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加紧控制言论自由 移工被剥夺行动自由

人权观察      2022-1-13
https://www.hrw.org/zh-hans/news/2022/01/13/singapore-tightening-screws-speech

某建筑工地的移住劳工，新加坡，2021年5月29日。 © 2021 Suhaimi Abdullah/NurPhoto via AP

人权观察今天发表《2022世界人权报告》指出，新加坡政府于2021年通过一项防止据称为外来干预的新法案，加强了对言论和结社自由的全面钳制，为数不多的批评声音遭受的无情骚扰和起诉也有增无减。

“新加坡的新《外来干预法案》使原本就倍受打压的言论和结社自由变得更糟，”人权观察亚洲区副主任费尔・罗柏森(Phil Robertson)说。“该法案将不再限于寻常的政府目标，而将扩及之前稍具自由能够表达意见、分享资讯和倡导公共利益的人，如学者、研究人员、艺术家等。”

在这份752页连续第32年发表的《2022世界人权报告》中，人权观察检视近100个国家的人权实践。执行长肯尼思・罗斯(Kenneth Roth)对专制政权正在崛起的普遍观点提出质疑。近来在一个接一个的国家，成千上万的人民不惜冒着被逮捕或射杀的危险走上街头，足见民主的吸引力仍然强大。在此同时，独裁者们发现愈来愈难随其所好操纵选举结果。尽管如此，他说，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们必须加倍努力克服来自国内和全球的挑战，确保民主能实现其承诺的效益。

10月4日，新加坡国会通过了《防止外来干预（对应措施）法案》，允许内政部长若“怀疑”相关行为是基于外来授意，即可下令移除或屏蔽网路内容，并强制发布政府拟定的公告。由内政部长委任的机关，也将有权指定个人或实体为“具政治影响力”，使其不得接受非新加坡公民或实体的“不许可捐赠者”所提供的捐款或志愿人力。

新加坡大选，反对党崛起，开始告别李家坡

赵灵敏    2020-7-13
https://mp.weixin.qq.com/s/8fqv0Xe8I3onvUWTaZR8yg

7月10日，新加坡举行2020年大选，当天晚上就开出结果，执政的人民行动党获得了61%的选票，在国会93个议席里边获得了83席。

按照世界标准，这种结果绝对是一个大胜。但是跟人民行动党上次大选的结果相比，则是出现了明显下滑。

2015年的大选，当时距离李光耀去世只有半年，新加坡人把对李光耀的哀思和敬重投射到了人民行动党的身上，这次大选人民行动党获得69.9%的支持率。而今年下滑了接近9个百分点，是一个重大警讯。

而更严重的是，反对党工人党获得10个议席，更攻陷了两个集选区，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集选区制度是新加坡的特有制度，它是由选民对一个候选人组合进行投票。人民行动党由于执政时间长，人才储备多，往往是由一个资深的部长带着其他几名候选人出来竞选，大家看在部长的面上就对这个组合进行投票。反对党因为人才凋零，往往连组合的人数都凑不够，勉强凑够了，参选人也没有什么知名度。

此前认为，集选区制度在狙击反对党这点上是牢不可破的。但在2011年大选的时候，工人党攻陷一个集选区，今年更是一举拿下两个。所以这样看来，集选区制度其实是一把双刃剑，赢的时候赢得比较多，输的时候也是如此。如果你输了一个单选区，就丢了一个议席；可是如果输了一个集选区的话，一下子就会丢4-5个议席。

相信在大选之后，人民行动党会进行一个反思和检讨，进一步去了解人民到底对哪些工作不满意。例如2011年大选，当时人民行动党的得票率只有60%，比今年还是少了1个百分点。所以人民行动党非常紧张，了解来了解去，发现民众的不满集中在外来的移民太多，之后新加坡的移民门槛马上就收紧了；然后又发现了选民对部长的高薪有意见，部长马上降薪。

人民行动党在这方面的反应是非常的快的，非常注意查漏补缺，这是新加坡体制一个比较优越的地方：反对党的存在给人民行动党造成了压力，迫使人民行动党不断改进自己，做得更好。与此同时，反对党的力量又比较有限，没有能力全盘颠覆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地位，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平衡；迄今为止，人民行动党把握得相当好。

