矫情饰伪的严孟达

伍依     2023-9-25

《联合早报》特约评论员严孟达的《如果历史有“如果”》（2023年9月24日，《早报星期天》）对新加坡巡回大使许通美的文章《李光耀百岁冥诞话功过》中，举出李光耀的“犯下的错误”是“与马来亚合并，这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在1962年全民公投中问题的设计，使反对的公民无法表达意见”。严孟达即不表示认同，也不表示反对，却顾左右而言他地提出“不妨回顾一下当年新加坡的处境”。

要说“当年的处境”应该是英国殖民统治和李光耀集团的处境。二战时，英国被德国法西斯打残，在亚洲的殖民地逐一被日寇占领。二战后，英国人已经无法继续维持殖民统治，殖民地纷纷独立，唯独马来亚、新加坡和北婆三邦，英国人仍然继续殖民统治，但是已经力有未逮。于是，1951年初，英国驻东南亚最高专员麦唐纳提出“马来西亚”概念，作为英国未来退出东南亚的新殖民主义蓝本。

在新加坡，左翼力量强大，芳林和安顺补选，人民行动党失利，李光耀感受到严重威胁，政权不保。于是李光耀与最高专员薛尔克不断磋商，与东姑一起和英国殖民部大臣莫德林讨论“应当在合并前，还是合并后肃清共产党人”。关于这一段过程，《李光耀回忆录》写得相当露骨：“东姑重复说，他要新加坡内部安全委员会先采取行动……他不愿意在马来西亚成立时采取镇压行动……我告诉莫德林，行动可以在英国仍然对安全负责时开始，必须由英国以内部安全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指挥……莫德林问要扣留多少人，我说得由政治部决定，估计要扣留200到250人，其中100人大概会在一年内释放，其余半数遣返中国，但是东姑要将其中25到35个死硬分子扣留一段时期。”这清楚说明，李光耀与英国人和吉隆坡政权密谋成立“马来西亚联邦”是借刀杀人，收拾左翼力量。

傅树介在回忆录中不仅引用英国解密文件揭露李光耀的图谋，还引用行动党主席杜进才说的“我们像马来亚的任何一州一样并入马来西亚……这是李光耀的想法。他起草那些条件。对我来说，这是毫无意义的……这是在最后一分钟做的。”

新加坡左翼力量的强大，李光耀自知难以抵挡，于是就在全民公投选票中玩弄花样，只允许选民选择以哪种方式加入马来西亚，不允许选民投下反对票，这就是许通美说的“在1962年全民公投中问题的设计，使反对的公民无法表达意见”。社阵在相当劣势的环境下，只能号召人民投空白票表示抗议，哪曾想李光耀将所有空白票和不确定票都视为支持政府票计算。

李光耀会否从棺材跳出来

刘汉良（马来西亚前报人）    2023-2-5
https://guangming.com.my/李光耀会否从棺材跳出来

仿佛只在转眼间，欢庆15天的农历癸卯（兔）年新春佳节于昨晚闹元宵后随即拉下帷幕，没想到2023年的元宵节这一天适逢新加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反英国殖民统治运动和民族民主解放斗争的卓越领导人林清祥辞世27年。

1996年2月5日，这位被誉为生前曾对新加坡政治发展与建国进程具有重要影响的伟大政治家不幸因心脏病猝发，抢救不及，而与世诀别，终年60岁，不啻是壮志未酬，诚属遗憾，但他坚持社会主义信仰，为民为国不枉此生，已在历史留名，无愧是无畏无私的反殖民斗士，是争取马新独立的民族英雄。

新加坡前政治犯力争平反

自投身和领导学生及工人运动乃至左翼政治和反殖民斗争以来，林清祥曾先后三次遭不同时期的新加坡统治集团包括李光耀为首的人民行动党政权非法逮捕、扣押及迫害，最后一次是在被指为新加坡和马来亚史上的一次政治浩劫的“冷藏行动”中被囚禁长达6年多。

就在上周四的“冷藏行动”60周年祭，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社阵）前副秘书长傅树介等60名前政治扣留者联合签署声明，公开敦促人民行动党政权立即废除内部安全法令(ISA)，同时针对在政治扣留者身上所犯下的严重罪行作出道歉和表示悔过，以及向前扣留者及已逝世扣留者的家属提供赔偿。

记得被马来亚（后来成为马来西亚的组成部分）和新加坡左翼政治党团指控为“新殖民主义产物”的马来西亚于1963年9月16日诞生之际，由英国、马来亚和新加坡三方组成的内部安全委员会于同年2月2日提前展开“冷藏行动”，大肆镇压新加坡反殖力量，据估计共逮捕120人，包括社阵、人民党以及工人、农民、学生、文化、教育、妇女运动的领袖，他们皆被扣上“亲共份子”和“反马来西亚”的莫须有罪名，另有数百人因被通缉而转入地下或流亡海外。

