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显龙答非所问

殷素素     2024-5-12

看了20年李显龙的国庆群众演说，老实说素素一度以为李显龙的华文华语尚中规中矩，可是后来读到一些新闻报导，知道国庆群众演说是至少6至9个月的筹备和反复练习，经过许多华文老手的精雕细琢才出来的成品，也就难怪用词遣字精确、准确和正确。所以看一个人的语文程度还是要看一些突如其来的即兴和急就章才可能知道。就好比李光耀逝世，李显龙连一则中文讣告都写得乱七八糟，不知道这要以丧主的角度来写。这次这个卸任华语访谈，可能准备的时间不足，或者说这些年来他的中文真的是退步了；《联合早报》吴新慧还大吹法螺说什么“和李显龙总理做华语访问时，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因为他用的是很平实的生活语言，一些小时候学的成语谚语，甚至诗词名句，他信手拈来。”——说点题外，这个吴新慧实在不适合上视频，会对不起观众，简直像极了一只枯了的秃枝，反观新传媒的蓝丽婷则还有MILF的犹存风韵。

在这次访问中，李显龙简直像个懂得半桶水中文的英校生，亏他还说得出自己读了12年的华校！说的中文句子完全是英文翻译过来的，如他自己形容的“你要找词句，把字串起来，形成一个华文句子，而不是英文翻译的句子，在脑子里也很困难”。娴熟使用中文的人，修辞绝对不是这样的，中文的修辞(figure of speech; rhetoric)常见的有：比拟、比喻、排比、夸张、借代、对偶、设问、反问、反复、衬托、用典、化用、互文等，这些他都不会。

关于华文华语在新加坡华族家庭用语急剧减少，中文的社会地位逐渐衰弱。政府是否有“永续”的政策让它不至于一落千丈，这些李显龙都答非所问，甚至于出现“魔法思维”(magical thinking)；以想象和盲目乐观来代替实际的施政。为什么是“魔法思维”呢？专家已经说啦：当否认魔法思维需要付出较高的代价时，他们将很乐意放弃对科学因果性的坚持，转而以“魔法思维”来看待世界。

不过，通过这次的访谈，素素可以推测出李显龙对华文华语的真实想法。首先，李显龙把中文视作一种语言工具，没有丝毫对民族自尊和根性的眷念在里边。所以连带，他们这批华族新贵甚至于超然在华社之外，他说：

华社向来都不完全是单元的，因为华社的定义已经把一大部分华人划分在外了。你如果没有华校背景或华文家庭背景，或没有在华社活跃，那你可能是华人，但大家都不完全把你当作是华社的一分子。所以原来新加坡华人就已经是多元化的了。当然还有Peranakan，也就是土生华人。他们跟华社的联系不一定很密切。

意思也就是说，“（华社）民间的活动也很有价值。我看我们的宗乡会馆组织了很多语言、文化活动，一些舞蹈班、一些书法班、一些戏剧班，反应很好”——等到这批自诩“华社”的都老了、死了，新加坡也就单语舒适，没有“华社”的什么问题了。再来一个“魔法思维”：“我看社会的大环境不相同，可是我不相信会完全失去我们的文化和历史传统。”

乡音难改说新加坡华语

林恩和（怡和世纪副主编）    2024-3-8
怡和世纪 第51期 2023年12月

1947年之后，标榜“马来亚联合邦、新加坡教育部审定”的教科书纷纷出版。新版教科书把许多本地特有词语纳入教材，比如胡姬花、榴梿、红毛丹、山芭、巴刹等。新加坡教科书在保存、传承和传播这些富有地方色彩的特有名词，居功至伟，不单丰富了华语的内涵，也造就南洋华人宝贵的文化遗产。

