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功过 由谁评说

郑谦       201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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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新马两地出版了一本新书：《新加坡1963年的冷藏行动：50周年纪念》，分为中英两种版本，供中英文教育人士阅读。书里收录了傅树介、林福寿两位医生，陈仁贵律师以及赛查哈理的个人政治活动生涯，以及他们遭受人民行动党政府以内部安全法令长期拘留和恶劣对待的，颇为详细的经过。其中更重要的是提到他们和受华文教育的反殖领袖林清祥等一起与李光耀从事反殖民主义斗争，争取国家独立的经过。

从傅树介写的《生活在欺瞒之中》，我们能从字里行间感觉到他内心充满了怨气，也对华文教育的左派人士感到不满，认为左派人士在那段时期把李光耀当为不可或缺的人物，对他处处忍让，被他劫持。尤其在李光耀与王永元争权夺利，行动党将王永元开除出党，王永元提出十六提案，并辞去芳林区议席，参加芳林区补选，林清祥和他所领导的左翼工会、大学学生会、校友会以以及乡村居民团体，不但没有支持王永元所提的，基本上是左派人士和广大劳苦大众心声的十六提案，反而号召群众，要在反殖的前提下要维护左翼内部的团结，支持人民行动党旳候选人易润堂。结果王永元得胜。

傅树介认为林清祥和左派的作法是不根据原则，而是一种投机取巧的举动。不仅如此，他还提到吴庆瑞曽经为了新兴工业工友联合会一事，警吿林清祥不要插手，否则就要和左派决裂，同时也提到左派在林德宪制谈判，李光耀接受三•三•一制的内部安全委员会，允许联合邦和英国插手我国内部治安大权，没有坚持反殖立场，坚决反对，对李光耀一让再让。

说起傅树介和他所属的社会主义俱乐部以及《华惹报刊》的一群朋友们，众所周知，人民行动党1954年末筹备成立时，李光耀曾经大力争取他们，他们也积极参与，而且和李光耀过从甚密，但是始终未能被李光耀接纳。其中的原因是：首先李光耀是一个自命不凡、狂妄自大，领袖欲和权力欲很强的人。他相信的是西方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他对栽培他的大英帝国的法律和政的治制度深信不疑，推祟备至。他之所以提出反殖和社会主义的口号，只不过是要以此争取人心和蒙骗群众。他认为英国人应将政权交给他们，由他们代替英国人统治新马，将英国人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传承下去，并将之发扬光大；二、他知道除非他和他的一伙人拥有群众支持，英国人是不会轻易的将政权交给他们的。

傅树介和他的朋友们的政治观点和他南辕北辙，他怎么会接纳他们呢？他只不过将他们当作他的棋子来利用，怎么会和他们推心置腹的共商大亊，共襄义举。仔细想来，傅和他的朋友们真有点天真和一厢情愿，特别是这批左翼的英文高级知识份子没有什么群众基础，李光耀更不把他们放在眼里，除非他们像王邦文一样，对他言听计从。

关于左派和人民行动党结盟，共同反对殖民主义，争取国家独立，有的人由于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取得政权后，过桥抽板，恩将仇报，联合巫统和英殖民义者，采取内安法不停的逮捕，监禁，驱逐左派人士，封闭工会和团体，对左派赶尽杀绝，认为是受了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的蒙蔽和欺骗。

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是怎样的一个人和什么样性质的一个党，左派人士不是完全一无所知。左派当时所以要和李光耀合作，一是出于无奈，因为殖民主义者绝对不允许左派人士出来组织政党，从事反殖和争取国家独立的活动，尤其是受华文教育的左翼人士。

殖民主义者颁布紧急法令前，新加坡本来有一个由一群受英文教育的律师和教师专业人士组成的马来亚民主同盟(MDL)，后来也不容于英殖民主义当局，被迫解散，其领导人还被逮捕和驱逐出境。所以人民行动党一成立并标榜反殖和社会主义，左派人士为了推动反殖运动，和拥有一个公开，合法的平台来展开活动，当然乐于接受。

