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职停职国会议员、集选区制度和选民福利

转世新加坡的台客    2023-7-23
https://chongleong.blogspot.com/2023/07/blog-post.html

集选区是否还符合现在的社会现实状况，或者应该废除集选区制是现在应该被国会考虑讨论的事项。

受辞职停职影响地区范围

最近本地部长和国会议员出状况，大家沸沸扬扬的谈论涉嫌贪污和婚外情。我比较关注的倒是作为新加坡公民和选民，这些事件对于我们选民的福利和集选区制度的影响。

这次因为婚外情事件受影响的四人当中，有一位不是国会议员，所以三个集选区被影响，分别是各别有五位议员的马林百列集选区（139,738位选民，根据2020年选举，以下皆同）、淡滨尼集选区（151,708）和阿裕尼集选区（150,821）。

在之前国会已经有两位辞职的议员，他们的原因分别是做出虚假指控的和预备参加总统竞选。前者服务于四位议员的盛港集选区（120,166）和后者则是在五位议员的裕廊集选区（131,234）。

现在有一位正在接受贪污调查局调查的部长议员，是来自四位议员西海岸选区（146,251）。

以上总结，本地国会现在有六位议员因为各种原因辞职或者停止职务。虽然各自政党都说明受影响的分区事物会由其他同样集选区其他分区的议员代为照顾，但是毕竟是分散了各别议员的时间和资源，受影响分区选民未免能完全被照顾。其他现有分区的选民福利自然也因为如此受到影响。要强调的是这是本地国会第一次有这样多为议员因故不能执行选民托付的责任，令我感到忧虑。

经历三个不同时期的工人党

林恩和    2021-11-3
怡和世纪 第44期 2020年11月

2011年大选工人党后港区群众大会人山人海。

环顾新加坡政坛，工人党可说是老牌的反对党，它的党龄比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只少三年。纵观工人党63年的历史，可以明显看出它经历过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主要原因是这三个时期出现三个风格迥异的领导人，工人党在他们的领导之下自然就呈现不同的色彩，这三位领导人就是马绍尔、惹耶勒南以及最近才卸下秘书长一职的刘程强。马绍尔和惹耶勒南都是属于个人色彩浓厚、性格张扬的人物。可能他们两人都是律师出身，表现出一种所谓的“律师性格”。刘程强给人的印象则比较谨言慎行、性格收敛，这与他受华文教育的背景，又是华文老师的身份有关吧。

我是新加坡的良心。 ——马绍尔

工人党的创党人是马绍尔(David Marshall)，他是犹太裔，父母来自于伊拉克的巴格达，从政之前已是一个著名的刑事案律师。马绍尔真正步入政坛是在1954年8月，虽然之前他曾短暂加入陈才清(CC Tan)领导的进步党。从政坛偃旗息鼓是在1963年8月，从政的时间不长，只有短短9年。他的政治生涯始于46岁，当时已经是一个名成利就的律师，年纪不算“To young”，不能说是误闯政治丛林的小白兔。但是，给许多人的感觉就是他在政治上“Too simple, too naive”＊，包括他一生视为政敌的李光耀也是如此嘲笑他。不过，由于他的特立独行、他的张扬个性和他的敢怒敢言，让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也让他成为新加坡政治历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政治人物。（*too young, too simple, too naïve “太年轻、太简单、太天真”乃仿江泽民批评香港青年的一段名言）

从政治新贵变成政治孤鸟

1954年，面对战后风起云涌的反殖声浪，新加坡的殖民地政府接纳林德报告书的建议，开始实行有限度的还政于民的宪制。在林德宪制(Rendel Constitution)下，殖民地政府把一部分的权力，下放到由一个25位民选议员和7位官委议员组成的立法议会，同时也大幅度提高选民的人数。虽然林德宪制下的新加坡主要还是英国人主导，不过这让长期处于“紧急法令”下的压抑政治局面得到一些纾解，吸引了许多商人、专业人士以及工会领袖出来组织政党。

1954年8月，由林有福领导的新加坡社会主义党(Singapore Socialist Party)和印裔工会领袖创办的新加坡劳工党(Singapore Labour Party)组成政党联盟，称为劳工阵线(Singapore Labour Front)，邀请马绍尔出来领导，成为它的主席。在1955年4月举行的林德宪制下的第一次大选，劳工阵线取得10席，成为立法议会的最大党，并与巫统和马华公会组成联合政府，马绍尔得以出任新加坡第一任首席部长。他在一开始执政就表现出强烈的反殖形象，与殖民地总督冲突不断，并在立法议会第一次会议上作出宣示，承诺在其任内争取到新加坡完全的自治。之后他在议会提出动议，要求英国政府把权力移交给新加坡人民。他的动议得到全体民选议员的赞成通过，从而开启了新加坡争取自治的“默迪卡（独立）谈判”。