李光耀是“反殖先锋”“反殖战士”？

伍依    2022-10-7

严孟达说李光耀是“反殖先锋”，林文庆说李光耀是“反殖战士”，李光耀对严孟达和林文庆送的这两顶光环，地下有知，不知道会不从坟墓里跳出来？

的确，没有这两顶光环，“建国之父”的称号就缺乏合法性了。

李光耀何时成为“反殖先锋”“反殖战士”的呢？

1946年9月16日，李光耀登上丘纳德公司的“大不列颠号”客轮前往英国留学。在留学期间，发表过一些反殖演说，并且曾得到新加坡警察总监福尔杰的邀请到他在德凡郡瑟斯顿的老家作客，还在他家住了三天。

发表过反殖演说，还能得到新加坡警察总监的邀请到家做客，并且居住三天，有哪一个留学生能有此殊荣？

李光耀曾在日寇情报部门工作过，日本投降后，李光耀深怕受到清算，惶惶不可终日。左翼领袖之一傅树介在回忆录《生活在欺瞒的年代》中记载，李光耀在接到某个电话后“脸色苍白如纸”，原来是在李光耀家附近发生枪杀事件。如此胆小之人，何来勇气在殖民主义者的大本营伦敦发表“反殖演说”？我们不得而知。

韩咏梅的《“莎谎门”中的模糊政治》

伍依    2021-12-22

动党各方面已经是强大无比了，长期执政62年，养成的心理已根深蒂固，容不得别人说行动党人的不是哪怕是瑕疵。所以，当前的行动党人需要“心理捍卫”。如何捍卫？批深批臭对手。就像落水的人抓到稻草一样。

工人党议员辣玉莎在国会撒谎事闹得沸沸扬扬，上至部长，下至《联合早报》的写手像吃了兴奋剂，无不口诛笔伐，没完没了，看多了真让人心烦。

本来，撒谎嘛，撒谎者即以承认和道歉，并且遭到开除党籍和失去国会议员，就可收场。但以行动党人死缠烂打，必欲致对手于死地的惯性，使行动党人无法刹车。很显然，行动党人的目标不是撒谎者，而是工人党整体。原因无他，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行动党的国会里容不得异类也。

《联合早报》的写手们，没有胆量讲行动党人也曾经撒过谎。一则上意不许，二则丢人。之于长篇累牍进攻毕丹星，它是用来骂人的，唯一目的是讲他的丑陋。《联合早报》真正体现了官媒应有的责任与担当。

反之，国会里和国会外都不愿提起行动党人也曾有人撒谎。在行动党人眼中，工人党从上到下都是一群小丑，实在不堪，以反衬行动党人如何的“诚信”“正直”，是谦谦君子。

被《联合早报》新闻中心总编辑韩咏梅誉为“莎谎门”的事件细节很清楚（2021年12月19日，《联合早报》言论版），无非是“远看清清楚楚就是一个人撒谎的事件”，那又为何要穷追猛打呢？韩咏梅说“一层一层抽丝剥茧后发现有人两个多月前就知情不报，甚至涉嫌纵容包庇的案中案，越查越靠近核心”。

韩咏梅认为，“模糊，是工人党在‘莎谎门’事件的关键策略，这符合工人党在这一事件中的利益”，指责工人党“模模糊糊中把整件事当成一个政治立场的分歧，不再去细究党内政治人物应该负的道德与政治责任”。

这就是工人党遭到追打的关键：“道德与政治责任”。

抓住了“道德与政治责任”，这是行动党的境况决定的。以此来穷追猛打作为行动党人打击对手很强的手段，它是有效的。

一个政党和一个政治人物被指责为“道德与政治责任”缺失，还怎么在政坛上混？

大家知道这样就可以了。

重要的是社会舆论关于“莎谎门”的认知。社会舆论赞也罢，批也罢，客观也罢，主观也罢，往往是反映群众的心声。但是，在报章上我们看不到。

闭门会议谈话泄露——本来无良誉 何惧损毁？

作者：张素兰    译者：北雁     2020-2-20
https://zh.theonlinecitizen.com/2020/02/闭门会议谈话泄露——本来无良誉何惧损毁？/
英文原文：https://www.theonlinecitizen.com/2020/02/20/dont-worry-about-damaged-reputation-from-the-leak-audio-recording-of-minister-chans-rant-for-you-have-no-reputation-to-begin-with/