六十年代小学华语课本

新时代国语教科书·第三册

读小学时，当年的低年级的华文课文多数是押上韵的，容易朗朗上口。小一上的《华文》第一课课文，今天尚能记忆犹新。记得课文是这样的：“哥哥大，弟弟小。哥哥跑，弟弟也跑。哥哥跳，弟弟也跳。”那时候我们读到“哥哥”时，念的音是“ㄍㄜㄍㄜ”，都是阴平声。这里特地以注音符号标注而不用汉语拼音，因为我们在上小学时，学的是注音符号。过了好长的时间，或许是听了广播电台，我才懂得念成“gēge”，也知道“爸爸”、“妈妈”、“姐姐”必须念成轻重音。

仰之弥高的“官话正音”

早年新加坡学校，华文老师一般不注重语音的规范，不单是卷舌音和平舌音搞不清楚，sh和s、ch和c、zh和z不分；撮口音、弯口音经常念错，“剧院”和“妓院”、“学子”和“鞋子”读出来同声同调。更甚的是老师来自不同籍贯，造成课堂上南腔北调百鸟争鸣。有些源自闽籍的老师会把“福建”念成“胡建”、“分数”读成“婚数”；粤籍老师念“光辉”为“光飞”、“老虎”为“老甫”；潮籍老师教我们“有(biang)读边(biang)，无边(biang)读中间(jiang)”。

我把当年这种读音混乱情况写出来，心里丝毫没有嘲笑的念头。只是想告诉大家，我们饱含百年沧桑的华语，如何一步一步艰辛地走出来。作为孤悬海外华语大家庭的一员，语音规范是一种奢侈，“官话正音”天高皇帝远，仰之弥高，大可不必像今天那么样地去重视。鲁迅在《门外文谈》里不也这么说：“现在码头上，公共机关中、大学校里，确已有着一种好像普通话模样的东西。大家说话，既非‘国语’，又不是京话，各各带着乡音，乡调，确又不是方言，即使说的吃力，听的也吃力，然而总归说得出，听得懂，如果加以整理，帮它发达，也是大众语言的一支，说不定将来还是主力”。对我们来说，能掌握华语就心满意足了。多元语音混杂共存，反而更能体现华语的包容和共生的格局。

官话教学成为新加坡新学堂的共识

一百多年前中国维新派发起维新变法，主张“广设学堂，提倡西学”。1901年清政府面对压力，实行“新政”，颁布“兴学诏书”，效法西方和日本学制，新式学堂大量涌现。流风所及，新加坡华文新学堂的设立，与中国几乎同步。1905年广肇养正学堂创办，首开风气。接着道南、应新、崇正、端蒙、启发、育英、通德、南溟等新学堂，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

1905年，大清驻叻总领事署在新加坡倡导“官话正音”，各帮（方言群）华人纷纷响应，土生华人（峇峇）不落人后，在“打球阁”会所开讲“正音”，由总领事署派人充当教习。新学堂虽说分别由各帮华人创办，道南、崇正、通德属闽帮；应新、启发属客帮；育英、南溟属琼帮；养正、端蒙分属粤帮和潮帮。各帮华人在办学时，一致采用“官话”教学，收生也不分彼此。维新派的戊戌变法，在中国遭遇挫折，在南洋却激活华人意识，打破华人以“帮”为特色的方言族群藩篱。依靠办新学、用官话，新加坡华人无意间实现族群的整合。

华语：从告别“母语”到走出“母语”

林恩和（怡和世纪副主编）    2023-3-19
怡和世纪 第48期 2022年12月

语言的多样性会不会既是一种惩罚，同时也是一种幸运？因为每一种语言都代表一种观察世界的角度，如此多样性也可以是一种财富。世人通过学习、探知、翻译穿梭于不同的世界观中，一为传递交流，二可丰富自我的世界观。

——巴巴拉卡桑 Barbara Cassin

在还没有进入正文讨论今天的课题之前，让我转述一个朋友的故事，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故事。

