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语：从告别“母语”到走出“母语”

林恩和（怡和世纪副主编）    2023-3-19
怡和世纪 第48期 2022年12月

语言的多样性会不会既是一种惩罚，同时也是一种幸运？因为每一种语言都代表一种观察世界的角度，如此多样性也可以是一种财富。世人通过学习、探知、翻译穿梭于不同的世界观中，一为传递交流，二可丰富自我的世界观。

——巴巴拉卡桑 Barbara Cassin

在还没有进入正文讨论今天的课题之前，让我转述一个朋友的故事，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故事。

就在不久之前，我的朋友和一群年过古稀的退休老人到南部步行，正当他们欲踏进一条通往一个废弃小池的偏僻小径的时候，一个男子从停在路旁的车子出来，喝住他们：“你们没看到前面有块牌子，写着不准进入吗？”朋友礼貌地向这位貌似“政府人”的男子说：“对不起，因为牌子写的是英文，我们老人家看不懂。”男子一听，厉声问道：“你们是不是新加坡人？”我的朋友回答：“你认为每一个新加坡人都会英文？还是每一个新加坡人必须懂得英文？”那个男子显然恼羞成怒，威胁道：“你们不要走开，等我召警察来，你们去向警察说你们不懂英文好了！”朋友听了这个说辞，一时懵了，为什么不懂英语会是一个必须交由警方处理的问题。当然，这件事情最后不了了之。

我讲述的这个故事，当然是个个案，我们不能以偏概全，拿它当作例子来说明新加坡的语言现状，也不是说它代表了官方的立场。不过，类似的例子不时发生，比如英文媒体的言论版就有人把不懂英文的人视为文盲，有者因小贩中心助手不懂英文而动怒，直言不懂英语的人不配当小贩助手等等，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遭遇英文的傲慢并不罕见。如果冷静地思考这些现象，我们会发现一些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从“积极”面来说，这些现象证明独立后，新加坡大力推行英文教育的成功；但是，这种现象也足以引起我们担忧，曾几何时我们一向认同的不分种族、言语、宗教的多元文化社会愿景受到了挑战。

最近几个月来，新加坡华文媒体发表了许多有关新加坡华文问题的文章，报章陆续发表参与讨论的文章，数量多达数十篇，时间持续长达数个月。因为各个作者的视角和立场不同，出现了各说各话的情况，归纳起来，有对华文水准低落的现象表示关心；有对教学法的问题提出看法；有人甚至提出方言和华语之间到底是相辅相成或者是对立的课题。一时华语、英语、方言、母语、通用语各持已说，形成众声喧哗的现象。这场讨论的发生说明了什么？是大家对华语在新加坡逐渐式微的处境表示焦虑或困惑？还是对华语在新加坡的存活和前景仍有期待？

在我看来，这场针对华语课题的讨论，牵涉到更为复杂的政治无意识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我们能否打破禁忌，去正视这个问题。没有正视问题的勇气和理论的想象力，我们很难穿透迷雾，看清这些现象的政治因素和历史根源。

如果我们能够不受政治意识形态的干扰，去检视新加坡现在的语言政策的框架，不难发现它的理论根源和历史脉络，与新加坡在殖民地时期，受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左右的语言政策有着斩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移民社会造就文化的多元和丰富

新加坡早期多元民族社会

181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了发展远东的贸易，以三个协议逐步取得新加坡的控制权，宣布新加坡为自由港。很快地新加坡就崛起成为东南亚的转口贸易中心，吸引了大量的移民，形成了以华族、马来族、淡米尔族三大民族为主的移民社会。作为移民他们分别离开了原乡，来到新加坡这个陌生的土地开始新的生活，因此有了不同于原乡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生活和经验。各个民族移民的杂处和交往，产生语言和文化的互动，不过，各个民族之间始终保持警惕，避免自己的生活习惯和语言文化传统消失，因此才会有新加坡多元文化社会的形成。社会多元性的存在，既能保持每个民族丰富的文化与语言的差异，也能彰显语言的丰富和多元。也因为如此，在英国殖民地政府大力扶持的以英语作为教学语言的主流教育系统之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华文、马来文、淡米尔文三种不同源流的学校，自力更生求存发展。

