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志

有关新加坡政治、社会、文化的报道、分析与评论

上神台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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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莫愁      2017-4-23
http://www.malaysia-chinese.net/cgi-bin/czread.pl?board=luntan&file=start&User=&Pass=&group=2&read=messages/2017/04/145215.html

猜想开始应该是戏谑之语,哪知道有人拿棒槌来绣花——当真(针)了。不懂得适可而止,进而变成标准用语,弄不会筛选和剔除——傻者无惧,不必审,当然就是文化程度低落的最佳明证。

还是那句老话:Fools rush in where angels fear to tread (Alexander Pope,“天使都不敢涉足的,傻瓜却一头栽进去”)。新加坡中文程度之低落,好比我们的许多“华文趣闻”,都是到了天使/傻瓜的临界点,回魂乏术了。

为了陪老妈子看《红星》,莫愁忍受了4个星期的“上神台”;无论是说别人还是说自己,很多“红星”都字正腔圆地在说,不断地说,甚至还可以拿来预告。“上神台”是句语义十分不明确的形容词,升得上神台即系d咩?根据香港人的研究:

不论“升上神台”或“摆上台”,最初都是出自黑社会术语,香港八十年代开始流行江湖电影,影片为求真实感,渲染了大量“黑语”,后来慢慢变成了通俗文化,广泛地在草根阶层被使用着,又后来,两词被转化借代及合拼成为了“畀人摆上台”这句香港通俗语了。

奇怪的是,这句话虽来自香港,但香港媒体却没怎么用,更别说两岸三地,不信的话,你只要谷歌一下“上神台”,就会发现只有新加坡……特别是《红星大奖》才会用。甚至连谷歌的图片搜索也一样,结论是什么?当然是人家嫌太粗鄙,上不了台面咯。

此外,拿来形容红星大奖的“最高成就奖”,还有逻辑上的问题。首先,这个“神台”是谁摆的?摆来做么?“上”了之后又怎样,干嘛那些人这样兴奋?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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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 23, 2017 at 1:39 下午

国大中文系招生困难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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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赟     2017-4-20
http://www.sgwritings.com/112902/viewspace_158037.html

随着大中华区经济的腾飞,华文地位正日益崛起。在华文崛起的这样一个过程之中,新加坡倒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国大的中文系不过是新加坡华文世界的一个缩影,我们有很好的人才储备与文化底蕴,但很可能面临后继乏人的窘境。

日前国大中文系主任丁荷生(Kenneth Dean)与许源泰二位先生来访,饭间丁先生就说到了担任系主任的难处,其中最大问题还是生源萎缩。

丁荷生自前年初主掌国大中文系,至今已满两年。他自幼生长在港台的闽南、广东文化圈之中,大学阶段受过了非常好的学术训练,毕业后专攻南方民间宗教。

与很多书斋型学者不同,丁氏并重田野调查,因此曾花数十年调查闽南莆田周边地区的道教民俗信仰,包括那些活生生的科仪、乩童、剧团、进香崇拜团体等,并搜集了大量的民间宗教碑刻铭文,试图以此来勾勒一个更为生动的宗教地图志。

难能可贵的是,丁氏研究还将宗教与东南亚地区国家、社群间的移民迁徙史贯串了起来。自清末东南沿海的华人移民潮渐兴,而通过各地民间宗教的考察,尤其是庙宇碑志的搜集、断代与统计,就可以发现这些移民的社会属性与整个东南亚地区的跨境宗教网络。这种研究对于新加坡本地的文化身份认同构建,也具有深远的意义,因其可使我们更好地了解新加坡的过去历史与独特文化形成、演变。

像丁氏对19世纪末闽南人商界领袖,同时也是鸦片大亨章芳琳的研究,就通过后者所捐助的学校、庙宇等条规,来展现了不仅是一位闽商巨贾的身世浮沉,更刻画出了殖民地时代新加坡错综复杂的商业贸易网络与纷纭的社会关系。

就在年初,丁氏又与许源泰先生出版了两巨册的《新加坡华文铭刻汇编:1819-1911》,这不仅可算是新加坡宗教史研究上的一件大事,更可代表极少数文史工作者,对于新加坡国族形成追溯上的不遗余力。 阅读更多 »