就在不久之前，我的朋友和一群年过古稀的退休老人到南部步行，正当他们欲踏进一条通往一个废弃小池的偏僻小径的时候，一个男子从停在路旁的车子出来，喝住他们：“你们没看到前面有块牌子，写着不准进入吗？”朋友礼貌地向这位貌似“政府人”的男子说：“对不起，因为牌子写的是英文，我们老人家看不懂。”男子一听，厉声问道：“你们是不是新加坡人？”我的朋友回答：“你认为每一个新加坡人都会英文？还是每一个新加坡人必须懂得英文？”那个男子显然恼羞成怒，威胁道：“你们不要走开，等我召警察来，你们去向警察说你们不懂英文好了！”朋友听了这个说辞，一时懵了，为什么不懂英语会是一个必须交由警方处理的问题。当然，这件事情最后不了了之。

我讲述的这个故事，当然是个个案，我们不能以偏概全，拿它当作例子来说明新加坡的语言现状，也不是说它代表了官方的立场。不过，类似的例子不时发生，比如英文媒体的言论版就有人把不懂英文的人视为文盲，有者因小贩中心助手不懂英文而动怒，直言不懂英语的人不配当小贩助手等等，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遭遇英文的傲慢并不罕见。如果冷静地思考这些现象，我们会发现一些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从“积极”面来说，这些现象证明独立后，新加坡大力推行英文教育的成功；但是，这种现象也足以引起我们担忧，曾几何时我们一向认同的不分种族、言语、宗教的多元文化社会愿景受到了挑战。

最近几个月来，新加坡华文媒体发表了许多有关新加坡华文问题的文章，报章陆续发表参与讨论的文章，数量多达数十篇，时间持续长达数个月。因为各个作者的视角和立场不同，出现了各说各话的情况，归纳起来，有对华文水准低落的现象表示关心；有对教学法的问题提出看法；有人甚至提出方言和华语之间到底是相辅相成或者是对立的课题。一时华语、英语、方言、母语、通用语各持已说，形成众声喧哗的现象。这场讨论的发生说明了什么？是大家对华语在新加坡逐渐式微的处境表示焦虑或困惑？还是对华语在新加坡的存活和前景仍有期待？

在我看来，这场针对华语课题的讨论，牵涉到更为复杂的政治无意识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我们能否打破禁忌，去正视这个问题。没有正视问题的勇气和理论的想象力，我们很难穿透迷雾，看清这些现象的政治因素和历史根源。

如果我们能够不受政治意识形态的干扰，去检视新加坡现在的语言政策的框架，不难发现它的理论根源和历史脉络，与新加坡在殖民地时期，受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左右的语言政策有着斩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移民社会造就文化的多元和丰富

新加坡早期多元民族社会

181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了发展远东的贸易，以三个协议逐步取得新加坡的控制权，宣布新加坡为自由港。很快地新加坡就崛起成为东南亚的转口贸易中心，吸引了大量的移民，形成了以华族、马来族、淡米尔族三大民族为主的移民社会。作为移民他们分别离开了原乡，来到新加坡这个陌生的土地开始新的生活，因此有了不同于原乡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生活和经验。各个民族移民的杂处和交往，产生语言和文化的互动，不过，各个民族之间始终保持警惕，避免自己的生活习惯和语言文化传统消失，因此才会有新加坡多元文化社会的形成。社会多元性的存在，既能保持每个民族丰富的文化与语言的差异，也能彰显语言的丰富和多元。也因为如此，在英国殖民地政府大力扶持的以英语作为教学语言的主流教育系统之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华文、马来文、淡米尔文三种不同源流的学校，自力更生求存发展。

由于新加坡华人人口数量众多，华文学校需求大，英国殖民地政权长期对华文学校虽然存有戒心，认为它们是产生民族主义的温床，但是过分打压华文教育不是明智之举，因此对华文教育采取较为包容的策略，让它自生自灭，在这种情况之下，华文教育和华文学校才能自求多福，保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名称隐含的意识形态

