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一二三四

韦春花     2022-4-17

让许文远来干预，就是一个很大的干扰因子(confounder)；被访者会自动掂量许文远是奉何人之命而来，除了要探刺他心目中的“共主”之外，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意图？此外，许文远是否也会如《近试上张水部》的诗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至于4G为什么拖那么久，也推不出一个“共主”，这实在是一个大问题。

【一、林绍权】

人民行动党公布林绍权的调查报告，相信有去读这篇报道的人都会觉得：既然和当初说的一模一样，又何必拖这么久呢？——到底有多久？林绍权是在2020年6月底退出大选，至今大约差两个月就两年。而在复活节前夕宣布的黄循财当选4G领军人，是在王瑞杰2021年4月辞去该职衔之后，也不过才一年。两者孰轻孰重？

而且这篇“报告”的发表方式还真特别，根据记者蓝云舟所写是这样的：

行动党昨天回答《联合早报》询问时说，该党严正看待新加坡人提出的关注，并展开了彻底的查实工作。工作分两个部分进行，分别是林绍权对于没有涉入任何吉宝岸外与海事在巴西具争议性商业协定的公开言论是否属实，以及林绍权与他人相处时的态度。

春花就满腹疑问：1、究竟《联合早报》是什么时候问的？2、为什么《联合早报》知道这个时候问，会出答案呢？哈哈哈哈……

唯一的解答就是行动党死要面子。时间拖太长了，自己发表好像错过了时机，那就答客问吧。这报告与其说是替林绍权辩解，还不如说是为自己的甄选新人委员会挽回面子。

其实林绍权有没有涉入吉宝的贿赂案，根本不必问他本人，问负责营运的总裁立马知道。至于他的品行，则完全采信他当年的说辞：“针对网民对林绍权行为和态度的批评，行动党说，这类事情上的观点各异和主观。行动党也就林绍权的行为收到一系列正面和负面的反馈。但明确的是，林绍权的品行和诚信，以及他服务社会的诚意，都没有受到质疑。”

前辈新闻工作者默乐就常诟病《海峡时报》的记者分不清新闻稿和机构文告，把文告的内容直接贴了就当新闻稿发表，而这篇报道的作者蓝云舟就是这样；他用“行动党说”和“发言人也补充”，就把行动党的文告原原本本、一字不改贴成新闻稿。难道说他不懂写字吗？那就要看报道的对象是谁了，你看他揶揄在野党毕丹星就很精彩，溜着呢：

议员的反射性反应，昨天也给国会带来一段小插曲。卫生部兼人力部高级政务部长许宝琨医生就工人党议员何廷儒（盛港集选区）在上一轮国会中提到年长居民因无法缴付医药费而要求减少配药剂量的案例，要求她进一步澄清时，反对党领袖毕丹星赶紧抢在何廷儒答复前向议长指出，政府并没有事先告知她会提此事，以让她做准备。

不知政府要求反对党议员澄清发言内容是不是触碰到了毕丹星的敏感神经，因为前议员辣玉莎在国会里的发言也是被要求澄清，暴露了她的撒谎事件而遭特权委员会调查。费解的是，如果如毕丹星四个月前在特权委员会供证时所说，每一名工人党议员都是一名领袖，必须为自己的言行负起责任，他何须如此突兀地插话？这反倒制造了何廷儒似乎无法自己回答问题的感观。实际上何廷儒后来非常稳妥地回答了许宝琨的提问，许宝琨还友善地请何廷儒私下进一步提供详情，好让卫生部跟进和提供帮助。

狗改不了

韦春花    2022-2-8

今年2月7日许文远宣布由跨国管理咨询公司前主席张丽琳出任新报业媒体集团总裁时，人们不禁要问：这位女士和随便就“umbrage”（愤怒、生气）的伍逸松有什么区别？……来了一个没有人文背景，或者素养的技术官僚，实在很难穿下许文远所设计的大鞋。许先生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又或许这样的人事任免背后也有很多政治？

