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爪逃生——新加坡政治流亡者思辨集》序

张素兰，刘月玲      2012年5月

流亡不是一种选择，
而是超乎法理之外的迫害
发疯的情治机关
凶残、放纵的怒火

《流亡》，陈仁贵*

这集子中叙述的事，可能把我们经由经济增长造就出来的美好假象撕裂，让我们当中的一些人，不得不正视这假象后面的丑恶现实；特别是那些对新加坡1970年代与1980年代政治氛围毫无概念的人。至于对我们当中那些经历过上述两个十年的人，它则会勾起我们的回忆，脑海中浮现曾经“遭遇”内部安全局“修理”的亲友们的身影。我们，作为负责任的公民，是否质疑过政府对那些被拘留者所作的指控？我们曾否为了帮助那些被捕或逃亡的人，做过任何事情？难道因为国家显得那么强大有力，媒体显得那么言之有理，我们就屈服，听任无法自卫的个人，遭受这种铺天盖地的攻击？也或许我们只是感到无助，为了自我保护，我们只好选择置身度外？

人民行动党自1959年上台执政以来，即毫不手软地使用内部安全法令，这是众所周知的。一波又一波的逮捕与未经审讯的扣留，使新加坡失去了一批有天分有献身精神的理想主义者；要不是内安法截去了这些人有用生命的大部分，他们本来可以为我们国家的进步作出更大贡献。在1963年2月2日臭名昭著的“冷藏行动”，超过一百二十名社会主义阵线、工会、学生领袖被逮捕并投入监牢。在整个1960年代，持续推进的清洗行动，把所有形式的反对力量，以及中英文大学的学生运动扫除一空。

国家倡议的“去政治化”运动既深且广，以至进入1970年代初期，新加坡成了个只有行政管理的国度，政治活动陷入了低潮。何元泰说：“……南大学生会已无往日学运的活跃景象。南大学生会在六十年代中之前，曾踊跃参与捍卫华文教育、反对殖民主义运动，曾经针对有关建国的政治远景的课题进行过激烈辩论。”

尽管1970年代的新加坡是那么政治活动稀缺，表面显得那么平静，邱甲祥留意到副总理张志贤这样的陈述：

2011年10月中，副总理兼内政部长披露，单只1970年代就有超过八百名这类被逮捕的人，最后正式发出的拘留令有两百三十五份。数十年下来，为数应有数千。

这些被逮捕的究竟是些什么人，他们到底又是为了什么被逮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