不但如此，所有一切工会和群众团体，只要能让左派人士加入从事团结群众，争取群众切身利益的，左派人士都一概重视和积极参与，尽管这些政党和团体的领导人可能在一些事情上，观点和做法上可能无法和左派人士完全一致，也应在求同存异的原则下，争取合作。

李光耀当初倡议组织人民行动党和提出反殖和社会主义作为号召，要求受华文教育的左派人士和工会领袖共同发起，我们当然当仁不让，原则上给予支持。

左派人士内部对此有过一番讨论，也出现不同意见，有的人持反对意见，认为应阻止他们进入我们的范围，但最终还是认为他们是受英文教育的人士，对受英国长期奴化教育和蒙骗的英文教育者会起一定的，正面的影响和作用，在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的原则下应和他们建立关系。

在反殖和争取广大劳苦大众利益的群众斗争的过程中，左派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基本立场，对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领导层在反殖问题上出现的动摇和摇摆不定和怀有私心的念头，左派人士还是坚定的反对的。

1955年第一次林德宪制谈判，林凊祥就和马绍尓站在一起坚决要求拥有完全自治的权力，反对英国政府插手内部治安，李光耀却没有这样做。1957年人民行动党召集工团讨论林德宪制探讨行动党应采何种立场时，工团也表达了自已的看法，坚决要求完全内部自治，反对英殖民主义者干涉内部治安。李光耀却赞成由新加坡，英国各拥有三票，马来亚联合邦拥有一票的内部安全委员会。

这是带有原则性的问题，左派工团坚决反对李光耀的作法，曾经要求杜进才致电李光耀表示反对。李光耀不但没有采纳，反而和林有福以及自由社会党一伙赞成英殖民主义者的阴谋，同时并接受英殖民主义者提出的遭受公安法令扣留的左派人士不得参加1959年的自治邦大选。

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从成立开始就处处强调他们本身固有的政治立场，强烈表示他们要掌控党的领导权，要求左派专心致志去搞工运，不要插手行动党的党务，并对华文中学生热烈维护华文教育，大力支持南大表示不满，认为那是沙文主义的表现。

林清祥为照顾内部团结，没有参加行动党第二届中委会选举，第三届才参选，并获选为副秘书长。同时入选的还有蒂凡娜，T.T.拉惹、吴文斗和谢奕田。左派和李光耀等人在某些问题上看法上难免有分歧，李光耀等人对左派人士的看法和做法也常有微词，尽管如此，左派还是牢牢控制住大局。

李光耀等人当时并没有获得多少受英文教育者的支持。当时受英文教育者由于一路来受奴化教育熏陶，是殖民地社会的既得利益者也是统治者的宠儿，在政治上，思想意识上是极端亲英和反共的，只有少数政治觉悟较高的才对殖民统治不满，所以李光耀等人还必须依赖左派。

1959年大选，行动党获得压倒性的胜利，取得54%的选票，广大华文教育者和劳苦大众几乎都支持行动党，大多数受英文教育者和马来群众都支持林有福的人民联盟和自由社会党。行动党上台后，曾经发表训斥受英文教育者的讲话，引起受英文教育者的惶恐不安，觉得尊严受到了伤害，曾有部份公务员想要辞职不干，林福寿写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一文中有提到此情况。

1963年大选，行动党取得47%的选票，38%来自右翼的选票，只有9%的选票是1959年投给它，因为人民联盟只剩下8%的票，其余的票都跑到行动党那边去了。1963年大选，社阵声势浩大，很可能会上台执政，行动党以此恐吓选民如果社阵执政，联邦军队会开过来，引起右翼选民的惊慌，集中把选票投给行动党，因为李光耀能说善道，比林有福可靠。这说明在城市的国家，只要国家经济还能运转，还有不少人不想改变现状，从事议会民主斗争旳朋友应紧记此点。

