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志

有关新加坡政治、社会、文化的报道、分析与评论

反殖的年代:从林戴伟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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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夜暮到黎明   2019-4-19
http://navalants.blogspot.com/2019/04/blog-post_19.html

当时马泰边区的游击队中很多是马泰的左倾青年,马共怀疑这些人中有特务,于是展开大规模肃反,召开“森林审判会”,会上公布“特务”名单,出席审判会的每个人都必须举手表决。在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下,每人都用支持判决和死刑来表明自己的立场,无人敢为受审者辩护。而那些“特务”则常常在神经差不多已经错乱的情况下,牵连无辜的人士来自保。

最近在国家博物馆做培训活动,有人问起泛星工友联合会和林戴伟的一些事迹。这个问题比较冷门,我翻阅了一些书籍,并向一些参与过那个年代的斗争的人士求证,做了这份记录。

林戴伟是1950年代泛星工友联合会的受薪秘书,1958年被遣返大陆。林戴伟以马来亚为祖国,坚持自己的马来亚(新加坡)身份,为反殖而斗争。文革的年代他受中央委派,潜伏回勿洞森林,结果并非死于政府军的枪弹下,而是死于内斗,连葬身之地都是个谜,成为“无主孤魂”。

1957年的大逮捕

就从1957年8月22日的大逮捕说起。大逮捕由时任首席部长林有福发出命令,拘捕35名马共人士(当时不论是马共、支持马共、同情者或是思想左倾都被视为马共),其中包括5名人民行动党左翼中委与13名支部的职员与党员,无形中为人民行动党扫除了来自党内的威胁。

或许林有福万万没想到,这次的逮捕行动为他人铺路,自己的劳工阵线却失去民心。

有关这次大逮捕原因,林有福政府发表白皮书说是防止共产党接管行动党和职总。[1] 不过,可能更重要的原因是阻止左派工会跟由辞职的首席部长马绍尔组建的工人党之间的合作。当时共产党把他们对人民行动党的支持转移到工人党,在他们的支持下,工人党在选举必将取得好成绩。

根据当时的时势,这场逮行动捕也有可能是为了确保左翼人士不会在九天后8月31日马来亚宣布独立时制造麻烦。

话说大逮捕前约三个星期,1957年8月4日,行动党第四届党员大会在羽球馆举行,除了中委改选,也通过了确定“建立一个独立、民主、非共社会主义的马来亚”的党的纲领。改选的结果出炉,12位中委中被视为左派的中委有6人:TT拉惹(律师)、陈从今(会计)、吴文斗(工会)、陈贡元(烧焊技工)、陈世鉴(工会)、王才安(书记)。其中有三位原中委落选,包括行动党主要领导人之一的王永元。

李光耀与另外5位中委拒绝出任党职,只保留中委地位,六位左派中委在协商不果的情况下,选出TT拉惹出任秘书长,陈从今为主席。

这6位当选的左派中委,除了TT拉惹之外,在8月22日的大逮捕全部被扣留。同时被捕的还有13名行动党支部委员,13名泛星工联及工运人士,以及亲行动党报章《新报》的4名职员。林戴伟也在这次逮捕行动中被扣留。[2]

奎笼聚会(奎笼事件)

李光耀回忆录中,称这场党内左派筹划夺权的行动为“奎笼聚会”。

1957年5月,新加坡首席部长马绍尔辞职。6月补选过后,行动党两派裂痕进一步加深,7月中,行动党中宣委和支部负责人举行一场中委选前聚会,参与者有二十多人:两位中委吴文斗和陈从今、中宣委员和各支部主要负责人陈志成、刘波得、钟文灵(田流,及其爱人许禄娣)、黄巩元、许荣华、陈贡元、王才安、戴秋生、段文华、陈木庭、卓中华、邢福源,另有林戴伟、吴宗泽等人。

