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要之恶

李莫愁    2019-12-22

咱们内阁时刻念兹在兹，继“保留民选总统制”的伟大创见之后，又推出的“POFMA”；就是惧怕致命的“假信息”毁了他们的英名。最好像科幻片那样，在还没犯罪之前……派出杀手，把它给灭了。

在西方法学理论演变的整个历史过程当中,恶法与良法之争贯彻始终。一般来说,自然法学作为价值法学理论，大多主张“恶法非法”或者“良法之治”，分析法学更多的主张“恶法亦法”。叶鹏飞和韩咏梅之所以草包，就是不敢明说POFMA是“恶法亦法”，却要留下许多假惺惺的但书：

A、叶鹏飞：“但是，法令毕竟是一种被动防御的手段；主动进取的做法，必须是鼓励更多的信息透明，让人们能够按照丰富的事实，全面判断事情的是非。”

B、韩咏梅：“政客被POFMA，究竟能不能让真理更明？这是另一个得深思的问题。政客面对事实时大概不能不低头承认，但是他们肯定也会把被POFMA当成反对派‘荣誉勋章’，正如鲍耶一夜成名、陈智祥的网页流量增加。一般人的收获是什么？/支持或接受立法防止网络假信息和网络操纵的新加坡人，看待某些时政网站和政客的网上言论时，本来就抱着怀疑的眼光。在没有POFMA的时候，当局也可以随时发文告澄清错误信息，效果难道不如POFMA？/POFMA应该是一个能够准确点出是非黑白的法令，如果不能准确说明错在哪里，又或者用在可以讨论的灰色地带，它可能演变成肥皂剧一样歹戏拖棚。/法令执行初期，难免还有可以检讨的地方。我只希望POFMA在执行时，每一个案例都能说明哪里错、为什么是错的，让人明确知道纠正错误有超越政党政治的意义。”

这个法定得面面俱到，它有所谓“Part 3 directions”来对付个人，让他更正或者删帖；还有所谓“Part 4 directions”来逼迫平台和网络供应者必出手更正或者删帖，以保万无一失。

其实二丑俩是故作不明吧，咱们部长需要POFMA的理由，不正是要省却纠错的麻烦，只要一个心证……就能在最短时间内让人删帖吗？此外，二位也没能证明POFMA是“必要之恶”，字里行间也明了目前有足够的工具来打击假信息，POFMA显然是多此一举，而它对民主社会最大的戕害就是“寒蝉效应”。到时大家都不敢开口，“政府”就可以大剌剌地说：不是不给提意见，是你们自己金口难开。

大马政治海啸会否引发新加坡余震？

当今大马    2018-7-10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433587

大马政治变天或引发新加坡政治海啸；政治生态与处境与纳吉相似，李显龙恐惧失政权

今年5月9日，马来西亚政治海啸淹没了国阵60年政权。如今，与柔佛一水之隔的南方小岛也感受到了这股余震。

美国政治学者碧利洁(Bridget Welsh)今天在《日经亚洲评论》(Nikkei Asian Review)撰文指出，希盟在马来西亚取得的大选胜利，已为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率领的人民行动党(PAP)拉响警报。

她指出，随着国阵在马来西亚败北，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如今已成为东南亚掌权最久的政党。

“它不再有一个不民主的邻国。希盟在马哈迪领导下取得的胜利，反映了人民行动党最深沉的恐惧，即他们有可能吞败仗。

“更糟的是，国阵败选的一些因素同样出现在新加坡。首先是，领导层世代交替的挑战。过去30年，人民行动党一直深陷在第4代领袖中，谁应取代66岁的李显龙出任总理之争斗。”

不接地气的第四代

碧利洁（见图）目前在约翰卡波特大学担任政治学副教授。

她分析，三名呼声最高的领袖为贸工部长兼前陆军部队总长陈振声、财政部长兼前金融管理局局长王瑞杰、以及教育部长兼国防部第二部长王乙康。

不过，她说，众领袖的问题在于他们属于“不接地气”的第四代。

“他们身处高度精英化的政党，多半跟新加坡平民脱节。国阵面对的问题，同样缠绕着这批第四代领袖，即他们均身在体制内。

“由于他们从党和政府，尤其军队内部崛起，他们不仅来自体制，也被视为替体制服务。人民行动党和官僚政府之间的交缠造就了单一的议程，而与选民渐行渐远。”

当心遭滥用 学者吁监督反假新闻立法

网络公民/北雁    2018-6-26
https://zh.theonlinecitizen.com/2018/06/当心遭滥用学者吁监督反假新闻立法/

右起：施仁乔、华伦、普杰立、陈圣辉以及托本斯提芬，议论打击假新闻法课题。

香港浸会大学传播学院媒体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施仁乔(Cherian George)教授，警惕领袖、公民组织都要小心监督有关打击假新闻的立法过程和法令内容，因为当权者可以假借反假新闻法，进一步钳制新闻和言论自由，打压异议分子。

施仁乔说，他更愿意称呼假新闻为“错误或虚假讯息”，他承认不实讯息会对社会造成伤害和损失。

假消息引发信用和道德恐慌，人们很快就下定论必须立法保障社会免受伤害。施仁乔不否认法律对于遏制假消息散布的功能，立法可以是打击假新闻的方案之一，但是他更关注法律本身一视同仁，不遭当权者滥用。

“政府说谎伤害更大”

针对不实消息、指控，各国都有相应的法令，但我们需要确保法令定义更清楚，不应过于模糊，给予的惩罚应合理与罪行相对应，不可能部落客不小心转贴一则假新闻，就要重罚判监他10年。