【壹】

当政府去年5月宣布有意改组报业控股的时候，大家都集中在主流媒体将来的新闻自由、报章独立和公信力这三方面来考量。其中：

1、林任君说：“在我看来，新闻自由或新闻室的独立性并不会因为这次重组而增加或减少。然而，每当新加坡媒体本身成为新闻热点时，‘自由’‘独立’似乎总是绕不开的话题，这次自然也不例外。对此，我们早已司空见惯，处之泰然了。……经年累月，我益发深信，绝对的新闻自由是个神话，完全独立的媒体即使有也如凤毛麟角。我们自己标榜和遵行的是‘负责任的新闻自由’，义正辞严，理直气壮。因此，我希望媒体同仁不要太过在意这方面的闲言闲语、冷嘲热讽，尤其对那些主要来自西方的‘新闻自由原教旨主义者’摆出的姿态，更无须浪费眼神。”（6月5日《主流媒体柳暗花明》）

2、“社长”李慧玲说：“SPH媒体业务每年的开支以亿元计，新加坡政府以务实理性见称，如果不是从新加坡战略考虑出发，不会做这样的承担。如果是为了政党利益或者巩固政权而大费周章，恐怕难以见效，因为在开放的媒体环境中，读者能够比较、辨析信息背后的含义。新闻处理不专业、没有公信力，必遭到读者唾弃。那样的媒体财政上的投入是个无底洞，新加坡政府不会给自己挖坑跳。”（5月29日《新加坡报业控股媒体业务重组：“靠政府”的战略意义》）

3、韩咏梅说：“改变了资金来源的模式，我们不再需要为每年分红给股东而苛刻地缩减开支。如果通过政府拨款取得的公共资金可以垫底，我们专心做好内容吸引受众，进而吸引商家投放广告，加上我们以前没有尝试过的各种众筹方式，希望能够让新闻工作保持吸引力。”（5月9日《媒体变局中的喜与惧》）

可是在今年2月7日许文远宣布由跨国管理咨询公司前主席张丽琳出任新报业媒体集团总裁时，人们不禁要问：这位女士和随便就“umbrage”（愤怒、生气）的伍逸松有什么区别？此人出身总部位于爱尔兰的埃森哲(Accenture)，是《财富》世界500强公司之一，专门提供管理咨询、信息技术和业务流程外包服务。2017年该公司也在我国成立数码服务中心，协助本区域客户创新及转型。找她来，或许不是为了赚钱，但至少能够止血！人民行动党政府还是改不了以资本为主导的宗旨。此外，埃森哲和淡马锡又有多深的关系？或许是此人的职业生涯遭遇瓶颈，此乃她养老之地？新闻稿也没介绍她是否拥有双语或三语的背景，如何担起李“社长”所说的要求，驾驭四部车子呢？

尚穆根逻辑

韦春花    2021-11-16

【尚穆根逻辑】

余澎杉在美国犯法落难，尚穆根认为过去支持/声援他的人，都应该继续站出来支持余——这是什么逻辑？——再说啦，我们有什么义务让尚穆根享有有这种小气的快乐？没有！老娘也声援过余澎杉，那只不过是应了一句老话：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总比那些自以为一贯正确的冬烘强得多。其实放到任何民主国家，朝野过招，本来就不是对称的斗争，因为“朝大”拥有公权力和资源，加上经验老到，多年的死占茅坑不拉屎；还可以动用各种行政资源搞得你一身蚁。反观“野小”的一方则往往显得“稚嫩”，犯错出糗的几率大，若真的要“面对音乐”，大家除了不落井下石，也不能多说什么了。

至于余澎杉当年的罪名，如今也随着官媒“为尊者讳”的报道而起了变化。余澎杉其实就是直接辱骂李资政而身陷囹圄（这是唯一真正的原因）。但是在号称民主的国家，骂前领导人根本入不了什么罪，勉强入罪也会贻笑国际，于是就牵拖了耶稣，入了宗教和谐罪：

