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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屋及乌:北京与李光耀的友谊,1954-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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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鹏(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兼亚太研究英语硕士学程主任)   2019-11-2
http://www.taipeiforum.org.tw/print/P_561.php

北京在新加坡建国的过程中扮演的是正面角色,李光耀数次取消访问中国也显示,中国只是他处理内部敌人与对抗吉隆坡的工具,并非主要敌人。但由于李利用共党威胁论达成独立,中国在当今人民行动党的论述中,只能永远是建国时的敌人。

前言

学界常怀疑1950与1960年代李光耀建国时,北京藉族群联系操作新加坡共党暴动,因此中国身份认同往往也被认为有损新加坡的国家建构。虽然中共介入巅覆活动的证据薄弱,但众多相关论述占主流地位,使许多反对李光耀的政治人物被指为“共党”。这些“共党”未经审判即遭监禁多年,至今未得平反,诸多族群与意识型态考量也衍生出当今新加坡的语言与种族政策。

不过,虽然李光耀从1950年代末开始反共,中共照理应当时就反对李光耀,然而,对他的批评却始于1960年代末期。时间差表示中国操纵新加坡共党的论述值得重新思考。从大结构来看,北京在韩战后努力向中间地带的国家与政府争取友谊,鼓励海外华侨减少与祖国的政治连繋。新加坡当时正努力摆脱殖民,反美气氛浓厚,也与中国有密切的贸易关系(1959年是中国第十大贸易伙伴,1960年代成为中国仅次于香港的第二大外汇来源),中国似乎没有理由藉华人的民族意识,在新加坡发动共产革命。

新加坡第一任首席部长马绍尔(David Marshall)访问中国留下的纪录中,中国关心新加坡反殖运动远超过共党革命。韩素英与Geoff Wade也指出北京并未利用海外华人对抗李光耀,周恩来甚至支持李领导马来西亚。本文以中国外交部开放至1965年的资料为基础,认为李光耀在意识形态与身份认同上向中国靠陇,让北京觉得他要建立一个亲中国家,因此默许李镇压政治对手、配合李对抗吉隆坡,并积极游说印尼承认新加坡独立,北京事实上支持李光耀,其做为也有助新加坡建国。

李光耀与北京的那些“第一次”

主流论述的新中关系,多依李光耀的自传,指1965年8月9日独立后一直到1970年代初,和北京并无外交接触。但实际上新加坡甫独立,8月18日派高德根(时任新加坡驻马来西亚最高专员)就赴香港见新华社副社长祁烽,向北京传讯。9月29到10月1日间,由杜进才副总理、教育部长王邦文,与外交部长S. Rajaratnam,也在肯亚与坦桑尼亚拜会中国大使王雨田与何英,向北京传讯。

独立后就有此层级接触,可见独立前即有基础。双方的第一次联系纪录是在1957年12月8日,由李光耀透过Alex Josey (李的秘书,世界第一本李光耀传的作者,另一说是英国军情六处的特工)联络在苏联的贝却敌(Wilfred Burchett),通知中国外交部情报司长龚澎,说明李光耀希望访问中国。此后的连繋由Alex Josey与中国人民外交协会处理。1958年4月3日,协会收到通知李光耀将于9月访问中国,但4月17日又收到通知取消。

李光耀首次派人正式访问中国是于1959年10月26日。易润堂与陈翠嫦经中国驻丹麦使馆与香港中国旅行社安排,访问中国一周。前者是李光耀的秘书与立法议员,后来也出任不同内阁职务。后者是王邦文的妻子,也是立法议员。接待他们的是廖承志,廖当时虽然主管华侨事务,但却是以亚非团结协会主席身份接待。 阅读更多 »

一次沉重的挖掘——日治时期大检证蒙难者遗骸1962年出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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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维介    2018-2-4
怡和世纪 2017年10月–2018年1月号 总第33期

我随着显微影片的镜头,看到的不过是许许多多的历史碎片,透露的是“大检证”千万悲剧中单薄的段子,一时无法让画面完整构成,却也感知到这次挖掘,让长期包扎着战争精神伤痛的岛民,找到一个心灵的归宿。

已故中华总商会董事黄奕欢(上图)是当年“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遗骸善后委员会”主任。

1942年农历新年莅临前个把月,新加坡华人已经没心思迎接春节到来,因为战争的厚重阴影笼罩着小岛上空,半年以来殖民地管治当局举行了各种演练,而马来半岛已有多处沦陷,战争的狼足鬣步,愈趋愈近,让人心生沉重的压迫感。