1956年4月马绍尔率领一个13人的各政党代表团到伦敦进行“默迪卡谈判”，由于英国政府在新加坡全面自治的问题上已经划定底线，马绍尔也不是他们属意的未来新加坡领导人，加上各个政党在这个问题上各唱各调，甚至马绍尔自己的阵营内部也没有共识，谈判自然无法达到预期的结果。马绍尔只好在1956年6月实践承诺，辞去首席部长职务，由林有福接任，背后的原因是他无法取得政府同僚的同意，作出总辞的决定。转为后座议员的马绍尔，接着又面对党内的周瑞麒挑战他党主席的职位，成为政治孤鸟的他在1957年4月愤而退出劳工阵线。

新加坡政治大洗牌

工人党成立前夕新加坡政坛刚好酝酿一场大洗牌，事因林有福带团到伦敦进行第二次“默迪卡谈判”带回的成果，附带一个特别条款，禁止政治扣留者参与新加坡自治邦成立前的首次选举。作为行动党代表的李光耀，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暧昧的态度，引起行动党基层的不满，筹组新政党和争取在行动党中央拥有更大发言权的想法开始浮现，市面也传出李光耀将与林有福结盟的消息，他们结盟的念头得到英国当局的大力支持。（见美国中央情报局解密档案CIA-RDP7900927A001400030001-4, Approved for Release 2007/10/23）

在1957年8月4日举行的行动党第四届党员大会，发生所谓的“夺权事件”，6位被视为左派的行动党党员中选为中央委员，其中5人旋即被援引内部治安法令扣留。也在这个时候，拥有4万多会员的三军雇员工会，以及商行雇员联合会、银行雇员联合会等，相继恫言退出职总，响应马绍尔筹组工人党。面对危机，亲林有福的职总寻求左派卅二工团的合作，商讨合并的计划。与此同时，陆军平民雇员联合会主席奈尔(N.S.N Nair)，以工人党发起人身份，也致信卅二工团征求他们有关筹组工人党的意见。8月22日卅二工团举行会议，会上议决反对加入职总，反而提议协助马绍尔筹组工人党，原因是职总表明不接受他们提出修改章程的提议。就在当天卅二工团开会的时候，林有福政府援引内部治安法令扣留了工团的主要领袖。

事后新加坡政府发表白皮书，说明采取逮捕行动是要阻止左派接管行动党和职总。根据澳洲解密档案，林有福说这些都是他引蛇出洞的计划，目的是帮助李光耀清党和找出幕后控制左派工会的人物。（见澳洲解密档案NAAA1838, 3024/1/7 Part 1）

同化世界

殷素素    2021-7-4

新加坡官方常以“不看肤色，种族中立，唯才是用，机会平等”自诩，其实不过是块遮羞布，所有机会和好处都留给听话、耐操的国族和准国族。……李显龙也知道“同化”是句脏话，然而他们所做的事正是：在新加坡，种族或文化都被强迫向大多数人（国族）趋同，我们的社会不折不扣是个种族大焚炉，最后可能连灰烬也找不着。

【后种族社会和种族歧视的永久性】

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兼律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指出：“我国沿用了数十年的种族相关政策发挥了良好作用，而政策最终的实际成效，是将不同族群的人融合在一起”，因此他称之为“后种族社会”。这说明两个问题：1、人民行动党政府处心积虑的同化政策已经取得成效；2、新“批判性种族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的横空出世让他们紧张了一回。6月30日老吴（老番癫吴俊刚，下同）的专栏《如实处理涉及种族课题的个案》，共2600多字，就提了四回：1、套用理论；2、理论很多；3、乱搬理论；4、利用理论来推波助澜。

素素认为CRT最天才的洞见乃是这个Permanence of Racism（种族歧视的永久性）：这个世界上没有non-racist（非种族歧视者），只有racist（种族歧视者）和anti-racist（反种族歧视者）。有人认为自己不是种族歧视者，或者没觉得有什么系统性歧视，那是因为歧视太过结构化以致于人们习惯了或者没觉察出来。就像鱼在水中，无时不刻不在吞吐着水，但不一定觉察到水的存在。——就如冠病一样，没人能够免疫，唯有“克己”才能“复礼”。这里说个笑话，唐振辉和行动党就是那只拒绝觉察水的鱼。

