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背后的歧视和隐喻

林高丕（文史作者）    2023-9-9
怡和世纪 第50期 2023年8月

语言的使用其实就是个“隐喻的过程”，它能在我们的社会生活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早年新加坡还是“读唐人册”（华文教育）和“读红毛册”（英文教育）平分天下的年代，华校生经常被称为“是不是”。“是不是”虽然有点戏谑的意味，不过也没什么恶意，被称呼的人并不觉得受到冒犯。

后来“读红毛册”的人数逐渐超越“读唐人册”的人数，“是不是”这个华语名称也渐渐少人用了，取而代之的是英语名称“Chinese helicopter”。“Chinese helicopter”源自“Chinese educated”，指的是受华文教育者。有人利用谐音把 educated特意说成helicopter（直升机）以此来嘲笑华校生。当然也有一些华校生用这个词作为自嘲。年轻人用语音相近的词，取代原来的词，变成一种戏谑的表述，这也是民间俗语形成的路径之一。只要词义大家不以为忤，这倒无伤大雅。无论如何，这总比当年华校生不分皂白地被恶意称为“communist”（共产党人）来得好受一些。在当年的语境下，共产党人等同“反政府”、“颠覆分子”，被标签的人很容易感觉到“恐共”的敌意和被歧视的刺痛。

“Chinese helicopter”流行了好一阵子，也引起一些华校生忿忿不平，在华文报章激烈讨论。这个流行词后来修成正果，化为新加坡国民庶民语言“新语”(Singlish)的一部分。“Chinese helicopter”有幸让《牛津英语词典》的编者看上，列入词条。虽然词条的说明不到位，我们大可不必深究，毕竟作为新加坡身份象征的“新语”能融入“大英语”，新加坡子民应该与有荣焉。

“Chinese helicopter”就像一些流行语，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随着社会语言环境的改变，它最后的归宿就是依附于词典，成为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独立后，随着华校生淡出新加坡历史舞台，语言环境和社会环境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失去了华校生作为嘲笑的对象，新新人类转移了目标，他们把经常讲华语、穿着较朴素的人形容为“very cheena”，“cheena”在他们口中成为“老土”的代码。

华语：从告别“母语”到走出“母语”

林恩和（怡和世纪副主编）    2023-3-19
怡和世纪 第48期 2022年12月

语言的多样性会不会既是一种惩罚，同时也是一种幸运？因为每一种语言都代表一种观察世界的角度，如此多样性也可以是一种财富。世人通过学习、探知、翻译穿梭于不同的世界观中，一为传递交流，二可丰富自我的世界观。

——巴巴拉卡桑 Barbara Cassin

在还没有进入正文讨论今天的课题之前，让我转述一个朋友的故事，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故事。

就在不久之前，我的朋友和一群年过古稀的退休老人到南部步行，正当他们欲踏进一条通往一个废弃小池的偏僻小径的时候，一个男子从停在路旁的车子出来，喝住他们：“你们没看到前面有块牌子，写着不准进入吗？”朋友礼貌地向这位貌似“政府人”的男子说：“对不起，因为牌子写的是英文，我们老人家看不懂。”男子一听，厉声问道：“你们是不是新加坡人？”我的朋友回答：“你认为每一个新加坡人都会英文？还是每一个新加坡人必须懂得英文？”那个男子显然恼羞成怒，威胁道：“你们不要走开，等我召警察来，你们去向警察说你们不懂英文好了！”朋友听了这个说辞，一时懵了，为什么不懂英语会是一个必须交由警方处理的问题。当然，这件事情最后不了了之。

我讲述的这个故事，当然是个个案，我们不能以偏概全，拿它当作例子来说明新加坡的语言现状，也不是说它代表了官方的立场。不过，类似的例子不时发生，比如英文媒体的言论版就有人把不懂英文的人视为文盲，有者因小贩中心助手不懂英文而动怒，直言不懂英语的人不配当小贩助手等等，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遭遇英文的傲慢并不罕见。如果冷静地思考这些现象，我们会发现一些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从“积极”面来说，这些现象证明独立后，新加坡大力推行英文教育的成功；但是，这种现象也足以引起我们担忧，曾几何时我们一向认同的不分种族、言语、宗教的多元文化社会愿景受到了挑战。

