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孟达的《说“农历新年”又何妨》

伍依     2022-1-30

《联合早报》特约评论员严孟达的《说“农历新年”又何妨》（2023年1月29日，《联合早报》）尽说怪话，可以从南洋理工学院校园内因发生有人涂改“Lunar”为“Chinese”发了一通言论。

严孟达说，孙中山的确在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曾“通令各省改用阳历……开启了中国与世界接轨之门”。但只说了一半，不说的是这扇“接轨之门”一开，西方国家成了各路军阀的靠山，混战起来了。

严孟达说，“这位‘一字之师’的身份引起了人们的联想”。什么“联想”不说，像是在写小说，让读者去“联想”。其实，严孟达这样的说法，无非是指“把农历新年定义为‘中国新年’是一项文化企图心，但这种企图心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中国人自信心更强，但也因此变得更加敏感”罢了。

“企图心”虽说是中性词，可以是褒义词，也可以是贬义词，看情景使用。看严孟达说“这种企图心有强烈的排他性”，明显是贬义。

英文中“Lunar”意为“和月亮相关的”，词源为罗马神话中的月亮女神露娜。“Lunar New Year”实际上是“Lunar Calendar New Year”的简称，直译成汉语为“月（历）新年”。中国传统历法（又称农历或夏历）同时参照了对太阳和月亮的观测，属于一种“日月/阴阳合历”，翻译成英文也应当为“Lunisolar Calendar”。所谓”Lunar New Year”的说法其实是因为西方的商家和政客有意想要通过拜年拉拢华人和亚裔群体，但是他们发现很多海外越南人和韩国人不愿意承认自己过的是“中国新年”，也不熟悉中国近代发明的叫法“春节”，因此出于“文化包容”的所谓“政治正确”创造出一个去中国化的说法——“月历新年”(Lunar New Year)。不得不说，这种叫法有些不伦不类。如今越南、南北朝鲜和琉球等儒家文化圈成员庆祝的新年和使用的农历本来就是从中国来的。随着越南和南朝鲜独立建国，虽仍然使用着中国发明和赏赐给他们的农历，遵守着从中国传入的各种过年习俗，但是就是不愿意承认过的这个年和中国有关，甚至还妄称农历新年是他们发明的。（物理学者、美国社会观察者戴雨潇《为什么农历新年不是Lunar New Year？》，2023年1月28日昆仑策网站）

新加坡华社就“新加坡华族文化”的定义展开讨论

南洋视界     2016-2-12
http://sg.nanyangpost.com/2016/02/12.html

《海峡时报》指出，为什么说有必要定义或者凸显新加坡华族文化的区别于其他华人和其他地方的特征？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涉及到国家认同。近来的中国新移民的进入，可能迫使新加坡人，在与中国大陆的文化比较下，定义新加坡的华族文化是什么。

《海峡时报》说，正当华人新年来临之际，新加坡的华人家庭在除夕团圆饭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捞鱼生”，以及吃凤梨酥和肉干。但是，在一些居住在新加坡的中国大陆的人士看来，这或许不是庆祝华人新年的传统方式。

其实，“捞鱼生”在新加坡不过几十年前才发明出来；而凤梨酥，也是其他文化节庆的食物，如哈芝节和屠妖节。不过，在中国，尤其是在北方地区，吃水饺在华人新年（那里更多地称为“春节”）则是必须的食物。

熟悉中国的新移民可能会惊讶新加坡在传统仪式上的创新，而这些创新组成了新加坡节庆的基本部分，尤其是华人在新加坡是多数种族（占3/4）的情况下。

《海峡时报》指出，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构成了新加坡的华族文化？

海时说，之所以说提出这个问题正是时候，不仅仅是因为新年到来，也因为新加坡很快就有两个数千万新元建造的中华文化中心：一个是4400万新元建造的位于奎因街由中国政府建造的中国文化中心，中心在三个月前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新加坡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揭幕；另一个是造价为1.1亿的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其建造费的90%来自新加坡政府的拨款，并将于今年年底开幕。

这两栋同为11层楼的建筑，都是为了宣传中华文化，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新加坡华族意味着什么？

也有很多人问道，这两个文化中心宣扬的是否相同的东西？

《海峡时报》引述华族文化中心总裁朱添寿说：“当然不是。”

中国文化中心揭幕时，65岁的朱添寿接受该报访问时说：“这并非重复，因为我们将宣传我们独特的新加坡华族文化，他们宣传的完全是中国大陆的文化。”