新加坡因为殖民地的身份，殖民地宗主国以权力介入，把它的意识形态借着语言、文化、教育、政治渗入到社会的深层结构之中。语言是传播影响力最好的工具，英语自然而然地凭其优势，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在行政、教育、工商等领域，处处显示出强势语言的地位。这种局面的形成，一方面是殖民地政府利用行政手段，比如在高等学府的录取和政府机构公务员的聘任上，规定必须具有良好的英文能力。殖民地当局拒绝承认华文教育学历，把华校毕业生拒于升学和求职门外；另一方面则是通过语言教育体制制造等级性的差别待遇，这种不平等的语言教育政策，成为形成不平等社会关系的根源。英校生成为天之骄子，让他们容易滋生一种“自然而然的优越感”(effortless superiority)，这也进一步提高了英语在殖民地子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使用英语不单单是满足追求时尚的心理，更重要的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民族教育沦落，行动党人难逃其咎

伍依     2023-2-13

在民族教育被连根拔起接近半个世纪后，以及行动党人实用主义的既定思维下，要行动党人“认真的反思、调适、再出发”“国家领导人倡导”那是海中捞月，铁树开花。

历史学者李元瑾的《走入历史隧道——追思新加坡在华语世界中的璀璨时刻》（2023年2曰13日，《联合早报》）用“追思”来怀念“新加坡在华语世界中的璀璨时刻”，非常贴切。

从盛走向衰，不禁让人想起清刘大櫆《祭尹少宰文》：“公之在世，人岂惊奇；及其既没，泣涕追思。泰山乔岳，忽然崩摧。”

的确，李元瑾提及的“19世纪末叶”的新加坡，“南来的儒商文士”等“知识分子”致力于文化的拓荒、耕耘和传播，不仅洗涤小岛的荒气，还推动新加坡、南洋、中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但说这些人是“怀抱着华化南岛的意愿”不免是后人的揣测。事实上，中国人移居世界各国，都会兴建华校传授中华文化，绝没有“华化”居住地的意图。何况在山野乡村的华人，有的根本就是文盲或半文盲，出资出力兴建学堂，纯粹是想让自己的子弟读书识字罢了，哪有宏图大志“华化”居住地之宏愿？

不仅李元瑾，更是新加坡华人不胜嘘唏的是，“1950年代创办南洋大学，既是新加坡华文教育发展的巅峰，却也是华校前途萎缩的开始；新加坡人当家之后，占全国人口四分之三的华族，竟目睹先辈几代人苦心经营的华校走向没落”。

既然是“追思”，必然要追溯过往。为何在殖民地时代，华校可以蓬勃发展，到了“国家走向自主独立，华族的语言与文化旋即陷入吊诡的境地”？为何南洋大学的创办是“华校前途萎缩的开始”？为何“新加坡人当家之后，先辈几代苦心经营的华校走向没落”？

谁之过？

民族文化问题不能割裂历史来看。

膝盖反应

李莫愁    2023-1-24

把方言和华语对立，只不过是某人的臆想，经公权力把它变成事实。最说不过去的，是方言和华语根本属于同样一个语系（汉语），为什么要把它们对立起来呢？而英语（当年）根本对大多数新加坡人来说是个外语，属不同的语系，却硬要把它学起来，最后还变成了“第一语文”，这是什么道理？

庄永康每回遇到本地有人“企图”为方言“翻案”，就会急得跳起来，莫愁称之为“膝盖反应”。

他说：“（最近）有论者摘取英（培安）先生文句‘把华语当华人的母语是错的’，指是斩钉截铁的定论，是读书人的风骨，大义凛然——换句话说，把华语当母语之人都是毫无腰骨、市侩、无情无义者，显然值得一点商榷。”

先不谈庄的结论，他之所以会曲解成这样，是有原因滴。因为英培安的整句话是这样的：他说，当年像他那样的华校生，上课用华文华语，下课后则讲自己家乡的方言，“因为方言是我们的母语，不是用以在华人间沟通的华语，把华语当华人的母语是错的。”

