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志

有关新加坡政治、社会、文化的报道、分析与评论

从国文国语到华语华文的转折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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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维介   2019-11-13
怡和世纪 第39期 2019年4月

虽然新马的“华文”、台湾的“国文”、港澳的“中文”与中国的“语文”,是“Chinese Language”在各自教育体系中不同的称谓,但是它们所指的都是汉语的学习。称谓有别,是政治催化的结果,里头有历史的积淀与沧桑。它不似“公仔面”之于香港;“泡泡面”之于台湾;“快熟面”之于新马;“方便面”之于中国大陆,只是地域的用词差异,不具复杂的政治历史元素。

华校百年,它所使用的“华文科”课本以及它的科目称谓,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透露着不同的政治认同信息,把这些片段缀串,便能勾勒出新加坡政治历史的发展轮廓。新马华文教育与中国脐带相连,它一起步就毫无保留地复制了中国的教育体制,后来的本土化进程,则甩不开新马政治的影子。当地的政治晴雨潮汐,强力地主导着南洋华校的枯荣,这一文化现象也同时反映于当地华文报章的成长生态上。

本地华校以普通话作为教学媒介语,与中国旧王朝结束的历史发展齐肩并行。1912年清朝覆亡前夕,西潮涌现中国社会,传统文化面临海啸式的冲击,教育也一并受到西方时潮洗礼。1916年推广白话文的概念浮现后,蔡元培等人于翌年成立了“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提出“言文一致、国语统一”的新主张,并敦促北洋政府在文化与教育上落实“国语”,以实现中国改革的目标。国语运动在短短的三五年间,凝聚成强大的社会共识,白话文、注音符号、新式标点符号等等新事物陆续出炉,国语运动、新文学运动、汉字拉丁化等等事项旋出缤纷的文化光环。1910年代后半期开始,新式学堂在神州大地遍地开花,直接影响了南洋华校的变异,以私塾、学塾为核心的教育城堡迅速崩塌,新学堂在二十年代春笋般生长在南洋的土地上。

一切从《字课图说》开始

1901年上海澄衷学堂校长刘树屏编写的《字课图说》。

新式学堂在发育“变声”的阶段,语文科目所使用的课本,其实并非冠以“国语”或“国文”的名堂,主导着“读书识字”内容的科目称谓,是《字课图说》——这是教育转型、发育的“尴尬”阶段所使用的识字教本,这些“启蒙学堂字课图说”,担负着开启儿童心智的先锋责任。

作为启蒙第一步,《字课图说》的内容自然以汉字的学习为基础。所谓“读书先识字”,掌握汉字的形、音、义,是进阶中文世界的门槛。作为语文入门教材,《字课图说》犹如一册文图并茂的字典。每个单字的内容都包括读音、释义、构成词以及示意图四部分。《字课图说》的凡例,说明它是“专为小学堂训蒙而作,故词尚浅近,一切深文奥义不及焉”。它挑选了三千汉字作为学习材料,“皆世俗所通行及书牍所习见者”。

据石鸥编着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描述,1901年上海的“澄衷学堂”是第一所由中国人创办的洋式学堂。当时澄衷学堂的校长刘树屏编写了《字课图说》作为识字教本,可视为中文教科书的雏形。1902年,无锡“三等公学堂”编印了《蒙学读本全书》,内容由浅渐深,楷书石印,附有插画。以当时的审美标准而言,那不是普通的美,因此面世后广受欢迎,被誉为同时代最完备最漂亮的新式教科书。

1906年“国文”称谓首次登场

《国文》正式成为语文科目名称,该是1906年左右的事。石鸥的《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收集到的最早《国文》版本,是1906年学部图书编译局出版的《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以及190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女子国文教科书》。同个时代,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学国文教科书》,用的也是“国文”的称谓,可见当时中小学都共同使用“国文”之名。

