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李光耀回忆录》解读——李光耀和英国的渊源

伍依    2017-3-23

李光耀对英国人是忠诚的，考虑的是英国人的利益。1967年英镑即将贬值的时候，李光耀说“威尔逊首相一心要挽救他的政府，他说要‘最先考虑英国的利益’是当真的。于是我在12月18日写信给威尔逊，追述新加坡政府忠诚地支持英镑，结果在这次贬值行动中损失了1.57亿元，其中货币局损失60万元，新加坡政府6500万元，法定机构2300万元。

人类这种动物，脑子里的价值观一旦形成，很难改变。李光耀之于和英国有很深的情结，是浸淫于英国生活模式终身，是英国文化侵略的结果。“祖父出于对英国人的仰慕，给我多加了一个洋名Harry（哈里），于是我的全名变成Harry Lee Kuan Yew（哈里李光耀）。我的弟弟金耀和天耀也分别取了教名，前者是Dennis（丹尼斯），后者叫Freddy（弗雷迪）。”虽然因有了洋名，李光耀“总觉得自己是个怪孩子”，踏入政坛后，不再使用洋名，但其夫人仍是“Harry”不离口。可见李光耀从祖上就丢失了中华民族的本性，丢失了灵魂和自信，整个家族学着学着就学到了西方。

别忽视了李光耀的芝，那是李光耀的吕后^（注）。陈加昌在《我所知道的李光耀》一书中举了两个例子：“平常看到他因一些琐事对属下过于挑剔苛求，太太不想给属下太过难过，常会提醒丈夫：‘哈里，不要过于计较(Don’t be so fussy)”；“执勤的空中小姐……的华语不够纯正……叫她前来，此举吓坏小姐，差点哭出来。夫人在旁边忙说：‘Harry enough’。”

柯玉芝不仅在细节上管束着李光耀，在政治上更是李光耀的慈禧太后，妇唱夫随，李光耀每次出访，柯玉芝一定在李光耀身边，这是世界各国总理出访及其少见的。

李光耀在夫人柯玉芝葬礼上的悼词上说：“她警告我不可以相信我的新伙伴，也就是由林清祥领导的左派工会人士。”“没有她，我会是个不同的人，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因产假留在家中的芝，改进了我草拟的声明，让它们更简单和清楚。”“她协助我草拟人民行动党的党章。”柯玉芝的分量可想而知。

柯玉芝和李光耀一样，与英国有着不同寻常的渊源。“她则回到前莱佛士学院，尝试争取每年只颁发两份的女皇奖学金。我们知道只有一名新加坡人能够获得奖学金。我有了所需的资源，因此便乘船前往英国，并希望她在得到奖学金后可以和我会合。如果得不到奖学金，她必须等我三年。……在隔年，也就是1947年6月，她获得了奖学金。”新加坡仅有的一份名额就落在了柯玉芝的份上。《风雨独立路——李光耀回忆录》中说：“我打消了回莱佛士学院争取女皇奖学金的念头，而计划尽快到英国去。……7月间我接到便条，通知说能安排我登上一艘运兵船，在1946年10月送我到伦敦。”

又是“运兵船”！李光耀说“我有了所需的资源”透露了什么呢？

在李光耀的回忆录中，毫不讳言自己和英国的渊源。“布什当时也在场的美国大使霍尔德里奇，20年后在回忆录中写道：‘李光耀，我曾经在多个场合听他把自己形容为‘最后一位维多利亚人’”。

在《风雨独立路——李光耀回忆录》中，李光耀就详述了从他父亲“他在圣约瑟书院受英文教育”，“在蚬壳石油公司找到一份仓库管理员的差事”；“我的祖父李云龙……据父亲说，祖父在莱佛士书院念到5号”，“他在1926年可以自行决定从黄仲涵基金拨出15万元，捐给莱佛士学院作为经费”，“祖父的生活很西化。这是他在轮船上当事务长，同英籍船长、大副和轮机长日夜相处的结果”，“祖父出于对英国人的仰慕，给我多加了一个洋名Harry（哈里）”，“例如那套美观坚固的家具，是本世纪初叶罗敏申公司或然利直公司从英国进口的；又如那装上斜角玻璃片的精美橱柜，可供摆放艺术品；再有那些小橱和衣橱，橱门还刻上代表他姓名的英文字母LHL”，“仪态端正，穿着像个英国绅士”，“我穿着从英国进口的过度讲究的西式童装，或是坐在价钱不便宜的童车里”。

这样的西化家庭，在文化上已经与中华民族完全脱节，甚至毫无关系，怎能熏陶和培养出一个具有民族情感，民族自尊的人？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在全民族抵抗日本侵略的时候，李光耀会自动为日本法西斯工作的原因了。

日本投降后，李光耀“便去找主管公共工程的英国军官们，向他们打听有没有建筑工程可做。经过两三次的努力，终于同军管亚历山大路日军货仓的一个印度旅谈成了生意。”

在去英国留学之前，李光耀“我拿着信找让我包工的英国少校，问他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搭上一艘运兵船。少校让我同负责运送军队的军官接洽。1946年5月间，……答应帮我的忙。7月间我接到便条，通知说能安排我登上一艘运兵船，在1946年10月送我到伦敦。”

从李光耀搭上大不列颠号的那一刻开始，英国人就已经选择了李光耀为后殖民时代的新加坡政治接班人。

后强权政治的国家竞争力，如何持续发展?

否极泰来      2013-4-12
http://pijitailai.blogspot.sg/2013/04/blog-post_12.html

八十年代的英国在撒切尔夫人领导下，国家声望，经济竞争力大幅度提高，给予英国人自信，自豪，但是也给国家带来南北经济发展的分裂，人民思维，做事的理念分裂。而她的过世，并没有结束这个争议^#1。

撒切尔夫人是否有给英国留下一个可持续的国家竞争力？或许说强权政治10年（1979-1990）后的英国，其竞争力是否胜过同时期和以后的西欧德法，北欧四国。今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答案好像是：

殊途同归。

德法虽然面对欧债危机，其经济竞争力，还是不容忽视，尤其是德国，竞争力应该在英国之上。北欧四国更在英国之上。这么说来，为何英国在大力推行自由经济（国有企业私有化），大力追求最大利益的时候，竞争力没有进一步超越德法北欧，经过九十年代，21世纪前12年，最多也不过打成平手。

反过来说，这些西欧北欧国家，在比较重视福利的压力下，如何做到英国那样的竞争力。如果根据撒切尔夫人的政治理念，这些欧洲国家，经济，竞争力一定不如英国。为何他们之间没有产生巨大的竞争力差别？

也有可能，没有撒切尔夫人，英国的竞争力将不堪设想，远远落后西欧北欧。

或许，进一步来说，这两种模式都无法提高国家竞争力。因为，欧洲和英国的经济，竞争力在21世纪将会落后于新兴的亚洲国家和金砖5国。后发国家更能超越先发国家，一方面是起点低，另一方面是有学习的对象，借鉴。

那么，新加坡在行动党一党独大，强权政治后，将会如何可持续的提高国家竞争力。而这个竞争力，在不同的背景下（我们已是发达国家，前面没有借鉴对象，新政治常态等等），要以什么方式持续增长下去？

欧洲国家和英国走不同的道路，殊途同归，竞争力的差距又回到原点。当全国对话要把议题提高到讨论哲理问题时，我们很有必要强调民主，公平和自由的选择权。欧洲和英国公民在自由民主平等的选举中，选择不同的道路，竞争力的结局却异曲同工。这说明了什么？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