由于新加坡华人人口数量众多，华文学校需求大，英国殖民地政权长期对华文学校虽然存有戒心，认为它们是产生民族主义的温床，但是过分打压华文教育不是明智之举，因此对华文教育采取较为包容的策略，让它自生自灭，在这种情况之下，华文教育和华文学校才能自求多福，保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名称隐含的意识形态

新加坡因为殖民地的身份，殖民地宗主国以权力介入，把它的意识形态借着语言、文化、教育、政治渗入到社会的深层结构之中。语言是传播影响力最好的工具，英语自然而然地凭其优势，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在行政、教育、工商等领域，处处显示出强势语言的地位。这种局面的形成，一方面是殖民地政府利用行政手段，比如在高等学府的录取和政府机构公务员的聘任上，规定必须具有良好的英文能力。殖民地当局拒绝承认华文教育学历，把华校毕业生拒于升学和求职门外；另一方面则是通过语言教育体制制造等级性的差别待遇，这种不平等的语言教育政策，成为形成不平等社会关系的根源。英校生成为天之骄子，让他们容易滋生一种“自然而然的优越感”(effortless superiority)，这也进一步提高了英语在殖民地子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使用英语不单单是满足追求时尚的心理，更重要的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膝盖反应

李莫愁    2023-1-24

把方言和华语对立，只不过是某人的臆想，经公权力把它变成事实。最说不过去的，是方言和华语根本属于同样一个语系（汉语），为什么要把它们对立起来呢？而英语（当年）根本对大多数新加坡人来说是个外语，属不同的语系，却硬要把它学起来，最后还变成了“第一语文”，这是什么道理？

庄永康每回遇到本地有人“企图”为方言“翻案”，就会急得跳起来，莫愁称之为“膝盖反应”。

他说：“（最近）有论者摘取英（培安）先生文句‘把华语当华人的母语是错的’，指是斩钉截铁的定论，是读书人的风骨，大义凛然——换句话说，把华语当母语之人都是毫无腰骨、市侩、无情无义者，显然值得一点商榷。”

先不谈庄的结论，他之所以会曲解成这样，是有原因滴。因为英培安的整句话是这样的：他说，当年像他那样的华校生，上课用华文华语，下课后则讲自己家乡的方言，“因为方言是我们的母语，不是用以在华人间沟通的华语，把华语当华人的母语是错的。”

人们总结英培安的讲话精髓看来一点问题都没有，无论是“一句”还是“整句”。那为什么庄永康要曲解成“把华语当母语之人都是毫无腰骨、市侩、无情无义者”？莫愁称之为“红卫兵情结”，红卫兵在文革期间干了很多坏事，“坚决拥护党中央”，多年之后听人提起文革，当然心有戚戚焉；若是“新论”成立，生怕被人看作是“毫无腰骨、市侩、无情无义者。”

他还耍起太极：“母语问题从来不是非黑即白，可说是非常‘辩证’的。”（“太极生两仪”）；云手里的《搂膝拗步》：“阅读英培安，思前想后，觉得前人对我们的启迪实在是太多了。断章取义地撮取书中只言片语，用以鼓吹自己的一套意识形态，固然可以暂时赢得若干掌声，但虚心聆听，殷实求证，恐怕才是从阅读中汲取乐趣与养分的最佳途径。”

五六十年来，执政党在中文报馆里所豢养的师爷，为行动党的“英文/英语至上”鸣锣开道、摇旗呐喊，第一代的大多都退休在家颐养天年，坐在自家的阳台上看云起云落，得闲就行一下山，出国旅游，写些“具深度和人文素养”的文章骗稿费。唯一心生害怕的就是当年那些文章被人挖出来，眼看如今华文/华语日薄西山，结局已定，于是就要洗白过去，迫不得已的时候还要扭曲人家的说法，以示自己公允持平，从来都是对的。

