦的地位,虽说是内政与国防之外,其他事务都有自治权,但教育政策的操作仍无法完全摆脱英国人的掌心。1963年9月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成为它的一州,得听命于吉隆坡新中央。再过一冬两季(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才正式当家作主。自此,岛内华校体系逐渐萎缩,20年后楼塌墙摧,华校百年落得残垣断壁的结局。

巴恩报告书(左), 金文泰总督(右)

殖民地、自治邦、新马合并以及独立建国这四个政治阶段中,华校的发展面对不同程度的阻力。英国人的态度,从最初任由它自生自灭,到后来以津贴为饵,尝试让华校言听计从;从放任华校自由选用中国编印的课本,到审查和禁用教科书,华校的经营终究没能摆脱政治干预的魔咒。成为自治邦之前几年,英殖民地政府首次以具体行动,启动统一编印课本计划,尝试摆正它的方位,来达到通过教科书贯彻意识形态的目标。

二战前华校教科书所处的生态环境

英国人殖民新加坡,最初的管治侧重于商业利益,因此对教育的管理尺寸宽松。虽然它着重英文教育的发展,但没有强力压缩其他语言教育的生存空间。除了把英文以外的学校定位为“方言学校”、不提供津贴之外,它没有建栏设闸,浇熄民间办学的火苗。英国殖民地政府任由华校粗生粗长,不伸援手,华社默然逆流而上、自力更生,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华校的学生人数与学校数量明显增加,数目远超英校,致使殖民地政府萌生了立法管制方言学校的念头。二十年代初,学校注册法令出台了。凡是向教育局注册备案的华校,只要遵守相关条例,都能得到政府发放的教育津贴。虽然它所得的津贴与英校相去一大截,仍有不少华校为摆脱财务困境而选择注册,换取生存的机会。

学校注册法令推出之初,对华校课本的态度相对宽容,中国教科书在新马华校的中流砥柱地位没有动摇。统治中国的国民党政权依然左右着南洋华校的教育内容,从华校编制运作到教科书的编印供应,彼此血脉相连,南洋华校复制了中国教育,在赤道蔓延着礼义廉耻的教化。这个年代,国民政府的教育单位能随己所欲,派员前来考察本地的政教生态,与在地教育界人士切磋,同意为了照顾华校生的出路、协助他们适应离校后融入当地谋生环境而调整若干教材,以切合现实的需要。此刻,一些南洋事物走进了华校的语文、科学与数学课本,但比率不高。原有的与中国意识形态相关的材料,依然原封不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就这样在华校课本里飘扬了整整半个世纪。 阅读更多 »

华校教科书百年沧桑(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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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维介    2016-10-12
怡和世纪 2016年6月–9月号 总第29期

百年华文教科书的演变,呈现了语文水平一路下滑的曲线,其中最后二十年线条陡斜,令我忆起八十年代初香港教育局客人来访,顺手翻阅我案头新出炉的初中华文课本,随即瞠目相告:那至多只是小四水平。那画面,我辈当下心无波澜。他们惊诧,因感知不到环境的变异。

提早退场的华校科目

目前国家图书馆、华裔馆与教育部图书馆所藏的本地华校教科书,数量总和不下三千册,跨度近百年。这些藏品里的某些科目,比如珠算、修身、尺牍、常识、作法、自然、卫生、唱游、博物、生理学等等,对独立后入学的华校生或许是陌生的。

独立前的华校,学习科目多而杂,科目之间有内容重叠之嫌。例如《卫生》的内容,有教导行为习惯,也有生理保健知识,有点《公民》味道,却又搭配上若干科学常识。“修身”就是学习“做人”的科目,与“伦理“、“公民”、“道德教育”是同血缘的家族成员。“博物”是动物学和植物学的统称,等于后来的“生物”科,而“生理学”,其实是当今“生物”的一部分。

贴近生活的《珠算》与《算术》

六十年代以前,《珠算》是华校小学的必修科。“算盘”是当年的“计算器”,《珠算》就是为学习使用“算盘”而设的科目。直到五六十年代,杂货店老板经常坐在昏暗的柜台前,耳上架着笔,手指在算盘的珠子间上下其手,弹打得嘀嗒响,瞬间便得出数字答案。我入学时没赶上珠算课,但家里有一把算盘,父亲工余结账,大珠小珠落玉盘,我有时会陪着算盘声响度过一个夜晚。父亲通常先让我明白它的操作规则,然后他边念口诀边做着学校董事会的帐目,久而久之,我多少熟悉了步骤,无聊时便在算盘上推上拨下,但始终学艺不精。父亲说当“唐人财副”一定要懂得“打算盘”,这话我没入脑,终于与“财副、掌柜”的身份绝缘。

学珠算,得背口诀。我翻阅着四十年代的课本,“一上一,一下五去四,一去九进一”;“九去九,九退一还一,九退一还五进四”这类行文进入眼帘,当年上过珠算的老华校,是否感觉似曾相识,又见陌生?