1、《联合早报》（15/11/2021）：“余澎杉因2015年在网上发布视频诋毁基督教和辱骂我国建国总理李光耀，以及在隔年因蓄意伤害回教徒和基督教徒的感情等罪名，被判监和罚款。”

2、《8频道新闻》（14/11/2021）：“然而，这是真相吗？尚穆根说，余澎杉曾严重贬低基督徒和回教徒，用‘四个字母的英文单词’和粗俗的语言来形容他们以及他们的宗教信仰。”

就以最近辣玉莎事件为例，小妮子天真地以为国会和社交媒体辩论没两样，结果就惹上麻烦了。当然得她和所属的政党去面对，别人说什么也帮不了。即使发个议论，也是一两天的事，过后也就烟消云散，因为这是“野”的挫败，大家心头都隐隐作痛。而那些穷追不舍，大声挞伐，装得公允，一看就知道属于哪个阵营的人。

即使退一万步来说，当年NKF的杜莱落难，许文远和花生夫人还信誓旦旦说他不是这样的人，因为NKF筹款方式，还曾被哈佛选为教案，是个天才的发明。后来纸包不住火，罪名成立，高官个个都三缄其口，吴前总理还帮他在中东找到工作，贪墨的钱财也不知去向……这和“野”的作风有什么两样？老尚当年有按耐不住吗？

平行世界

殷素素    2021-5-15

在新加坡人眼中，城中两家大媒体集团是政府禁脔这回事，在另一个平行世界是不存在的：管理的人不认为，执行的人也不这么认为。可是素素从自身的经历却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二三十年来，素素天天细读本地报人所写的论政文章，也几乎每个星期至少都有一篇与他们唱反调。如果他们立场不是那么偏颇的话，我哪有这样多东西写？

人民行动党政府把许文远推出来当这家新的媒体CLG主席，足见老狗学不了新玩意。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推想：许文远自去年退休之后，天天4小时对佛祖诵经膜拜，等的不就是接替李文献的位置？最后说不定还出来当个“民选”总统过把瘾。现在只不过是形势有变，与其是“报业”，出来当CLG的主席还不是一样。再说啦，“非营利的担保有限公司”的职位不是社工或者义工，薪水还是一样高的。

当李文献在5月6日提出报业重组时，网红默乐曾感叹她最想听到在职报人的声音，可是一星期过去了，这些报人不是保持沉默，就是躲在易华仁讲话背后，或者对政府政策有信心的幌子下王顾左右而言他。韩咏梅说：“我们和资助者之间，不再是一种交易的关系。民众募资或者公共拨款中，包含了社会对我们的信任，媒体最重要的使命，依然是社会责任，还有舆论导向，所以媒体人必须有大局意识。上星期五我问一个在CLG工作的朋友，变成CLG会怎么样？他说：‘天空更广！Social value。’我顿时豁然。”

连《今日报》的前主编巴尔吉也相信，报馆那些人可能也是老狗学不了新把戏：

现在，即使政府准备放松对媒体的一些限制，我怀疑现在的编辑们是否知道如何利用新获得的自由。过去的总编辑，如林廷龙(Peter Lim)、张业成(Cheong Yip Seng)和冯元良(Leslie Fong)，即使在已故的李光耀最无赖的时候，也相信要突破界限。有些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我猜想今天的编辑想要保护他们的薪水，所以总是用防御性的编辑手段来继续生活。这就是SPH Media的悲哀，它试图在一个新的公司下开始新生活，而这个公司又将受到政府的保护。