新加坡人要在多极化世界游刃有余 保持双语优势至关重要

红蚂蚁/侯佩瑜     2022-11-14
https://www.redants.sg/overview/story20221114-6706

2022年新加坡国庆庆典于8月9日在滨海湾浮动舞台举行，庆祝建国57周年。当高空开始出现“红狮”的踪迹，现场观众纷纷拿出手机或相机，捕捉跳伞队员降落的精彩瞬间。（联合早报）

据新跃社科大学资深教授的研究，在新加坡的三大种族中，与华人和印度人相比，马来人的英语和母语双语读写能力最高。

该大学的学术顾问郭振羽教授和中文部罗福腾副教授告诉《海峡时报》，新加坡一直坚持推行双语教育政策，但成功的程度因种族而异。

郭振羽说：

我怀疑本地华人社区仍然存在分歧。有使用并乐意接受华文华语的老一辈，也有排斥华文华语只依赖英语的一群人。

他说， 相反的，马来人在共同的信仰和文化上更加同质和团结，这有助于巩固他们的母语在社区中的地位。而且新加坡毗邻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这也有助于巩固马来语在本地的地位。

马来语是新加坡马来族群的母语，宪法也定为国语，法律地位在其他官方语言之上。

虽然它的国语地位仅具有象征性，但新加坡国歌歌词用马来文写、马来语唱，新加坡国家制定的荣誉制度，名称也采用马来文，辅以英文；而且军队操练口令及有关典礼仪式用语也为马来语。

郭振羽补充说， 淡米尔语在本地使用得较少，原因是我国的印度同胞使用的是其他印度语言，这些语言都是由新移民从印度各地带入我国的。

其实本地的印度新移民多来自北印度，无形中也使本地印度族人口更加多元，分歧也更大。淡米尔语在新加坡的地位可说是岌岌可危。

新加坡统计局“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中关于本地语言使用的数据也支持了教授们的观点。

本地华人当中，通晓中英双语的人口有62.3%。在马来族群中，通晓英语和马来语的比例为82.8%。在印度人口中，只有41.8%的人通晓英语和淡米尔语。

英语已经取代华语成为本地居民在家的主要用语。有多达48.3％的五岁及以上的本地居民在家使用英语交流，这一比例高于2010年的32.3%。

两位教授也说，在未来，新加坡势必成为一个在所有领域都以英语为主的亚洲国家。阅读全文»

新加坡母语政策被“诟病”

陈文坪     2022-10-11
https://www.hk01.com/01論壇/824014/多聲道-新加坡母語政策被-詬病

马来西亚的教育政策虽备受争议，但母语（华文）教育在海外却是一枝独秀，无人（国家）可以争锋。可以这么说，除了中台之外，马来西亚的华文程度，海外国家/地区没有人可以媲美，包括新加坡。

新加坡的母语政策，常被有识之士诟病。前不久，一位本地旅居美国的张达人君就投书《联合早报》，说“新加坡华文精英能本土化吗？”（言论版8月31日）。他从经济与政治两大方面申论，结语是“要产生本土华文精英的想法，是离开新加坡目前的现实很遥远的事。”

新加坡华文水平局限在口语

新国虽推行双语教育，但母语的程度大都停留在口语上。过去，母语政策三番五次检讨，不过，屡次检讨标杆越往下调。虽满足一些家长、学生的要求，却难以让新国整体华文水准向上攀越。

其实，要达到能培养华文精英水准，真正要检讨的是母语政策。而这政策必须更“严格”。否则，即便不考虑经济、政治，新国的华文教育也无法达到如马国的水准。要出类拔萃的精英将更难。

纵观新加坡过去的母语政策，都是令许多国人“有苦难言”。母语政策不断下调，虽符合一小部分家长、学生的期望，让学习华文没有那么“怕与累”，但肯定的是，要造就华文精英，却是越来越不可能。

教育政策是一项需要长期的耕耘才能看得到成绩的。但当局时不时委任一个委员会加以检讨。当先前委员会的建议实施还未看到成效或初有成效时，另一个委员会就加以改变。委员会的建议不是越变越“大学”，而是越改越“小学”。这正如母语课本内容越来越浅，文章越来越简短，书本也越来越薄，连小学生课文内容比过去减少许多。这样的政策，下一代所掌握的词汇、知识会越来越丰富吗？