当时新马是英国的殖民地,神州大陆却是当地华人心中坚定认同的祖国。一路来,清朝政府都有派遣官员南下巡查南洋华侨教育的传统,这种做法并没有因大清王朝的覆亡而中断。接棒执政的中华民国或北洋政府也都以扶持海外华侨教育为己任,一如1949年以前南洋各地的中文报章,绝大部分都无法摆脱民国政府的幕后操作,总编辑多通过政府举荐或委任南下执行任务,报章封面版都冠上“中华民国”的国号。华文教育这块文化蛋糕也是如此,1950年代以前,许多华校校长都由中国方面举荐,华校使用的各科课本也清一色来自中国,内容自然以中国为主轴,就像新马英校使用的教科书,也来自“祖家”英国,这都是殖民时代本土意识模糊、欠缺编印教科书条件的结果。既然以中国为认同对象,沿用来自中国课本是如此的理所当然,当“国文”称谓在中国登场了,南洋华社自然全单照收。由于国民政府主导着海外华侨教育的意识型态,因而中华民国、中华民族、中国人、三民主义、国语等概念遍布于教科书里。这种政治教育南移现象,在南洋维持了约四十年光景。 阅读更多 »

工人党领袖有多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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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GO Report Analysis    译者:新国志    2019-11-6
https://kueh-lapis.github.io/ahtc-ago-comparison/

工人党领袖应对任何导致公共资金管理不善的行为负责。但是,为什么对待对其他公共资金管理不善的案例却是比较随便呢?为什么公共资金的保管者不关心公共资金管理中的其他失误?……如果这两个问题不能得到满意的回答,那么我们可以说,在这些审计问题上针对工人党领袖,是对反对党领袖的不公平对待。

具有重大意义的阿裕尼—后港市镇会案件是针对工人党领袖公共资金管理不善的指控展开的。自2012年以来,人们在这个问题上投入了如此多的关注、精力和金钱,我不禁想知道——相对于总审计署对所有政府机构的审计结果,工人党被指管理不善的规模有多大?

作为一名新加坡人,我希望客观地评估我们纳税人的钱有多少被管理不当,而不管是谁管理不当。

由于总审计署审计报告每年发布一次,所以我采用了以数据为主的方法,计算了相对于总审计署列出的2012年至2017年所有审计案例,工人党审计失误的规模。(你可以在这里详细了解我的数据收集和数据处理方法)

本文希望将5年的报告(或需几周的时间阅读)总结为一篇5分钟的文章。

(注:所有关于非工人党审计结果的描述都是从总审计署的年度审计报告中逐字逐句提取的。你可以通过查看总审计署的原始报告来验证(我已经为你提供了报告年份和段落编号)。对于与工人党相关的审计结果,它们摘自阿裕尼—后港市镇会的申索陈述书和亚洲新闻台(ChannelNewsAsia)对该问题的报道。)

快速回顾:阿裕尼—后港市镇会案件的要点

针对工人党领袖的指控可分为以下几类:

1. 采购:豁免竞价的理由薄弱。在2012-2013财年,FMSS在没有招标的情况下被任命。在2012-13财年,FMSS共收到660万元。

2. 采购:采购过程中的失误。LST Architects承包了阿裕尼—后港市镇会10个项目,其中有7个项目的价格比Design Metabolists公司的价格要高,但是没有提出合理原因。这导致阿裕尼—后港市镇会额外承付总计280万元。

3. 关联方交易中的失误。据称,工人党领袖建立了一个有缺陷的治理体系,为向FMSS支付不当款项提供了便利。在这3,370万元中,2012-2013财年支付给FMSS 660万元(没有招标),2013-2015财年支付给FMSS 2,710万元(FMSS作为唯一投标的供应商中标)。

在接下来的2个部分中,我将就工人党的失误和总审计署所有政府机构的审计结果,在这3个类别,做一个“苹果对苹果”的比较。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十一月 10, 2019 at 11:00 下午

北京与李光耀交往历史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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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9-11-9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25285