由于人民行动党在今年新冠疫情应对上，表现不算很理想。此前就有人预言，人民行动党会失去一些议席，最终的结果跟这个预测相差不远。所以这个结果也不算是特别的出人意料。

这次大选对于新加坡最大的意义，不是人民行动党的议席出现下滑，而是大选后的新加坡会产生一位非李光耀家族的总理，成为新加坡的第四代领导核心。

请提出更多具体想法！

梁文辉（新加坡前进党助理秘书长）  2020-6-10
https://www.facebook.com/leongmwofficial/posts/137738651250173

当全国人民正渴望听到一些具体的想法的时候，李总理于6月7日发表的讲话之后，黄循财在6月9日发表的讲话又是一个没有内容的演讲。

他再次提出了在生活或生计之间选择的困境。但是，迄今为止，政府所采取的措施既未充分考虑到生命，也未能阻止对我们生计的重大破坏。

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当冠状疫情袭击我们时，我们缺少了口罩，食品供应源和测试能力。对国家安全如此重要的这些事情为什么没有应急计划？鉴于冠状疫情在一年之内抢走了我们很大一部分的国民所得和国家储备，我们必须大大加强对未来流行病的防御。

因此，关于我们将如何与冠状病毒一起生活的演讲应包含以下的内容才能令人更加放心：

1. 我们将在一定期限之前完成对所有外国工人的测试。阻挡措施的第二阶段舒缓将从该日期开始。

2. 我们将改善现有外劳的生活条件，并尽力以一个缓慢的进程完成已经启动的项目。但将来，我们将不得不适应比较缓慢的建筑活动，因为减少外劳的人数是必要的。这将减慢经济发展速度，但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不得已的选择。

3. 我们将建筑公司未来雇用外劳的资格与他们在自动化投资和生产力成绩挂钩

4. 我们将专注于帮助我们的公民应对生活中的混乱，并且直到我们在第二阶段连续一个月实现零社区感染之后，才考虑举行大选。

外籍劳工病例激增促使新加坡反思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斯特凡尼娅•帕尔马   译者：何黎    2020-6-9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88044

席卷外籍劳工宿舍的新冠疫情，把新加坡的整体感染率推升至东南亚最高之列，促使这个城市国家进行不同寻常的自我反省。

数周前，林顺兴(Lim Soon Heng)就新加坡如何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提出了一项极端的建议。这件事的背景是，席卷外籍劳工宿舍的疫情把新加坡的整体感染率推升至东南亚最高之列，促使这个城市国家进行不同寻常的自我反省。

这位新加坡“浮动解决方案协会”(Society of Floating Solutions)主席在《海峡时报》(The Straits Times)撰文称，新加坡100万外籍劳工中的一部分人可以被送至“景观优美的浮动岛屿”，以保护这座600万人口城市中的其他人免受未来病原体的感染。至少林顺兴没有建议禁止主要来自孟加拉国、印度和中国的外籍务工人员与当地人接触，因为那样会“带有种族隔离的味道”。唷。

就在两个多月前，新加坡的生活还基本感觉正常。该国似乎遏制住了新冠病毒的传播，尽管世界其他地方纷纷进行封锁。但在4月上旬，随着外籍劳工宿舍爆发疫情，形势变得急转直下。这场疫情让人们关注平时被边缘化的群体，打破了新加坡在抗疫方面无懈可击的光环。这也在这个半威权的民主国家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半个多世纪以来，新加坡一直由一个政党统治，而且全国只有一处公园允许进行未经许可的抗议。

官员们称，他们确实采取了预防措施来抗击疫情，包括关闭外籍劳工宿舍的公共空间，让工人们错时用餐和进行娱乐活动。批评人士回应称，这样做还不够，因为在至多可容纳20人的双层床宿舍房间内，保持社交距离是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是，他们辩称这场疫情证明了新加坡低收入外籍劳工的“隐形人状态”。他们生活在这个岛国的社会边缘。他们很难组织工会。许多人不得不日夜操劳，以偿还为前来新加坡打工而背负的巨额债务。