当时李光耀因为宪法谈判结果受到质疑,回应马绍尔的挑战,辞去丹绒巴葛选区议席进行补选,以林戴伟为代表的一组左翼人士强力支持工人党,可是马绍尔却在最后关头放弃竞选。李光耀获得三分之二的支持票再次当选。

根据《陈贡元回忆录》及其他人的说法,林戴伟是党外人士,直言直语,属于激进左派。奎笼聚会上,林戴伟表示李光耀在宪法谈判上采取软弱和妥协的态度,反对李光耀的正统领导,号召行动党支部出来组织新政党。与会者多数认为应该避免行动党分裂,左翼运动应继续以行动党为中心。

奎笼聚会是否跟夺权有关各有各的说法,陈贡元表示没有此想,研究左派历史的陈剑则提出疑问:为何行动党的聚会竟然有党外人士参与?[3]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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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新闻自由排名 新加坡名列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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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志    2019-4-19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领导的政府总是急不急待地起诉批评记者,向他们施加压力,让他们失业,甚至强迫他们离开这个国家。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有权审查所有形式的新闻内容。诽谤诉讼很常见,有时还可能伴随着煽动叛乱的指控。

无国界记者刚公布了2019年度新闻自由指数,三甲都来自北欧:挪威连续三年蝉联冠军,芬兰取代瑞典跃升第二名,瑞典则微跌至第三名。在受评估的180个国家与地区中,新加坡排名151。

敬陪末席的是土库曼,它取代朝鲜成为新闻自由最差的国家。全球十个新闻最不自由的国家,从榜末排起依次是:土库曼、朝鲜、厄利垂亚、中国、越南、苏丹、叙利亚、吉布提、沙特阿拉伯、寮国。

新加坡的排名和去年及前年一样。无国界记者对新加坡新闻自由作了这样的评论:

【限制新闻自由的另一种方式】

尽管新加坡政府宣传中经常使用“东方瑞士”的标签,但在压制媒体自由方面,这个城市国家并不比中国差太多。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领导的政府总是急不急待地起诉批评记者,向他们施加压力,让他们失业,甚至强迫他们离开这个国家。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有权审查所有形式的新闻内容。诽谤诉讼很常见,有时还可能伴随着煽动叛乱的指控,最高可判处21年监禁。由于来自当局的司法和财政压力,自我审查很普遍,包括在其他独立媒体内部。当局划定的红线被记者称为“OB标记”(界外标记),适用于范围越来越广的问题和公众人物。2018年,情况明显恶化,5家独立新闻网站、至少7名记者和博主受到严厉指控。新加坡当局也开始向记者发送电子邮件,威胁他们,如果他们不删除攻击性文章,不按规定行事,将面临最高20年的监禁。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四月 19, 2019 at 2:22 下午

谈一谈生活工资:新加坡应该从整体社会角度探讨如何解决低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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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优远     2019-4-17
https://newnaratif.com/journalism/谈一谈生活工资:新加坡应该从整体社会角度探讨如何解决低薪问题/

“生活”不只是为了存活。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可以向往允许我们所有社会成员不只是存活,并且能够发放光彩的各种条件,允许他们在基本线上生活的同时,也能够发挥他们的才华、志向、与能耐。这对整体社会是好的。

国会在辩论2019年财政预算时,国会议员陈慧玲讨论了低收入家庭的需求,并用了一个重要的句子:“合理的生活工资”(〈国会:国会议员陈慧玲促请政府针对超级富裕者征收财产税和遗产税〉,《海峡时报》,2019年2月27日)。

在新加坡,不足的工资是造成不平等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新加坡的失业率相对低,代表着低收入群体大多已在工作,不过他们的工资并不足以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

虽然政府在近年内陆续推出就业入息补助计划(Workfare Income Supplement, WIS Scheme)和渐进式薪金模式(Progressive Wage Model)等措施,但是工资不足的问题仍然持续。因此,是时候探讨别的解决方案。