最近几个月来，新加坡华文媒体发表了许多有关新加坡华文问题的文章，报章陆续发表参与讨论的文章，数量多达数十篇，时间持续长达数个月。因为各个作者的视角和立场不同，出现了各说各话的情况，归纳起来，有对华文水准低落的现象表示关心；有对教学法的问题提出看法；有人甚至提出方言和华语之间到底是相辅相成或者是对立的课题。一时华语、英语、方言、母语、通用语各持已说，形成众声喧哗的现象。这场讨论的发生说明了什么？是大家对华语在新加坡逐渐式微的处境表示焦虑或困惑？还是对华语在新加坡的存活和前景仍有期待？

在我看来，这场针对华语课题的讨论，牵涉到更为复杂的政治无意识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我们能否打破禁忌，去正视这个问题。没有正视问题的勇气和理论的想象力，我们很难穿透迷雾，看清这些现象的政治因素和历史根源。

如果我们能够不受政治意识形态的干扰，去检视新加坡现在的语言政策的框架，不难发现它的理论根源和历史脉络，与新加坡在殖民地时期，受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左右的语言政策有着斩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移民社会造就文化的多元和丰富

新加坡早期多元民族社会

181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了发展远东的贸易，以三个协议逐步取得新加坡的控制权，宣布新加坡为自由港。很快地新加坡就崛起成为东南亚的转口贸易中心，吸引了大量的移民，形成了以华族、马来族、淡米尔族三大民族为主的移民社会。作为移民他们分别离开了原乡，来到新加坡这个陌生的土地开始新的生活，因此有了不同于原乡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生活和经验。各个民族移民的杂处和交往，产生语言和文化的互动，不过，各个民族之间始终保持警惕，避免自己的生活习惯和语言文化传统消失，因此才会有新加坡多元文化社会的形成。社会多元性的存在，既能保持每个民族丰富的文化与语言的差异，也能彰显语言的丰富和多元。也因为如此，在英国殖民地政府大力扶持的以英语作为教学语言的主流教育系统之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华文、马来文、淡米尔文三种不同源流的学校，自力更生求存发展。

由于新加坡华人人口数量众多，华文学校需求大，英国殖民地政权长期对华文学校虽然存有戒心，认为它们是产生民族主义的温床，但是过分打压华文教育不是明智之举，因此对华文教育采取较为包容的策略，让它自生自灭，在这种情况之下，华文教育和华文学校才能自求多福，保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名称隐含的意识形态

新加坡因为殖民地的身份，殖民地宗主国以权力介入，把它的意识形态借着语言、文化、教育、政治渗入到社会的深层结构之中。语言是传播影响力最好的工具，英语自然而然地凭其优势，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在行政、教育、工商等领域，处处显示出强势语言的地位。这种局面的形成，一方面是殖民地政府利用行政手段，比如在高等学府的录取和政府机构公务员的聘任上，规定必须具有良好的英文能力。殖民地当局拒绝承认华文教育学历，把华校毕业生拒于升学和求职门外；另一方面则是通过语言教育体制制造等级性的差别待遇，这种不平等的语言教育政策，成为形成不平等社会关系的根源。英校生成为天之骄子，让他们容易滋生一种“自然而然的优越感”(effortless superiority)，这也进一步提高了英语在殖民地子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使用英语不单单是满足追求时尚的心理，更重要的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天然独”和“天然英”是师出同门

李莫愁     2020-1-15

【同温层】

有人在脸书吹嘘，说大选前夕，台湾友人在网上发帖：拍胸脯保证韩国瑜一定赢，使得“曾经沧海难为水”的他难以苟同，因为他认为“造势不一定化为选票”……其实，临门一脚前的忐忑，这点小聪明谁会没有呢？只不过说出来会成笑话，否则“大热倒灶”这四字词就不必造出来了。连老奸巨猾的蓝营名嘴都会看漏了眼，他算老几啊，浩练！