那年头学珠算和算术,光懂得阿拉伯数字硬是不行,还要懂得中文版的数字写法。中文的数字写法有三大类,教科书里都安排得妥妥当当,必须一一学上手。第一种称为“大写”,完全以汉字表达:“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佰仟萬”;第二种是“小写”:“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第三种叫“码子”,也称“条码”,有点拉丁字母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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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百千万”写法,九八行、杂货店做账最常用它。

说起“算术”,情不自禁想起“拳头”。记得低年级时老师教学“月份”,为了让小朋友快速掌握“大小”月份,便让大家握拳,凸出的关节代表大月份,凹陷的部位代表小月份,顺序而数,准确无误。1938年商务版的《算术》课本里,我发现了“拳头”踪影——书本里介绍了这种“记大小月的方法”,右拳头上注明“高处大月,低处小月”。

三四十年代,中国政治不稳定,小学“算术”课本里的材料讲究实用。教科书的“编辑大意”清楚写着“完全拿极平常的环境做对象,并极力注重和国防有关的材料”,因此算术教材便包括了运费、利息、关税、田赋、折旧、保险、物价涨落、汇兑、国防合作社等课题的介绍与练习,也纳入发票以及中国与东南亚货币计算等贴近现实生活的内容。“算术”的政治性,具体反映于下列习题的设计上。

前清同外国议和的赔款数如下,试求赔款总数:

年代 1842 1858 1860 1895 1901
约名 南京条约 天津条约 北京条约 马关条约 辛丑条约
国别 英法 英法 日本 英日俄法
意奥德美
赔款 两千一百万 四百万 一千六百万 二万万 四万五千万


通过这类数字计算,把议和年度、受款国、赔款额清楚列明,借此灌输不忘国耻的意识。

小三开始的史地课

小学三年级开始学习史地?今天的学子或觉得不可思议――这个时空低估史地,淡化人文?六十年代我念小三,历史课以人物与事件为中心,孔子、秦始皇、苏格拉底;甘地、阿育王、恺撒大帝,都是那段岁月装进脑瓜的历史材料。那时记忆留存的,还有木马屠城记、迦太基、金字塔;耶稣、穆罕默德、释加牟尼……五年级读唐宋历史,“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贞观之治、“杯酒释兵权”的赵匡胤,已经和同学打照面。历史,就是听有意思的故事。从成吉思汗西征到拿破仑兵败滑铁卢;从十字军东征到日本明治维新,东西方历史的碰撞,建构了儿童的新视野。那年头没有高科技道具、声光影画的辅助,历史依然生动,来龙去脉没出轨走调。

小三读地理,仿佛一开始便学习平面图。老师布置作业,要我们画一张本班教室的平面图,顿时觉得难如上青天,三四十张桌椅、黑板、橱柜、门窗,都得一一到位。几堂课后,课本便介绍风向标。对着书里的风向标图画,有同学嚷说隔邻的英校屋顶有一具,有风的时候,风向标上的那支箭会转动,站在箭顶上的公鸡也跟着转,老师嫌他多事。由于老师说箭头指示的便是风向,我们好奇,下课后就跑去篱笆旁看英校的风向鸡,可是风没来,老师来了,把我们赶回教室。

翻开1967年新化版的五年级地理课本,讲述太阳系、地球、四季、经纬线、五带与子午线的教学单元整齐列队,跟着就是人文地理,把锡兰、印度半岛、中国、日本、澳洲、纽西兰、加纳等地的位置与特产逐一介绍。那是个在乎视野的年代,高小就接触了七洲五洋、天地生态。老华校开口念布宜诺斯艾利斯、里约热内卢,语速不比中国足球评述员念西方球星中译名字差多少。正因当年起步早,小六会考也包含史地,他们早早认识了古今中外,知识面宽广,不分东西,概括吸收。史地课在七八十年代走出了小学课程,到初中阶段始交叉学习,时间投入有限,常识自然有别。 阅读更多 »

华校教科书百年沧桑(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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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维介 2016-10-8
怡和世纪 2016年6月–9月号 总第29期

1930至1949年这段时间,教科书的南洋化明显地体现于封面与插图上,椰子树几乎成了南洋教科书封面的注册商标,内页插画的榴梿、香蕉等代表南洋乡土的事物也随处可见。至于内容,主要反映于南洋与中国题材比重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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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终结了70年,日本对当年发动侵略战争、强征慰安妇陋行的态度与受难国的认知南辕北辙,文教省强行修改历史教科书,让史实变味的做法,始终被远邦近邻高调谴责。去年,韩国政府决定由国家统一编写中学历史教科书,引发了文教界强力反弹。官方认为,当下民编的课本存在谬误,必须修正。但有史学家与公民组织认为,这是政府为了使日本殖民统治正当化、美化过去军政独裁统治所使用的伎俩。

二十年来,台湾岛内因政治集团角力,意识形态拉锯,教科书成了兵家必争、朝野双方不能丢失的要塞。两年前,蓝营的国民党政府端出“课纲微调”,尝试修正历史教科书中的若干用词,即刻遭遇绿营围剿,而今民进党甫上台执政,议会即刻成功推翻原已通过的“课纲微调”。教科书的修订战,估计不会就此止息。