1961年左派和行动党在新马合并以及大马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和行动党分手。社阵成立时，行动党有二十三个支部土崩瓦解，行动党总部几乎所有的组织秘书都参加社阵，人民协会和属下的联络所管理员也绝大部份阵前起义，建国队也倒向社阵。李光耀曾经说，行动党共有三道防线，第一道是支部，第二道是人协和联络所，第三道是政府公务员。和左派分手，他的三道防线垮了两道，只剩下政府公务员和二十六位立法议员和部长。

左派有没有被劫持？在铁的事实面前不是一清二楚吗！左派在个别非关键问题上与行动党产生分歧，如新兴工友联合会参加职工总会(TUC)一事，没有和行动党力争，是为了顾全大局，不要因小失大。如果为了诸如此类的事应与行动党起争执，我们和行动党的合作早就一拍两散。释放还在关押的政治犯不是更严重吗？当时孙罗文、卢大通、林清如等一批同志还在牢里受苦，可是我们没有忘记他们，还不断的给李光耀施加压力，与他据理力争。

我们和行动党的统战关系是建立在又联合又斗争的基础上，我们总是尽量保持在斗而不破的力度上。行动党知道他需要我们的支持，因为我们有广大的群众支持，尤其在还未执政前，我们也需要行动党作为掩护。我们和行动党从1954年开始合作到1961年分裂，我们的群众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领导这场斗争的领导人年龄不过三十来岁，学历不过华文中学高中，能有此成就，难道不值得人家认同和尊重吗？

行动党内的左派支持者始终对李光耀等人是有看法的。1957年行动党举行第四屇中央委员会改选，李光耀提出一份八人名单要求大会一定要投这八个人的票，还要大会通过他提出的非共立场的议案。但是大会没有听从他的提议，结果他提的八人名单有五个人入选，王永元和两位马来党员没有入选。这些左派支持者选出六位党员进入中央，于是引起李光耀等人的强烈不满拒绝出任领导要职，造成行动党分裂。英殖民主义者和林有福乘机下手抓人，逮捕了吴文斗、陈世鉴、陈从今、陈贡元和王才安以及一批支部执委，党员。一批工会领袖也同时被捕。

李光耀等人在1956年10月26日晚，林有福傀儡政府将林清祥、方水双二百多人投入监狱，就产生了错觉，以为左派已受重创，一时难于恢复，正是他们伺机巩固自己势力的时候。于是在第四届中委会改选大会上提出一份八人名单，但不包括原中委T.T.拉惹、吴文斗和陈从今，要求大会必须接受他提出的非共立场和投选他提名的八人。到会党员没有按他的提议投票。他属意的王永元，两位马来党员没有中选，由各支部提名的陈贡元、王才安、陈世鉴却中选。原中委吴文斗、陈从今、T.T.拉惹、李光耀、杜进才、吴秋泉、陈维忠、依不拉欣蝉联，陈翠瑺也入选。

李光耀等人对此极为不满，拒绝担任领导职务。无论左派如何恳求，让步，各方如何劝说，调解，他都拒不接受，一直到林有福将勉为其难地担任领导的其中五人关进大牢，T.T.拉惹辞职，他们才重掌领导重任。紧接着他们就修改党章：“由中央委员会委任干部党员，再由干部党员选出中央执委”。从此李光耀等人就劫持了行动党。

随着李光耀和林有福眉来眼去，准备组织联合政府，左翼得悉此事后，马上采取应变措施，对李光耀破坏左翼团结，损害反殖斗争事业的恶劣行径决定给予适当的“斗争”。恰好马绍尔决定组织工人党，许多不满林友福和李光耀工会人士都纷纷响应，左派于是决定一些工会执委也去参与其盛。

