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新加坡首位战地记者陈加昌：在日据时代，“汉奸”不是非黑即白的存在

许剑虹     202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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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南洋，对于选择与日军合作的中国人和华侨，到底是否该被称为“汉奸”，陈加昌认为不应以非黑即白的角度评断，如今两岸仍对汪精卫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

除了台湾、大陆与港澳之外，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应该是见证20世纪中国发展史最重要的两个国家。因为自19世纪以来，在这块被中国人称呼为“南洋”的马来半岛上，不只有大量的华人在经商，同时也是保皇派、维新派与革命派等不同中国政治势力活动的海外据点。无论是谈中国的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星马华人的视角都是不能与不该被无视的。

现年88岁的陈加昌先生，是新加坡历史上第一位战地记者，先后服务于《中兴日报》、《中国报》与《泛亚通讯社》。从幼年时代开始，他亲身经历了日本统治的“昭南时代”，并在成为记者之后，于采访1955年万隆会议时聆听周恩来的发言，后来又投入越战的战地采访工作中结识了陈丽春、滕雪梅和施亚努亲王等南越及柬埔寨要人。

这些精采的采访经历，都被陈加昌先生写在《越南：我在现场》、《超越岛国思维：李光耀的建国路与两岸情》与《中柬风云60年》等作品中。早在新加坡建国前就投入新闻工作的他，是东南亚各国与两岸交流的活字典。虽然自李登辉上台以来，陈加昌就因为不认同其两岸理念没有再来到过台湾，但是他对两岸问题的关心却从来没有减少过。

于是笔者在《亚洲周刊》帮助下，取得陈加昌先生的电子邮件，并向他提出希望利用这次前往新加坡航展访问的机会，顺道拜访老前辈的要求。没想到陈加昌先生居然主动以电话与笔者取得联络，并爽快接受了我拜会他的需求，于是便有本篇文章的诞生。既然陈加昌是来自新加坡的华人，那关于他的故事还是要先从日据昭南的时代开始讲起。

“肃清”是种族屠杀吗？

关于新加坡在二战期间的历史，最令华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英军在1942年2月15日投降后，日军针对当地华侨发起的“肃清”行动。所谓“肃清”，是针对陈嘉庚等侨领在抗战初期向国民政府提供捐款，或者加入英国人成立的星华义勇军所发起的反制行动。凡是18岁到50岁的华人男性，只要被怀疑有抗日的行动或者思想，就可能遭到日本陆军第25军杀害。

究竟有多少青壮年男子在“肃清”中死亡？目前只知道是介于2000到5万人不等，没有一个精确的说法。但是新加坡共和国自1965年立国以来，就将“肃清”形容为一场扑杀了整个世代华人精英的种族灭绝。就连李光耀本人，也不忘在回忆录中提及自己差点于“肃清”中遭日军杀害的记忆。如同台湾的“二二八事件”一样，“肃清”是新加坡政府建构国家认同的重要历史篇章。

李光耀这么做的原因，一方面是要让刚建国的新加坡有足够的道德基础向日本索取经济援助，二来则是希望强化华人的忧患意识，进而巩固他们对人民行动党的支持。陈加昌坦言，占领新加坡并执行“肃清”大屠杀的日本陆军第25军手段确实是十分残酷，不过他并不赞同用种族灭绝或者种族屠杀来形容此一历史事件。

就如同民进党版本下的“二二八史观”，有许多内容明显是为了政治目的而夸大，甚至于捏造出来的一样，今日新加坡政府对“肃清”的介绍同样有许多失实之处。陈加昌认为，日军发动“肃清”的目的并不是要清洗华人，而是要确保新加坡能成为一个稳定的后方。因为第25军在完成对新加坡的占领后，还将要继续对印尼与澳洲发动攻势。

可是星马地区的华人，因为自日军发动侵华战争以来就踊跃捐款支持国民政府抗日，又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组织星华义勇军(Dalforce)配合英军抵御进攻新加坡的日军，所以从一开始就被第25军作战主任参谋辻政信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更何况撤退到丛林里持续高喊抗日口号的“马共”游击队，又有超过90%的干部与官兵是由华人所组成，日军就算想不针对华人都很难。

所以陈加昌虽然也谴责日军的残暴，但却不认为“肃清”是针对华人的种族灭绝。他认为日军的动机属于纯军事上的考量，而不是对华人的种族灭绝。过去我们一般都认为，欢迎日军占领新加坡的族群以印度人与马来人为主，因为他们本来就遭受英国殖民，希望同属有色人种的日本协助他们驱逐英军。然而根据陈加昌的了解，受到日军“大东亚圣战”鼓舞的华人其实也是所在多有。