一星期下来，素素收集/读遍所有的相关文章，却发现这是两个不同的“平行世界”；行动党方面，他们不认为李光耀当年立法鲸吞华企的几家报馆有什么错，只不过为了公众的利益，不让一个大老板或者一个家族操控了这个公共产品(Public Good)，而实际上《报章与印刷馆法令》是把所有利益归行动党。媒体乖乖听话本是应该，民间要求政府放松对媒体的一些限制，是僭越了本份，易华仁才会说：“没坏，就不必去修它(If it ain’t broke, don’t fix it)。”

2020年新加坡独立后第十三届全国大选落幕

从夜暮到黎明    2020-7-14
http://navalants.blogspot.com/2020/07/2020.html

新加坡的民主进程走得很慢，关系到1966年李绍祖率领社阵抵制国会，走向街头斗争，紧接着放弃参与1968年的独立后第一届选举，等同将了反对党一军，让执政党稳住阵脚，从容地建立声望。1968至1980年独立后连续四届的国会都由行动党完全垄断，直至1981年才由时任工人党秘书长惹耶勒南在安顺区补选突破僵局，成为13年后唯一的反对党议员。1988年第六届大选推出集选区制度，直至2011年第十一届大选，反对党经过23年的奋战才赢得第一个集选区。2020年的选举结果，显示多数选民认同温和、自信、有建设性的反对党，希望执政党能够敞开心胸，聆听多元化的声音，改变多年来一意孤行的做法。

九成白云，一成蓝天

新加坡共和国独立后第13届全国大选在新冠疫情笼罩下进行，于2020年7月10日投票，11日凌晨陆续开票，清晨4时一切尘埃落定。人民行动党夺得83席，工人党10席。

新加坡的政治生态特殊，就成熟的民主社会来说，行动党能够夺得九成的国会议席，可谓战绩辉煌，但执政党对整体表现并不感到开心，反而有挫败感。工人党不仅成功保住阿裕尼集选区和后港，甚至意外地攻下新划分的盛港集选区，从原有的6个国会议席增至10个，缔造新加坡历史上的新里程碑。

选票分布图。图片来源：The Straits Times

集选区制度对反对党是不公平的，他们没有基层实力，也缺乏曝光率，因此由重量级部长领军的集选区几乎十拿九稳，其他候选人可以乘搭顺风车进入国会。

前总理李光耀曾经挑战工人党前秘书长刘程强，若想在国会有所作为，就别窝在后港。刘程强真的走出后港，阿裕尼集选区落入工人党A队手中。

回溯那场2011年大选，阿裕尼集选区选情告急，前总理李光耀对阿裕尼选民发表“懊悔论”，大致上说行动党输了一个集选区没什么大不了，但是阿裕尼选民在接下来的五年将会懊悔不已。

落败的行动党部长杨荣文事后解密，表示李光耀向他道歉，说帮了倒忙。杨荣文认为选民要反对党来制衡政府是成熟的民主社会的特征，大势所趋，非战之罪。

一代新人换旧人，十年风雨几番新，工人党十年内第二度攻破集选区堡垒，集选区已经不再是铁仓。更多新加坡人相信国会需要反对党确实是大势所趋，不过选民那一票，也是对工人党多年耕耘所树立起来的正面形象的认同。

平均票数

平均票数方面，行动党获得61.24%，比上一届（2015年）减少近9个百分点；工人党50.49%，比上一届增加近11个百分点。由于2015年的大选主要借助于第一任总理李光耀的光环，选民或多或少都有通过选票向逝世的前总理告别的心理，因此这年的票箱可能含有许多感性的成分，未必真正反映民意。

1984年以来的九届大选，除了2001年（911）和2015年（前总理李光耀去世）的突发事件为执政党制造“危机选票”外，其他七届大致上是40:30:30，40%行动党铁粉，30%中间选民，30%反对党选民。只要反对党的素质不太差，都能得到约30%的选票，如果反对党候选人的素质优秀，选票则达到40%以上。譬如这届新成立，尚欠地气的前进党的得票率近41%，西海岸集选区的选票甚至达到48.31%；民主党秘书长徐顺全改变愤怒激进的形象后得到45%的选票，主席淡马亚教授（传染病专家）46%。