工人党成立，对林友福和劳工阵线打击不小，许多印度人纷纷离开劳工阵线加入工人党。1957年12月举行市议会选举，行动党派出14人参选，中选13人；工人党派出五人参选，4人中选。王永元竞选市长，工人党全力支持。李光耀看到工人党五人参选四人中选，而且是在左翼工会支持下取得的胜利，其中郑越东是来自左翼工会，令他大感震惊，一时恍然大悟，赶紧通过关系要求会见左派领导人。这就是李光耀秘密会晤方壮璧的由来。

李光耀一跟方壮璧见面，就马上要求郑越东退出工人党并辞去市议员职务。原来，自命不凡的李光耀心目中只有马绍尔的辩才可以和他一见高低，他担心左派因不满他，改去支持马绍尔和工人党，他将损失惨重。

他知道只要左派撤回对工人党的支持，工人党就将应声垮掉，他的隐患也就解除了。方壮璧如嘱照办，李光耀也恢复了和左派的友好关系，双方口头上达成了几项协议：左派全力支持行动党参加1959年5月大选，行动党执政后，必须释放在押政治犯，行动党政府不得逮捕左翼人士，允许左派有活动空间等等。

于是，1959年5月31日自治邦大选，行动党在华文教育者、广大劳苦大众、小贩、德士司机、家庭主妇的支持下取得压倒性的胜利，李光耀就任自治邦政府总理。林清祥等八位职工领袖也从樟宜监牢在众人燃放鞭炮，群众的热烈欢呼声中载誉归来。左派和行动党的短暂的蜜月期也随之展开！

至于1961年人民行动党闹分裂，人民行动党开除王永元，王永元提出十六条提案，要求释放政治犯等，并辞去芳林区议员职务，造成芳林补选，左派当时没有支持王永元，反而号召在维护左翼团结，坚持反殖的大前提下，支持行动党中央；直到今天还有人耿耿于怀，认为千不该，万不该支持行动党中央，应该支持王永元打倒行动党。

事隔52年，回首往事，事情对错不是一清二楚吗？王永元是怎样的一个人，到了今天，我们还看不清楚吗？王永元是当时人民行动党的财政。1956年10月26日晚上殖民地军警以武力驱散在华中和中正两间华文中学集中抗议的华校生，包围了所有左派工团，逮捕包括林清祥在内的两百多个工会执委，干事。过后行动党加紧控制各支部，不断声言行动党是一个非共的政党，不是共产党。王永元到各支部巡视时，发现支部党员唱中国民歌和抗战革命歌曲就说那是共产党歌曲不准唱，引起许多支部执委和党员不满。于是在1957年第四届中央执委改选时不孚众望落选，而他恰恰是李光耀强力要求大会无论如何必须选举的八人名单中的一位。

受了这次选举风波的打击，他突然改变姿态，在1957年市议会选举时发表甚为迎合群众心声的言论。行动党派出14位候选人13位中选；工人党派出五位候选人4位中选，市议会由32位市议员组成，行动党拥有最多席位，得到工人党的支持，组成市政府，王永元出任市长。

王永元一走马上任就采取平民化作风，允许市民旁听市议员开会，大力扫除官僚作风，反对市议会员工慢待排队缴水电费的市民，不准车辆注册局官员无礼对待德士司机，禁止贪污。王市长甚至微服私访，还举办清洁运动，市长，市议员拿起扫把，走上街头和市民一起清除垃圾，还举办反随地吐痰运动，一时甚得市民好感，赢得许多小贩、德士司机和劳苦大众的好评，为他自己和行动党赢得了人心。

1959年5月31日自治邦大选，行动党51席中选43席，是一场压倒性的胜利。大选胜利后，行动党12人中委会开会选举自治邦政府总理，王永元挑战李光耀。李，王各得六票，杜进才以主席身份多投一票给李光耀，才分出胜负，由李光耀出任总理。从此以后，李光耀就对王心生不满，产生了心病。

王永元担任国家发展部长，企图大展鸿图，大事建造廉价组屋，解决严重的屋荒问题。可是王永元要求财政部长拨款，吴庆瑞始终无法一一满足他的要求。此中原因不知是政府国库实在缺钱还是李光耀有意阻止他借此争取民心，日后再同他争一日长短。于是李，王两人的矛盾日益加深，甚至表面化。