Photo Credit：许剑虹

1967年2月15日落成的和平纪念碑，本来是为了纪念在1942年“肃清大屠杀”中身亡的新加坡华人。可是李光耀总理为了推动族群团结，硬是在纪念碑上刻了英文、中文、马来文以及印度人使用的坦米尔文，强调新加坡政府悼念所有在那三年六个月中身亡的狮城子民。

不一样的昭南体验

日军占领新加坡后，将这块前英国殖民地改名为昭南，意即昭和之南。对于许多经历过“肃清”的华人而言，昭南两个字就如同中国人眼中的“支那”两个字一样，象征着一段屈辱的历史。以新加坡日据历史为主题的旧福特汽车厂(Old Ford Factory)，就曾经因为被命名为“昭南展馆”(The Syonan Gallery)而引发争议，最后不得不改为现在的名称。

不过若我们回归到1942年的时空环境，其实对于许多印度与马来的民族主义者而言，日军将英军驱逐出新加坡象征的是有色人种击败欧洲殖民统治者，一段让他们引以为傲的民族独立斗争史。事实上，不少华人也为日军的胜利赞叹不已，前民进党立委陈昭南之所以被取名为昭南，据说也与其父亲深受日军拿下新加坡感动所致。

靠着日军侵略中国，消耗国民政府实力起家的毛泽东就对太平洋战场上的日军有极为正面的评价：“日本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它敢于跟美国作战，跟英国作战，跟法国作战，曾经轰炸珍珠港，曾经占领过菲律宾，占领过越南、泰国、缅甸、马来亚、印度尼西亚：曾经打到印度的东部，就是因为那个地方夏天蚊子很多，台风很大，没有深入进去，损失了20万人。”

或许读者们会抗议，表示日据时代的台湾人本来就是日本国民，且陈昭南又是台独份子，会有这样的感动并不让人奇怪。可就笔者的了解，其实包括北韩金日成与中共毛泽东等推广共产主义的东亚“抗日份子”，其实对于日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前六个月的表现也是赞不绝口，认为日军扎扎实实地为黄种人出了一口气。

或许这并不代表毛泽东认同日本侵略中国，尤其是日军扫荡中共根据地的残酷暴行，但却证明早年共产党领导人在看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时，是把中国战场与太平洋战场上的日军切割开来评论的。在这套论述中，对中共根据地实施“三光作战”的日军仍旧是杀人不眨眼的侩子手，但是进攻新加坡的日军却仍旧可以是东亚民族的解放者，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先锋。

显然毛泽东的这套论述，是为了迎合中共拉拢第三世界国家，孤立“美国帝国主义”与“苏联霸权主义”的政策所设计。毕竟毛泽东所设法拉拢的印度、缅甸、泰国、柬埔寨、马来亚与印尼领导人，几乎清一色都是在战时与日军合作的民族主义者。至少到大陆宣布改革开放前，中共对太平洋战场与东南亚占领区的日军采取的都不是“全盘否定”的态度，甚至不主动提日军屠杀华人华侨的历史。

而日军第25军司令官山下奉文将军，以Yes or No给英国守将白思华(Arthur Ernest Percival)选择自己是否要无条件投降的态度，也给北韩的金日成将军带来极大激励。《最纯洁的种族：北韩人眼中的北韩人》(The Cleanest Race: How North Koreans See Themselves and Why It Matters)一书作者麦尔斯(B. R. Myers)就指出，山下奉文逼降白思华的内容仍被北韩教科书列为黄种人战胜白种人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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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下奉文逼降白思华的画面，被毛泽东、金日成、胡志明、苏巴拉・钱德拉・鲍斯、翁山与苏卡诺等东亚民族主义者视为黄种人崛起的象征。

至于身为“过来人”的陈加昌，对此则有不同于华人受害者、印度、马来民族主义者以及中共、北韩的看法。他指出日本占领新加坡之初实施军事管制，对华人男性实施大规模的检证与扑杀，确实造成了不少悲剧。而昭南特别市的成立反而代表军事管制的解除，让老百姓的生活又得以回归1942年2月7日以前的平静。

尤其是日军第25军将进攻焦点转向印尼之后，其实华人的生活也慢慢稳定下来。而旧福特汽车厂的展览中，所谓日军在粮食配给上特别优待印度人、马来人，并且歧视华人的论述，就遭到陈加昌先生以过来人的身份给予驳斥。陈加昌指出二战期间他们老家在乡下种植番薯叶与秋葵，并且可以用自家种植的100公斤农产品换取日军20公斤的米。