“断路器”无法阻断的选举欲望

黄子明（新加坡文化研究者）    2020-6-7
https://msnandao.blogspot.com/2020/06/covid-19.html

一个理想的民主社会里，人们该能享有言论自由，无需担心说跟政府唱反调，就不能指望在社会里立足。假如民主的机制只限于几年一次的选举，平时的主流新闻媒体都不容许有别的声音，对反对党的报导更以负面为主，国会辩论也不能现场直播，那么选民的投票便相当于买名牌车或选择电信服务一样，即使物非所值，就像用惯一个牌子，感觉踏实就算。

全球化的发展不可逆转，似乎早被奉为金科玉律，这回却遭到新冠病毒的挑战。作为世界物流枢纽的新加坡，去年才刚见樟宜机场有命名为“星耀”(Jewel Changi Airport)的新地标开幕，而今它最吸引游客的室内瀑布也阻断了多时。

假如生活节奏只是暂时缓下，或许也给予人们一个机会喘息，对现今的经济与社会制度是否公正平等，以及生活质素如何提高的问题加以反思。然而，以新加坡的情况来说，言论自由的空间本来就有限，如今在疫情之下，就算有燃眉之急，更不可能有沸沸腾腾的大型集会了，只能依赖网上的签名请愿或讨论平台。

新加坡这一场疫情，和执政党不断精心布局的大选挂钩，显然已是大势所趋，相信执政党的战略就是要速战速决，以免夜长梦多。问题是：究竟这回疫情所带来的恐慌，能否给根深蒂固的经济模式，带来改革的契机？还是给予急待巩固地位的政治领袖一个良机，以空前绝后的援助配套来安抚选民，出奇制胜？

迟迟不封城，大选何太急

新加坡仗着17年前对抗沙斯的经验，这回在武汉暴发疫情时，显得有点轻敌。大约到3月中旬，欧美开始恐慌时，这里新冠确诊病例也不过两百多起，别说没实施封城，也不鼓励国人戴口罩，只呼吁人们用手机来下载“合力追踪”的app。那时显然没料到确诊病例会在两个月后破3万。

与此同时，人民行动党政府已迫不及待地为2021年4月前所应举行的大选而铺路。新的选区划分在3月13日便公布，其中反对党工人党在上届大选竞逐过的单选区，就有三个被消失掉。4月初实行“断路器”(Circuit Breaker)措施的当儿，新加坡政府也已经一连推出了三轮经济援助计划，而“2019冠状病毒特别安排”法案也随即出炉，提呈国会一个月后便三读通过。

反对党一开始就纷纷批评说，疫情尚未明朗之时，大选为何不尽量挪后。而网民也留意到行动党总理李显龙在宣布选区后不到十天已经在自己的集选区内和公众接触，那时卫生部已经劝告人们在小贩中心和戏院等公共场所保持至少一米距离。但即使在实施阻断之后，还有行动党议员以劝人戴口罩为名，而在选区走动。

大选何时举行最为有利，自然是关键问题。2015年，新加坡的历史巨人李光耀资政去世，跟着又是独立50周年的一系列庆祝活动，选民的心理不难借国家意识来牵动。2019年碰上开埠200周年，和700周年凑在一起等于双庆，照理又是大好时机，却偏偏一连出现了多起军营死亡事件的负面新闻，最惊人的是知名艺人冯伟衷在装甲车里发生意外而不治。

还很糟糕的是，新加坡的经济增长在去年跌到十年最低，而公民的失业率也已经从前一年的百分之3，升到3.3。反讽的是，新加坡同时又获世界经济论坛评选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经济竞争力跟国民的就业脱节，乍听之下不容易理解，但不难指出的一点是，公民在这岛国里，目前只占全人口的十分之六。

喜欢居功但不喜欢担责 5

李莫愁    2020-6-1

由于新加坡对不起客工，所以官媒就不断制作poverty porn来扳回一局。官媒说新加坡待客工如上宾，还要通过当事人现身说法，称被当贵族来服侍。如果有人告诉你：早在2011年联合国人权组织已经开始“关心”新加坡客工的人权，相信如今很多被洗脑的新加坡人一定不信，因为他们都被poverty porn弄爽了。