新加坡政治形态不与族群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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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2017-4-22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8463

自开埠以来,马来族群就受到政府政策的优惠,独立后,马来族群持续享有民族一律平等之外的特殊待遇。此刻,集选区制度和不久前立法规定的马来民选总统,都是根基于族群因素来分配政治利益的政府行政措施。这些事实,完全质疑了新加坡政治形态不与族群挂钩之说。

官方媒体有两段报导,一,1965年分家后,新加坡马来族一夜间失去作为国家最大种族的身份,再次成为少数族群。如果新加坡马来族当时不接受这样的改变,新加坡就不可能打造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二,李显龙总理在奥斯曼渥的追悼会上宣读悼词时说:“正因为马来新加坡人和马来人民行动党领导人,在1965年怀抱共同身份认同的更伟大梦想,‘不分种族、言语、宗教’,我们今天才能够在新加坡推行以公正与平等为基础,并且不与族群挂钩的政治形态,这在本区域是独特的,在全世界也是罕见的。”

从政治正确扭曲历史正确的历史惯例来看,新加坡官方历史观不反映历史真貌。

1、马来人的牺牲成就新加坡多元种族社会之说,是一个理论认知上的错误观点。多元种族社会的定义是不同民族的族群聚集一起共同组成一个多元社会。形象的说,马来族群,印度族群,欧亚族群,华人族群,聚集一起共同组成一个拥有四大族群的新加坡社会。关键是,这一个四大族群的社会,是不会因为其组成成员比例的变更而有所不同,除非其中的一个或者多个成员已经完全消失。简单的说,四大民族造就一个多元种族社会,无论其成员的组成比例出现巨大或者轻微的改变。因此,马来族群的大小变更,无关乎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社会的事实。

本质上,所谓的如果新加坡马来族当时不接受这样改变的假设性提问,是一道伪命题。现实是,新加坡的马来人除了接受之外,还会有什么其他的政治出路?集体移民马来西亚?历史上,部分马来人,比如,马哈迪始终认为新加坡是马来人的土地。那么,新加坡的马来人为何要离开自己的土地?

其实,如果把议题修改为马来人的牺牲,成就了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政府之说,应该会有更大和更具可行性的探索空间。事实上,李光耀在分家后就立即放弃了马来文的实质性国语地位,随即,马来文沦为官方仪式用语,比如,军队步操口令,部队检阅仪式口令。

2、马来人民行动党领导人的历史功过,有待历史审判与定案。《新加坡的困境:马来社群在政治与教育上的边缘化》Lily Z Rahim (1998)。作者是一位马来学者,本身既是官二代也是新加坡首位元首尤索夫伊萨的侄女。本书记述个人对马来族群,在人民行动党政府下的不幸遭遇与艰苦命运之如鱼饮水感受与判断。马来领导人的历史功勋,不是靠当权者的恩赐,理所当然,必须是来自马来族群本身的共识。阅读全文»

新加坡禁绝方言的思考——一位中国语言学教授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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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熙     2017-4-18
怡和世纪 2017年2月–2017年5月号 总第31期

上个世纪70年代,新加坡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讲华语运动”,旨在取缔方言,最终以华语取代方言为华族人士的共同语。这场运动触动了一系列问题。

“华语”和方言的关系

“华语”一词中国古已有之,只是不同时期的“华语”所指有所不同;但无论如何,“华语”指的都是中华语言,而其外延则相对广泛。

新加坡独立后,把华语确定为“官方语言”之一,这就赋予了“华语”新的内涵。几乎差不多同时,中国采用“现代汉语普通话”作为民族共同语的名称。这样一来,“华语”在新加坡成了“华族的共同语”,也因此跟中国的国家通用语言实现了切割,进而为建构新加坡华人社会的认同做了很好的铺垫。