向华人发放粮食的工作并不是由日军自己执行，而是交给华侨协会经营的会社出面处理。这些会社的高层职务一般也是由日本人担当，但是底层与华人打交道的干部仍旧是华人。与中共关系密切的马来西亚首富郭鹤年，就曾经担任过日本三菱公司新山分行米粮部经理，从事的就是类似的粮食发放工作。他们对待其他与自己同文同种的华人同胞，是不会有什么种族歧视的。

陈加昌指出，负责发放米粮的华人干部若看到来领米粮的女性特别漂亮，或者小孩子特别可爱的话还会多给一些粮食，双方相处起来其实相当融洽，但是却不符合战后新加坡政府意图型塑的“政治正确”。所以很多参与政府口述历史计划的长辈，往往私底下承认自己在二战时当过“汉奸”，但是在正式访谈时又强调自己是受害者，论述并不一致。

关于“汉奸”的问题

昭南时代的另外一个争议性话题，就是在日军占领新加坡以后，选择与日军合作的华人到底应不应该被称呼为“汉奸”。事实上在这方面的历史论述，新加坡政府采取的处里还算相当宽大，比如在昭南警备司令部顾问筱崎护邀请下出任华侨协会会长的林文庆，就被塑造成为了保卫华人生命财产安全而忍辱负重的英雄。

而日军对华人的“肃清”，确实也是来自于林文庆出面组织华侨协会，替昭南特别市收取奉纳金才化解的。许多在战争初期遭到25军拘禁的侨领，也是在华侨协会成立后获得释放，甚至于出任华侨协会干部的。为此新加坡政府特别肯定林文庆的贡献，还将地铁站紫色线的其中一个站名取名为林文庆站，并没有给他贴上“卖国贼”的标签。

林文庆与新加坡晚晴园，即今天孙中山南洋纪念馆的屋主张永福一样，是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同盟会元老。他们俩人在对日抗战爆发后，都因为志愿或者非志愿的原因追随了汪精卫政权。尤其祖籍广东饶平的张永福，更是看不起革命资历比自己晚的浙江人蒋中正。毕竟蒋中正还没到日本求学时，张永福就已经出任新加坡同盟会的副会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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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的同盟会元老，又深受“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口号的号召，信奉大亚洲主义，对于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初期击败英美的表现又有同属亚洲人的“民族自豪感”，跟选择与美国同一阵线的蒋中正更是格格不入。所以相对于在新加坡本土担任昭南华侨协会会长的林文庆，回到中国担任南京国民政府侨务委员的张永福更是日军的积极合作者。

最终张永福也因为自己的选择，虽然躲避了盟军的战犯通缉，与撤退到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断绝了联系。在海峡两岸的论述中，林文庆与张永福都因为他们对汪政权的效忠而失去了“革命元勋”的头衔，甚至被视为“汉奸”看待。但是陈加昌也反问，靠着与日军合作来舒缓华人苦痛的林文庆，真的能够被简单的被当成“汉奸”吗？

他同时也指出，中国沦陷区的老百姓，同样是靠着汪精卫政权的保护才免于更多的屠杀。若从这个角度来看，指控汪精卫、张永福与林文庆为“汉奸”，看在陈加昌眼中并不公平。陈加昌在日据时代同样进入过日本经营的昭南日本学园就读，而且还是李光耀的学弟。而李光耀本人在毕业后，也进入日本陆军报导部担任情报员，可见“受害者”与“合作者”的关系只有一线之隔。

或许正是因为李光耀本人都当过“合作者”的关系，新加坡政府才会对林文庆与张永福等人采取比较宽容的评价。而如今大陆与台湾仍对汪精卫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对陈加昌而言显然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但是陈加昌也深信，“中国崛起”带来的民族自信心，还有近年来中共与日本关系走向稳定发展的趋势，会让未来的大陆人以更冷静客观的态度评价这些历史人物。

尤其林文庆担任厦门大学首任校长的历史定位，在今天的中国大陆再度得到肯定，就是海峡对岸正在摆脱“历史包袱”的最好证明。崛起中的中共，似乎也从过去高喊“大东亚共荣圈”的日本帝国身上，看到了一些自己今天的影子。陈加昌先生对“合作者”们评价正面，对日军也没有全盘否定，是否表示他看待历史的态度与台湾的独派类似呢？

关于这点，其实从陈加昌先生在访谈中提及他在李登辉上台以后就没来到过台湾这点，就可以发现他就两岸问题的看法与台湾的独派并不一致。显见即便对二战日军还有“合作者”的评价与两岸官方论述不同，也不尽然表示陈加昌先生支持台湾脱离中国独立的立场。那么对于两岸的未来走向，陈加昌又有那些观察与想法呢？一切就留待笔者下回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