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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团体烛光声援范国瀚,促新国政府撤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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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大马/黄凯荟    2017-12-9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404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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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社运分子范国瀚面对新加坡政府司法打压之际,大马公民团体昨晚在吉隆坡举办烛光会,跨海声援范国瀚,力促新加坡政府撤销起诉。

这场烛光会在中央艺术坊捷运站外的长廊举行,约有15人出席,其中包括业余者、赵明福民主基金会、独立新闻中心(CIJ) 等多个公民团体的代表。

集会者手举大字报面对着苏丹街来往的车辆,大声高喊诉求。这些大字报写着“跟范国瀚站在一起”、“和平集会不是罪”等。

随后,他们点燃蜡烛及轮流发表演说,并高唱《人民之声》(Surara Rakyat),并在30分钟后解散。

警方也派驻多名警员全程监督,惟并未介入。

声援新国异议人士

赵明福基金会执行长黄业华表示,新国应停止政府打压异议分子,并修法促进言论及集会自由。

“我们今天站出来,不仅是声援范国瀚,我们也声援其他受新加坡政府打压的异议分子,例如艺术家西南巴莱(Seelan Palay)、韩慧慧及其他社会运动者。”

“我们要求新加坡政府撤除对范国瀚所有提控,并修法保障新加坡的言论及集会自由,以确保新国达到国际人权的水平。”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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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ten by xinguozhi

十二月 9, 2017 at 1:20 下午

联署声明:谴责新加坡政府无理提控,大马人声援范国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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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公民团体    2017-12-6
https://www.facebook.com/amateursaid/photos/a.1195191207180005.1073741828.1193844110648048/1746463578719429/?type=3&permPage=1

虽然,新加坡在国际多项指标位居第一,却无视人民的言论和集会自由,以高压手段对付异议,令人失望。我们支持范国瀚和其他新加坡的人权斗士,谴责新加坡政府以严刑峻法对付异议,并呼吁新加坡总检察长撤销对范国瀚的所有起诉。

我们是一群关心新加坡人权和公民社会状况的大马公民团体。对于新加坡社运工作者范国瀚(Jolovan Wham)被控7项罪,我们感到惊讶与失望。

范国瀚因“无准证举办集会”在公共秩序法令下被控三项罪:他被指在樟宜监狱外为将被绞刑的大马死刑犯普拉巴卡兰(Prabagaran Srivijayan)举行烛光会;在地铁上组织“无声抗议”活动,以及通过skype与香港社运分子黄之锋进行连线对谈时,无准证举行室内集会。

在地铁上的无声抗议活动中,范国瀚与其他八人在车厢里沉默站着,拿起《1987:新加坡的马克思主义阴谋30年后》(1987: Singapore’s Marxist Conspiracy 30 Years On)一书阅读,抗议新加坡政府在1987年发动的“光谱行动”。范国瀚也因当时在地铁上贴上两张A4纸而被控破坏公物。他也因数次拒绝签署警方的口供声明,而被控触犯刑事法典。

范国瀚是新加坡知名社工和社运人士,长期无畏无惧为新加坡各种族、阶级和性别弱势发声,甚至获得新加坡总统在2011年颁发“有为社工奖”(Promising Social Worker Award)。他担任移工人道组织“情义之家”(HOME)执行长期间,竭力为被雇主虐待的移工谋取福利,多次与无良雇主和新加坡人力资源部斡旋;同时,他也是反对死刑和无审讯拘留的人权斗士,积极争取司法正义。

范国瀚长期关注亚洲各地如大马和香港的人权状况,并在新加坡发起连带声援活动,例如支持香港2014年的民主运动。而在2013年大马全国大选后,他在新加坡芳林公园演说者角落举办“新加坡人声援大马”活动,抗议选举不公,跨界支持大马民主进程。他也在新加坡声援净选盟集会,以及如普拉巴卡兰等被判死刑的大马人。 阅读更多 »

新加坡有什么文化传统?——从拟签非遗公约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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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子明(新加坡自由撰稿人)     2017-11-28
https://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403562

要是以新加坡一般华人现代的文化认同为取向,推崇地方戏曲,或许还不如在学校里教唱“新谣”和华语音乐剧来得踏实?通俗的文化是不断糅合而演变的,近来象野米剧团的剧作家Alfian Sa’at将《西游记》、《白蛇传》之类的民间故事题材改编成英语喜剧或音乐剧上演,都深受观众欢迎。