可持续性

韦春花    2022-5-22

【庄永康语无伦次】

自上星期天以来，多看了一星期《联合早报》，还是看不出当年李光耀“取缔”方言之举，到底有什么根据？倒是《新国志》转载的一篇旧文章《郭熙：新加坡禁绝方言的思考——一位中国语言学教授的观察》（2017年《怡和世纪》总31期），给老娘诸多启迪。

最近的一个潮词——“可持续性”，立马跳入春花的脑海中。根据维基百科，“可持续性”从广义上来讲，是能够保持一定的过程或状态，在生态方面，可持续发展可以被界定为具能力的生态系统，能自我维持一切生态的过程、功能、生物多样性和未来的活力。……天然资源的使用必须控制在一个能够还原的速度，人类生活才能具有可持续性。然而，现在有明确的科学证据表明，人类的生活无法维持，人类需要以集体地减少自然资源的利用，将其消耗速度减少至一个可持续的限度内。新加坡的华文华语处在濒死的状态，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行动党政府甚至还有一个可持续发展部，A*STAR设立新研究院支持本地可持续发展目标，为什么就没人想到要用“可持续性”的思维来救活华文华语呢？

郭熙说：

这显然与新加坡当局对“华语”内涵和外延的界定有关：它在客观上就导致了“华语”跟原来的闽南话、广府话、客家话的语言学意义上的“对立”。这种语言学概念上的对立，形成了这样的理论基础，即闽南话、粤语、客家话等方言，应该服从国家地位上的“华语”，让位于“华语”。

正因为是“对立”，所以要“取缔”。然而这个错误的认知将导致什么？：

华人本来各有各的方言，这些方言是“与生俱来”的习得结果。它们是自然获得的语言，不需要有意识的学习，没有任何语言学习中的痛苦。在此基础上的母语教育，是“识字读书学文化”。学童到校，任务是学习“官话”，学习书面语，学习“文明词儿”等等。例如，学习官话方面，要学习官话的发音、学习官话的词汇，学习相关的文体和表达方法。

强制性地规定只能用“华语”，则下一代自身的语言习得开始遇到障碍，其后的华语学习也是困难重重。首先，他们无法通过方言获取语言和信息，有的甚至不能自如地获取华语或用华语交流；更为严重的是，原本是方言到标准语的转换学习变成了第二语言的学习。

禁绝方言，就使得新加坡华语成了无源之水。新加坡没有农业社会，原来农业社会的词语来源于方言，传统文化词语也源于方言。今天的新加坡是一个科技社会，新的词语和表达方式都是英语的。传统词语不断死去，也没有方言提供补充。新加坡华语已经成了一个无法创新发展的规范依赖型语言。

看到这里，庄永康要硬拗就变成语无伦次了：

言论自由①，这里无意再引起“另一轮”争论，只想指出：一、语文政策是一个集体的课题，包括政策制定者在内的个人经历，并不能印证什么。②二、通过华语教习华文的做法，不仅局限于新加坡，问问新上任的法国大使③，便会知道。三、想提升新加坡华文水平，只有一条路：确保华语作为华人“母语”地位。④

最直截了当的无法Ownself check ownself

韦春花    2022-1-16

前几天看凤凰台的《石评大财经》，这个节目每次到最后一个单元，他都会有个题目来点题，这一次叫做《从美国唯一论到中国唯一论》，好大的一个题目，能把人吓得一愣一愣的，其实也不过是胡说八道。石齐平到凤凰当主持人之前，是个台湾的经济学教授，学问应该不低，但是他就是没把American exceptionalism弄懂。一般会把它译成美国例外论，或者美国卓越论。其来有自，带有浓浓的宗教背景，就是美国的清教徒们认为自己是上帝御选的人种，所以才会处处成功，处处卓越，谁也赶不上，所以是个“例外”。而共产党人相信“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又有哪来的“唯一”？

王乙康最近也大发伟伦，他说：“‘自我检查自己’是一种美德，如果政府无法确保公众问责，新加坡将陷入困境。”——先不说这段话前后矛盾，如此硬拗“Ownself check ownself”简直可耻。“Ownself check ownself”是一种权力傲慢，是反民主的。因为民主的基本逻辑就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因此需要各方的监督，在情况变得更坏之前就能自我纠正，“自我检查自己”则毫无意义。