位于大坡牛车水史密斯街与丁加奴街之间的“梨春园”戏场(今天的宏博梨春园酒店)原本夜夜笙歌,座无虚席,但除夕夜,鬼使神差,梨春园老板临时出了通告,宣布当夜停演。

日本军机就在当晚来袭,几颗炸弹扔下,梨春园被炸去半边,让人听着泛起一身鸡皮疙瘩。要是当夜戏园娱乐起众生来,重磅炸弹急急掉下,几百条人命是不能省的,真是老天爷有眼啊。

说老天有眼,也不合实情,那晚小岛市区中弹的,还不止梨春园。那前后几天里,日本战机不停下弹,无数平民百姓无端端伤亡。残垣断壁、家破人亡、哀鸿遍野的镜头让这马年春节染满血腥、恐惧和哀伤。大年初一(2月15日),英军投降,新加坡沦陷了。三天后,日本军队祭出惨无人道的“大检证”,十万市民遭遇屠杀,弃尸荒野海边,成了冤魂。

转眼72年过去。心思走远,历史脱了线。血腥的往事淡出了人们脑际,许多岛民知道新加坡从小渔村摇身变成了第一世界的摩登家园,对先辈曾经遭遇的战争与政治磨难却模糊不堪。人们忽略了新加坡中北部有一座日本占领时期战殁的日军陵园,墓碑上刻记着战争贩子的名字;不知道当时有一份《昭南日报》,为侵略者的行为涂脂抹粉……模糊了的事太多太多,包括那座曾经高大、视野开阔,而今被淹没在摩登高楼群中的“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

我是战后婴儿潮中的一员。为了让小学时代印象模糊的“血债血还”新闻立体起来,我上图书馆翻阅六十年代的报章,回放一些前辈的记忆,整理了1962年开始由华社启动的挖掘二战死难者遗骸行动。那一年,距离日本战败投降已有17载,受难家属的伤痕还未愈合,但那时华社的力量没有涣散,民间主导的挖掘工作,若干年后收割了一座丰碑,是对死难同胞一次沉重的告慰。

挖掘死难者遗骸的缘起

1962年,虽然新加坡还身披自治邦的彩旗,在英国人管治下过生活,但政治上风急雨大,政治新闻每天在报章版面蓬勃生长——人民行动党刚分裂不久,左翼力量退出一度让他们醉心的政团,于1961年9月成立了社会主义阵线,从此两大意识形态阵营卯足劲,为各自的理想冲锋、陷阵、搏杀。另一方面,英国人也动作频频,推出了“大马来西亚“概念,尝试把马来亚联合邦、新加坡、沙劳越、沙巴与文莱组合成新国度。马来西亚的概念提上了议程,政治版图里的各方势力开始角力,支持与反对的辩论攻防,把当下时空炒得沸沸扬扬。就在这时(1962年1月下旬),《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的缤纷新闻里,冒现了一则不起眼的消息——新加坡发现了日治时期遭残杀者的遗骸,但小新闻持续上报、报导篇幅不断扩大,个把月内它成了吸睛大事。在中华总商会牵头下,华社全情投入,一次沉重的遗骸挖掘,最终成就了一座矗立市区的丰碑。 阅读更多 »

《李光耀回忆录》解读之八——历史总要结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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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依     2016-9-6

对照众多历史事件亲历者的回忆录和历史学者的论述,以及挖掘出来的解密档案,《李光耀回忆录》总是冒充历史的判官,以欺瞒、歪曲、丑化、造谣、恐吓、危言耸听、捕风捉影、主观臆测、瞒天过海、无中生有、借刀杀人、笑里藏刀,翻脸无情、自大傲慢、夸大马共的威胁,只字未提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恶行,刻意隐去淡化回避殖民主义者暴力镇压等反共谰言,除了对日本人和英国人以及自己人之外,全书都是霸道语气。

李光耀在自序中写道“这本书并非正式的历史记载,而是我生长的地方——新加坡的故事。其间经历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宁静岁月、战争带来的震惊、日本占领时期的悲惨日子、共产党反对英国人回来而引发的造反和恐怖行动、马来西亚期间的种族暴乱和威吓,以及新加坡独立的风险。这本书记载的是新加坡早期的历史,到1965年新加坡的突然独立结束。下一本书我将描述接下来25年新加坡从贫穷到繁荣的漫长和艰苦的奋斗过程。”

