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静河飞

殷素素     2023-11-5

现如今，新加坡台面上的官媒全是溜须拍马的主旋律，尤其是关系国内课题的匿名“社论”。中道之言如王昌伟等名士的文章则是买少见少。至于在野党/异议者统统发配网络，远离朝堂，没几个人知道。偶尔在官媒上看到在野党或异议者的报道，多是“泼马新闻”；说某某对部长或某部作出不实的指责，被施与“泼马”以纠正之，要国人注意那些皆是无稽之谈。

王昌伟因为不忿被林任君利用，说他是在仁君大肚宽宏的气量下，得以畅所欲言，犯言直谏；让故作吃惊的林任君“错愕”，于是就写了篇反驳文章。王昌伟说：

每当我回想起这段往事，我并没有因为李光耀先生的“不杀之恩”而感激涕零。时至今日，我还是认为，李先生是否能接受批评，是否“可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对政治领袖的批评，只要合法合理，不涉及造假、诽谤，那无论措辞多尖锐，无论政治领袖有多“不悦”，都不应该有人因言获罪，人头落地。……言论自由是新加坡公民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不是任何圣君贤相的恩赐。如果我们的国家，是个须要考虑政治领袖的“局量”有多大，才能说多少分话的地方，那即便政治领袖心胸宽广，乐于“纳谏”，仍然是全体新加坡人之不幸。

如果新加坡还有第二家华文报的话，王昌伟应该投给第二家，否则再投给《联合早报》的话，登出来就是又被利用啦。林任君说“既然王昌伟都敢写了，早报怎么可以不登呢？于是拍板放行”——说得倒是轻松，其实里头会有多少自己的算计。“社长”李慧玲可能还要以此来说明《联合早报》是家维护言论自由的媒体，李慧玲在《向第二个百年迈开大步》里头所说的“我们”：

我们有我们的原则，也有我们的理想，希望通过我们的新闻事业，国家能够继续蓬勃向上，人民的权利得到维护，生活丰裕充实。/为了加强我们自己内部的条件，我们也希望本区域，乃至世界，能够和平、永续发展。不要以为我们面对压力，背脊就挺不直，我们更不可能为其他国家的议程放弃原则

——其实是和国家、执政党画等号的，并没有个体的位置存在。当然，她所说的“不为五斗米折腰”也是大白话，因为今天她所领的是御赐的高薪，是为真金白银折腰才对。

王昌伟能够（相对地）“畅所欲言”，多少还是得益于新加坡社会先敬罗衣后敬人的风气，只要显摆出哈佛博士和国大中文系主任的金字招牌，多少会得到尊重，其余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所以林任君找来找去也只有一个王博士的例子可以拎得出来。不过话说回来，即使王远赴哈佛研读博士期间，潜龙在渊的他曾被退稿过：

我从1999年至2004年留学美国期间，每周以专栏作者的身份给早报投稿，内容以评论本地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现象为主，当中不乏对政府尖锐批评的文章。如果没记错的话，五年的时光，最后一刻被撤换掉的文章大概有五六篇。

即便如此，王昌伟个人的勤奋、正义感和勇气，着实令人钦佩的。其他较为华社所熟知的两位博士，一位是梁文福，另一位是吴庆康。梁博士仍耽溺在几十年前新谣的成就里，挂着“纯文艺版”招牌，依然风花雪月，接受信徒的膜拜，从不为华社、华教发过一声。而吴姨庆康早年奢华风尚，如今年老色衰，身为记者身份，偶尔才会在专栏讲几句良心话，如此而已。

林任君说：

（1991年）大选结果反映了华社的不满，因为政府“长时期漠视华社的感受”。刚在一年前卸下总理职务的李资政因此认为，年轻部长必须加强与华社的接触，建立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必须多注意华文报，从中听取华社的心声，掌握华社脉搏。他要他们与华文报的高级编辑定期见面，讨论时事课题，了解我们的想法——但必须全程用华语。

具体的做法，是由吴作栋总理的政治秘书陈原生安排饭局，每次邀约几位年轻部长和几位华文报高级编辑，到总统府共进午餐，一面吃饭一面用华语交谈。饭局都安排在星期六，李资政和吴总理都会列席，部长则轮流上阵，每次三四位，包括李玉全、杨荣文、李文献、马宝山、林文兴、林勋强等，有一次连胡赐道和简丽中也出席了。这些部长我们经常接触，全用英语沟通，现在却突然改为“华语对白”，大家都觉得很不自然，感觉很别扭。部长们不习惯用华语讨论时政问题，往往力不从心，无法从容应对，因此常常出现冷场。我们戏称这是在“陪部长读书”，周末加班，也算是工作的一部分吧？还好只是三几个月一次，到1992年年中就结束了。

一起吃饭或许在1992年就结束了，可是部长亲临指导喝咖啡，则一直是现在进行式。可见报馆与执政党的勾连是老太婆的旧棉被——盖有年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