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善

李莫愁    2022-10-9

说起伪善，莫过于人民行动党政府倾举国之力主办F1夜间大赛，这种为有钱佬享乐玩乐的服务，与如今碳零排放、声音污染、环境污染等环保概念格格不入。更甚的是，就是在抗疫的努力下，三天的F1赛车下来专家怀疑助长了疫情（国大医院传染病科高级顾问医生Dale Fisher 教授认为，F1赛事带动的庆祝活动与游客量很可能造成病例激增），“根据卫生部网站每日通报的疫情数据，周一（10月3日）本地新增2700多起病例，周二激增至7000多起，周三稍微跌落至5923起。”咱们政府里不是还设有一个“永续发展与环境部”，为什么媒体记者就没人有勇气把麦克风杵到傅海燕面前，让她谈谈对主办赛车的看法。行动党向来喜欢站在道德高地，如今则摆出一副“一切向钱看”的摆烂姿态？

李显龙在国庆群众大会特别针对华族国人提出“落叶归根”和“落地生根”的说法，在民间倒没引起任何涟漪，是大家都相信他呢还是当他放X？平面媒体方面，只有一名二丑写了文章：2022年10月1日《联合早报》——陈庆文•《国家利益和新加坡华族文化与身份认同》。

陈庆文说：“我国面对的长期挑战是确保中美尊重新加坡的独立和主权，以及明白我们会根据国家利益行事。如果新加坡在任何特定课题上基于国家利益，偏向其中一方，这就是二阶效应(second-order effect)。/认清国家利益，是对外政策的基石。这须要所有族群团结一致。新加坡华人必须先认同‘新加坡人’身份，才能发展自身文化与身份……在地缘政治动荡之际，新加坡华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须要证明，其政治立场和忠诚，是以新加坡的国家利益、新加坡作为主权国家及多元种族主义为基础。这样一来，新加坡华人就能对自己的身份、文化和遗产，更有安全感和自信。”——揣摩上意非常到位。

想不到的是，竟有一名香港( ? )博士附和了李显龙的说法，《Chinese还是新加坡人？从李显龙的“落地生根”论说起》。他说新马华族“亲中拥共”，但是在4千余字的遒文里，却无法证明离开2993公里（厦门到新加坡的距离）外如此轻易受影响，而近在“大中华地区”(Greater China，即中港澳台四个社会）的人民却不能过半“亲中拥共”，要是能够的话，岂不完美？当然，莫愁能够理解这位崔博士如此赓酬李显龙，是有自己的块垒要浇，倒是有一句观察准确，他说：

李（显龙）说，“大多数国人都支持政府对乌克兰战争的立场，包括常用华文社交媒体的华社人士”，以上这句，究竟是陈述事实，还是正言若反，婉转地提醒新加坡华人，不要太受中文社交媒体的信息影响，就真是只有李显龙自己才知道了。

新加坡国族打造和国民意识培育

廖建裕     2021-12-25
怡和世纪 第44期 2020年11月

新加坡是个新兴的独立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完全没有国族的概念。然而，像所有新兴的独立国一样，其国族仍在形成的阶段。其国族打造还很脆弱，不过，这不等于完全没有国族的概念。然而，由于国族的打造需要漫长的时间，新加坡政府在打造新加坡国族的同时，也积极地培育新加坡国民（公民）的概念，利用国籍概念和公民权来促进族群的团结和合作，并且迈向新加坡国族（民族）的打造。最后，新加坡国族打造是否能顺利完成，还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能下定论。

新加坡人是什么？

新加坡国族认同的起源

新加坡国族打造的时间并不长。1826年，新加坡是海峡殖民地的一个部分。当马来亚于1957年宣布独立时，她只将海峡殖民地的马六甲和槟城包括在其疆域内，把新加坡排除在马来亚联合邦之外。然而，那时的新加坡知识份子，不论是受华文教育或英文教育，都把自己视为马来亚人¹。究其原因，这是因为新加坡和马来半岛的居民都有共同的历史的经历：他们在英属马来亚出生或长大，曾经历过英国殖民主义的统治，许多还同是英国的臣民。新加坡与马来半岛之间的互动频繁且周密。新加坡其实曾经是马来文化和华族文化的枢纽。主要的马来文和华文报章，都在新加坡出版。新加坡也曾是马来亚现代政治活动的中心。在殖民时代，新马之间并没有疆域的分割。