人权律师、前政治拘留者张素兰：

对于闭门会议谈话内容泄露，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黄山忠发表的声明把我逗乐了。信函中他担忧泄露事故会影响该会“崇高声誉”，也对有关偷录音会员的行为表达失望，事件恐影响部长和商会之间的信任。

请允许我在这里给会长先生一些安慰。

别担心被泄露的音频。政府也常在私人会议上录音，贵会会员的行为并不可耻。

其中一例，就是80年代，我在新加坡律师公会一项私人特别大会上发表的致词被未经许可录音。我的演说被秘密录音并逐字转载给当时的总理李光耀先生。1986年的律师专业法令修法，后者试图在国会特选委会听证会上诋毁我（尽管没有成功）。

所以会长先生，别担心。如果政府对待专业团体如律师公会，也可以表现如此卑劣，且在我看来前者比你的商会重要得多，我想贵会员泄露音频的行为相比下算是循规蹈矩了。

再者，也不用对于贵会员可能拉低商会声誉感到遗憾。您和商会可能对贵会的“崇高声誉”过于自负。对我而言，贵会对于普通老百姓无所建树。实则贵会只对有钱有势者阿谀奉承。让我举例您如何让老百姓失望。

听众人说黑白

林沛（怡和世纪编委）   2019-10-19
怡和世纪 第39期 2019年4月

一

七八十岁的林清如，回头看十几二十的林清如。

那个年轻的身影，一定让他看见了什么。因此，他开口说了一个故事。没想到一说开，再停不下来。于是，2014年，他说成了一本书。

随后，他换另外的语言，把说过的故事复述一遍。然后，再复述一遍。五年后，又复述成了一本书。

这同样的一本书，于是有了两个面相。

书印出来。林清如要说的话，都说在书里了。即便有什么疑惑，警如哪些话是老清如说的，哪些话是小清如说的（要是真有人无聊到想考据这些），不都该到书中找去么？找不到，多翻几次就是。

再譬如为什么叫“黑白青春”？虽然作者卖了关子，表明要“把遐想的空间留给读者”，不信把书多翻几次还琢磨不出来。

黑色和白色，是两个极端。

二

在光学里，黑色基本定义为没有任何可见光进入视觉范围，白色则是所有可见光（光谱内的光）同时进入视觉范围。

在文化层面在语义上，黑色的联想是冷酷、阴暗、不光明。白色则代表纯洁、坦荡、光明。

那么，这样一本说黑道白，又有两个面相的书，读者究竟会看见些什么？有人或许看见黑白分明，有人或许怀疑黑白的界分；说不准有人不信邪越过黑白看见了五颜六色，也说不准有人从黑里看见被掩盖了的纯洁、坦荡和光明。

且听众人怎么说？

三

从近到远，先听My Youth in Black and White引起的回响。

（摘译自英文书的序与封套底的推荐）

Dominic Puthuchaery（前左翼工会领袖）仿佛从书中看见了他自己的身影，他的青春，他的奋斗，他对被人颠倒黑白的不以为然：

……书中的时间与事件，也是我自身历史的一个部分。那是我们成长的年头，形塑了我们许多人的样貌。那些年里，有我们满心喜悦同时也备感辛酸的记忆。新加坡是个考验我们的洪炉。我这辈子认识的一些最好的人，都在寻找能够历史性改变我们家园的答案、制度、愿景与方向，以实现和已从殖民主义下获得解放的其他亚洲国家一样的历史定位。

我们总是发自内心，要成为亚洲觉醒运动的一个部分，争取在亚洲扮演自己的历史角色，决定自己的前途，为我们的人民争取尊严和没有贫困的生活。我们在实现这些改变中曾扮演的角色和投入的努力，绝对不是一个失败。历史理应记录我们的贡献，哪怕只是作为一个例子，一个关于一群勇敢和怀着理想的人如何拆除种族、文化与语文藩篱，形成新愿景下的一股力量的例子。

……关于那些年头，那些人，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苦难回忆，当中尤其重要的是这些人当年如何跨越种族与宗教差异，缔结了伙伴与同志情谊，这样的典范至今犹未过时。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历史，至今仍被各种权谋论者所盘踞。在他们的叙事架构下，充斥着各种阴谋，以及对反殖人士及其运动的非人性描述。……这种被垄断的叙事应该打破，重造，注入人的体温。当年那些参加反殖，争取自由与人民尊严的人，有许多仍未为人所知。他们没有机会发声，挑战刻板与非人化的叙事。对他们故事的挖掘，尚未全面展开。清如自己的经历，他讲述二哥林清祥的故事，他对林福寿医生的描绘，对了解这些人和这场运动，是很有启发性和重要性的贡献。