黄循财说：“（建国一代领袖）采取了坚定的行动，包括援引内安法打击各种沙文主义者，包括华人沙文主义者。他们使英语——一种所有人都通用的中性语言，成为我们的工作语言、政府工作语言和我们学校的主要教学媒介。”——所谓“中性语言”足见他们的私心，倒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

【华人优势和同化政策】

一些有心人想借对“华人优势”的反驳来证明行动党政府不是华人种族主义，那是见树不见林，是个极大的误解。因为行动党根本不是华人种族主义，行动党是带有一点华族色彩的国族种族主义。那是拉惹勒南在独立初期就提出的理想，但被李光耀所否定，所以才会出现“誓愿不分种族、言语、宗教”的信约。然而行动党一直朝这个目标努力不懈，推行类似殖民主义者的“同化政策”，今天已然小有成就。

行动党不喜欢输 集选区制成维持政治优势便利工具

网络公民    202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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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振忠早前提醒，如今集选区制度也成了行动党的双刃剑，一旦在野党团队更为强大，有关集选区就成了在野党堡垒区，行动党不容易夺回。

上周，财政部长黄循财在一项线上论坛演说，捍卫集选区制度，声称目前我们还未达到“后族群”的境界，重申集选区制确保国会有一定的少数族裔代表。

他说，如果有一天真的不需要集选区制度，“最高兴的会是人民行动党的历代领导。”

他的说辞立即被工人党国会反对党领袖毕丹星，一语道破：集选区制度长期来被当今政府的政治考量所荫庇，也服务于更重要的附带目的。

工人党前非选区议员余振忠，也在脸书点评：行动党“不喜欢输”，即便是输掉单选区。只有当行动党自独立以来首次尝败绩之后，他们才提出族群代表的概念。至于在野党，则以少数族群候选人首次拿下选区。

他认为，一开始原本为推动族群代表，集选区制度却成了维持政治优势的便利工具。

回溯1982年，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首次提出“双选区”(twin constituencies)，配合其他候选人引进少数族群代表。不过在1988年选举，被三人集选区制度取而代之。

上述变动，是当行动党自独立以来首次失利（1981年安顺补选），行动党派出的华裔候选人遭到已故惹耶勒南挫败。阅读全文»

新加坡新国会开幕：“4G”时代将至，“一党优势”还稳吗？

胡毓堃（中国翻译协会会员，国际政治观察者）    2020-8-24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8822934

相比于动辄把“精英治国”挂在嘴边、对反对力量充满戒心的李光耀，现在的执政党领导人至少持有更加宽容、温和的态度与行为。李显龙不仅意识到要面对反对党更加尖锐的声音，更呼吁反对党在国会提出可行的替代政策，共同参与国家建设。

8月24日，新一届新加坡国会正式开幕。在7月10日的新加坡大选中，执政超过60年的人民行动党赢得93个竞选议席中的83席，继续执政。对新加坡社会而言，这是近20年来看点最多的一届政府和国会：本届大选被普遍视为以副总理王瑞杰为首的第四代(4G)领导团队接受选民委托、准备执掌国家的标志，而已经年满68岁的现任总理李显龙也已多次表示新加坡不应出现70岁的总理，自己会在大选后不久交棒。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之下，新加坡仍面临严峻的社会经济挑战，人民行动党新内阁并未进行“大换血”，而是在4G领导团队新鲜血液加入的情况下，保留了第三代领导团队的资深成员。而李显龙也效仿李光耀、吴作栋两位前任总理，在“世代交替”的大选之后继续出任总理，对4G领导团队“扶上马、送一程”。

两党制已不遥远？

对于领导新加坡已经超过60年的人民行动党来说，领导团队的更新换代早已形成成熟的组织和运行机制并成功实践：担任总理31年的第一代领导人李光耀于1990年正式卸任，此时继任者吴作栋早已在内阁各部门历练了11年；吴作栋就任第二任总理的同一天，李显龙也就任副总理，在辅佐前者14年后于2004年正式成为第三代领导人至今；2011年“分水岭”大选之后，执政党便已经开始寻找和培养第四代领导团队，同年正式入阁的王瑞杰先后于2018年11月和2019年4月担任人民行动党第一助理秘书长和新加坡副总理，在党内和政府中相继成为李显龙的副手，其接班人地位已不言而喻。

