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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卡”在新柔长堤上最遥远的一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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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夜暮到黎明    2020-1-17
http://navalants.blogspot.com/2020/01/blog-post_17.html

新马都是文明国家,但在处理两国的陆路出入境上,似乎距离文明很遥远。

20世纪初,串联新马的新柔长堤落成后,一公里的长堤让两岸人民亲切往来,拥有新马一家亲的黄金岁月。自从50多年前新马分家,两岸各设立自己的关卡后,一家亲的日子已经逐渐模糊。

从前过长堤对岸的新山关卡。1960年代。

如今来往新马,最不人道的应该就是这条长堤,一年中或许只有1月1日元旦和农历年几天顺畅无阻。驾车进出就像翻越千山万水,往往两头都堵车,单程花上一两个钟头乃常态;使用公交的话则小堵车但大堵人,出入境大厅内排起长长的人龙,一公里的短路成为分割新马最远的距离。两岸政府似乎以关卡作为“拗手瓜”斗法的本钱,哭笑不得的是来往两地的平民。

节日假期是长堤两岸的梦魇。我最刻骨铭心的经历是2018年3月30日耶稣受难节,当天前往新山广肇文物馆开会,我自以为乘搭公交过关会顺畅一些,谁知道人算不如天算。好不容易挤入新山入境厅,发现那才是真正梦魇的开始。前面过关处几乎瘫痪,人龙不见人龙,就像一堆等候挤上末班车的难民,后面一车车的“新客”涌入大厅,大家前胸贴着后背,创造人与人最短的距离。

假日过关时被关和卡在关卡的梦魇:万一出现安全状况,相信多数人成为瓮中之鳖。

入境大厅的冷气无法承担严重超额的热量,大家都汗流浃背。有些老人家无法负荷,几乎晕倒在地,周边勉强让出个小空间让老人家坐下,其实坐下来被团团围住更难呼吸。万一出现安全状况,相信多数人成为瓮中之鳖。

我跟大家在大厅里忍屎忍尿忍饿忍闷6个小时,加上之前在新加坡与新柔长堤的拥堵,前后10个小时才离开关卡。大清早出门,抵达目的地已是黄昏,还好对方明白事理,日后我们都建立了良好关系。

经历过此事件,我明白了何谓动弹不得,进退两难,全身麻痹,四面楚歌;熬到过关后则体会到冬天已到尽头,真是好的消息,病树前头万木春那种复活的滋味。Tough time never last, tough people will!

关卡运作是角力的手段?

为什么会有两岸政府以关卡作为“拗手瓜”的想法?上世纪80年代,我在曾经居住过五年的惹兰勿刹活动,跟政坛新星李文献医生走得稍近,他常分享一些政治资讯。当时马哈迪和新加坡之间时常有小动作,尤其是食水价格方面。新加坡游客是柔佛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只要将过关的速度稍微调慢,就会堆积起人潮,有些人无法忍受而自然打退堂鼓。柔佛的游客少了,联邦政府便会释放善意。此招数屡玩不鲜,双方都习以为常了。

鹬蚌相争,殃及池鱼,新马货币几乎等值的年代,最大的受害者是必须越过新柔长堤工作的马来西亚人,关卡成为回家探亲的绊脚石。如今1对3的兑换率促使更多新加坡人越过长堤消费,带旺了店家的生意,但也因此使到当地人的生活费水涨船高。对新加坡来说,经济低迷时期,国人不留在国内花费而是到邻国去血拼,“为国争光”,肯定不会是宗好事。此外,每逢假期关卡都必须加派人手,关卡职员必须牺牲假期,不能像其他人一样全家出游,似乎也不太公平。阅读全文»

Written by xinguozhi

一月 17, 2020 at 3:25 下午

《新加坡:非典型强权》中译本合时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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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缘家书・沈旭晖     2020-1-13
https://simonshen.blog/2020/01/13/《新加坡:非典型强权》中译本合时面世/

新加坡政府一直以来,不断努力地鞏固国民身份,总算让新加坡免于因为种族矛盾而撕裂甚至瓦解,并可集中精力,继续走只有这个港口城邦才能走下去的成功道路,假如这不算奇迹,世上还有奇迹可言吗?