“合理的生活工资”这一句话,提醒我们说生命不只是为了存活,而应该考虑到生活素质。

我们的生活不是孤立的。我们生活在社会里,所以其他人的生活方式和我们的生活指数是息息相关的。一个社会的常态和价值观,因而建立的生活标准,将成为其他人定义“生活”的基准。


“合理的生活工资”这一句话,提醒我们说生命不只是为了存活,而应该考虑到生活素质。

在国际生活工资联盟的网页上,我们可以看到以上的这个原则正主导着英国、中国、南非等其他社会的生活工资运动。

我在《原来不平等长这个样子》书中描述了在新加坡收入有限群体的生活状态。我遇见的这些人都有衣服穿,都没有在挨饿,头顶上也都有屋檐。可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却不是我们在讨论“第一世界”国家的新加坡时所会想象到的。

家长需要不断做出为了让子女能够多吃,而自己必须少吃的艰难决定。

床虱是一个常年的问题。家长和孩子们都不会有自己的房间。

有闲暇时间时,他们总会选择留在家里看电视,而不到咖啡厅或小吃店和朋友们社交。这是因为他们无法承担高薪新加坡人觉得理所当然的消费习惯。 阅读更多 »

新加坡的动物失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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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婉明    2019-4-16
http://contemporary-review.com.my/2019/04/16/1-165/

新加坡虽然拥有世界级水准的动物园,但新加坡人普遍没有亲近大自然生态的体验。对他们而言,动物都是可管理的、分贵贱的、有阶级的。谁受集宠一身,谁被人道毁灭,一目了然。国家公园管理局与农粮局、建屋局像行走在平行时空里,在同一片新加坡的天空下各自执行动物阶级化的任务。对野鸡、山猪、巨蟒、穿山甲及其他自然生态物种而言,新加坡固然是动物的失乐园,对伊努卡而言何尝不是。新加坡居,大不易。人如是,动物亦然。

最近几年新加坡经常有相当耸人听闻跟动物有关的新闻,譬如水鹿误闯高速公路造成连环车祸、穿山甲迷失在大学校园里、大蟒蛇穿越乌节路闹区震惊路人、野猪成群出没觅食咬人、巨蜥遭行车辗压毙命等等。

比起野生动物闯入文明世界的荒唐与无奈,读这些新闻更让我们错愕的可能是,原来新加坡除了在动物园里豢养的动物,竟然还有本土野生动物栖息的空间。过去这些动物动态乏人问津,说明它们在水土保留区里尚有生存与栖身之处,如今它们东奔西窜,路杀频传,可见其栖息地遭遇到不轻的破坏。

新加坡是著名的城市国家,钢筋水泥遍布全国,都市发展计划不分昼夜无一日间断。为了因应人口增长而土地有限,新加坡绞尽脑汁在硬体建设上力求突破,因此连国之中央的集水地带自然保护区也要让路给新开发的地铁项目。而新加坡向来不隐藏其功利性格和功能导向的政策思维,这么一个以追求发展为目标的国家,往往兼顾不到动物的生存权。

综观新加坡的动物新闻,大致可分为两种:一是动物园动态及主题生态园区的打造工程进度;二是动物遭到路杀、诱捕、扑灭的报导或“爆料”。从这里延伸出去可知,新加坡的动物群分也可分为两种:一是受动物园豢养或被圈入生态园区栖息的珍禽异兽;二是栖息地渐受破坏、压缩而在文明边缘挣扎的野生动物,以及其他有碍民生或造成卫生危机的飞禽走兽。

新加坡的动物园享誉国际,无论在动物种类、照护、环境或管理上,都看得出专业和资本。动物园的成功在于,它不但是观光业的重要环节,每年为国家带来极可观的观光收益,它同时也是本地儿童成长岁月中的美好记忆。去年四月当本地出生并且终其一生在热带生活的北极熊伊努卡(Inuka)病故时,就召唤起无数新加坡民众对它的怀念与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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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合格选民4年增13万 新移民占约40%有利执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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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蚂蚁/沈泽玮   2019-4-16
https://www.redants.sg/overview/story20190416-2673