“华语”和方言原来是一种上下位关系。最早把二者进行对举,可以推到马来亚联邦时期;但将“华语”同汉语各方言并列起来,当属于新加坡。这显然与新加坡当局对“华语”内涵和外延的界定有关:它在客观上就导致了“华语”跟原来的闽南话、广府话、客家话的语言学意义上的“对立”。这种语言学概念上的对立,形成了这样的理论基础,即闽南话、粤语、客家话等方言,应该服从国家地位上的“华语”,让位于“华语”。

1982年开始,新加坡广播媒体禁播方言节目,香港电视和台湾用方言的电视剧在“免付费”电视台必须改以华语配音播出,各家中文广播电台也改以华语为听众播出新闻、娱乐和音乐节目,用方言播报的新闻精简为“简要”新闻。

实境观察:母语教育成了第二语言学习

华人本来各有各的方言,这些方言是“与生俱来”的习得结果。它们是自然获得的语言,不需要有意识的学习,没有任何语言学习中的痛苦。在此基础上的母语教育,是“识字读书学文化”。学童到校,任务是学习“官话”,学习书面语,学习“文明词儿”等等。例如,学习官话方面,要学习官话的发音、学习官话的词汇,学习相关的文体和表达方法。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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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 18, 2017 at 4:16 下午

Singlish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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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长狼     2017-3-28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3f9e960102x2j2.html

有人说每个地方都会有自己的语言特色,不能刻意去改变。这个我同意,不要太刻意,但压制和鼓吹都是属于刻意,其实都不明智。
压制会产生反效应,而鼓吹会把语言带入歧途,如果新哥利息被鼓吹正常化后,接着华哥利息也来了,马哥利息也来了,度哥利息也来了,这个账就乱套了。

最近在新加坡有一家外来投资的本地巴士公司为了吸引关注,以调侃方式采用Singlish来制作标示牌,引起人们对Singlish的再次广泛讨论。

对此褒贬之声四起,有人指这会破坏新加坡人对英文的正确使用,另一些人则大不以为然,甚至高声喊出“Singlish就是我们新加坡的文化,就是我们的新加坡方言”。Singlish在本地多年来一直尴尬的存在着,从被人耻笑到渐渐被人们习惯,已经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特别对于新生代新加坡人,他们在这个Singlish的环境中长大,已经丝毫感觉不到有何不妥了。

乃至于,有一位本地诗人叫魏俐瑞的,他在《纽约时报》上发文,夸“Singlish是聪明的、实用的、活力的”。就像一个被狼养大的狼孩认了狼娘一样,即自然又尴尬。

面对这样稚嫩而激进的叫喊,我们首先有必要回顾一下Singlish是怎样产生的。从Singlish的发展历史来看,它的产生和文化方言啥的真扯不上关系。恰恰相反,这是缺乏文化的历史表现。由于新加坡是一个多民族英殖民地国家,各不同种族之间的交流只有以英文来进行。但由于初期本地大量普通百姓普遍文化水平极低,绝大多数人不具备正确使用英文的能力。

就这样,为了便利交流,在一群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底层民众间Singlish 被无所顾忌的传播开来,而且人们也完全不用担心说错被人笑话,因为在当时大家是彼此彼此。诸如: Bus no come no come, one come come three。这样的自编自导令人啼笑皆非的英文充满了大街小巷。这时候,Singlish只是一种临时凑合着用的支离破碎零星言语。

诚然,存在必定有其道理,Singlish解决了当年除了那些早期海峡移民之外,大多数新加坡人英文程度普遍不高的问题,只要能表达意思无论怎样说都行,因为这总比不能沟通要好。

虽然Singlish现在已经在本地蔓延,但这并不能改变这是一种“非理想状态值得发展”的语言。只是现在大家已经习惯了。但习惯就一定是好的吗?乱穿马路也会形成习惯。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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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 18, 2017 at 11:00 上午

狮城的昭南情结 二战展馆命名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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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晖(亚洲周刊资深研究员)    亚洲周刊 2017年4月22日 第31卷16期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id=1492064891884&docissue=2017-16

昭南展览馆命名风波背后,反映新加坡社会对二战日据历史的复杂情怀,折射内部认同的张力。华人当年积极抗日,但反欧美殖民者和受英政府歧视的马来、印度裔社群对日本有正面回忆;新一代对日本的态度也宽容得多。