John Perry的著作《新加坡:非典型强权》,可谓研究新加坡的国际经典,喜见终于有中译本面世,值得详加介绍。提起新加坡的独立故事,相信不少读者都有所认识:原本作为马来西亚一部份的新加坡,在1965年被其国会全票通过驱逐而“被逼”独立,李光耀由一州之长,一夜间,变成一国总理。当时他在镜头前落泪,诉说其“大马来西亚情意结”、说星马两地血浓于水云云的片段,成为经典一幕。但李光耀又随即坚定地向世界宣告,新加坡将不分语言、文化、宗教而团结一致,成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更豪言“新加坡会生存下去”(Singapore will survive)。

李光耀没有尝试乞求马来西亚让新加坡“回归祖国”,在今天看来,显然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当地经济在独立后快速增长,人均生产总值远远抛离同区国家,超过前宗主国马来西亚四倍以上;新加坡拥有区内最负盛名的大学,亦是区内高科技产业、金融服务业等高端产业发展最蓬勃的国家,同时拥有坚实的炼油、做船、机械等工业基础。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9年的评估,新加坡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在189个国家当中位列第9,再一步印证当地的整体发展程度,达到世界最先进的水平,在东南亚各国中鹤立鸡群。新加坡不但“生存”了下来,而且活得比大部分地方都要好。

不过若我们是1960年代的新加坡人,却一定会对自己家园的未来,充满仿徨和不安。而这一份仿徨,相信今天不少其他地方的华人,都有所感。

事实上,新加坡也不是一直属于马来亚。当英国人在十九世纪初开始殖民统治马来半岛时,他们是把新加坡、槟城、马六甲这些港口合组成“海峡殖民地”(Strait Settlement),与当时的柔佛王朝及其他土邦分开管理。到后来,英国重组马来半岛的殖民地,成为马来亚联邦,也没有把新加坡并入其中。事实上,新加坡只有在1963至1965这两年,是被纳入马来西亚版图。

换言之,可以确定的是李光耀那“大马来西亚情意结”并非甚么家国情怀,而是赤裸裸的现实政治考虑:新加坡这片弹丸之地面积,只有香港的一半,缺乏经济发展所需的一切资源,内需也极为有限,没可能支撑当地上百万劳动人口的工作需求。失去了马来西亚,新加坡就是一个没有腹地的港口,空有航运便利,而没有相应的进出口需求。更严峻的是,在新加坡居住的民族多样化,有马来人,有华人,有印度人等,各自有其文化传统,故当地从来都没有一个自然生成的民族身份,也就是说新加坡这个地方,确实有可能被民族矛盾及冲突瓦解。 阅读更多 »

必要之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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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莫愁    2019-12-22

咱们内阁时刻念兹在兹,继“保留民选总统制”的伟大创见之后,又推出的“POFMA”;就是惧怕致命的“假信息”毁了他们的英名。最好像科幻片那样,在还没犯罪之前……派出杀手,把它给灭了。

在西方法学理论演变的整个历史过程当中,恶法与良法之争贯彻始终。一般来说,自然法学作为价值法学理论,大多主张“恶法非法”或者“良法之治”,分析法学更多的主张“恶法亦法”。叶鹏飞和韩咏梅之所以草包,就是不敢明说POFMA是“恶法亦法”,却要留下许多假惺惺的但书:

A、叶鹏飞:“但是,法令毕竟是一种被动防御的手段;主动进取的做法,必须是鼓励更多的信息透明,让人们能够按照丰富的事实,全面判断事情的是非。”

B、韩咏梅:“政客被POFMA,究竟能不能让真理更明?这是另一个得深思的问题。政客面对事实时大概不能不低头承认,但是他们肯定也会把被POFMA当成反对派‘荣誉勋章’,正如鲍耶一夜成名、陈智祥的网页流量增加。一般人的收获是什么?/支持或接受立法防止网络假信息和网络操纵的新加坡人,看待某些时政网站和政客的网上言论时,本来就抱着怀疑的眼光。在没有POFMA的时候,当局也可以随时发文告澄清错误信息,效果难道不如POFMA?/POFMA应该是一个能够准确点出是非黑白的法令,如果不能准确说明错在哪里,又或者用在可以讨论的灰色地带,它可能演变成肥皂剧一样歹戏拖棚。/法令执行初期,难免还有可以检讨的地方。我只希望POFMA在执行时,每一个案例都能说明哪里错、为什么是错的,让人明确知道纠正错误有超越政党政治的意义。”