上上个星期天，蓝云舟说：那些要政府向客工道歉的在野人士是“预设了政府不想展开检讨的立场”——那好，我们就来谈谈：为何会得到这个结论的逻辑问题。

根据“专家”对本地政坛的观察，来届的大选投票最早会在7月初举行。那么在大选期间，这个“疫后时期”，人民行动党会在群众大会上公开承认：1、他们仗着17年前抗沙斯的经验，小看了新冠病毒，一时麻痹大意种下了祸根吗？2、还是他们施政失当，未能保障客工居住环境，过后如张素兰所批评的：所有的举措只是在砸钱“灭火”？3、亦或者连官媒也认为有必要检讨的客工政策；《联合早报》社论说：“过去这些年来的实际情况是，客工人数越来越多。截至今年3月，在本地持工作准证的客工就多达72万，此外还有20多万女佣。如果加上拿就业证的外籍员工，人数还要加倍。”老吴（老番颠吴俊刚，下同）也说：“我国客工宿舍的冠病疫情早已成为国际新闻……据报道，正规的客工宿舍有43个，加上其他类型的宿舍，住宿总人数达到约32万3000人。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如果分散居住，可能需要两个宏茂桥组屋区。我们由此多少可以想见宿舍群居的密集性，这也正是疫情迅速在各宿舍传播的主因。”——贫尼想没有政客会这样笨：自曝其短，揽功还来不及，哪会害自己减分？

当然，如副总理王瑞杰所说，尽快大选可以共同商讨未来5年、10年的问题。因此上也可以看出他们不想被“抗疫不力”这个罪名扯了后腿；乘着兵荒马乱，过了海就是神仙。可不可以说：是不想被检讨才会加速大选滴。

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媒体集团社长李慧玲“失惊无神”突然写了篇《今天我们是种树的人》，说穿了还是为执政党揽功。她要“鼓励国人多了解储备金机制”，好像“储备金机制”是新加坡的独特发明，别的国家都没有！就是要国人感激执政党和“先贤”嘛，也太cheap了。但是看官们想过没有，要不是4G领袖把抗疫搞砸，又何必实行/延长“阻断措施”，动用那么多的储备金呢？（人家台湾就没实行过一天封禁）是不是一体的两面？老吴说“我国客工宿舍的冠病疫情早已成为国际新闻”，外国媒体还真的不给面子，有篇《德国之声》的文章标题就叫做《再拿百亿美金 新加坡进入”大撒币”模式》，“撒币”所为何来？就是办法用尽，看形势不对，只好拿钱收买人心了咯。所以“撒币”也是执政党决定的，如果可能的话，应该也要面对检讨。

大马处理移工防疫 先看新加坡菁英如何失败的

联合报/林以君    2020-5-24
https://udn.com/news/story/120883/4586576

新加坡用人唯贤、精英治国的结果，却在疫情下确诊数一度屡创新高。美联社

很多国家都曾说“为何新加坡能，我们不能？”现在，这话要改一改，“看看‘小新’怎么做的？”千万别犯和他们一样的错。

新加坡第四代接班梯队(4G)近来被客工新冠肺炎疫情拉到泥沼中；用人唯贤、菁英治国的结果，却是确诊数一度屡创新高。好不容易疫情趋缓，隔壁的马来西亚人现在冷眼旁观“小新”怎么面对移工问题，大马就有免费的前车之鉴。

阻移工就医 差别待遇造就大危机

曾几何时，新加坡变成马来西亚人眼中的“前车之鉴”。回归根源，是新加坡人对待“人”的方式及态度，会依照对方的背景做调整，自己却想永坐精英高位。

新加坡网路媒体“The Online Citizen”4月25日刊出一分在2月19日据称由新加坡人力部向雇主提出的“警示信”。信中要求雇主，除非发生紧急状况，否则不要再把他们的客工（移工）送到医院检测，若雇主继续“不负责任地滥用医疗资源”，将会取消客工准证（签证），或是调销雇主执照。

2月中，正是客工疫情刚开始，雇主们接到来自人力部的“警示信”，谁还敢把客工送到医院？这被媒体解读为造成后来大型群聚感染，新加坡80%以上的确诊病例来自客工，以及新加坡人必须足不出户持续“半封城”到6月初的主因。