即使是在古代实行帝王制的独裁，也会懂得“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得民心者得天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更何况现在？一个心智健康的人，在面对批评的时候，应该会敞开胸怀，欢迎大家来监督，只有上瘾的君子会在意旁人的眼光，才会谢绝一切躲起来“Ownself check ownself”。

王乙康辩解道：“首先，新加坡有一个中立，非政治化的公共服务体系，透过独立的公共服务委员会来委任高级公务员。而新加坡的各层级公务员不会像一些国家那样，随着政权改朝换代而有所更迭。同时，一些国家机构，如审计署及司法机关都在确保政府廉洁及运作良好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说出来谁信？不要说是部长亲自领导的政府部门，人民行动党连黑手都伸到各个民间组织和传媒，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你以为人们会因为你的如簧之舌而信服吗？

【最直截了当的无法Ownself check ownself】

就在元旦前夕，克拉码头发生数百人违例群聚跨年事件，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警方无作为的后果；因为那里的跨年肯定有警方维持秩序，在发现人潮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根据他们的SOP，应该就要设路障来管控车流和人流，再不行，就通报上级，要求支援。可惜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警方似乎没有汲取小印度暴动的教训。然而在官媒的带风向下，却把目光移向肇事人群。尚穆根的内政部，非但不必道歉，并且还被委以“调查”的重任，报纸说：

抗疫跨部门工作小组昨天发表声明，指今年许多国家都已暂停或缩小跨年活动，克拉码头的聚会公然违反安全管理条例，可能造成病毒大规模传播。/声明指出：“经历了两年的社交限制之后，我们明白公众迎接新年的愿望和热情。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已尽可能提高韧性，但我们还是得提醒所有人我国目前仍在疫情下，依然需要负起社会责任。”……惹兰勿刹市镇会主席文礼佳博士指出，聚会不是在市镇会的公共空间举行，因此不受市镇会管辖。也是惹兰勿刹集选区议员的文礼佳强调：“我对于聚会缺乏安全管理措施感到担忧，希望当局进一步调查这起事件。”

像禁烟一样禁了母语

柳先生    2022-1-15

要想知道本地母语程度为何每况愈下，便需要看清我们学生的学习环境里到底充斥着怎样的一种社会歧视。如果要改变这种情况，我们也要想想，我们社会到底还留给母语多少的使用空间。虽然我不觉得有谁会听从作者离谱的建议，但在友族面前不可说母语这观念，在我们的社会却有越来越流行的趋势。一般的微歧视或者不易察觉，但使用什么语言却是很明显的，一旦微歧视变成了公认的歧视，我们便会如履薄冰，开始自我审查自我消音，母语也就越来越不见容于公共场域了。

日前亚洲新闻台(CNA)刊登了Mayank Parekh《工作时说非英语可以吗？》(Is it okay to speak a non-English language at work?）一文。文章主要是针对早些日子的一则新闻作出回应。新闻的主角是Shopee虾皮电商平台，该公司在社交网站上被指工作环境恶劣，甚至有明显的种族歧视。其中一项指控即是：公司内部开会时使用中文，不理不谙华文的员工的感受，甚至有种族歧视之嫌。

作者针对此事，假设了两个我们会在工作场所遇到的场景：一、三个国籍相同的外国工程师在小组讨论时以“他们自己的语言(their own language)”交谈，过后把重点转述给本地(local)同事时再用英文；二、几个经理在会议前以非英语谈笑风生，开会时再转用英语，但因为与会者多是同一族裔，所以偶尔提及某个非英语词汇，也不加以翻译。作者明确地反对非英语在上述两个场景中的使用，主要有几个原因：