开头说“本书并非正式的历史记载”,接下来却说“这本书记载的是新加坡早期的历史”,前后说法在打架,让读者摸不着头脑。事实上,《李光耀回忆录》“记载”的所谓“历史”,不是宏观的历史,是支离破碎的“微观”记忆,从这本回忆录中,读者得不到完整的“新加坡早期的历史”,只能读到李光耀个人根据政治需要的零碎“记忆”。

当然,我们不能不能说李光耀的回忆录没写一点事实,不,他写了些事实,特别是一些他直接经历的又与他的创作意图不冲突的事情,这些事情他写得满好,满真实。例如他的出生,他的家庭(李光耀的叙述和坊间的传闻有出入),他对夫人情真意切的恋情,他对华语华文的态度,对日本人的残暴,他在伦敦与殖民地官员和拉赫曼的会谈,他的下乡访问,他对好友林金山、韩瑞生、李昭铭、杨邦孝等等同学朋友,都委以重任,就连“出身寒微”的马来族耶谷“我先后委任他为政务次长和政务部长”。不仅这些,对林清祥的高风亮节李光耀也无意中透露了出来:“经内部安全委员会同意,大逮捕当晚我写信给林清祥,表明同意让他到印尼或他所选择的其他地方去。我说,他跟其他人不一样,对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和目的从没瞒过我。1958年他曾经在樟宜监狱里告诉我,如果他在新加坡会妨碍我争取赢得下届选举,他准备离开新加坡。林清祥不是个共产党里的重要人物,却是个重要的煽动家。做出这样的表示对安全没多大害处,我认为是有必要的,所以向报界发表了这封信。不出所料,他不接受,他不能被看成一个离弃自己同志的人。”

林清祥就像指南针,思想稳定,东西再好也不被诱惑,又具有文天祥的浩然正气,也有谭嗣同“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谭嗣同题于狱壁诗)的高尚品德,这些描述不仅整体就连情节也是真实的,当然,这其实不过是寻找种种机会释放自己的道德正义感罢了。“尽管政见不同,他作了特别多对我不公平的事,我还是君子般地当他为朋友。”(林清如《我的黑白青春•林清祥遗稿片段》)以林清祥的宽阔胸怀对比李光耀的“报复”、“以牙还牙”、“绝不会忘记”的狭隘心胸,不在同一人格品位上,一只凤凰一只鸡,人品境界立见。 阅读更多 »

唯我论述的迷思──我读《新加坡双语之路》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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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良    2012-4-15
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index.php?option=com_k2&view=item&id=5338:&Itemid=201

李光耀这位大家长,总是“苦口婆心”要子民听话学习。于是,在自我美好的错觉中,一切的功劳都归功于他的“劝导”。今天再举例解说。

老人家喜欢回忆当年勇,炫耀他曾参与的1956年《立法议院各党派九人委员会华文教育报告书》(以下简称《1956年报告书》),来证明自己在很早很早以前就有了的开明与苦心。这是由各党派出一、二位代表组成的华校调查委员会,李氏代表人民行动党,当时还是反对党。《双语之路》多次提及这份报告书,其中说到:

“……报告书也表示希望南大能够提供马来文这项科目,并向各族开放。”(页76)

言下之意,是委员会向南大的要求(“表示希望”)。但查看《1956年报告书》,是这样写的:“(南大)大学负责计划人员对本会委员保证,有意设立包括巫文之东方学术研究院,此诚可令人鼓舞兴奋。”(中译本,页30)这里并没说是委员会向南大“表示希望”,反倒是南大当局主动表示“有意”要开办马来文课程。至于所谓的要南大“向各族开放”,《1956年报告书》如此写道:

“吾人(委员会)希望,一若南大发起人之意旨(英文版第36页:‘It is hoped that, as the sponsors intend’),此间大学及马来亚大学,能同样开放予新加坡居住而认本地为其家乡而效忠之各民族。”(中译本,页30)

看,连《1956年报告书》也承认,开放给各族学生为南大发起人原有之“意旨(intend)”(这个“发起人”便是陈六使等人了)。这点可印证于南大其他文献,也符合历史事实。连自己参与撰写的重要文献,都能这样自我否定,颇有“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的精神呵。如此闪避滑过,倒果为因,李氏即巧窃了美名,也把南大宣染成一所极端的沙文主义大学了。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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