什么是新加坡文化?若要用打趣的口吻来说,有些人会回答:怕输、怕死。

什么意思呢?读书的,怕成绩不好以后找不到工作。工作的,怕网上随便发表意见,可能职位都不保。有家庭的,怕职位不保就供不了房子,又怕孩子小学毕业 PSLE分数不够高,上不了名校读书。生命就是这么战战兢兢地周而复始。其余什么知书达理,陶冶性情之类的话,恐怕就比较不合时宜了。

现今的社会,所谓“文化”,往往不再是价值观的问题,而是一种产业的概念。就此而言,新加坡是科技发达、瞬息万变的大都会,剧院、博物馆等文化设施比很多地方都来得好,政府给予艺术团体的资助也不少。

但一个国家在政治与经济方面经过半个世纪的独立发展,是否自然而然就能形成独特的“文化品牌”呢?这种品牌又应该以东方传统,还是以西方现代的标准来衡量呢?

非遗可分五大范畴

新加坡文化部长傅海燕最近宣布,政府正考虑签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目前仍处于研究的阶段,拟和社群、专家等合作,设立“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库”,范围包括祭奠仪式、习俗、歌曲、食物等。这是否将是一般民众采取积极行动,维护传统母语文化的大好机会呢?

根据2003年制定的公约,能够实行保护措施的非遗可属五大范畴,即(1)口头传统与相关表现方式及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4)有关自然界及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手工艺。

就中国的情况,最早列入代表名录的有古琴和昆曲等传统艺术,后来也包括了书法、篆刻、剪纸,还有针灸、珠算、帆船制造的技术、妈祖的信仰习俗、二十四节气等等。印度方面,有梵文的诵经和戏剧,还有各种民间舞蹈,印尼则有Batik蜡染艺术、Keris短剑等。

列入非遗,并不等于其属于国家所有,只是显示国家重视文化保护,同时也向外界展示自身文化的一些符号,借此促进文化交流。目前马来西亚比较尴尬的情况是,Mak Yong一早就被列入名录,但这种马来戏曲在其发源地吉兰丹却至今仍被禁。 阅读更多 »

寻找“老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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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夜暮到黎明       2017-12-1
http://navalants.blogspot.sg/2017/12/blog-post.html

回顾1970年代一些左倾思想青年的抉择,主要是来自那个年代的一股无法抗拒的思潮。接触过的人士都清楚,那时候的运作模式是通过关怀“小弟弟小妹妹”、团友和工友开始,熟络后进入“谈心”、“捉思想”的阶段,剖析社会动态,学习思想主义等,决意建立一个公正平等的国家。经过“骨干”的辅导与观察,获得“领导”的信任后,才根据各人的能力,赋予各项任务。有些文青发觉被当局监视,甚至到家中搜查,心里一慌,不知如何是好,于是跟着前人的步履,收拾细软进山了。

“东方红,太阳升”

谈到过去激昂澎湃、理想与遗憾相互交织的反殖与对抗的年代,国家博物馆义务中文导览员黎上增提起上世纪70年代初,曾经有一位 Chua XX(蔡某某)的军官同僚,为了理想而放弃读大学的机会。黎兄表示该同僚选择以“自我激进”的方式翻阅红书,献身改革社会洪流,加入马共,后来就不知所踪了。由于时日已久,拼写出来的名字可能会有出入。

马共被官方视为破坏社会和平的武装份子,“山老鼠”、“恐怖分子”等成为民间反共人士对他们惯用的标签。

民主灭亡:马来西亚当代艺术家对“五一三”的反思。摄于加坡国家美术馆

随着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分别于1957年与1965年独立,马共原来的反殖,争取新马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正面对着何去何从的困境。1969年发生在吉隆坡的“五一三”种族暴动事件为马共提供了新动力。

当时马来西亚举行第三届大选,反对党获得50.9%的得票率,第一次超越联盟政府(国阵的前身)。由于受到选区划分的局限,反对党虽然得到多数票,但只取得36%的席位。5月11日,反对党在吉隆坡庆祝胜利游行,惹怒了一些巫统的激进党员,举行反示威。5月13日,两派人马在文良港街头短兵相接,演变成流血大暴动。