韩国瑜这一路走来，不断有名嘴说：他不应在同温层里抱团取暖，而是要走出来拉拢中间选民——谈何容易！人是群居的动物，一生都是在同温层里打滚；无论成功、失败，快乐或者忧伤都要和人分享。真正能够做到遗世独立的，只有出世的修行者。不过，话说回来，只要你的政治理念能够符合大众的期待值，中间选民自然会向这个同温层靠拢（民进党人又何尝不是活在同温层里？）。台湾的确是风向变了，自2018年底的“讨厌民进党”到2020年初的“害怕共产党”，是翻天覆地的变化，《纽约时报》有篇文章标题是《蔡英文的幸运  习近平的愚蠢》是很有道理的。

【“天然独”和“天然英”】

台独在台湾一路来都有市场，从党外的《美丽岛杂志》到民进党的成立，已经有40余年的历史。起初或许只是“讨厌国民党”，后来则是要一边一国。而近期这些台独分子从莘莘学子的课纲下手，从国文、历史、地理及公民四科的“微调”，剪断中华文化的脐带，造成年轻人的“天然独”，如今已然成气候。

反殖运动高峰期 历史大事件一瞥

邹文学（怡和世纪编委）   2019-12-12
怡和世纪 第40期 2019年7月

引言

在殖民地政府的官方历史里，上世纪50-60年代是个充满暴乱的动荡时代。其实，那正是新加坡反殖运动的高峰期，全民奋勇投入反对殖民主义的浪潮，场面可歌可泣，本文简单介绍几件大事。

513事件——走在反殖运动前线的华校学生

遏制华校发展

这里先简述战后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政治环境。当1948年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生效及马共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后，新马的政局起了根本变化。一方面，政府到处抓人，白色恐怖弥漫社会；另一方面，人民生活窘迫，许多人找不到工作，民不聊生。

与此同时，英国殖民地政府为了强化政权，逐步推行遏制民族教育特别是华文教育发展的政策。

1951年政府举办初中三会考，想通过考试淘汰学生，减少升上华校高中的学生数目，以限制华校的发展。那一年的会考，遭到华校学生抵制，当局为此开除百余名学生，其中包括林清祥和方水双。

1953年新加坡发生数宗奸杀案，这是殖民地统治者为了麻痹人民、纵容黄色文化四处泛滥造成的恶果。有正义感的受华文教育青年和工友、华校中学生以及妇女团体，于是发起反对黄色文化运动，多种健康艺术活动应时而生，文艺刊物也如雨后春笋般面世，其中以《人间》、《耕耘》和《荒地》等最受欢迎。与此同时，多所华校学生也联合成立“华文中学毕业班同学艺术研究会”（简称“艺研会”），举办各种有意义的文艺活动。

中学生反对当兵

1954年3月17日，英殖民政府公布“民众服役法令”，凡年龄在18至20岁男性包括学生，都得前往登记民众服役，4月5日开始，5月12日截止。如果学生不按规定登记，着令退学，并受刑法处分。

为了保有读书求学的基本权利，全岛华校生包括女校同学，开展签名运动要求免役。新加坡代总督顾德，同意在5月13日下午3时接见八名中正中学的学生代表。下午2时半，近千名华校中学生齐集克里门梭路皇家山公园，他们秩序井然地静候学生代表的佳音。可是，下午2时55分，突然有三辆镇暴车开到，百余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列队走向学生队伍，欧籍警官下令学生两分钟内解散。就在双方对话时，警察却突然冲向学生队伍，并挥起警棍驱散学生，造成数十名学生头破血流，他们还抓走40多名学生。

1954年5月13日，华校中学生结队前往总督府请愿，要求豁免兵役，警方以武力强行解散，酿成了著名的513历史事件。（黄金英珍藏）

从国文国语到华语华文的转折路

周维介   2019-11-13
怡和世纪 第39期 2019年4月

虽然新马的“华文”、台湾的“国文”、港澳的“中文”与中国的“语文”，是“Chinese Language”在各自教育体系中不同的称谓，但是它们所指的都是汉语的学习。称谓有别，是政治催化的结果，里头有历史的积淀与沧桑。它不似“公仔面”之于香港；“泡泡面”之于台湾；“快熟面”之于新马；“方便面”之于中国大陆，只是地域的用词差异，不具复杂的政治历史元素。