即使在马来亚独立后，新马的密切关系没有中断。新加坡居民仍然自称为马来亚人，将马来亚当成是自己的国家。在1959年新加坡获得自治，新加坡主要领袖的目标依然是和马来亚合并，成为独立的马来亚的组成部分。这个愿望最后得以实现。那是在1963年9月，新加坡通过与马来西亚合并变成了马来西亚的一个部分。

然而，新加坡留在马来西亚的日子并不长。两地领导人的意见分歧导致新加坡于1965年8月9日宣布独立。新加坡变成一个独立国。从政治或者是法律的角度来看，新加坡的国族打造应该是从1965年才开始，因为之前并没有独立的新加坡的概念和国家。其实，新加坡独立初期，许多新加坡人都抱着希望，能够再重返马来西亚的怀抱，主要就是历史和经济的因素。因为在新加坡人眼里，一直以来，新加坡始终是马来亚/马来西亚的一部分，一旦独立，弹丸小岛没有了腹地，没有资源，很难独自生存。但是，三年过后，新加坡再也没有回头，继续步上建国之路，打造新加坡国族。

人民行动党和新加坡国家认同

先谈国族(nation)的定义。有时也翻译成民族。在世界各国，目前仍然有两种民族国家/国族国家(nation-state)。一种是单元族群国族(ethno-nation)，它由单元族群所组成，日本就是一个例子；另一种是多元族群国族(multiethnic nation)，美国和中国都是。其实，单元族群国族只有十多个而且有些正在消失中；绝大部分的国家是多元族群（或种族），新加坡是属于这类“多元族群的国族”。更正确地说，是“多族群的国家”，国族还在形成中。

多元族群的国家经常发生族群冲突，因为各族群都以自己族群的利益至上，没有共同的归属感，没有共同的文化，没有共同的价值观，还没有强烈的国族的概念。因此，这些多元族群的国家都在积极地打造一个国族，以便能够使人民团结一致，朝向一个目标前进。新加坡也不例外。新加坡如何打造其国族？我们如果探新加坡的当代史，我们就不难发现，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大熔炉时期”，第二个是“文化多元化时期”。

政府将各族群融合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通过教育制度。政府把所有的族群语言学校转型成为国民型学校，以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虽然从一开始，人民行动党就强调多元种族和双语政策，在实施时，尤其是在第一个阶太过强调统一而不是多元性。英语的应用致使族群的语言或者母语逐渐放置在第二位。在这时期所强调的是“新加坡人”概念。人们谈的是“华裔新加坡人”，“马来裔新加坡人”和“印度裔新加坡人”。虽然行动党继续采取多元族群的政策，但是淡化族群认同，落实像美国的“大熔炉”的政策。随着时间的流逝，新加坡的各种种族最终会融成“新加坡人”。

在1970年代，政府曾经推行新加坡民族服饰以分别新加坡公民和其他的外国人，但是没有成效。政府也提倡“国族”的歌舞，但是也没有多大的效果。1990年，那是在新加坡庆祝25周年建国纪念时，新加坡政府采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新加坡”的口号，可是这与多元族群文化的理念似乎又有冲突。

美司法部指控一新加坡公民为中国收集情报

每日新闻   2020-7-25
https://jenreport.com/美司法部指控一新加坡公民为中国收集情报/

美国司法部宣布，一名新加坡人周五（7月24日）认罪，承认利用他在美国的政治顾问公司作为幌子，为中国情报部门收集信息。

杨俊伟（Jun Wei Yeo, 音译），又名杨迪生(Dickson Yeo)，在华盛顿的联邦法院对一项作为外国代理人非法活动的指控表示认罪。

助理司法部长约翰·德默斯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国政府使用一系列的欺骗手段，从毫无戒备的美国人那里获取敏感信息，Yeo是其中一个计划的核心，他利用职业网络网站和一家虚假的咨询公司来引诱中国政府可能感兴趣的美国人。这是中国政府利用美国社会的开放性的又一个例子。”