刘晓鹏《爱屋及乌:北京与李光耀的友谊1954-1965》使用同名的英文稿重述,呈现格式与重点不尽相同。英文版是学术论文备有引用注解及参考目录。

论文资料来源有三,主要是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其次是美国国家档案馆资料。这些新资料有利厘清一些新马华人政治的悬疑历史问题。由于注解仅提供论点依据而非资料简介,所以无法判断资料解读的正确性。能够泾渭分明那些文字是档案资料,那些文字是论述观点,会方便其他学者更灵活的引用论文资料。目录列出的新马政治历史参考资料之涵盖范畴表示了局限性,轻者妨碍有效解读资料,重者误判历史脉络。

有别于其他论文,因为不受到政治正确的约束,更大的探索空间使得评述有机会趋向历史真相。例如,引经据典的否定了中国共产党通过马来亚共产党影响新加坡的华人政治。

历史大图像是个别历史小板块拼凑成型,所以厘清个别历史小板块是书写大历史的先决条件。故此,从历史补充的层面阐述一些历史片段给力小历史板块的串联。

其一、从1954年至1965年时间点来看,是李光耀成立人民行动党至成为新加坡总理的时段。期间新加坡政体经历殖民地,自治邦,马来亚州政府,独立共和国的四个阶段。前三个阶段的外交权力是分别掌握在英国人与吉隆坡中央政府的手上。李光耀要等到1965年才掌握新加坡外交权力。也就是说,1965年之前的李光耀与北京关系并非国家层面的关系。

选择解密这一个时间段的历史,不知是否刻意设计还是纯属巧合。估计,这些信息有助厘清中国在时间段内的政治立场。如果说,中国确实从来没有涉足新马的华人政治,则不仅是履行了中国不干涉他国内政的承诺,更是替华校生洗脱了共产党的莫须有罪名。这一个双重政治目的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1955年4月万隆会议,中国周恩来总理告诉东南亚华侨效忠与归属在地政府。意思是,华人政治是在地国的本土政治。换言之,中国不干涉东南亚华人政治。阅读全文»

新加坡模式的政治哲学——从香港流水革命之中新加坡对港评论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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邝健铭    2019-11-8
https://www.facebook.com/xinguozhi/posts/2504737846279312:80

官方“新加坡故事”论述强调新加坡作为小国面对内忧外患,前路危机四伏,国家若要生存,其发展便不能有丝毫差错,与此同时,新加坡执政党政府行事强有力,其官员清廉与具仁心,言下之意,是国家由此强势政府带领便能繁盛发展。对新加坡传媒乃至精英而言,褒扬香港抗争者,形同挑战上述以政府为中心的“新加坡故事”,动摇新加坡执政党政府认受性根基,由是观之——特别是当新一届新加坡大选将临,李显龙提出“五大诉求旨同推翻政府论”便显得合情合理。

自香港反修例运动爆发之后,黄蓝之争不只在香港出现,东南亚华人社群的黄蓝分布,对香港时局的看法也受香港民众乃至香港内外媒体关注。香港网民尤其会留意新加坡针对香港状况的评论,例如8月时,在香港反修例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网上讨论区“连登”便曾刊有以《新加坡官媒:中共解放军进击香港,利多于弊!香港会玩完,但中共会胜利》为题的帖文,文内谈论前《海峡时报》(Straits Times)总编辑冯元良(Leslie Fong)不乏亲中色彩的观点与主张。

新加坡社会上下评论香港现况的观点易受香港民众注意,原因至少有二:第一,新加坡与香港素来被视为比较对象,且在运动期间,香港内外媒体不时报导新加坡如何因香港时局而得益,新加坡舆论自然易被港人留意参考;第二,于香港风雨飘摇之时,相较其他东南亚华人社区的表现,新加坡反应的特别之处,在于狮城政治精英相对积极与踊跃地就香港事务表态。新近例子,是总理李显龙在公开演说指香港抗争者提五大诉求无助解决问题,旨在“推翻香港政府”,此一言论其后广受香港媒体报导,中国网民甚至因而视李显龙为英雄。从香港角度看,新加坡媒体乃至精英的对港观点不无可商榷处,甚至不难被否证,参考价值不如想象般高。问题是,这类新加坡言论所针对的主要对象多不是香港人,其framing 实际上犹如新加坡国家发展论述“新加坡故事”的另类演绎,其内容多少附有内政外交功能。