根据官方数据,这场持续数月的种族冲突造成196人死亡(华族143人、马来族24人、印族13人,另外16人无法辨认),439人受伤(其中18人枪伤),9143人被捕(华族5126人、马来族2077人、印族1874人,其馀为外国人,包括巴基斯坦、欧洲、泰国、新加坡等),警方相信被捕者当中,有93人为马共。此外,221辆车及753栋房屋被毁。

“五一三”在没有酝酿的情况下发生,并且蔓延至新加坡,并不是马共或是执政党所能预知的。值得注意的是“五一三”并不包含民族解放的斗争或反共的意识,而是牵涉到种族利害关系。事后,马来西亚全国行动理事会发表了《五一三悲剧》白皮书,把事件的根源归咎于种族经济的悬差与族群分化,并通过宪法确定了马来人的特殊地位。

这样的后续让马共找到新的动力,在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采取“新的武装动向,主要目的在于制止吉隆坡当局继续执行英国余留下来的殖民地战争政策,以争取我国成为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的国家”(方山,《马泰边境风云录(第一集):根据地重整旗鼓——新时期•新方针》)。马共利用紧张的局势来扩大活动,争取对种族肤色深感不安的民心,使马共党员增长了一倍。

1970年代的新马华人圈兴起一股独特的思潮,由于社会贫富悬殊,本地有好些年轻人接触了倾左的书籍册子,以及暗地里传阅《燎原》、《东方红》等马共出版的“进步刊物”。他们怀着“民主主义”理想,参与了各种形式的活动,希望建立一个真正的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后来因各种原因,有些“进山”参与马共斗争,有些被内安局扣留了。

当时我带着弟妹们到住家附近的社阵幼儿园读书,坐在课室后面,学会了红卫兵的造型,也跟着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主席,爱人民,他是我们的带路人”,只觉年少的心也飞扬起来。至于一脸正气的年轻老师,换了一批又一批,每三几个月后就不知所踪了。多年以后,多认识了一些当年的左翼青年,往事如烟,对过去已经放下的一组人,坦然地回忆那段年轻的经历。

黎兄口中的蔡先生,我素昧平生。“寻人”的过程中,获得贵人提供其他资讯,让我串联了过去文章中提过的一些小故事,补充了理想年代的部分轮廓。

1961年社阵发起人合影。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新青盟与六突

通过勿洞和平村、友谊村、前马共等渠道询问有关蔡先生的行踪,都说此人应该没有上到边区。根据他身为武装部队军官的背景,很可能被纳入为突击队员,下场不外是:(1)中途脱离队伍,隐居某处;(2)游击战中被击毙了;(3)被内部处置了。至于是否会有第四个可能性,易名后继续留在和平村呢?他们都说机率不高,因为组织保留着所有同志的记录。

据行内人士透露,1970年代初,新加坡有一支名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同盟”(新青盟,Malayan New Democratic Youth League)的马共外围组织,本地有近百名成员。1974年,新青盟跟第六突击队(六突)的司令员张佐取得联系,为日后安排成员进山铺下渠道。新青盟进去的,几位牺牲了,一位被内部枪毙,一些留在和平村。和平村有一个叫做泰和联的组织,是泰国和平联合会的简称,包括合艾和平联谊会、苏基琳和平村、勿洞和平村。

新青盟的主要活动是吸纳新成员、搞学习、捐赠金钱、军用品、云南白药,以及安排成员进山。那时候有些组屋的信箱会莫名其妙地收到批判马列主义的传单,这可能是新青盟和其他外围组织于夜半三更所进行的活动。新青盟的传单跟70年代初脱离马共中央的马列派和革命派对证,可以肯定新青盟隶属中央派。

张佐的回忆录谈到1975年在淡不灵山林召开了第一次新青盟领导人会议,与会者共七人,其中三人来自新加坡(阿良、哲明、X新),从各人的汇报中得知,新青盟成员共约170人。

搞工作必须“捉思想”,因此会议上张佐排解了与会者人事间的矛盾、不能谅解和团结的问题,以及个别干部对斗争的信心动摇、行事消极等现象。至于阿良、哲明、X新,显然都是化名。