相关影片：

我的路，我们的路，我们的新加坡

李显扬（新加坡前进党党员）   2020-7-17
https://www.facebook.com/LeeHsienYangSGP/posts/2682707798635979

李显扬

“谢谢您！”

过去这几个星期，我去了很多地方，你们之中，有许多都热情地邀请我进屋里坐坐，并向我诉说你们的故事。在街头和熟食中心，群众们都祝福我们，并鼓励我们。谢谢您！需知道，您的支持，对我而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们许多人都有阅读我的面书贴文，观看我做得并不是太好的视频，并鼓励我，万分感激。对于你们给予的祝愿和那么高的视频观看次数，我很感动。

当见到反对党阵容派出许多能干和有胆识的候选人参选，我发出了最大的欢呼。他们象征着崭新的想法、透明度、问责、公平、同情心并准备好监督新加坡的希望。在我们看不见的幕后，志工们以各自的方式参与大量的竞选工作，因为他们关心我们国家的未来。为了改变我们国家的故事所采取的每一小步，都是一场胜仗。

对于国人来说，2020年大选成绩，可说是极之得来不易的成果。成败，实在难以预料。身为选民，您勇敢地冒着患上新冠肺炎的风险，忍受长长的人龙和杂乱无序的场面，只为了投选代表您的声音和希望的候选人。您也拒绝了龌龊政治和人格诋毁的手段。您勇敢踏出崭新的一步，代表了美好的未来。

我的妻子和三个孩子一直在我的身边支持我。尽管他们因为是我的家人而不得不面对攻击，但他们始终给予我坚定的爱和支持。虽然我没有说出口，但他们一直都是我的梦想团队。

“我的路，我们的路”

打从出生，我便过着养尊处优和备受呵护的生活。我本来就是一个比较注重隐私的人，很多时候并不愿成为公众目光的焦点。我也不善于公开演讲。我的性格比较内向和害羞。因此，我选择走自己的路，用自己的方式贡献给我的国家。

在先父于2015年逝世后，有许多人来接触过我。从他们的故事和奋斗中，我收获良多。我开始意识到，如今出现了“两个新加坡”——一个是靠拢或处于人民行动党(PAP)的天生贵族圈子里的，而另一个则属于普通新加坡人的，生活在恐惧中，一直在迷宫里为了三斗米营营役役的普通国人。

破除迷思的新加坡读本——读《新加坡模式—城邦国家建构简史》

林韦地    2020-5-18
https://www.storm.mg/article/2596489

华人世界对于新加坡的了解多是一知半解，透过阅读《新加坡模式－城邦国家建构简史》将可以重新建构对于新加坡的认识。图为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资料照，美联社）

台湾季风带文化近日出版了新书《新加坡模式—城邦国家建构简史》，作者陈思贤(Kenneth Paul Tan)教授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译者是台湾季风带文化总编辑邝健铭。

我对这本书有很高的期待。从英国移动到新加坡已有八年的时间，诚实地说，在到新加坡定居之前，我对新加坡的印象，如同华文世界的大多数人，只停留在表面和肤浅的层次。高中毕业时读了李光耀的回忆录，但并没有对新加坡模式特别向往。虽然对马来西亚华人而言，新加坡一直都会是一个，自己人生规划中，可能的去处。

直到开始在新加坡定居和工作之后，我才惊觉自己对于这个从小到大耳熟能详的邻国是如此地陌生，因此我在新加坡的头一年，我对这个社会感觉是非常疏离的。我开始重新建构自己对新加坡的认识，开始大量阅读关于新加坡的书，和接触以及认识不同的人，也因此接手了独立书店，进入文化产业。理解新加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曾和一位在新加坡工作，后来出了一本关于新加坡的书的台湾文友聊起新加坡，我说我觉得新加坡很后殖民，他说何止是后殖民，更是后现代。