人民行动党历届得票率。

这次行动党制造“疫情危机”选举，可能是自我感觉良好，认为抗疫成功，因此重施故技。防疫措施是双刃剑，政府应对冠病疫情，从最初的成功控制，到客工在Mustafa受感染后没有针对性处理，造成新加坡进入封锁阶段，经济与就业都遭重创。

政府动用储备金援助配套救市的当儿，过去被掩盖的社会讯息无可避免地浮出台面，凸显新加坡虽然是GDP首富，实际上社会资源分配不均，贫富悬殊的情况依然严峻，无形中让好些人如梦初醒。

这回选民不买危机账，卫生部长颜金勇所领军的蔡厝港集选区选票大跌17个百分点。其他五个跌幅超过10个百分点的选区都是PAP的铁票仓：西海岸集选区（票数减少26个百分点），丹绒巴葛集选区（减少14.7个百分点），先驱（减少14.36个百分点），丰加北（减少14个百分点），武吉班让（减少13.4个百分点）。阅读全文»

新加坡病例激增，曾经的抗疫典范忽视了什么？

纽约时报/Hannah Beech     2020-4-21
https://cn.nytimes.com/asia-pacific/20200421/coronavirus-singapore/

本月，新加坡一个宿舍里的外籍劳工。 Ore Huiying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新加坡几乎做对了每件事。

1月23日出现了第一例新型冠状病毒病例后，这个繁荣的城市国家详细地追踪了与每一名感染者有过密切接触的人，同时保持了街道上的常态。尽管对可能携带病毒的人群关闭了边境，但企业照常运转。对居民进行了免费的大规模检测和治疗。

但在过去几天里，新加坡的感染者增加了一倍多，截至周一，确诊病例数超过了8000例，是东南亚国家中最高的。大多数新增病例都是在外来务工人员拥挤的宿舍里，这些人未受到新加坡许多富裕居民的注意，而事实证明，政府也忽视了他们。

这个整洁的城市国家的疫情暗示出，即使感染曲线看起来已经在变平，但美国、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可能很难在短期内恢复到以前的正常生活。虽然各国可以像新加坡那样密切追踪接触者，努力控制疫情，但新冠病毒每天仍在致人患病、死亡，每天仍在传播，科学家和政治领导人仍在与未见减弱的传播速度及新的危险赛跑。

如果有任何代表性的话，那就是这个高度城市化、高度国际化的国家所经历的考验，暗示出了全球性的未来：旅行被禁止、边境关闭、隔离持续、旅游和娱乐等行业遭受重创。婚礼、葬礼和毕业派对将不得不推迟。移民等弱势群体不容忽视。

“我们也将越来越多地适应这种新常态，”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口健康科学高级专家约瑟普•卡(Josip Car)说。“对今后至少18个月来说，这是一种可能的未来，大规模生产出第一批疫苗预计至少需要18个月的时间。”

随着病例的激增，新加坡放弃了维持正常生活表象的策略。学校已于4月8日停课，居民现在被要求在公共场所佩戴口罩。成千上万的外国工人被隔离在拥挤的宿舍里，对他们进行病毒检测，每天都会发现数百个新病例。

上个月，新加坡著名的天空树公园几乎空无一人。Ore Huiying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我当然很害怕，”来自孟加拉国的工人穆尼尔(Monir)说。尽管他有其他医疗需求，但还是不被允许离开宿舍。他拒绝透露全名，因为雇主没有授权他接受媒体采访。“因为有新冠病毒肺炎，我们不能出去。”