华校百年，它所使用的“华文科”课本以及它的科目称谓，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透露着不同的政治认同信息，把这些片段缀串，便能勾勒出新加坡政治历史的发展轮廓。新马华文教育与中国脐带相连，它一起步就毫无保留地复制了中国的教育体制，后来的本土化进程，则甩不开新马政治的影子。当地的政治晴雨潮汐，强力地主导着南洋华校的枯荣，这一文化现象也同时反映于当地华文报章的成长生态上。

本地华校以普通话作为教学媒介语，与中国旧王朝结束的历史发展齐肩并行。1912年清朝覆亡前夕，西潮涌现中国社会，传统文化面临海啸式的冲击，教育也一并受到西方时潮洗礼。1916年推广白话文的概念浮现后，蔡元培等人于翌年成立了“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提出“言文一致、国语统一”的新主张，并敦促北洋政府在文化与教育上落实“国语”，以实现中国改革的目标。国语运动在短短的三五年间，凝聚成强大的社会共识，白话文、注音符号、新式标点符号等等新事物陆续出炉，国语运动、新文学运动、汉字拉丁化等等事项旋出缤纷的文化光环。1910年代后半期开始，新式学堂在神州大地遍地开花，直接影响了南洋华校的变异，以私塾、学塾为核心的教育城堡迅速崩塌，新学堂在二十年代春笋般生长在南洋的土地上。

一切从《字课图说》开始

1901年上海澄衷学堂校长刘树屏编写的《字课图说》。

新式学堂在发育“变声”的阶段，语文科目所使用的课本，其实并非冠以“国语”或“国文”的名堂，主导着“读书识字”内容的科目称谓，是《字课图说》——这是教育转型、发育的“尴尬”阶段所使用的识字教本，这些“启蒙学堂字课图说”，担负着开启儿童心智的先锋责任。

作为启蒙第一步，《字课图说》的内容自然以汉字的学习为基础。所谓“读书先识字”，掌握汉字的形、音、义，是进阶中文世界的门槛。作为语文入门教材，《字课图说》犹如一册文图并茂的字典。每个单字的内容都包括读音、释义、构成词以及示意图四部分。《字课图说》的凡例，说明它是“专为小学堂训蒙而作，故词尚浅近，一切深文奥义不及焉”。它挑选了三千汉字作为学习材料，“皆世俗所通行及书牍所习见者”。

据石鸥编着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描述，1901年上海的“澄衷学堂”是第一所由中国人创办的洋式学堂。当时澄衷学堂的校长刘树屏编写了《字课图说》作为识字教本，可视为中文教科书的雏形。1902年，无锡“三等公学堂”编印了《蒙学读本全书》，内容由浅渐深，楷书石印，附有插画。以当时的审美标准而言，那不是普通的美，因此面世后广受欢迎，被誉为同时代最完备最漂亮的新式教科书。

1906年“国文”称谓首次登场

《国文》正式成为语文科目名称，该是1906年左右的事。石鸥的《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收集到的最早《国文》版本，是1906年学部图书编译局出版的《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以及190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女子国文教科书》。同个时代，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学国文教科书》，用的也是“国文”的称谓，可见当时中小学都共同使用“国文”之名。

当时新马是英国的殖民地，神州大陆却是当地华人心中坚定认同的祖国。一路来，清朝政府都有派遣官员南下巡查南洋华侨教育的传统，这种做法并没有因大清王朝的覆亡而中断。接棒执政的中华民国或北洋政府也都以扶持海外华侨教育为己任，一如1949年以前南洋各地的中文报章，绝大部分都无法摆脱民国政府的幕后操作，总编辑多通过政府举荐或委任南下执行任务，报章封面版都冠上“中华民国”的国号。华文教育这块文化蛋糕也是如此，1950年代以前，许多华校校长都由中国方面举荐，华校使用的各科课本也清一色来自中国，内容自然以中国为主轴，就像新马英校使用的教科书，也来自“祖家”英国，这都是殖民时代本土意识模糊、欠缺编印教科书条件的结果。既然以中国为认同对象，沿用来自中国课本是如此的理所当然，当“国文”称谓在中国登场了，南洋华社自然全单照收。由于国民政府主导着海外华侨教育的意识型态，因而中华民国、中华民族、中国人、三民主义、国语等概念遍布于教科书里。这种政治教育南移现象，在南洋维持了约四十年光景。