王永元在内部治安委员会提出释放全部还在关押的政治犯，这一连串的举动令李光耀忍无可忍，于是召开中委会和内阁会议批斗王永元并决议开除王永元的党籍。

王永元于是辞去芳林区议席并参加该区的补选，提出十六条提案作为竞选纲领。十六条提纲完全符合左派人士和广大劳苦大众的心声，尤其是废除公安法令和立即释放政治犯。由于芳林选民认为王永元当市长所作所为都是符合人民的利益，为行动党立下汗马功劳，行动党开除王永元是完全不仁不义之举，为广大群众所不齿，王永元轻易得胜是情理之中，左派对此心知肚明。

左派当时有三条选择：第一条保持中立，第二条支持王永元，第三条支持行动党，左派再三斟酌，选择第三条。行动党执政后，左派觉得它的反殖立场有点摇摆，没有遵守诺言释放全部政治犯，如果左派在王永元的问题上不支持他，必然会引起他的反感，以李的性格，他必然会认为左派在背叛他，在他面对重大挑战时弃他而去，如此一来，必然会加深彼此之间的矛盾，破坏了建立在反殖立场上的团结关系。李可能借此与左派分裂，坏了左派的反殖大业。左派勉为其难，明知这样一来，难免会引起一些群众的不满，也只好硬着头皮，迎难而上。不过左派没有像行动党一般指责王永元搞个人崇拜、说谎、发假誓、明明结过婚却发假誓说尚未结婚。左派不断强调分裂是破坏反殖大业，强烈反对分裂。

说什么王永元提出十六条提案是要重申行动党建党时的纲领其实是被王的花言巧语所蒙蔽。王永元本质上是一个自视甚高，和李是同一类型的人。他和李一样，都是信仰西方资本主义制度，骨子里也是反共的。只是他不是峇峇，他懂得中文会讲自已的福建方言。

在还没有发生1957年选举风波前，他的言行和李同出一辙，大谈行动党非共。当上市长后言行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他当市长的言行，在保守的英文教育的人看来，他简直就是一个共产党。如果他是一个有志于反殖事业的人，却不见他主动积极的去接近反殖的人士，他和党内的部长，议员没有什么来往，关系并不密切。他显得高高在上，在左派工会和团体里，他没有一个朋友，他退出行动党后，跟他同进退的只有令甘和黄庭坚。

有人说，当时如果支持王永元就可打倒行动党和李光耀，其实他要争取的就是原本支持我们的群众，他的支持者和左派是重叠的，1963年大选的结果不是看得很清楚吗？要不是他的党搅局，社阵可以多得八个席位，他之所以提出十六条提案是要逼使左派不得不支持他，他的这一招完全是出于权谋，和这样一个极端个人英雄主义的人能够共举大业吗？

他曽经劝何佩珠不要支持社阵，要支持行动党。当行动党在立法议会只剩下二十六席时，令甘吃回头草，重投行动党怀抱，听说是他策动的。在社阵和行动党之间，他还是选择行动党，要不是行动党内一山不能容二虎，他是不会离开行动党的。他之所以提出左倾的口号和政纲完全是想把群众从行动党手中抢过来，因为行动党是靠左倾和进步政纲才取得广大受华文教育的中下层群众的支持，所以看问题不能只看现象不看本质，相反的应通过现象看到问题的本质。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马左翼人士从事轰轰烈烈的反殖民主义，争取国家独立的伟大斗争事业已成了历史，载入史册供人评论。我们这群有幸还活下来的人，个个都已经是耄耋老人了，回首往事，谈论当年左派斗争事业由于国内外种种因素，未能取得预期的成功，虽然感到遗憾，但我国历史也因我们的牺牲和付出，大大的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而且还继续在我们的子孙的以不同方式推动下滚滚向前发展，我们也可以吿慰自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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