2015年新加坡大选,人民行动党支持者在大巴窑体育馆挥舞党旗。(商业时报)

选举局昨天公布,新加坡选民名册经过修订后,合格选民有259万4740人。这个数字和2015年上一届大选相比,增加了逾13万人。

据《联合早报》报道,2015年9月投票时共有246万2926个合格选民,具体增加13万1814人。

很多网民和红蚂蚁一样,第一个念头想到,这13万人当中,有多少是宣誓成为新公民的新移民?有多少是今年满21岁的国人?这个问题有意思,因为咖啡店传闻一直说,新移民大多就是执政人民行动党的票仓。

20190416 new immigrants ZB.jpg

2012年7月7日,宏茂桥和盛港西的200多名新公民在德义民众俱乐部参与宣誓仪式。(联合早报)

官方没有具体公布,红蚂蚁爬了爬好几组数据,尝试得出一些初步答案。

20190416_populationstatistics.jpg

(曾庆祥制图)

看看上面这个图。

新入籍总人数-海外公民新生子女入籍人数=入籍新移民人数

2015年:20,815-1,579=19,236入籍新移民

2016年:22,102-1,513=+20,589入籍新移民

2017年:22,076-1,573=+20,503入籍新移民

                                     ——————————

                                         60,328入籍新移民

                                     ——————————

根据总理公署公布的数据,从2015至2017年,新加坡政府一共让6万零328人成为新公民。

今年2月,协助管理总理公署属下国家人口及人才署的人力部长杨莉明在国会上透露,2018年一共2万2600人成为新加坡公民,扣除掉1600人是在海外出生的新加坡婴孩,等于有2万1000人成为新公民(见下图)。

2018 citizenship.png

2015至2017年=60,328新移民成为公民

2018年 =+21,000新移民成为公民

               ——————————

                 81,328新移民成为公民

               ——————————

换句话说,从2015至2018年,一共有8万1328个新移民成为新加坡公民。记住这个数字:81,328

这8万1328人不一定每一个都是21岁以上拥有投票权的新公民,但相信比例也不低。翻看2015年、2016年和2017年的数据,21岁以上拥有投票权的新公民占比分别是61%,61.8%,62.3%的数据。

请看以下下三张图:

2015年:20.5%+27.1%+13.4%=61.0%

201521 and above.PNG

2016年:22.0%+27.3%+12.5%=61.8%

201621 and above.PNG

2017年:22.3%+26.7%+13.3%=62.3%

201721 and above.PNG

按2015至2017的数据,那么21岁及以上新公民的比例,稳定维持在约60%.如果按这个比例做个推论的话,我们可以大概算出2015年至2018年的新移民当中,有多少人拥有投票权。

60% X 81,328=48,796

从2015年至2018年入籍成为新加坡公民的新移民,其中有4万8796人拥有投票权。这大约占新增13万选民人数的37.02%,近四成左右。

48,796/131,814 X 100%

=37.02%

虽然不至于过半,但这个比例并不小。这新增近40%的新移民选民会有什么样的投票行为?他们会更倾向投给执政人民行动党政府,还是反对党呢?阅读全文»

Written by xinguozhi

四月 17, 2019 at 1:48 下午

自取其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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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春花     2019-4-14

【自取其辱】

据说石惠敏是名博士,清华大学的新闻传播学系,资讯传播本是她的专业。可是,4月12日《联合早报》上的那篇《建立社会信息免疫体系遏制假新闻》,实在有够丢人。石女士对执政党的所谓“防假”法案不敢多做调查研究,自然也得不出什么真知灼见,就胡乱拉来台湾NCC做例子,掺一脚是为了向执政党表忠心,结果就露馅了。

(《联合早报》言论版编辑形容她为“作者是本地前资深传媒工作者”,“前资深”我早说过是个矛盾修辞,除非人不在了,难道“资深”还会过期的吗?)