再者，有关法律应是一视同仁的，不能只是针对民众、异议分子，政府要员也不能例外。“历史显示，掌握国家机器的当权政府，发布假消息造成的伤害最大、影响更广泛。

举牌吁川普推动两岸和平 璩美凤一人集会险触《公共秩序法》

网络公民     2018-6-12
https://zh.theonlinecitizen.com/2018/06/举牌吁川普推动两岸和平 璩美凤一人集会险触《公共秩序法》/

台湾政界闻人璩美凤于昨天下午3.20分，前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下榻的瑞吉酒店外举牌，呼吁美国总统川普推动海峡两岸和平。

她向现场媒体声明，川普推动南北韩和平互动，然而中国大陆和台湾两岸的中华儿女却走向战争，若川普能让两岸和平，才能为美国、全亚洲带来最大的利益。

据《联合早报》在脸书专页分享的视频，她拿着一张写着：“Trump – Peace Korea, Trump – War Taiwan, Nobel Peace Prize?”字样的纸板，似乎要表达，川普为朝鲜半岛带来和平，却加剧台海对立，质疑他角逐诺贝尔和平奖的资格。

璩美凤在发表言论约2分钟后，约2、3名警员趋前，吁请媒体站离路面，也间接暗示璩美凤结束公开言论，离开现场。

另一方面，一名69岁的南韩妇女金吉雍（译音）在今早于川金峰会会场嘉佩乐酒店附近，举大字报呼吁北韩归还他的父亲金永亿（译音）。金吉雍声称其父亲在1960年被北韩俘虏，至今生死未卜。她的声明由52岁的南韩牧师金九和（译音）翻译给现场媒体。随后二者也被警方请离现场，并未有任何冲突和逮捕行动。

不过，璩美凤和南韩妇女事先未向新国政府申请，发表公开言论，若换作是本国公民，可能有面对触法而被捕的风险。一些社运份子指出，若警方力劝璩美凤还不愿意离开，前者也可基于《公共秩序法》，直接采取强硬行动逮捕。

例如《网络公民》在去年10月曾报导，艺术家和社运分子施兰(Seelan Palay)，在没有警方许可下，独自一人站在国会前，举着“一面画有图案的镜子，批判政府前国会议员谢太宝遭囚禁和软禁32年，进行无声抗议。在警方劝离不果而被当场逮捕。

鲜为人知的“新加坡的伤口”——“冷藏行动”

茉莉      2015-6-17
http://www.storm.mg/article/53075

李光耀一生，创造了新加坡的奇迹，也曾让新加坡下狱无数。（取自微信）

如果用地质学的眼光来考察政治历史，那么新加坡，一个洋溢着热带风情的花园城市，其表面好像光滑而色彩斑斓的页岩，但在其层层迭迭的地层深处，隐藏着凝结受害者血泪的黑色化石。

今年一月中旬，在新加坡繁华街区的宽敞书店，我惊讶地看到一排排书架上摆着的《李光耀传》，令我记起文革时中国书店里摆满《毛选》的情景。而后，朋友带我走进牛车水地段不起眼的草根书室，我在那家中文书店里买了两本封面简洁的书︰《新加坡1963年的冷藏行动︰50周年纪念》、《我的黑白青春》。

身为旅游者的我，就这样偶然地一瞥，发现了那个美丽国家的一道未曾愈合的伤口。放弃坐船去印尼旅游的计划，我埋头于两本沉重苦涩的书之间，并设法与“冷藏行动”的受难者亲属会面交谈。两个多月后，强人离世。在一片歌功颂德的赞美声中，少有人提及“冷藏行动”那道历史创伤，少有人批评李光耀执政时期残酷的政治迫害。

叙述新加坡被掩藏的历史的两本书。

我为此感到困惑︰在一个建立了民主制度并拥有一定自由的国家里，为什么会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没有对“冷藏行动”这个人权迫害事件做出清算？为什么新加坡人至今没将这一事件提交给国会调查听证，以促使政府向受难者及其家属道歉并做出赔偿？新加坡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不为此公开抗争？难道知识分子都因成了既得利益者而放弃了批判的使命，而人民都因为恐惧焦虑而成为自由的叛徒了吗？

内安法，有存在的必要？

陈俊安     2015-2-12
http://www.nanyang.com/node/681330

“如果拥有了全世界却失去了灵魂，一个人的得失该怎么计算？我（因内安法）失去了一切，（失去）你，我的兄弟姐妹，还有我的工作。如今我在这里，只是个难民，可是妈妈，我的灵魂还在。”

——丘甲祥

何光平在论坛上支持保留“内安法”，引起一些议论。

他说：“作为内安法的受害者，当年的记忆也会引起我的一些情绪。但我考虑的是，如果我今天是当权者，在管理一个国家时面对像西方社会出现的那种（恐怖）威胁，我能够坦然说要废除内安法吗？”

听了这位目前是悦榕控股主席、新加坡管理大学董事会主席的人如此发言无须太惊讶。

2011年，根据副总理兼内政部长张志贤透露，单单在七十年代，就有超过800名这类的“眼中钉”被逮捕，最后正式发出拘留令的也有235名。

何光平就是在这个期间被捕的，当时他是《远东经济评论》的一名记者。

然而，每个在内安法下被扣留的人期限有长有短，被释放后的人生际遇各有不同，有些流亡海外，有些颓靡、长期沉默，有些选择遗忘，有些则为埋葬这恶法而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