新加坡媒体乃至精英的对港观点基本上离不开三点:第一,香港抗争者被视为“无法无天”的“暴徒”乃至“恐怖份子”﹑被认定是香港乱局的主要问题根源,因为政府权威不容被挑战,社会秩序不能被扰乱,民众生活不能被干扰。香港警察已克尽己职,为制服“暴徒”而疲于奔命;第二,由始至终,中国于香港管治事务里都居于主导地位﹑处于强势位置,香港抗争者与中国政府硬碰硬,是以卵击石,终将徒劳无功;第三,香港乱况是单纯的中国境内内部事务,外国势力对香港处境既不感兴趣,亦无意介入。换言之,香港民众寄望国际社会能为流水革命予提供援助是不切实际;民众力图以所谓“焦土”或“揽炒”方式抗争,只会自毁长城﹑进一步贬损香港在中国之内的战略位置。随中国持续崛起,香港流水革命换取的终将是自杀式悲剧。 阅读更多 »

香港抗议活动引起新加坡上层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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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国《金融时报》斯特凡尼娅•帕尔马梅塞德丝•吕尔    译者:何黎   2019-11-5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85006

新加坡正处于微妙的政治过渡期,比平常更敏感。知情人士称,新加坡一直在秘密制定防止发生香港式骚乱的计划。

新加坡芳林公园(Hong Lim Park)的“演说者之角”常常缺少其名称所寓意的喧闹氛围。

上周的一个午后,这个整洁干净的公园内空空荡荡,只有几名迷路的游客——芳林公园是新加坡唯一一个公民无需警察许可就可以进行抗议的地方。在此处举行示威须遵守严格的规定,违反者可能面临最高六个月的监禁。

这些严格规定是新加坡精心控制下的政治体制的一个特征。自1965年新加坡独立以来,该国执政党人民行动党(People ‘s Action party)在每次选举中都以60%或更多的优势获胜。然而,尽管人民行动党牢牢控制着新加坡,但有迹象表明,最近5个月来在亚洲另一个金融中心、与新加坡形成竞争关系的香港发生的抗议活动,已经让新加坡的统治阶层感到不安。

尽管香港与新加坡的政治体制截然不同——前者是北京方面领导下的一个拥有自治权的地区,而后者则是一个管理严格的议会民主制国家——但新加坡正处于微妙的政治过渡时期,这使得它对异见的态度比以往更加敏感。

自2004年上任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Lee Hsien Loong)预计将在明年的选举中将权力移交给现任财政部长王瑞杰(Heng Swee Keat)。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Lee Kuan Yew)长子李显龙的卸任,将标志着新加坡自独立以来第二次由该家族以外的人执政。

李显龙政府一直持谨慎的态度,不因香港发生的不幸事件而幸灾乐祸。新加坡必须要小心平衡其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 阅读更多 »

国防部副部长张哲平秘访新加坡?国防部低调不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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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报/洪哲政    2019-11-4
https://udn.com/news/story/10930/4143224

国防部副部长张哲平。图/军闻社

新加坡与我国之间“星光计划”,因“中”星签署“国防交流与安全合作协定”面临检讨。据传本月惯例原由陆军副司令赴星洽谈年度星光计划议约,层级提高为国防部副部长,由空军司令出身的国防部副部长张哲平率团赴星议约。对于台星双方游戏规则是否将有所改变?军方仍强调,台星双方关系非仅军事合作,对台湾而言,长年来新加坡都是极具道义且伙伴关系深厚的友邦,双方军事合作关系不受影响。