人们总结英培安的讲话精髓看来一点问题都没有，无论是“一句”还是“整句”。那为什么庄永康要曲解成“把华语当母语之人都是毫无腰骨、市侩、无情无义者”？莫愁称之为“红卫兵情结”，红卫兵在文革期间干了很多坏事，“坚决拥护党中央”，多年之后听人提起文革，当然心有戚戚焉；若是“新论”成立，生怕被人看作是“毫无腰骨、市侩、无情无义者。”

他还耍起太极：“母语问题从来不是非黑即白，可说是非常‘辩证’的。”（“太极生两仪”）；云手里的《搂膝拗步》：“阅读英培安，思前想后，觉得前人对我们的启迪实在是太多了。断章取义地撮取书中只言片语，用以鼓吹自己的一套意识形态，固然可以暂时赢得若干掌声，但虚心聆听，殷实求证，恐怕才是从阅读中汲取乐趣与养分的最佳途径。”

五六十年来，执政党在中文报馆里所豢养的师爷，为行动党的“英文/英语至上”鸣锣开道、摇旗呐喊，第一代的大多都退休在家颐养天年，坐在自家的阳台上看云起云落，得闲就行一下山，出国旅游，写些“具深度和人文素养”的文章骗稿费。唯一心生害怕的就是当年那些文章被人挖出来，眼看如今华文/华语日薄西山，结局已定，于是就要洗白过去，迫不得已的时候还要扭曲人家的说法，以示自己公允持平，从来都是对的。

山穷水尽真无路

李莫愁     2023-1-8

李慧玲

“社长”李慧玲的这篇《新加坡还想在华语世界扮演积极角色吗？》，对象不明：到底是面向行动党政府的“跪谏”，还是写来忽悠华文受众？她在文章结尾舍弃“山穷水尽疑无路”的贬义，采用“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褒义，有意要留一条“光明的尾巴”。可是在“又一村”处续了一条狗尾：“但是到了另一村时，应该已是另一番风景了”，露出她想左右逢源的“世界仔”贪婪，分明就是一种话术。

不仅是话术，还是一种于事无补的废话。贫尼想起赖声川的《这一夜我们来说相声》的名言：

所谓废话就是一种听起来好像很具体，实际上是很空洞的一种话；它看起来讲到问题的症结，实际上是在回避所有的答案，所以它虽然很流畅，但是注定是要作废滴。

在新加坡，华文之所以式微，《联合早报》罪大恶极！建国以来，本是应该代表华社出声的喉舌，却甘愿为虎作伥，一路坑蒙拐骗，操纵舆情，让华族放弃很多的权益。按莫愁的想法，如今已撞南墙，来不及回头了。目前的华文现状不过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而已。

“社长”还想为人民行动党的语文灭绝行为开脱，她说：“即便是眼下世界各地的资金和人员大量流入，外国媒体聚焦新加坡之际，新加坡期冀的也是进一步加强经济中心、金融中心、科研中心的地位。发展文化，是为了吸引和留住人才，因应他们对文化生活的要求，尽量给予满足。重视文化的另一个更重要的目的是巩固国人对国家的身份认同。主动为了积累与丰富多元来源的文化资本，促进思想交汇，恐怕不在规划当中，就更不要说想要在华语文化世界中扮演重要角色了。……这个时候，估计新加坡政府不仅在地缘政治之中要强调不选边，对于文化认同，它会有更多顾虑和戒心，并且小心翼翼地避免被人贴上亲哪一边的标签。现在物转星移，新加坡在华语世界里，要想扮演积极的角色，挑战更大。”——强调“客观因素”，“非不为尔，实不能也”，轻轻一把就把他们大赦了。

新加坡人要在多极化世界游刃有余 保持双语优势至关重要

红蚂蚁/侯佩瑜     2022-11-14
https://www.redants.sg/overview/story20221114-6706

2022年新加坡国庆庆典于8月9日在滨海湾浮动舞台举行，庆祝建国57周年。当高空开始出现“红狮”的踪迹，现场观众纷纷拿出手机或相机，捕捉跳伞队员降落的精彩瞬间。（联合早报）