根据《马•南洋商报》(2015年4月7日),1973年,六突于金马仑成立时,只有约三四十人。发展到全盛时期,拥有140余名战士。不过这是一场缺乏武器的武装革命,有些新兵在分不到一支手枪的情况下,以血肉之躯来完成革命的字面意义。六突前后共损失了168名成员,单是死在保安部队枪下的就有将近一半。1987年底,张佐潜入吉隆坡,进行城市统战工作,1988年3月2日被捕。不久之后,彭亨森林里的六突战士全被诱俘,当时部队有89人。这支半岛境内最后一支,也是实力最强大的突击队最后以和平方式瓦解了。

初步推测蔡先生可能加入了六突。阅读全文»

质疑王賡武南洋大学历史叙述(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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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7-11-18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9764

历史教授王赓武对新加坡华人社会历史的判断,和真实社会现实之间,有着令人难于置信的偏差。实况究竟如何?看看王赓武说了什么而事实又是什么,相互验证结果,真相不难理解。

李淑飞(2017:P 194):“王賡武教授在笔者的访谈中称,以自己的理解,当时新加坡独立后,华社中有一部分人,包括华文报社的,南大的人,支持南大的人和华文学校的教师,他们心里面可能认为在华人占75%的新加坡,华校和华人势力增强了,有成为华文为主国家的可能。王教授认为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想法,但问题是李光耀认为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下是不可能做到的。王教授认为李星可等人可能是害怕李光耀走英化的道路,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社论出来,但他称自己当时明白很多人都没有看报告书的内容,包括南大的一些学生领袖,王教授后来和有些人熟悉后问他们有没有看报告书,他们也承认当时主要看的是华文报纸的社论,而根本没有看自己的报告书,笔者对王賡武教授在新加坡国大东亚研究所的访谈,2014年7月25日。”

在此,王赓武说,新加坡独立后,华社认为在华人占75%的新加坡,华校和华人势力增强了,有成为华文为主国家的可能。换言之,1965年后,华社以为因为华校和华人势力增强了,华文有可能成为新加坡共和国的主流语文。

王赓武的理解,并非就历史现实来解说社会现象,纯粹是从预设政治立场提出主观判断。

1、新加坡华人社会历史,包括华人文化教育历史的演变,在整个新加坡历史里头,没有出现过断层现象,除了昭南岛年代有所停顿之外,所以无必要区分新加坡独立前后的华人教育现实。更何况,1965年前后的新加坡都是李光耀在担任总理职务。还有,李光耀在1964年11月9日的南大演讲承认:新加坡拥有教育自主权。换言之,吉隆坡中央政府无权规范,李光耀在新加坡设定的教育政策。因此,李光耀干预南洋大学的决策,和新加坡的加入与退出马来西亚无关。

可见,王赓武选择要细分独立前后历史,是和新加坡历史,或者说,南洋大学历史没有关系。

王赓武夹带私货的目的,是在企图模糊糊和推卸,王赓武报告书对摧毁南洋大学的重大历史责任。因此,王赓武在三个不同场合,一直重复同一观点。

李淑飞(2017:P 195):“没想到九月份新加坡政府把报告书公布,说准备接受,当时自己很惊奇。王教授称既然新加坡已经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报告书根本就应该作废,然而过段时间看报纸才发现却成了很大的事情。”

谢诗坚(2003.07.11):“其实,你看时间表,王赓武报告书是在9月11日公佈,而在1965年8月9日新加坡宣佈脱离马来西亚宣告独立。这就是说,在新加坡独立后不久,报告书才成为公开的文件。严格来说,当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后,我的报告书就失效了。因为我们是根据马来西亚的环境和现实提出这份报告书。我不知道为何新加坡政府仍然採用我的报告书,在事先我毫不知情。”阅读全文»

鞭刑是对严刑制度的向往?新马的实践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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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洸铭    2017-11-14
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11635/2817117

鞭刑是否能有效地制止犯罪?图为2004年马来西亚警员对国小生展示如何对罪犯施予鞭...

鞭刑是否能有效地制止犯罪?图为2004年马来西亚警员对国小生展示如何对罪犯施予鞭刑。图/美联社

10月23日,台湾民众在国发会的公共政策网路参与平台提议对酒驾累犯、性侵犯及对幼童伤害等增设鞭刑制度,短短四天就通过5,000名的附议门槛,截至今日更有高达2万5000名民众附议,促使法务部需于2018年1月3日前提出正式回应。

新加坡及马来西亚至今仍保留英殖民时期的鞭刑制度,究竟鞭刑能否有效威吓民众、降低犯罪率、减少累犯?还是只是民众对严刑的向往、欲以正义之名赋予暴力的正当性?在马来西亚,鞭刑制度或许不只是刑罚如此简单,还有可能涉及伊斯兰法鞭刑制度等宗教及政治角力。此外,以严刑“著称”的新加坡,又是如何进一步将鞭刑扩张到其他无关身体暴力的犯罪上?