对此,国防部上午表示,“没有评论”,不愿证实或说明张哲平的出访任务。

新加坡与中国大陆上月签署“国防交流与安全合作协定”,新加坡军队与解放军未来将正式实施交流,包括部队互访、双边演习、课程交接与军舰入港等。国安官员认为,美方不会坐视新国武装部队拥有的美制装备赴陆训练,相关与友邦协训内容自有美方监控拿捏。 阅读更多 »

爱屋及乌:北京与李光耀的友谊,1954-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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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鹏(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兼亚太研究英语硕士学程主任)   2019-11-2
http://www.taipeiforum.org.tw/print/P_561.php

北京在新加坡建国的过程中扮演的是正面角色,李光耀数次取消访问中国也显示,中国只是他处理内部敌人与对抗吉隆坡的工具,并非主要敌人。但由于李利用共党威胁论达成独立,中国在当今人民行动党的论述中,只能永远是建国时的敌人。

前言

学界常怀疑1950与1960年代李光耀建国时,北京藉族群联系操作新加坡共党暴动,因此中国身份认同往往也被认为有损新加坡的国家建构。虽然中共介入巅覆活动的证据薄弱,但众多相关论述占主流地位,使许多反对李光耀的政治人物被指为“共党”。这些“共党”未经审判即遭监禁多年,至今未得平反,诸多族群与意识型态考量也衍生出当今新加坡的语言与种族政策。

不过,虽然李光耀从1950年代末开始反共,中共照理应当时就反对李光耀,然而,对他的批评却始于1960年代末期。时间差表示中国操纵新加坡共党的论述值得重新思考。从大结构来看,北京在韩战后努力向中间地带的国家与政府争取友谊,鼓励海外华侨减少与祖国的政治连繋。新加坡当时正努力摆脱殖民,反美气氛浓厚,也与中国有密切的贸易关系(1959年是中国第十大贸易伙伴,1960年代成为中国仅次于香港的第二大外汇来源),中国似乎没有理由藉华人的民族意识,在新加坡发动共产革命。

新加坡第一任首席部长马绍尔(David Marshall)访问中国留下的纪录中,中国关心新加坡反殖运动远超过共党革命。韩素英与Geoff Wade也指出北京并未利用海外华人对抗李光耀,周恩来甚至支持李领导马来西亚。本文以中国外交部开放至1965年的资料为基础,认为李光耀在意识形态与身份认同上向中国靠陇,让北京觉得他要建立一个亲中国家,因此默许李镇压政治对手、配合李对抗吉隆坡,并积极游说印尼承认新加坡独立,北京事实上支持李光耀,其做为也有助新加坡建国。

李光耀与北京的那些“第一次”

主流论述的新中关系,多依李光耀的自传,指1965年8月9日独立后一直到1970年代初,和北京并无外交接触。但实际上新加坡甫独立,8月18日派高德根(时任新加坡驻马来西亚最高专员)就赴香港见新华社副社长祁烽,向北京传讯。9月29到10月1日间,由杜进才副总理、教育部长王邦文,与外交部长S. Rajaratnam,也在肯亚与坦桑尼亚拜会中国大使王雨田与何英,向北京传讯。

独立后就有此层级接触,可见独立前即有基础。双方的第一次联系纪录是在1957年12月8日,由李光耀透过Alex Josey (李的秘书,世界第一本李光耀传的作者,另一说是英国军情六处的特工)联络在苏联的贝却敌(Wilfred Burchett),通知中国外交部情报司长龚澎,说明李光耀希望访问中国。此后的连繋由Alex Josey与中国人民外交协会处理。1958年4月3日,协会收到通知李光耀将于9月访问中国,但4月17日又收到通知取消。

李光耀首次派人正式访问中国是于1959年10月26日。易润堂与陈翠嫦经中国驻丹麦使馆与香港中国旅行社安排,访问中国一周。前者是李光耀的秘书与立法议员,后来也出任不同内阁职务。后者是王邦文的妻子,也是立法议员。接待他们的是廖承志,廖当时虽然主管华侨事务,但却是以亚非团结协会主席身份接待。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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