其实通传会NCC对《中天新闻》开罚两次共200万台币的罚锾,和假新闻没多大的关系。勉强要牵拖的话,只能说执政者手握公权力,利用“假新闻”当借口来恶斗异己(包括干掉该会的主委),这点和李显龙政府倒是很相像。

石惠敏大抄特抄来自台湾的新闻稿,几乎占了这篇文章的三分二,为了“防假说”能够成立,她故意褪去或者说掩盖那里政党恶斗的事实,让人感觉好像真的在台湾主流媒体有假新闻的发生。新加坡有很多人看《中天》和《TVBS》,这绝对骗不了人。据我所知,《中天》周一至周五都有4个各两个钟头的带状性政论节目,已经占去一天24小时节目的三分一,比例大得惊人,要不是有口碑和收视率,难道他们是硬撑的吗?还是有阿共在背后支持?

至于她自己的“研究心得”则采用虚写,简直到了“虚不受补”的地步:

假新闻的危害,小自个人名誉或诚信受损、企业品牌与经营受挫,大可造成社会的恐慌以及动摇国家安全等等,需要每一个人关注……网络的抹黑危害正如古言“众口烁金,积毁销骨”,意指连金器及骨头都能销熔,何况人格及声誉?连口耳相传都可以“曾参杀人”,何况今日无远弗届,细菌式散播的网络传播?媒体科技的发达,别有居心的移花接木、穿凿附会、捕风捉影、自编自导自演的新闻报道以及新闻画面,已经是轻而易举,这导致新闻报道出现“有图未必有真相”的现象。一些媒体甚至包括一些老牌具影响力的媒体,也可能会因为抢独家,囫囵吞枣,旧闻重发甚至将“网友说”都当成消息来源发新闻。这些信息不一定就是假新闻,可能只是查证不完整或对资讯(非恶意)的错误理解和诠释等等,无论如何,新闻媒体从业人员的自律以及媒体素养,还是必须恪守的基本要求。

好像是萨义德曾经说过,主流媒体对于知识分子有莫大的吸引力,谁都想在媒体上看/听到自己的名字,即使“无料”,改头换面抄也要抄出一篇文章来。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四月 14, 2019 at 1:37 下午

打击假新闻的法律或被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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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金融时报》社评   译者/何黎   2019-4-8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82209?exclusive

早在“假新闻”这个词被创造出来以前,从专制国家到极端主义组织等各种作恶者就已经在散播假消息了。社交媒体的兴起使虚假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影响力呈指数增长。然而,像新加坡公布的对假新闻散播者予以直接处罚那样的计划令人感到不安。自上而下的处理方式可能遭到滥用,转变为审查制度。应对假新闻的最好办法是教消费者甄别和拒绝假新闻。

假消息问题在2016年美国大选时获得公众的更广泛关注,此后这个问题迅速扩大。如今,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在中东的霸权之争也在网上展开。WhatsApp上的谣言驱动了印度的暴民私刑。一项对社交媒体活动进行的研究发现,法国的“黄背心”(gilets jaunes)抗议活动导致Facebook上的假新闻激增。

社交媒体公司之前迟迟未能承认这个问题,并且已被证明无法应对这个问题。即使它们进行干预,比如通过与Snopes等第三方事实核查者进行合作,这些干预也基本未能成功。

看上去积极的举措也可能事与愿违。为减少假新闻,去年Facebook在消息流中降低了发布者内容的比重,增加来自可信来源的内容。此后有研究表明,这加剧了“过滤泡沫”现象——分享来自家人、朋友和群组的内容,这些内容未必准确。严肃的新闻变得更难以穿透这些泡沫。 阅读更多 »

Written by xinguozhi

四月 13, 2019 at 7:37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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