这个法定得面面俱到,它有所谓“Part 3 directions”来对付个人,让他更正或者删帖;还有所谓“Part 4 directions”来逼迫平台和网络供应者必出手更正或者删帖,以保万无一失。

其实二丑俩是故作不明吧,咱们部长需要POFMA的理由,不正是要省却纠错的麻烦,只要一个心证……就能在最短时间内让人删帖吗?此外,二位也没能证明POFMA是“必要之恶”,字里行间也明了目前有足够的工具来打击假信息,POFMA显然是多此一举,而它对民主社会最大的戕害就是“寒蝉效应”。到时大家都不敢开口,“政府”就可以大剌剌地说:不是不给提意见,是你们自己金口难开。 阅读更多 »

请马国大学生当清洁工 背后的猫腻比你想的还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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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蚂蚁/李国豪    2019-12-10
https://www.redants.sg/perspective/story20191210-3448

本地企业究竟为什么要以高于一般马国客工的薪资,以及一个非常暧昧的职称来招聘马国大学毕业生,还为他们申请比较“高级”的就业准证?在商言商,他们当然没有那么好心……

日前一间本地公司开出2400元的月薪招聘马国大学毕业生担任清洁工。(李国豪制图)

上周新马两地互联网疯传本地一家公司,开出2400元的月薪待遇,征聘具大学学历的马国人当清洁工的对话截图。

该公司的招聘贴文指出,他们打算于上周在马国新山的某个地点进行面试,并且还非常“贴心”地将薪资单位换算成令吉,一个月2400元的收入相当于7200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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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截图)

新闻一出,马国网民群情激愤,认为该公司聘请大学毕业生去当清洁工是有意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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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地时事网站“Mustsharenews”的报道,负责贴出该贴文的人士后来澄清,该项职缺的工作范围其实偏向为设施提供专业维护,不仅限于清洁工作。

他强调,该工作同时向国人和马国人开放,但大学学历的要求则仅限于马国应征者。

这则清洁工招聘广告引起如此巨大的争议,相信是该公司和负责招聘人士始料未及的。

2400元和大学学历是关键

事实上,2400元对有意到新加坡求职的马国人而言,绝对是一组令他们印象深刻的数字。只要打开马国人找寻新加坡工作的相关面簿社团,就会发现有一连串的招聘广告都有和上述广告类似的条件:

  • 月薪2400元
  • 必须具备大学学历

与此同时,这些面向马国人的工作职位通常都不是必须具备专业技能或高学历的工作。粗略估计,餐饮、销售等服务业性质的工作是大宗。

每周上班6天,每日工作10-12小时也是基本要求。

再者,这些要求马国应征者必须具有大学学历的职缺,职务名称都是管理培训生(Management Trainee)。所谓管理培训生,理论上应该是受聘者应聘后会被作为未来的管理阶层来培养,以便在累积足够经验后接任店长、主管或经理等管理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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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管理培训生”的名堂通常只是虚有其表的幌子。具大学学历的马国移工到本地投入工作后,会发现其工作内容和一般的服务生、销售员、厨房助手等基层工作无异,同时也无法得到管理培训生应有的培训,更甭说有任何升迁机会。

本地某知名连锁餐厅的消息人士告诉红蚂蚁,以管理培训生职位受聘的马国大学毕业生常常发现自己无法承受一周六天,一天动辄10小时以上的工作时间,同时也无法胜任实际上和服务生无异的工作内容。

至少有10名在同一阶段入职的马国管理培训生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陆续离职。

隐藏在这一连串百分百相似背后的猫腻,其实都指向一个商业营运的重点,节省成本。阅读全文»

Written by xinguozhi

十二月 10, 2019 at 4:57 下午

专访《热带雨》导演陈哲艺:我有很老的灵魂,但也很捍卫幼稚的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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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尚轩     2019-11-23
https://www.storm.mg/article/1973865

《热带雨》导演陈哲艺接受风传媒专访。(蔡亲杰摄)

“我从很年轻时,就知道我有个很老的灵魂,但也有一块是很幼稚的,因为我发脾气,是完全不理性的。”陈哲艺的演员都会同意他这段话。他们很爱形容他生气的模样,板起的脸憋不住怒气,让现场每个人都战战兢兢。