新加坡昭南展览馆:已改名为“日据时期:战争与史迹展览馆”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驻守新加坡的英军向日本帝国军队正式投降,当天英日双方就新加坡管治权进行交接的地点,就在新加坡福特车厂。二零零六年,新加坡政府将车厂定为国家历史文物,命名为“旧福特车厂资鉴馆”,厂中设有历史展馆,展示新加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第一手资料。去年新加坡政府对展馆封闭修缮,以待今年周年纪念时重新开幕,展馆重开时被改名,新名称是“昭南展览馆”——“昭南”,正是日据时期对新加坡的命名,正如当时日本称中国“支那”,菲律宾“比岛”,库尔岛“桦太”等。“昭南”这名字迅速引发新加坡强烈争议,特别是上一代华人反应最大,指名字代表痛苦的历史记忆,会伤害新加坡人民感情。数日后,新加坡政府将展馆名称再改,成为“日据时期:战争与史迹”展馆。

新加坡精英对使用“昭南”不太敏感,可能只是在英语世界对名字有不同观感,但也反映新加坡对政治不正确并未有如中国般敏感:假如有“支那二战博物馆”在中国出现,乃不可想象。这方面的落差、展馆改名风波的背后,也反映新加坡社会对自身国家历史、尤其是二战日据历史的复杂情怀。

根据新加坡官方主流视角,日据时期是新加坡社会最艰苦、黑暗的岁月,新加坡历史博物馆的日据展区充份反映了当时的恐怖一面。总理李显龙二月十五日于Facebook专页发文称,这一展馆“记录了日据时期的恐怖和残暴历史,以及先辈在那段日子经历的苦难,和展现的勇气”,明显不是要对日据历史有浪漫化描述。 阅读更多 »

康希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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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莫愁     2017-4-10
http://www.malaysia-chinese.net/cgi-bin/czread.pl?board=luntan&file=start&User=&Pass=&group=2&read=messages/2017/04/145185.html

其实,不必涉及这么繁琐的条文定义,从“二司认为不应视被告们居心不良,意图挪用教会公款自肥。尤其是涉及假投资的控状,被告们相信自己的行为,即通过跨界计划来传教,最终将促进教会的利益。”——就可得知此二厮“买了”康希神学,他们的宗教信仰是什么?应该调查一下,是不是宗教渗入了司法界……

城市丰收教会失信案去年9月定谳判刑之后,康希等6人提出上诉,原本控方想藉由上诉来加重刑罚,哪知道上诉庭中的三司,有两厮认为康希等“没自肥”,所以把刑期减半,连律政部长尚穆根都看傻眼了。

其实要了解失信案的来龙去脉,以及那两厮葫芦里卖什么药?唯有去学习“康希神学”。

城市丰收教会失信案源起一个叫做“跨界计划”(Crossover Project),在该教会的官方网页上,这样标注“跨界”的定义:

“跨界计划”=宣教。“跨界计划”旨在透过艺术和娱乐的媒介接触不上教会的人,特别是青少年。该声明还指出这样的概念并不局限于艺术与娱乐界,它同样是用于商业、教育、媒体等领域,“就像主耶稣在大使命所教导的:要往普天下去,这天下就是指我们现代社会的组织架构或秩序。”该计划开始于2002年,起因于教会在运作多年后,认识到有效的宣教和传福音,不能仅靠将人带进教会聚会或基督教相关的活动,而有效地传福音的重要关键之一,也在乎基督徒是否有能力“成为基督的大使”,代表基督与那些永远不会进入教会的人士接触。“我们确实有明确、即时的需要,‘跨界’进入这个世界,因这世界通常是置身在基督教信仰及文化之外;主也告诉我们,身处这世界要能“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实际上,就在同一节经文里,耶稣毫不客气地表示:他差我们出去‘如同羊进入狼群’。”

根据贫尼的理解,所谓“跨界”就是康希等人代表“神界”,如今要纡尊降贵来到人间打救世人,学广东佬话哉:唔系打沟你,就系屌沟你! 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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