著名地标鱼尾狮是许多人对新加坡的第一印象。（资料照，美联社）

正因为新加坡小，其设计都十分精细，所以不容易看清这些精密之处。在草根曾有一场活动，台湾来的讲者将新加坡批得体无完肤，我在现场，无法压抑心底升起的不以为然。这样感觉后来在往后数年重复无数次，我在网路上看到别人谈论新加坡时，常常心里会有“huh？新加坡都不是这样”的OS。新加坡当然不是不可以批评，但很多这些外界的批评，其实只是复述对新加坡刻版印象。特别在华文场域，因为新加坡的知识体系语文是英文，所以长期在华文世界几乎是处于“失语”的状态，而新加坡人也不多在意或急于替新加坡辩护。这让华文世界对新加坡充满极化的偏见，不是过份吹捧，就是过度否定。

因此非常乐见这本《新加坡模式—城邦国家建构简史》，被翻译成华文和出版。这本书由新加坡本土学者所著，是insider的insight，希望透过这本书的翻译和出版，可以让华文世界对新加坡有更多理解，能够引发对新加坡更深入和客观的讨论。

我们的昔日是另一个地方吗？

作者：陈华彪     译者：万章     2020-2-1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722058147930576
英文原文：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721619621307762

随着大选的迫近，新加坡人有太多需要反思的地方。到底一个人的思想可以被束缚多久呢？

这是朋友送给我《暴雨袭薪火，丹心迈征程》这本书后，我问自己的问题。这是一本于今年农历正月初三在新加坡发行的新书。

这本书由吴其人编辑，是新加坡左翼运动的领导人和组织于1964年至1966年期间的讲话和声明的汇编。这期间的上半段至1965年8月9日被驱逐出马来西亚，新加坡是刚成立的马来西亚的一部分。

编者还精心编写时间表纪录重大政治事件，包括学生联合会、工人和反对党等抗议政治压迫的社会抗争运动、未经审判拘留，以及当时新加坡拟议中的雇佣法案和社团法案。

这本书记录了六十年代的进步运动在政策和策略上的尖锐辩论。很不幸的，今日的新加坡，这样的辩论根本无影无踪。有关政策和策略的政治讨论已经消亡了。

六十年代的人民不同于今天的吗？最令人惊讶的是，在1964-66年期间，仍然有数千名积极支持进步事业的人，他们并没有被1963年2月2日针对新加坡主要反对派领导人和知识分子所进行的大逮捕吓倒。在代号“冷藏行动”中，大约120人被逮捕。在这段期间，仍然有由社会组织和工会支持的反对派运动，同社会主义阵线和人民党配合，成为有效的统一阵线。毫无疑问，若没有“冷藏行动”，政治论述的素质和范围会更加丰富。

“关”“卡”在新柔长堤上最遥远的一里路

从夜暮到黎明    2020-1-17
http://navalants.blogspot.com/2020/01/blog-post_17.html

新马都是文明国家，但在处理两国的陆路出入境上，似乎距离文明很遥远。

20世纪初，串联新马的新柔长堤落成后，一公里的长堤让两岸人民亲切往来，拥有新马一家亲的黄金岁月。自从50多年前新马分家，两岸各设立自己的关卡后，一家亲的日子已经逐渐模糊。

从前过长堤对岸的新山关卡。1960年代。

如今来往新马，最不人道的应该就是这条长堤，一年中或许只有1月1日元旦和农历年几天顺畅无阻。驾车进出就像翻越千山万水，往往两头都堵车，单程花上一两个钟头乃常态；使用公交的话则小堵车但大堵人，出入境大厅内排起长长的人龙，一公里的短路成为分割新马最远的距离。两岸政府似乎以关卡作为“拗手瓜”斗法的本钱，哭笑不得的是来往两地的平民。

节日假期是长堤两岸的梦魇。我最刻骨铭心的经历是2018年3月30日耶稣受难节，当天前往新山广肇文物馆开会，我自以为乘搭公交过关会顺畅一些，谁知道人算不如天算。好不容易挤入新山入境厅，发现那才是真正梦魇的开始。前面过关处几乎瘫痪，人龙不见人龙，就像一堆等候挤上末班车的难民，后面一车车的“新客”涌入大厅，大家前胸贴着后背，创造人与人最短的距离。

假日过关时被关和卡在关卡的梦魇：万一出现安全状况，相信多数人成为瓮中之鳖。

入境大厅的冷气无法承担严重超额的热量，大家都汗流浃背。有些老人家无法负荷，几乎晕倒在地，周边勉强让出个小空间让老人家坐下，其实坐下来被团团围住更难呼吸。万一出现安全状况，相信多数人成为瓮中之鳖。