“我知道我有很老的灵魂,但也很捍卫我幼稚的一块。”谈起自己那一面,陈哲艺又执抝了起来,说要有这样才能拍出好电影,“小朋友不会说这是男男关系、同志关系,黑人、白人对他来讲这都是人,希望我会一直有这一块,有很纯的角度去看人性。”

来自新加坡的老灵魂很有坚持,全世界都看到了。他在2013年拍出《爸妈不在家》,酝酿多年的初试啼声,在坎城影展先摘下金摄影机奖,后来到了金马奖,力退王家卫、蔡明亮等一线名导,摘下大奖最佳剧情片;那年他们走遍全世界,总共拿了40几座奖,是新加坡电影前所未有的风光。

电影《爸妈不在家》海报。(长景路工作室提供)

《爸妈不在家》的成功,迎来新加坡电影前所未有的风光。(资料照,取自长景路工作室脸书)

“坦白讲,那时候是完全没时间去沉淀。”时隔6年再赴金马,陈哲艺摇了摇头,说前几天有记者问他,当年惜别酒会跟李安、蔡明亮吃火锅的事,“我说那天我访问到凌晨4点,大家都有吃火锅的回忆,但我没有。”

“跑了1、2年宣传,金马奖隔天我就飞日本,一直做访问,还有像片商带我去美国做3天访问、法国住了2周,跑了很多城市。”成功来得太快,他甚至来不及反应,“感觉我讨论的不是自己的电影,你知道吗?感觉我是为电影工作、为它忙碌,很为它骄傲,但也不是感觉自己拿奖什么的。”

“1年半后,我跟我太太去爬山,在山顶上就感觉到一种舒服、喜悦。”直到终于沈淀下来,陈哲艺才慢慢雕琢出下一个故事。

思索家的定义 “师生恋”情节并不简单

“不管在《爸妈不在家》还是《热带雨》,我一直在追问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有这些关系的定义。”就像他最憧憬的杨德昌,陈哲艺这几年来,不断探索什么是家。

20191118-电影“热带雨”导演陈哲艺专访。(蔡亲杰摄)

从开始拍电影以来,陈哲艺就不断探索家的意义。(蔡亲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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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ten by xinguozhi

十一月 27, 2019 at 2:12 下午

专访《热带雨》导演陈哲艺:所有的压抑都是潮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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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链评论     2019-11-22
https://www.thenewslens.com/feature/2019-golden-horse-film-festival/127749

(注意:文章有部份剧透)

剧本上,陈哲艺将角色各自转化成寂寞个体,处在孤岛上发出微弱求救讯号,如同公公中风需要人帮;学生伟伦(许家乐饰)功课不好需要人帮;女老师的灵魂掏空需要人帮,陈哲艺笔下的角色都需要人帮,需要重新梳理生活,寻回自我,所以片中也才有公公在伟伦手上写下的“帮”字,“帮”的意涵便成了陈哲艺对新加坡社会中,人际关系的感慨。

Photo Credit: 杜晋轩摄影

谈到新加坡电影,对台湾大部分的观众而言,第一直觉一定是17年前红遍半边天的《小孩不笨》,由新加坡著名导演梁智强自编自导自演,加上3位天真童星的讨喜演出(肯定是胖胖的Terry最令人印象深刻),幽默且不失批判性的反映出当代新加坡社会的样貌,同时奠定了台湾人心中新加坡的电影形象。

梁智强的《小孩不笨》之后似乎有了断层,虽然有丘金海闯荡欧洲国际影展,但新加坡的电影创作者在台湾却仿佛神隐一般销声匿迹,然而,6年前,来自新加坡的新锐导演陈哲艺的首部剧情长片《爸妈不在家》先拿下坎城影展旨在鼓励新锐导演的“金摄影机”奖,接着又在第50届金马奖颁奖典礼上,以“黑马”之姿从李安和侯孝贤手上拿下了最佳剧情片的殊荣,在蔡明亮、贾樟柯、王家卫和杜琪峰这些早已活跃于国际影坛上的大师们中脱颖而出,再度掀起了台湾观众对于新加坡电影的好奇。

Photo Credit: 杜晋轩摄影

以《爸妈不在家》囊括国际间多座奖项的陈哲艺并不急着拍下一部片,选择在伦敦沉潜,期间除了与老婆生下一子外,也担纲监制工作,如陈柏霖主演的《再见,再也不见》,同乡好友陈敬音执导的《亲爱的大笨象》,前者是2015年金马影展开幕片,后者则参加了日舞影展、台北电影节,也代表该年的新加坡出征奥斯卡最佳国际电影。


