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今日之我打倒昨日之我：两个贝淡宁的战争

何典    2015-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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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淡宁（资料图）

贝淡宁 (Daniel A.Bell,丹尼尔•贝尔）生于加拿大，拥有英国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先后在新加坡、美国、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他现在还是清华大学伦理学和政治哲学教授、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讲席教授。就在不久前，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他的新着《中国模式：政治精英体制和民主的局限》。

作者在书中对西方民主制度和中国的政治制度进行了比较。该书的核心结论是：中国的精英政治制度原则上是正确的，比西方选举政治更适合中国，西方若了解这种制度的运作模式，也能从中获益不少。这其实是贝淡宁教授的老生常谈。

贝淡宁教授这两年大力鼓吹“贤能政治”，每每举新加坡为成功的样板，这让他的一些老读者倍感惊诧。就在2012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版《城市的精神》（英文版出版于2011年）一书中，贝教授还痛斥李光耀是“现代法家”，新加坡的政治体制是“家长制政权”，不过才一眨眼的工夫。贝教授就像变魔术一样， 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的勇气，的确令人佩服。

这里冒着“断章取义”甚至“扭曲”的危险，略作摘录，间加评点，俾便大家学习参考。

《城市的精神》中的新加坡

据贝淡宁自述，1991年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决定聘用他，是因为他在牛津大学的博士论文写的是社群主义，这种思想很合新加坡的胃口。让他觉得意外的是，新加坡方面负责面试他的不是什么学者，而是该国驻美大使，后者只问了两个问题，你念大学的时候去古巴干啥了？你是共产党员吗？贝淡宁很好奇对方怎么知道自己曾去过古巴，但还是据实回答：不是共产党员，去古巴是学校组织的热带农业之旅。这样就过关了。

来到学校后，贝淡宁向系里提交了给学生指定的政治理论入门读物，结果系主任把他叫到办公室，告诉他要多讲一些社群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和女性主义，强调他不应该向一年级学生讲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论自由》。这一下子引起贝淡宁的反弹，于是他在新加坡成了“不和谐的存在”。三年后，他被解聘了。

除了个人的这段倒霉经历，究竟贝淡宁在新加坡看到了什么，使他认为这不是自己理想中的社群主义城邦而痛加挞伐呢？

……一种极端形式的个人主义，比我在任何西方国家遇到的更加个人主义的生活形式，这破坏了国家创造愿意为公共利益作出牺牲的爱国公民的目标。正是在认识到社群主义言论和个人主义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异后，我开始反对新加坡的社会和政治体制。

（未标出处者，均引自重庆出版社版《城市的精神》）

这里的个人主义，指的是新加坡人的政治冷漠。为了保障经济的发展，新加坡政府对工会、反对派、媒体采取压制策略。这种压制的结果，就是大部分人的政治冷漠和优秀人材的流失。

2007年对新加坡年轻人的调查显示，一半以上希望移民到其他国家。许多人尤其是向上流动的阶层已开始行动了。新加坡的平均人才外流率是26.11‰，这是世界第二高，至少可以部分归咎于限制性的政治环境和法律过于严厉。

难怪李光耀逐渐认识到新加坡人需要另外“三十、四十、五十年”才能养成国民对国家整体的感情。他没有说到的是，正是其政治体制应该为进步缓慢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