华人还学华语吗？30年后，新加坡还会有华文社群吗？

柳先生   2019-6-24
https://www.redants.sg/perspective/story20190624-2852

教育部推行母语教育最大的矛盾就在于，一方面它肯定了母语的好处和重要性，比如学华语可以发掘身份、与中国通商等；另一方面它又深怕母语（种族身份）威胁到英语（国民身份）的地位，于是母语所有的好处和重要性，便又成了次要的、非义务的、可选择、可废弃的东西。讲华语不是华人该尽的责任，学生“选择”学华语，必是因为他察觉到华语的功用。

新加坡书展5月30日拉开帷幕，第一天请来作家梁文道讲《香港往事——在身份认同政治以外》。在提问时间，有观众问梁文道对新加坡华文有何看法，梁直说新加坡华文教育最大的问题在于把华文当成工具。（联合早报）

新加坡书展5月30日拉开帷幕，第一天请来梁文道先生讲《香港往事——在身份认同政治以外》。演讲现场满座，唯中老年人居多，本地的年轻人尤其寥寥可数。

梁的演讲近两个小时，谈的主要是香港的国民教育和身份认同，但间中也提到一些新加坡的问题。提问环节有一位观众问他对香港“两文三语”政策的看法。

梁回答：

除了是政策，“两文三语”其实更是对香港现有情况的描述，而在现有政策下每间学校具体的实施方式也有所不同：有的是开始用普通话做教学语言，有的则是普通话当成另一门课，其他科目主要的教学语言仍是粤语。哪一种才是最好的做法不好说，但以普通话或粤语作教学语言，却肯定会决定三十年后粤语的地位。现在的香港人仍可以轻易地以粤语读完《滕王阁序》或讨论哲学，但闽南语等其他地方的方言却很难做到，原因便在于粤语目前仍是香港主要的教学语言。如果以普通话全面取代粤语作为教学语言，那三十年后，或许香港人便再也没法用粤语讨论哲学了。

另外一位观众提问，说新加坡华文程度很难比得上香港，感慨本地人难以华语做深度交流，问梁对新加坡华文有何看法。梁直说新加坡华文教育最大的问题在于把华文当成工具。他以自己学法语为例，法语对他而言就是一种工具，他可以在法国问路点菜，却不可能去读法文的福楼拜、莫里哀。

新加坡学生有办法用华语讨论哲学吗？

这让我直接联想到新加坡的华文教育：在一个以英文为主要教学语言的环境里，我们现在的学生还有办法用华语讨论哲学吗？或者说，除了日常应用以外，新加坡的学生还有能力用华语来讨论些什么？从施政的角度来看，三十年后，华文在我们社会里应该是怎样的一种语言？

日前教育部长王乙康宣布语文特选课程将扩大到中学开办，说了一番话解释背后的用心，据报道摘其原话如下：

我们必须善用学生对祖籍文化与历史，以及其他族群的好奇心。但要了解文化，你就得学习语言，而要有效地学习，我们要让学习变得有趣并实用，少点压力和负担……告诉学生要像父母或祖父母那样把母语学好，或许无法激发他们的兴趣，还可能浇熄他们的兴趣。但如果使学习成为发掘新加坡和国人身份的过程，我相信能更有效地激发学生学习母语的动力。