此外，李光耀和吴作栋在卸任总理之后均留任议员并转任国务资政(Senior Minister)，继续为新一代领导团队提供指导和咨询。本届大选前夕吴作栋放弃再次竞选议员、完全退出政坛，似乎也进一步预示着4G时代即将正式来临，而退居二线、咨询扶持的责任即将属于李显龙和他的第三代领导团队。

从李光耀（上右）到吴作栋（上左），再从李显龙（下中）到王瑞杰（下左），人民行动党形成了领导人世代交替的平稳运行机制。

虽然执政党领导团队的世代交替、平稳过渡不成问题，但真正的挑战来自党外：后李光耀时期的社会深刻变化、疫情之下经济社会的严峻挑战，4G时代的新加坡会延续一党优势制，还是见证政治多元格局的最终形成？

近年来随着新加坡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这一问题越发被频繁提及讨论。自2011年“分水岭”大选以来，以工人党为代表的反对党发展壮大，近两届大选在所有选区挑战人民行动党，不仅标志着着执政党连续11届大选在部分选区因无人竞争而自动当选的现象彻底终止，更在国会席次中屡创新高，开始冲击国会一党独大的格局。

公民组织吁废集选区制 以政治中立组织取代人协

网络公民    2020-8-12
https://zh.theonlinecitizen.com/2020/08/公民组织吁废集选区制 以政治中立组织取代人协

本地非政府组织思想中心(Think Centre)再次呼吁，应废除集选区制度，并以较为政治中立的组织取代现有的人民协会。

思想中心于周二（11日）发声明，将集选区制度称为“一把不利于新加坡政治发展的双刃剑”。

比起集选区制度，思想中心建议恢复单选区制度，确保每位议员，都是根据他们所获得的选民委托，被送入国会，而不是仰仗其他政治强人的高民望。

思想中心也补充，“目前集选区制度，也不合逻辑、不公地与市镇会运作绑定在一块。过去的种种事件和批评足以证明，这样的安排形同在绑架选民，也强化恐惧政治。”

不仅如此，思想中心还强调，那些由人民协会运作或相关联的基层组织，也大多由被指定的代表跟进，而不是替代政党的当选议员。

这也意味着，分配给非行动党选区的拨款，并非都由当选议员所管理。

与此同时，被委任的市长一职，其职务常常与当选议员重叠，造成当选议员的困扰和分配工作上的冲突。

“这无疑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因为他们的工作范围过于模糊，无法保证他们所花费的开销。”

选举局独立赢公民信任

另一方面，思想中心也主张将选举局从总理公署独立出来，其中必须由社会各个阶层代表，如专业、民间团体、非政府组织、志愿福利组织代表成立委员会。

“独立的选举局能加强新加坡人对政治的信心和信任，能在未来举办选举时，秉持着中立和客观的态度，消除现任执政政府与部门的利益冲突。”阅读全文»

新加坡国会大选结果的不变与变：行动党依旧强势，崛起的在野党未必带来改革压力

庄嘉颖（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   2020-7-20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37994

新加坡2020年大选，尽管在野党支持率提升，但并没有产生改变基本政治或权力结构的压力。人民行动党保持了绝对性主导权，可占着在国会里的优势，推动限制在野党和异议的政策和立法。

新加坡2020年国会大选在7月10日落幕。有观察认为，这次大选是新加坡政治的一大分水岭。工人党拿下10个直选在野席次、新加坡前进党获得两席非选区，算是新加坡独立以来，在野党席次最多的一届国会。

行动党虽然得票率从2015年的69.9％降到61.2%，但在国会93直选议席中，依然拿下83席的绝大多数。得票率与席位之间的落差，是因为新加坡特有的集选区制和选区划分的缘故。要是选举制度更接近国际惯例，在野席位会更多。

以上的竞选成绩，尽管可以让国会有多些代表性和不同的声因，不过人民行动党仍然能够轻易通过普通立法，若要修宪甚至可以为所欲为。

这次大选代表的不是一个新的开始，而是新加坡长期政治发展的延续。

一方面，这次在野党的选举成绩，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长期在地耕耘，以及行动党票源被分散的结果。国外，甚至一些新加坡国内的朋友，或许没有注意到新加坡在野党在资源和人力薄弱的情况下，如何在地方上尽量推动选民服务。