人力部直接处理客工问题，却是新加坡防疫政策的最大“破口”。一般新加坡人苦在原本高度信任菁英治国，现在连下楼散个步，都要处处受限，想发个火，又担心受处罚。少数有双重国籍的华人朋友干脆飞回台湾，就算隔离14天居家检疫，也比新加坡舒服。

新加坡迈向近150万客工的历程

余振忠（工人党前非选区议员）  2020-5-25
https://yeejj.wordpress.com/2020/05/25/新加坡迈向近150万客工的历程

当我们把我们的小都市国家搞到拥挤不堪时，像2013年小印度骚乱那样的事件就可能会发生，更不用说如果我们让客工人数爆增235％！政府现在每年收取约30亿元的劳工税。这大幅度地给雇主增加了成本，并迫使他们将工人的工资保持在低水平。让我们摆脱保罗•克鲁格曼在1990年所警告的那种“靠汗水”的经济增长模式。我们同时还必须思考已故李光耀先生提出的“一个最理想的人口数量”，即我们的岛国可以容纳的人口数量。我们必须寻求一个更加可持续，高质量和以创新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政府必须带头对长期严重依赖低薪工人的领域进行重大的结构性改革。

新冠病毒病例的暴增使客工备受关注。本文的目是要探讨我国是如何造成这样的一个局面：大量的低薪工人生活在与新加坡人完全不同的世界中，尽管他们实实在在地生存在我们群体当中。客工大规模涌入背后的经济考量到底是什么？

官委议员特斯拉副教授(NMP Associate Professor Walter Theseira)最近在新加坡大学政策研究所的论坛上指出，新加坡对此客工的依赖，从1970年代占新加坡总劳动力的约7％增加至今天的约38％。目前，这些客工中有72.4％持有工作准证(WP)，而14％持有特别准证(SP)。从数字上看，客工人数从五十多年前的6万人增长到如今惊人的147万。其中大部分约123万人持有WP和SP（资料来源：新加坡人力部和美国移民政策研究所）。

持有 WP 和 SP 的工人是我国劳动力中工资较低的一群。目前他们的人数如此之多，以至于他们几乎出现在我们社会的每个空间。2008年，已故的李光耀先生表示，他认为他自己政党的“拥有650万人口计划”不可行。该计划主要是通过移民来推动经济增长。李先生当时说：“以我们拥有的土地来说，应该有一个最理想的人口数量，以保持生活空间的平衡与舒适感。”除了分享我们的社会空间，大量低薪客工的存在也压低了新加坡技术水平较低的工人的工资。这进一步造成了受益于我国经济增长的一群人与另一群实际工资停滞或甚至相较过去20年工资减少的人之间很大的分歧。

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们有这么多客工，他们的工资和生产力都偏低。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我国面临今天这样的处境？

我相信，是从第一代领导人手中接棒以来，对经济增长着魔似的固执所造成的。经济增长是好的，但我们还需要研究增长是如何产生的，增长是否是可持续而且是优质的，以及经济增长的益处如何分配到整个社会中。从独立到1990年代，我国快速的发展得到许多国家和经济学家的赞许并以新加坡为发展的模式。其中持相反观点的包括著名的经济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对于他来说，新加坡经济奇迹的是靠劳力而不是靠创造力取得。新加坡的经济增长是来自其能成功地动员人口参与劳动，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从1966年的27％跃升至1990年的51％。克鲁格曼教授警告说，新加坡的劳动力参与率已经如此之高，不可能再进一步提高了。这种“靠汗水”的经济增长模式是有其局限性的。如果我国无法通过提高生产力，提高效率和创新，那未来的经济增长就只能通过不断增加外来劳动力来实现。

自1968年开始，执政党就一直绝对或近乎绝对的垄断国会，直到1990年代。国家领导棒子于1990年传给第二任总理吴作栋。在1991年的大选中，反对党前所未有地取得四个国会议席。对于一个不能容忍任何损失或面对有实力竞争对手挑战的政党而言，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大事件。吴先生在1984年承诺新加坡将在1999年达到瑞士1984年的生活水平（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计算）。成功与否，取决于提高国内生产总值(G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