问答郭振羽 文化新加坡

南治国（《怡和世纪》编委）    2015-5-21
怡和世纪 2015年2月– 5月号 总第25期

采访：林清如、南治国
执笔：南治国

2014年11月18日下午3时，雨后放晴，《怡和世纪》总监林清如、编委南治国博士和编辑部郑钧如来到新跃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专访中心主任郭振羽教授。采访的目的是邀请郭教授分享他多年来在推动新加坡华族文化方面的经历，以及他对新加坡华族文化发展现状与相关课题的看法。我们的访谈就从中心的会议室墙上贴着的一张新加坡华语电影节的海报聊起。

郭振羽教授

新跃中华学术中心，一个日趋成熟的文化品牌

郭：看这墙上，是我们今年2014年新加坡华语电影节的海报。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划2015的电影节了。新跃中华学术中心成立后，自去年（2013）开始，决定每年都和新加坡电影协会合作举办“新加坡华语电影节”。今年的华语电影节在4月份举行，放映了40多部华语电影，主要是中港台制作的华语电影。举办华语电影节每年所需经费大约是七、八万新元，我们通过李氏基金和中华语言文化基金筹措到部分款项，但还是远远不够。

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坚持把这个电影节办下去，因为这能在新加坡民众中普及对华语电影的认识，同时也会加深他们对华族文化的认识。我们认为这是有意义的活动，所以要尽力而为，努力地把华语电影节打造成我们中心的一个品牌。现在，中心副主任符诗专就正在台北参加金马影展，试看和挑选明年新加坡华语电影节的影片。除了华语电影节，中心每年联手“通商中国”和《联合早报》主办“当代中国系列讲座”。今年的讲座在10月进行，已经是文化新加坡第四年了，主题是人口老化问题，出席讲座的公众人士超过两百人，反响相当不错。

问：大学一开始就把中心设定为“中华学术中心”吗？把它定位为“学术”的中心，大学是不是有比较特别的要求呢？

郭：大学在一开始的时候，对中心的命名倒没有特别的想法，但提出了中心的愿景，以推广和提升中华语言文化为主要目的。把中华语言文化作为研究方向的机构，在新加坡并不少见，譬如南洋理工大学就有一个“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当年我也是主要筹办者之一。现在新跃大学要成立这样一个中心，在命名上当然不能和南大“中华语言文化中心”雷同，所以，我就向校方建议了两个备选名称，一个是“中华学术中心”，另一个是“中华文化中心”。这两个名字各有侧重，“文化中心”可能更偏重于开展各类文化活动（最近新成立的“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就采用了“文化中心”的命名），而“学术中心”则比较强调学院型的学术研究。后来决定采用“中华学术中心”这个名称，这对我而言，是有一定压力的，因为新跃的学生、师资和其他学术资源都不能与国大、南大相提并论，我们并不具备全面和深入开展学术研究的条件。

因为如此，我们中心虽然不放弃学术研究，但更多的还是从事中华文化的普及与推广，这和国大、南大的学术先行是有区别的。上面提到的“华语电影节”和“当代中国系列讲座”就是侧重文化推广、同时也带有学术色彩的活动。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们确定新跃中华学术中心的宗旨为通过开展课题研究、出版学术专着、举办文化学术活动、设立与中华文化相关的研究项目，来提升社会大众对中华语言、文化及社会的认识和了解。

问：这样看来，“新跃中华学术中心”在学术研究方面有一定的“先天不足”，但它毕竟还是新跃大学的一个学术中心，它应该还是有不同于民间语言文化中心的特殊的优势吧？

郭：当然，我们也一直在努力提升中心的学术水平。从今年（2014）8月开始，大学决定把它同北京师范大学合办的中文硕士课程，还有同南京大学合办的中文博士课程交由我们中心负责管理，这无疑增强了中心的学术色彩，也壮大了中心的学术力量。此外，大学也支持中心在学术出版方面有所作为。目前中心已经出版了两个系列的学术丛书：一个是“新跃人文”系列丛书，已经出版到第四册了；另一个是“华商华社研究”系列丛书，今年刚出版了第一本华商的个案研究。我们有很强的学术顾问团队，也有严格的遴选标准，出版的丛书都有较高的学术水准。大学的这些举措，都很好地提升了中心的学术形象。我们中心虽然比上（国大、南大）不足，但比下（一些民间的语言文化机构）有余。限于资源，我们还有些想法，譬如当代流行文化的研究，到现在还没能开展，只好等日后条件成熟了，再开展这些领域的学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