教育部预计明年开办华文语文特选课程的九所学校会各开一班。（联合早报）

把华文当工具，新加坡教育饱受诟病

只重语言技能，不讲文化精神；只求基本沟通，不求深入掌握——将语言视为应付日常对话的工具，一直是新加坡华文教育饱受批评的地方。语特课程和部长以上的谈话，从某个方面来说，也算是对这种批评的一种回应：如果语文是工具，那至少已不再是学来应付日常沟通的可有可无的工具，而是一种能用来了解文化、发掘自己身份的重要工具。

问题是，把华文当成工具时，我们能发掘的是怎样一种身份？李总理在今年农历新年致辞时提到了本地华族独特的“新加坡华人身份”，那这身份和学习华文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是以前常说的“华人就该学华语”那一套吗？照部长的说法，显然不是。阅读全文»

特选中学40周年 预防拐杖心理养成

廖丽颖    2019-3-15
https://www.redants.sg/perspective/story20190315-2542

社会似乎对特选中学产生一种拐杖心态，不愿意去正视整体华文水准滑坡的现实，还幻想特选中学跟传统华校一样，是本地华文水准的中流砥柱。

特选学校成立40年的特选40（简称SAP40）推介活动于2019年2月23日举行，26所特选学校的学生代表一同朗诵本地知名文化人梁文福博士创作的诗歌，述说一代人对特选学校的情怀和期许。（联合早报）

特选中学成立40周年，算是本地教育界的盛事，教育部长王乙康出席了纪念活动，在演讲中肯定其贡献，并为其辩护，显示社会上还是有一股不小的质疑声音。

王乙康（前排中）今早，我们庆祝了特选学校的四十周年。马炎庆高级政务次长和刘燕玲高级政务次长也同我参加了庆祝活动。他们也都是特选学校的校友。（王乙康面簿）

追溯历史，这股质疑特选中学的声音，离不开当年人民行动党同受左派政治影响的华文教育之间的恩怨，其中也包括受英殖民地教育的精英，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心态，进而否定华文教育的价值。

这些都已经随着时代的改变而基本失去了意义。本地的华文教育已经走入历史，仅存的特选中学也独木难支，新加坡华文水准江河日下，也不是什么秘密。倒是《联合早报》社论在评论时，反省了用经济理由来支持母语教育的做法，有一些新意。

无论中国有没有崛起，对于新加坡华人而言，母语教育的功能更多在于培养身份认同。但是这也因为此前错误的语言政策，而变得荆棘满途。当年无论是殖民地英校还是民办华校的毕业生，维系华社身份认同的反而是各籍贯的方言。

不懂华语的公务员能够通过方言，保持其草根情感联系。随着方言被强力打压而式微，这个语言纽带也断裂了。今天的“英校生”对特选中学的质疑，因此反而存在不易妥协和沟通的断层。阅读全文»

华文教师多讲华语是责无旁贷？！

潘耀田    2019-2-15
https://phoonyewtien.blogspot.com/2019/02/fb-13.html

虽然还没有“忠告”那些从事华文教学的朋友趁早“另谋高就”，但早已不对此地的华文华语前景抱有任何幻想，但今天在FB上看到有网友贴上标题“华文教师多讲华语责无旁贷”的剪报，还是不免感觉“几够力一下”，更觉得是匪夷所思！有人听说过“英文教师多讲英语责无旁贷”这种呼吁的话吗？！

华文教师多讲华语是责无旁贷？！这不是自然而然天经地义的事吗？就好像鱼圆面里应该有鱼圆，云吞面里应该有云吞，烧肉饭里应该有烧肉，羊肉汤里应该有羊肉等等等等都是理所当然，还用讲吗？为何在此地却变得有点刻意“此地有银三百两”似的必须郑重声明或呼吁？！新加坡的华文教育病了？而且还病得十分严重？！曾几何时，校长院长讲华语还要忍受学生的不满和质问（挑战）？如此这般，除了那些一路以来“粉饰太平”以及狼狈为奸数典忘祖的谎言以外，此地的华文华语究竟还有什么前景和希望？！

再想深一层，华文华语之所以落到今日如此不堪的田地，这真是华文老师的问题以及他们所应负的责任吗？如果一层层的查究上去谁又是最初最早的始作俑者？为何我们总是要证明李敖对我们的评价没错——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