实际看完片子,陈哲艺第2部剧情长片一点都没让人失望,承袭《爸妈不在家》的优点,且更聚焦于角色,在影像中看见将故事说得更精巧、更准确且仍保有过往优点的陈哲艺,这是陈哲艺6年间对新加坡以及自我生活的叩问。

总算,今年陈哲艺带着新作《热带雨》回归大银幕,此片重心放在马来西亚移居新加坡,教中文的女老师阿玲(杨雁雁饰),并探寻家庭、婚姻、情欲和社会与国族等议题,先在多伦多影展“站台”竞赛单元做世界首映(本届单元唯一亚洲电影),而后在第3届平遥国际电影展拿下费穆荣誉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和迷影选择荣誉三项大奖,也在伦敦东亚电影节拿下最佳影片,更入围今年金马奖最佳剧情长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2、最佳原著剧本,追平前作《爸妈不在家》的入围数字。

Photo Credit: TGHFF

首部电影长片荣誉满载,甚至被好莱坞知名电影权威杂志“综艺报”(VARIETY)撰文在“10位值得关注的导演”中,令各界特别关注,这份“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心情成了近几年媒体、影迷们的最佳写照,面对这份“压力”,陈哲艺直言:“感觉媒体的压力比我还大,我的压力不在于《爸妈不在家》的成就,而是能不能对自己“诚实”,十几年后回头看,可能会发现不足,可能会发现能做得更好,但至少我知道当时有做好,这个最重要。”

对陈哲艺来说,电影宛若生命重要,是仅次于家人的存在,同时希冀以电影和世人搭起沟通的桥梁,而非孤芳自赏,无意要让观众觉得艺术遥不可及,但陈哲艺也补充:“就算我拍的片子最终大家不喜欢,或是没有预期的成绩,也没关系,到头来,我最在乎的还是有没有过我自己这关,拍出对得起自己的作品。”然而,陈哲艺口中的“诚实”与“桥梁”,正透过手中的笔,肩上的镜头,转化成一场渗透皮肤表面,入骨并浸湿人心的《热带雨》。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十一月 22, 2019 at 1:40 下午

李光耀北京交往与第三中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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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9-11-16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25338

刘晓鹏《爱屋及乌:北京与李光耀的友谊1954-1965》主要依据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梳理北京与李光耀由1954年至1965年的交往历史历程。这正好是李光耀成立人民行动党至成为新加坡共和国总理的时间段。

这一个特定时间段的选择是否刻意设计还是纯属巧合不得而知,不过,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议题。当下政治正确的新加坡主流历史中,第三中国论与中国第五纵队的说法,均指向中国干预新加坡的华人政治。因此,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可以针对这些历史疑问,提供一个说法。此外,厘清这一时段间的中国与新加坡交往的政治历程,有助还原新加坡华人政治斗争的历史场景。

这篇学术论文填补了一些历史空白。为此,先整理出论文中的部分素材,之后,解读一些相关的历史过程。

其一、李光耀与北京交往的时间表。

1957年12月8日,李光耀透过Alex Josey联络在苏联的贝却敌(Wilfred Burchett)通知中国外交部情报司说明李光耀希望访问中国。

1958年4月3日,李光耀通知协助单位中国人民外交协会将于9月访问中国,但4月17日却通知取消。

1959年10月26日,李光耀派易润堂与陈翠嫦经中国驻丹麦使馆与香港中国旅行社安排访问中国一周。

1961年2月11日,李光耀秘书致函中国驻印尼大使馆,说明杜进才计划五月访问莫斯科后访问中国。周恩来指示立即配合办理。

1961年5月12日,李光耀秘书通知取消杜进才访问中国计划。

1962年5月初,李光耀在香港首次接触中共官员间接与周恩来对话。

1962年5月23日,李光耀通知北京希望与北京的朋友谈话。北京方面立即配合由陈毅与周恩来拟定谈话内容。

1962年5月28日,李氏夫妇偕易润堂与新华社梁上苑、祁烽、谭干、薛景章等人会谈,中共港澳工委与广东省外办虽未参与会谈,但在外围协助并联繋北京,因此会谈极有效率。李光耀提出的要求于29日就获得北京答复,双方于30日李光耀离港前再次会谈。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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