虽然新加坡有“花园城市国家”的美誉，街上从来看不见垃圾，培养了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但这个人口密集的岛国长期以来一直依赖100多万低薪工人，他们盖起了新加坡的摩天大厦，把城市打扫干净，维持着繁忙港口的运行。但这些几乎没有机会获得新加坡公民身份的外国劳工，没被纳入社会保障网，尽管新加坡有许多确保最低工资和医保覆盖范围的法规。

“天然独”和“天然英”是师出同门

李莫愁     2020-1-15

【同温层】

有人在脸书吹嘘，说大选前夕，台湾友人在网上发帖：拍胸脯保证韩国瑜一定赢，使得“曾经沧海难为水”的他难以苟同，因为他认为“造势不一定化为选票”……其实，临门一脚前的忐忑，这点小聪明谁会没有呢？只不过说出来会成笑话，否则“大热倒灶”这四字词就不必造出来了。连老奸巨猾的蓝营名嘴都会看漏了眼，他算老几啊，浩练！

韩国瑜这一路走来，不断有名嘴说：他不应在同温层里抱团取暖，而是要走出来拉拢中间选民——谈何容易！人是群居的动物，一生都是在同温层里打滚；无论成功、失败，快乐或者忧伤都要和人分享。真正能够做到遗世独立的，只有出世的修行者。不过，话说回来，只要你的政治理念能够符合大众的期待值，中间选民自然会向这个同温层靠拢（民进党人又何尝不是活在同温层里？）。台湾的确是风向变了，自2018年底的“讨厌民进党”到2020年初的“害怕共产党”，是翻天覆地的变化，《纽约时报》有篇文章标题是《蔡英文的幸运  习近平的愚蠢》是很有道理的。

【“天然独”和“天然英”】

台独在台湾一路来都有市场，从党外的《美丽岛杂志》到民进党的成立，已经有40余年的历史。起初或许只是“讨厌国民党”，后来则是要一边一国。而近期这些台独分子从莘莘学子的课纲下手，从国文、历史、地理及公民四科的“微调”，剪断中华文化的脐带，造成年轻人的“天然独”，如今已然成气候。

事与愿违

李莫愁    2019-10-27

今天新加坡华人有71%在家用英语交谈，这个结果是行动党有心造成，因为他们希望拉惹勒南的单语国族早日实现。否则“讲华语运动”搞了40年，越搞越倒退，有可能吗？这障眼法好好用，父传子之后，要子传孙吧。

人一生当中难免会遇上“事与愿违”的状况，原因主要有两个：1、主观努力不够，结局不如想象；2、形势比人强，不敌外在力量，兵败如山倒。然而，“事与愿违”落到政治操弄(spin)手里，却可以拿来卸责，甚至还可以让人觉得威权政治这回变得可爱和容易亲近。

大选接近了，忽然公家/政联机构“亏钱”的消息多了起来。2019年10月24日，报纸说：“建屋局的2018/19财政年常年报告显示，经盈余抵消，上财年的净赤字达19亿8600万元，比前一个财年的17亿1700万元高出15.7％。由于组屋以低于成本价售予国人，加上政府为屋主提供购屋津贴，并拨款翻新，因此建屋局的财务状况向来呈净亏损。”许文远最近说“为了提升地铁的可靠性，地铁营运业者和政府为此付出了不少代价。首先，为了提高地铁效率，地铁营运业者必须提高他们的营运和维修品质：2016年至2017年间，运行整个地铁系统的总支出增加了2亿7000万元。由于乘客所支付的车资并不足以应付营运开支，各地铁公司其实都在亏本经营。其中，SMRT亏损了8600万元，新捷运(SBS)的地铁部门也亏损了数千万元。政府预计将在接下来5年提供45亿元的津贴，平均一年津贴近10亿元，而这还不包括政府未来建造新地铁线相关土木基础设施所准备砸下的250亿元。”

过去政府教育我们：公共服务部门要能够赚钱才能“永续经营”；所以起价是常态，使用者付费是必然。可是面对选票压力下，他们突然“事与愿违”起来，是不是让大爷您出了一口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