我跟大家在大厅里忍屎忍尿忍饿忍闷6个小时，加上之前在新加坡与新柔长堤的拥堵，前后10个小时才离开关卡。大清早出门，抵达目的地已是黄昏，还好对方明白事理，日后我们都建立了良好关系。

经历过此事件，我明白了何谓动弹不得，进退两难，全身麻痹，四面楚歌；熬到过关后则体会到冬天已到尽头，真是好的消息，病树前头万木春那种复活的滋味。Tough time never last, tough people will！

关卡运作是角力的手段？

为什么会有两岸政府以关卡作为“拗手瓜”的想法？上世纪80年代，我在曾经居住过五年的惹兰勿刹活动，跟政坛新星李文献医生走得稍近，他常分享一些政治资讯。当时马哈迪和新加坡之间时常有小动作，尤其是食水价格方面。新加坡游客是柔佛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只要将过关的速度稍微调慢，就会堆积起人潮，有些人无法忍受而自然打退堂鼓。柔佛的游客少了，联邦政府便会释放善意。此招数屡玩不鲜，双方都习以为常了。

鹬蚌相争，殃及池鱼，新马货币几乎等值的年代，最大的受害者是必须越过新柔长堤工作的马来西亚人，关卡成为回家探亲的绊脚石。如今1对3的兑换率促使更多新加坡人越过长堤消费，带旺了店家的生意，但也因此使到当地人的生活费水涨船高。对新加坡来说，经济低迷时期，国人不留在国内花费而是到邻国去血拼，“为国争光”，肯定不会是宗好事。此外，每逢假期关卡都必须加派人手，关卡职员必须牺牲假期，不能像其他人一样全家出游，似乎也不太公平。阅读全文»

英语是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 是主流偏见还是事实？

红蚂蚁/李正名    2020-1-8
https://www.redants.sg/perspective/story20200108-3535

英语并不是我的情感语言，也不是我的传承语言。但是我必须承认，就我对孩子及他们社交圈的观察，当我这一代人凋零之后，英语或许就真的是新加坡人认同的标记了。

排队参观新加坡开埠200年历史体验展(The Bicentennial Experience)的人潮。这个展览旨在让新加坡人与旅客在了解我国历史的过程中，也认识到什么是新加坡人身份。（海峡时报）

讨论问题不应该因人废言，但有时候议论者的身份背景却很关键，因为它可能说明议论者发言的立场，以及所代表的利益。

已经退休的南洋理工大学副教授陈美英在《海峡时报》发表的《英语、母语和新加坡身份认同》，代表的正是一种本地中产阶级的主流偏见。

（联合早报）

事实是残酷的，并不因为人们的好恶而有所改变。陈美英所得出的英语是新加坡人身份认同的结论，其依据有事实和数据支撑。至于这到底是值得自豪还是可悲，就见仁见智了。

她提到李光耀在1986年的国庆仪式，因为主持人首次只用英语串场而感到高兴，借此证明英语作为新加坡人身份认同的正当性，也可以借用同样是李光耀2012年出版的《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里面的一段话反驳：

我们的双语教育的模式不是尽善尽美的，其中有很多波折。我甚至曾在1989年表示，如果有机会回到1965年或1970年，我将会保留华文小学，然后加强其英文第二语文的教学，并鼓励所有的家长把子女送到华文小学就读，然后，在小学或中学阶段为这些学生延加一年的学习时间，让他们之中资质比较中等的，能顺利在中学阶段从以华文为第一语文，过渡到以英文为第一语文的课程中去。

那是距离1986年他表示自豪后的三年。

当然也有人指出，同样的这段话并没有出现在这本书的英文版。至于原因为何，就留给读者自己去想象了。

没错，数据和日常生活的观察都显示，年轻一代新加坡人已经单语化了。

鱼尾狮一直被认为是新加坡的标志。（林新平）

尽管陈美英在文章结尾时，好意地表示新加坡人其实是多语的一群，就像她能够用英语教学，用闽南语研究乩童文化，用马来语表演马来戏曲一样，但是她的成长经验是在双语政策还没有消灭新加坡的多语环境之前。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