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殷素素     2017-10-5

悄悄5年过去了，郭木财那支笛依然在吹，可见是个勤奋或者能力的问题。看他随着吕德耀道歉，然后又随着许文远道歉，5年来个人银行户口是进账了千万，最后怎么会变成站在下属旁边，“监督”他人道歉呢？他在哪方面长进了？！行动党人向来只会怪罪底层的小兵小卒，故而把问责制破坏殆尽。

政治问责是个道德选项，其初衷就是认为居高位者必然有道德，故以“道德”求之，必获全面的报答。维基百科说：问责制(accountability)是代议制政府基石之一；没有问责制，就有可能造成社会长期不稳定。一个有问责制之政治制度，是政府必须尽最大之努力去对选民负责之制度。

然而，路人就说啦：像美国那样的一流民主不也是选出个三流的特朗普来。可见，问责制的致命伤就是上头的人没廉耻。如顾炎武先生所说：

古人治军的原则，没有不以廉耻为本的。《吴子》说：“凡是统治国家和管理军队，必须教军民知道守礼，勉励他们守义，这是为了使之有耻。当人有了耻，从大处讲就能战攻，从小处讲就能退守了。”《尉缭子》说：“一个国家必须有慈孝廉耻的习尚，那就可以用牺牲去换得生存。”而太公望对答武王则说：“有三种将士能打胜仗，一是知礼的将士，二是有勇力的将士，三是能克制贪欲的将士。因为有礼，所以列朝治军者和粗野的武夫，都能遵循文王后妃的教化行事；难道还有欺凌平民、抢劫牛马，而对百姓实行残暴手段的么？”《后汉书》上记载：张奂任安定属国都尉，“羌族的首领感激他的恩德，送上马二十匹，先零族的酋长又赠送他金环八枚，张奂一起收了下来，随即召唤属下的主簿在羌族众人的面前，以酒酹地道：‘即使送我的马多得像羊群那样，我也不让它们进马厩；即使送我的金子多得如粟米，我也不放进我的口袋。’把金和马全部退还。羌人的性格重视财物而尊重清廉的官吏，以前的八个都尉，大都贪财爱货，为羌人所怨恨，直到张奂正直廉洁，威望教化才得到了发扬。”唉！自古以来，边疆局势的败坏，岂有不从贪求财货开始的么！我对辽东的事件不能无感。（《廉耻》）

行动党人贪财不知廉耻，故而把问责制破坏殆尽，此其一也。

问责制的最高表现当然就是切腹自杀——Seppuku, (Japanese “self-disembowelment”) also called hara-kiri，因为失职的人把自己贬低到不配生存的地步，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简直是太“虐”了。其二是“罪己”，作为最高领导，不管是谁做的“好事”，只要是祸延老百姓，都会把责任扛起来，而不是把它层层往下推。像古代，不管是天下大旱或者大涝，皇帝都要给自己下个“罪己诏”，诏告玄天上帝，责任由他扛。美国杜鲁门总统的“The buck stops here。”——足见中西亦有相通之处。

SMRT自2011年底爆发南北线大瘫痪，说明一间全国最大的交通公司被苏碧华完全搞砸，郭木财当时临危受命，就是冀望他能大刀阔斧，有政府作后盾，采取了许多措施和金钱的投入来加强维修机制和员工培训，但为何这样荒唐的事情还照旧发生？

郭木财准将在2012年上任时曾坦言，公司管理层存在深层次的问题，有明显的管理、结构、企业文化和系统等方面的课题需要处理。悄悄5年过去了，他那支笛依然在吹，可见是个勤奋或者能力的问题。看他随着吕德耀道歉，然后又随着许文远道歉，5年来个人银行户口是进账了千万，最后怎么会变成站在下属旁边，“监督”他人道歉呢？他在哪方面长进了？！行动党人向来只会怪罪底层的小兵小卒，故而把问责制破坏殆尽，此其二也。

而《联合早报》的匿名社论则很高兴把“水淹碧山站”的结论导向：是“渎职员工”办事不力。他们说：

1、地铁渎职员工须受严惩；

2、开始时，人们还以为这是阴差阳错的孤立事件，但现在事实证明并非一时疏失，而是刻意的欺瞒行为；

3、除了SMRT的内部调查，陆路交通管理局也必须介入，彻查此案，并确保类似事件不会重演；

4、或许正是出于这样的担忧，公司管理层日前才出人意表地做出了前所未见的做法，发出内部电邮给地铁职员，要求没有遵从公司规定或程序办事的员工坦承疏漏，并设下“特赦”期限；

5、这种发出“特赦令”的做法虽是不得已而为之，却也弊端重重。首先，是赏罚不明很可能对全体员工的士气造成消极的影响；

6、地铁维修人员毫无工作纪律，公然造假，不按照规定执行重要任务，这样的事发生在新加坡，乍听起来真叫人难以置信，毕竟我国是个以管理和公共服务效率着称的国家；

7、据悉，SMRT很快就会采取纪律行动，在维修记录上做手脚的维修经理和职员将被开除。在罪证昭昭的情况下，被开除的员工是罪有应得。该出手时就出手，人们期待的是，SMRT管理层能真的痛下决心，确实履行公开承诺，整顿员工士气，重新建立良好的企业文化，组建一支真正具备高效率的维修队伍，还给大众安全可靠的地铁服务。

读完上面的7段，最后那段还出现“光明的尾巴”，素素突然小心眼地想起在中国，有一种叫做“广播腔”的东西；就是在那个“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时代，为了庄敬自强，广播员都要朗读一些歌功颂德的文稿，宣扬“社会主义好！”因为经常要播出这类连他们自己都不信的政治宣传，他们渐渐练就一种有别于自己声音的“广播腔”，此腔一出；一方面告诉自己：我这么做是为了饭碗。另一方面也告诉听众：政治宣传来啦，信不信由你。早报匿名社论读来就有一股“广播腔”的味儿。

最后这个“其三”最关键：过度强调“选贤与能”，其实是和问责制对着干。逻辑很简单：“圣贤”没理由犯错，会犯错的都是凡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还来“追究责任”，岂不是置全国的“地铁乘客”于不顾？！所以，与其再找个“贤人”，不如照旧轻拍手背，鞠躬之后让他们去把工作做好叻。就如《联合早报》王锦松的这幅漫画，“渎职”的只是水管，水漏还得有“高人”去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