另外，选举结果并没有对人民行动党造成必须一夜之间改变的压力。行动党没有理由放弃一党独大的延续，以及自己享有的优势。行动党原有的政策方向和施政原则，除了对外包装以外，很可能基本维持现状。下一届国会见到的或许不是政治开放和改革，而是对社会更多的管制。

成熟中的在野势力

人民行动党这次大选，得票率从2015年的高峰下滑，不但没有攻下工人党所代表的后港单选区和阿裕尼集选区，还无法拿下新划分出来的盛港集选区，使包括总理公署部长在内的三位资深党领导丢了官位。

在新加坡的国会内阁制下，政务官员必须要先当选为国会议员，才能被总理委任而进入内阁。对许多人而言，这是精神上的一大冲击，选举结果似乎意味着未来新加坡政治走向将有大改变。这种观点其实轻视了上一届大选的独特性，和新加坡在野政党的不同角色。把2020国会大选放在新加坡长期政治发展的脉络下观察，或许持续性会胜于变化。

首先要认识到的一点，就是上一届大选的特殊性。2015年正好碰上新加坡独立50周年，也是新加坡独立后第一任总理、人民行动党精神领袖、和总理李显龙之父——李光耀逝世的同一年。人民行动党政府当年推出了一系列纪念和哀悼活动，引起新加坡人对以往所谓“黄金时代”和“光荣史”的政治想象和幻想，把行动党、李光耀和新加坡划上等号，对行动党的好感高涨。

加上选举期间，工人党造势活动上看热闹的人潮，还有有关工人党有意愿推动同婚合法化的假讯息，引发新加坡选民向来对政治和社会改变的焦虑和紧张情绪，导致人民行动党始终获得大胜。

新加坡大选，反对党崛起，开始告别李家坡

赵灵敏    2020-7-13
https://mp.weixin.qq.com/s/8fqv0Xe8I3onvUWTaZR8yg

7月10日，新加坡举行2020年大选，当天晚上就开出结果，执政的人民行动党获得了61%的选票，在国会93个议席里边获得了83席。

按照世界标准，这种结果绝对是一个大胜。但是跟人民行动党上次大选的结果相比，则是出现了明显下滑。

2015年的大选，当时距离李光耀去世只有半年，新加坡人把对李光耀的哀思和敬重投射到了人民行动党的身上，这次大选人民行动党获得69.9%的支持率。而今年下滑了接近9个百分点，是一个重大警讯。

而更严重的是，反对党工人党获得10个议席，更攻陷了两个集选区，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集选区制度是新加坡的特有制度，它是由选民对一个候选人组合进行投票。人民行动党由于执政时间长，人才储备多，往往是由一个资深的部长带着其他几名候选人出来竞选，大家看在部长的面上就对这个组合进行投票。反对党因为人才凋零，往往连组合的人数都凑不够，勉强凑够了，参选人也没有什么知名度。

此前认为，集选区制度在狙击反对党这点上是牢不可破的。但在2011年大选的时候，工人党攻陷一个集选区，今年更是一举拿下两个。所以这样看来，集选区制度其实是一把双刃剑，赢的时候赢得比较多，输的时候也是如此。如果你输了一个单选区，就丢了一个议席；可是如果输了一个集选区的话，一下子就会丢4-5个议席。

相信在大选之后，人民行动党会进行一个反思和检讨，进一步去了解人民到底对哪些工作不满意。例如2011年大选，当时人民行动党的得票率只有60%，比今年还是少了1个百分点。所以人民行动党非常紧张，了解来了解去，发现民众的不满集中在外来的移民太多，之后新加坡的移民门槛马上就收紧了；然后又发现了选民对部长的高薪有意见，部长马上降薪。

人民行动党在这方面的反应是非常的快的，非常注意查漏补缺，这是新加坡体制一个比较优越的地方：反对党的存在给人民行动党造成了压力，迫使人民行动党不断改进自己，做得更好。与此同时，反对党的力量又比较有限，没有能力全盘颠覆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地位，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平衡；迄今为止，人民行动党把握得相当好。

由于人民行动党在今年新冠疫情应对上，表现不算很理想。此前就有人预言，人民行动党会失去一些议席，最终的结果跟这个预测相差不远。所以这个结果也不算是特别的出人意料。

这次大选对于新加坡最大的意义，不是人民行动党的议席出现下滑，而是大选后的新加坡会产生一位非李光耀家族的总理，成为新加坡的第四代领导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