1. 他们是在正式(formal)的工作场合交谈，而新加坡的工作语言(working language)是英语。

2. 会造成排斥和疏离感/异化(exclusion and alienation)。

3. 只会听英语的员工会以为同事是在背后议论他。

4. 纵无歧视之意，也有微歧视(microagression，又译微侵犯、微侵略）之嫌，日后恐会导致更多冲突。

5. 不同语言会分化本地与外来员工，尤其是相同国籍的员工在小圈子里选择以非英语谈笑的时候。

至于非正式的场合，比如办公室里的茶水间或午餐时间，由于正式和非正式不好划分，有太多的灰色地带，因此作者也建议公司应该有明确的语言要求规定，并给员工多一些培训来加强他们的英语。

Shopee 内部如果真的有种族歧视，肯定应加以谴责，但若说要反歧视则必须说英语，则是荒天下之大谬了。以下本文将针对作者的五个论点逐一分析反驳。

一、工作语言

说到新加坡的工作语言，不由让人联想到去年有一位老年读者在《海峡时报》上诉苦，投诉医院护士看他年老就跟他说华语，无视新加坡工作语言是英语这一事实。记得那时舆论大部分都站在护士那里，认为护士一片好心，是老者反应过度了。

但老者的思维在新加坡社会绝对不是少数，比如这位作者Mayank Parekh便大有来头。他是人力资源专才学会(Institute for Human Resource Professionals)总裁，也是国民融合委员会(National Integration Committee)的成员。可以说，他的想法即使不代表政府的立场，应该也能代表一定的主流声音，断不能以失控老人的激动言语视之。

英语是新加坡所有政府部门、学校的通用语言，是新加坡教育的第一语言，这或许是谁都无法否认的现状。问题是这所谓的工作语言到底是何等地位，其涵盖范围该有多广？查新加坡宪法第153A条，马来语仍是国语，官方语言仍是四语，而任何人都无权阻止他人使用或学习任何语言。工作语言只能是英语一说，明显违宪。至今国会里仍常有非英语的辩论，难道说我们的议员都不在工作？还是说这种让国人引以为傲的传统应该被取消，规定所有议员只能说英语？

退一万步讲，就算禁止某种语言并不违宪，就算所有政府部门再也不允许有英语以外的语言出现，只从最功利的角度讲，我们应该规定私人企业乃至跨国公司一律只用英语吗？是“要赚我新币，就请说我的语言”的意思吗？这是吸引外资、和其他国家打好关系的好方法吗？

新加坡的“母语教育”

伍依     2021-12-16

“大环境”是人创造的，并不是自然形成。新加坡宪法规定，华、马、印、英四种语文为官方语文。但是，除了英文享受至高无上的地位之外，其他三种民族语文却成了小妾，有时候陪一陪大老婆充充门面而已。

2021年12月13日，《联合早报》刊登教育部课程规划与发展司（母语处）司长王梅凤答复《联合早报•交流站》多篇关于母语教育的文章。

王梅凤把“母语”定义为“母亲的语言”。这样的定义，显得非常狭隘，没有内涵。

母语，准确的说是民族语言，并不一定是一个人最早接触、学习并掌握的“语言”。“母语”表示的是“根源”的意思。如果只定义母语是母亲的语言，就缺乏“民族”属性，难免造成民族认同的困扰。

母语教育是关于民族语言的教育，这是语文教育的根本性质。“语文教育”中的“语文”,既包含着一个民族的语言系统和规则,又包含着按照这一语言系统和规则所进行的言语活动及其所形成的言语作品，是口头和书面的“语言”（狭义）和“言语”的合称。

中华民族的母语教育，是人们相互交流思想的汉文及汉语工具。

王梅凤说母语教育，是“我们鼓励新加坡人学习母语，不仅是为了了解我们的本土母族文化和加深国民认同感，更要让新加坡人有能力与亚洲乃至全球的母语使用社群产生联系”。

《汉语大字典》约6万字《康熙字典》收录4万7035个字，只让学生学习3000字，能使学生学习到“母族文化”吗？汉字的精华在文言文和诗词歌赋，不让学生学习，能体会出汉字的魅力吗？

在电视上经常可以看到听到，新加坡年轻人在接受采访时，总是结结巴巴地参杂英语说华语，以这样的母语程度，真能“了解我们的本土母族文化”吗？新加坡的“国民”是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组成的，怎样“加深国民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