据新跃社科大学资深教授的研究，在新加坡的三大种族中，与华人和印度人相比，马来人的英语和母语双语读写能力最高。

该大学的学术顾问郭振羽教授和中文部罗福腾副教授告诉《海峡时报》，新加坡一直坚持推行双语教育政策，但成功的程度因种族而异。

郭振羽说：

我怀疑本地华人社区仍然存在分歧。有使用并乐意接受华文华语的老一辈，也有排斥华文华语只依赖英语的一群人。

他说， 相反的，马来人在共同的信仰和文化上更加同质和团结，这有助于巩固他们的母语在社区中的地位。而且新加坡毗邻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这也有助于巩固马来语在本地的地位。

马来语是新加坡马来族群的母语，宪法也定为国语，法律地位在其他官方语言之上。

虽然它的国语地位仅具有象征性，但新加坡国歌歌词用马来文写、马来语唱，新加坡国家制定的荣誉制度，名称也采用马来文，辅以英文；而且军队操练口令及有关典礼仪式用语也为马来语。

郭振羽补充说， 淡米尔语在本地使用得较少，原因是我国的印度同胞使用的是其他印度语言，这些语言都是由新移民从印度各地带入我国的。

其实本地的印度新移民多来自北印度，无形中也使本地印度族人口更加多元，分歧也更大。淡米尔语在新加坡的地位可说是岌岌可危。

新加坡统计局“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中关于本地语言使用的数据也支持了教授们的观点。

本地华人当中，通晓中英双语的人口有62.3%。在马来族群中，通晓英语和马来语的比例为82.8%。在印度人口中，只有41.8%的人通晓英语和淡米尔语。

英语已经取代华语成为本地居民在家的主要用语。有多达48.3％的五岁及以上的本地居民在家使用英语交流，这一比例高于2010年的32.3%。

两位教授也说，在未来，新加坡势必成为一个在所有领域都以英语为主的亚洲国家。阅读全文»

新加坡母语政策被“诟病”

陈文坪     2022-10-11
https://www.hk01.com/01論壇/824014/多聲道-新加坡母語政策被-詬病

马来西亚的教育政策虽备受争议，但母语（华文）教育在海外却是一枝独秀，无人（国家）可以争锋。可以这么说，除了中台之外，马来西亚的华文程度，海外国家/地区没有人可以媲美，包括新加坡。

新加坡的母语政策，常被有识之士诟病。前不久，一位本地旅居美国的张达人君就投书《联合早报》，说“新加坡华文精英能本土化吗？”（言论版8月31日）。他从经济与政治两大方面申论，结语是“要产生本土华文精英的想法，是离开新加坡目前的现实很遥远的事。”

新加坡华文水平局限在口语

新国虽推行双语教育，但母语的程度大都停留在口语上。过去，母语政策三番五次检讨，不过，屡次检讨标杆越往下调。虽满足一些家长、学生的要求，却难以让新国整体华文水准向上攀越。

其实，要达到能培养华文精英水准，真正要检讨的是母语政策。而这政策必须更“严格”。否则，即便不考虑经济、政治，新国的华文教育也无法达到如马国的水准。要出类拔萃的精英将更难。

纵观新加坡过去的母语政策，都是令许多国人“有苦难言”。母语政策不断下调，虽符合一小部分家长、学生的期望，让学习华文没有那么“怕与累”，但肯定的是，要造就华文精英，却是越来越不可能。

教育政策是一项需要长期的耕耘才能看得到成绩的。但当局时不时委任一个委员会加以检讨。当先前委员会的建议实施还未看到成效或初有成效时，另一个委员会就加以改变。委员会的建议不是越变越“大学”，而是越改越“小学”。这正如母语课本内容越来越浅，文章越来越简短，书本也越来越薄，连小学生课文内容比过去减少许多。这样的政策，下一代所掌握的词汇、知识会越来越丰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