本文从2009年马来西亚的一宗女性穆斯林被判鞭刑切入,简单介绍新马两国的鞭刑制度及实践状况,从而反思台湾是否该走向施予严法之路。

马来西亚伊斯兰法庭的判决,让身为穆斯林的卡迪嘉成为第一名将被施予鞭刑的女性。图...

马来西亚伊斯兰法庭的判决,让身为穆斯林的卡迪嘉成为第一名将被施予鞭刑的女性。图/欧新社

伊斯兰法与刑法的双轨制法律

2009年,穆斯林女子卡迪嘉(Kartika)因喝酒,被马来西亚彭亨州伊斯兰法庭(syariah court)罚款5,000马币(约台币36,000元),鞭打六鞭。马来西亚刑法(penal code)虽有鞭刑,但惩罚对象只限于男性。伊斯兰法庭的判决,让卡迪嘉成为第一名将被施予鞭刑的女性。当时,亦有伊斯兰学者辩护“可兰经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分性别。”1

马来西亚执行双轨制法律,伊斯兰法的执法对象仅限穆斯林(在拥有超过60%穆斯林人口的国家,意味着适用于过半人口),刑法则适用于所有人。虽然原则上两种法规互不干涉,但一名穆斯林犯法后,在两种法律下会有不同的判决结果。例如,伊斯兰法庭的判决最高只能罚款5,000马币、坐牢三年及鞭打六鞭;相较之下,刑法远高于此。因此,两者亦不时出现竞争乃至冲突关系。 阅读更多 »

质疑王赓武南洋大学历史叙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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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7-11-11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9700

在历史事实下,历史教授王赓武,拿我不是新加坡人来开脱王赓武报告书的历史责任,那可是一个十分滑稽的悲剧性历史笑话。

香港大学《学苑》之《王赓武校长谈南大事件》是1986年8月14日上午,刚抵达香港大学的王赓武在校长会议室接受学生会就南大事件的访问记录。文稿声明:访问稿尽量保留愿(原)意,不加任何演译,使大家能似在细听王校长娓娓道出二十年前的一段难忘往事。访问稿全经王赓武校长审阅。

学生会共提十一个问题,第一道问题是:

访:王校长当年以哪种身份进入南洋大学课程审查委员会,与政府有何关系?

王:有一点最重要的是新加坡当时刚参加大马联邦,并未独立,一定要清楚这个背景。因为参加了大马,所以新加坡各方面要适应大马环境的需要,无论教育、劳工、贸易、经济管理、治安问题也要考虑,十分复杂。一九六三年新加坡入大马,六四年底新加坡教育部与南大考虑到如何适应新的政治环境,故提出一个课程改革委员会。他们怎样决定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新加坡人,我是马来亚长大的,在当时吉隆坡马来亚大学教历史。他们决定成立此委员会后要找一个主席,就考虑到找我,因为需要一个比较认识马来亚的人,我便答应了。……

当时我以为新加坡退出大马,报告书应被取消,因为它主要是为了新加坡参加大马的一个新的政治环境而设的;既然新退出,情况不同,报告书对独立后的新加坡已无意义,报告书是给大马之内的南大的。另外,要特别注意两点:(一)不久之后,新加坡不许马来亚学生加入,对南大打击很大。可以想象到六成学生是从马来亚的中学来的,这些中学有些地方比新加坡的中学强,独立后南大只靠新加坡的华校学生支持,差别很大。(二)你明白新政府为什么(不)把这报告书作废,因为已不相干,(所以)可能他们有其特别的理由,我不是新加坡人,所以他们也不会听我的意见。报告书五月呈上,八月新退出之后报告书一直没有公布。等了一段日子新独立政府突然公布要执行其中内容,但却没有真正执行。如果详细看报告书的内容在对比新加坡对南大的政策,可以看到他们并无按照它执行。……阅读全文»

Written by xinguozhi

十一月 16, 2017 at 9:13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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