教科书,像是军事攻防的滩头堡,拿下它,胜算在望。政权到手,执政者无不积极于教科书的掌控经营,以改变新一代人的观念,从教育抓起,十冬八载,便见成效。当时间流成历史,许多事看似已水过无痕,但教科书却悄悄留下的吉光片羽,保存了一个时代一段历史的政治痕迹。翻转岛国百年华校史,一幕一转折,一转折一则新桥段,不是本土就是外人草拟的政治戏码。华校身上长着湿滑的政治青苔,有悖他人的利益,被认为有洗刷的必要。

华校意识认同四阶段

因政治的牵扯,百年华校教科书呈现了“中国化”、“南洋化”、“马来亚化”与“新加坡化”四组分镜头。1923年以前,华校教科书走的是一条纯“中国化”的道路,但后来殖民地政府对纯中国化的华校教科书有了意见,正好中国政府也提出华校教科书“南洋化”的看法,配合南洋内容而编写的教科书因而面市。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本土化思维催生了教育“马来亚化”的构想,华校教科书随着政治步伐调整,加速本土化思维的建设。不旋踵,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但不及两年又遭逐离,成为独立国家,教科书跟着换档改道,竖起“新加坡化”的旗帜。

晚清与民初对海外华校的态度

教科书中国化,是华校身上的肉瘤,有人认为良性,有人说是恶质。不管是私塾学塾,或是西式学堂,本地的传统蒙学读本与现代教材,都是从中国输入的原庄货。直接使用它,仿佛也没人质疑不妥,或挑战它的政治不正确。反正,那个时空,此地华人的母国、母文与母文化,是个不可分隔的生命共同体,拥抱它天经地义、理所当然。

母国的政权,也不做二想,即便汪洋千万里,一律把海外华人视为子民,如是便有了管制与关心的理由。不论清朝,或是民国,包括这期间短寿的北洋政权,都不吝把管制的手伸向海外。三不五时,各种关于华侨教育的法规陆续出台,让海外华校奉行遵守。

另一边厢,殖民地当局则横眼鄙夷,把华校贴上“方言学校”的标签,它充其量只是庶系偏房,不具法统地位。因缘于这坏心眼,百年前华校一开步,便得不到政府的辅助关爱,只能死活自顾,神州大地运来的华校教科书里含着什么冬瓜豆腐,殖民地府衙自是兴趣缺缺。 阅读更多 »

【书评】比较霸权:战后新加坡及香港的华文学校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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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晖    2016-9-18
http://www.hk01.com/01博評-政經社/43415/-書評-比較霸權-戰後新加坡及香港的華文

在新加坡的建国故事之中,发展本土意识是重要基础、不能抹煞的一环。今天香港的论者,只看到新加坡的成功,却有意无意忽略其成功故事的起始点……

新加坡与香港值得比较,是因为两地都曾是以华人为主的英国殖民地。

台湾学者黄庭康的作品《比较霸权:战后新加坡及香港的华文学校政治》,是一部社会历史研究著作,探讨了二战前后新港两地族群结构以及本土政治环境有何差异,从而解释双城华文教育发展轨迹乃至与中国的关系为何及有何不同。所以比较新港,是因为两地都曾是以华人为主的英国殖民地。

介绍这本书有两个原因:

第一,香港舆论喜欢比较新加坡与香港,但往往忽略双城历史发展轨迹的差异,及其对当下乃至未来的影响,这显得香港流行的新港比较相当单薄与粗糙;

第二,现在流行的政治说法,是“我们都是血浓于水的中国人”。但新加坡华人却不难发现自己与中国大陆人之间的距离。新加坡建国前后,受何种外围形势影响、塑造了何种身分认同的过程,能令我们对自身身分有更多省察、明白身分建构并非只限于血缘种族。

英殖政府眼中的新、港两地华校问题

19世纪中后期,清政府了解到寻求海外华人支持之必要,于是在各国建立领事馆与支援中国文化教育,以满足清政府利益。1912年满清被推翻后,新成立的中国政府继承清政府的海外华人政策,继续在国际间进行联系海外华人的活动。

清政府与国民政府都奉行血缘原则,意思是只要父或母其中任何一方为中国人,就会被视为中国公民。这政策令不少新加坡的华人同时拥有中国人与在地身分,这些以中国为中心的新加坡华人亦积极推动当地的华文教育;而香港则因为本身的地理位置、且华人人口较多,其华文教育步伐较贴近中国。自1912年起,中国广东省政府的教育部门要求香港华校向国民政府注册,同时使用与中国大陆相同的教材。入读香港注册华校的学生,亦可免试入读中国学校。

新港两地华校受中国教育制度影响,令殖民政府忧虑,中国民族主义和反帝国、反殖民思想会否因而藉此输出,故此新港殖民地政府都希望加强控制华校,以维持殖民地稳定。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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