我记得写过一首诗，给清祥念了。他把诗译成华文，那诗用华文念似乎更好听。有一次在店屋的天台，在一个聚会上，Chin-yan （就是书中的K女士）在二胡的伴奏声中朗诵了那首诗。我后来把那首诗丢失了；回顾和当下截然两样的那段艰苦日子，那诗也许无关紧要了。

张素兰：新加坡的暴力与和平示威

作者：张素兰（人权律师、前政治拘留者）  译者：北雁     2019-7-23
https://zh.theonlinecitizen.com/2019/07/张素兰：新加坡的暴力与和平示威/

昨日（21日）在电视上看到有关香港示威，以及在夜晚爆发暴力事件的报导，很难不令我反思新加坡的历史。

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在学校传授的历史观下长大的。我们很轻易就相信，1950-60年代新加坡的动荡，是由共产党人引起的，且把福利巴士“骚乱”也归咎于他们。

香港近几周的暴力，令我想起在新加坡发生的一些事件，以及我攻读法律期间，认识到“挑衅密探”(agent provocateur)的角色，这是指容警察和举报者的介入。

为何数以千计的示威者会突然转向暴力？难道他们失去理智、被煽动或被利用？是谁先开始暴力的？被密探挑衅？示威者为了报复，仰或他们只是暴力的受害者，我没有答案。只有进行全面且独立的调查和检控涉事者，事情才能水落石出。但要厘清真相恐怕需要很长时间。在我们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之前，理应保持开放心态，看待为何暴力事件会爆发。

在新加坡，直到1990年之前，历史学者和群众都无法取得英国伦敦的历史档案。直到文件解密后，一些历史学者和前政治拘留者，开始探寻调查、质询官方的历史叙述。阅读全文»

暗流汹涌——新加坡自治前的反殖阵线

林恩河（资深文史工作者）     2018-3-29
怡和世纪 2018年1月–2018年3月号 总第34期

“当过去不再照耀未来，人的心灵就会茫然地游荡。”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

1955年期间人民行动党在花拉公园举行的群众大会，挤满年青的华校学生。Source: The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td.

说到新加坡当代的政治史，特别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加坡人民反对殖民地主义、争取独立的那段历史，常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感觉。但是要构筑一部完整的新加坡历史叙事，这是一段谁想绕也绕不过的历史。

面对这段历史，存在着一种严重对立的二元论叙事：一种是代表官方主流的历史叙事，把这段历史说成是“骑在老虎背上”与“共党分子”作斗争的历史，模糊左派在政治动员上对这场反殖民地主义争取独立运动的作用，赋予当下执政者的地位以道德资源；另外一种或称之为左派的叙事，把执政者政治地位的取得归之于利用左派政治资源而后弃之如敝履的背叛行为。这段历史所具有的复杂的历史性格，其余波荡漾迄今不息，但是政治的诡谲与历史的多义，并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讲明白的，我们有必要重回当年的历史场域，寻找历史的真相，一个新的历史叙事的探索显得十分必要。

“左派”在新加坡是一个复杂的标签，在今天新加坡的语境下，“左派”更是与“动乱”、“亲共”、“颠覆分子”等词语连接在一起，特别是主流意识为了占据道德制高点而刻意妖魔化对方，让左派背负共产党原罪论包袱，其极致的作法就是“反共纪念碑”的竖立，这种作法承继“冷战时期”殖民地宗主国恐共防共的“政治遗产”，“反共”成为表达新加坡政治伦理的正确。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新加坡，各种政治势力激烈博弈，各党派之间试图重新洗牌，进行合纵连横，一时暗潮汹涌，风云变幻，局势充满着不确定性，不过，可以确定的一点是谁能取得当时最大的“讲华族语言群体”(Chinese speaking community)的支持，谁就能在角逐中脱颖而出成为胜者。新加坡出现的“动乱”、抗争、罢工与游行等社会的集体行动，是新加坡人民反对殖民地主义、争取独立运动的具体表现，体现的是时代的精神和特征。集体抗争与议会政治的交互进行，是民主政治的一部分，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就是在抗争与议会政治中诞生、成长、壮大并最终取得执政地位的。

让我们回顾一下人民行动党草创时期新加坡的社会和政治生态：1954年2月殖民地政府接受林德报告书(Rendel Report)的新加坡宪制改革方案，打破了战后新加坡政治改革进展滞后的局面。在林德宪制(Rendel Constitution)下，殖民地政府将大部分的权力转移到以25位民选议员组成的立法议会手上，一个由6位民选议员出任的部长和3位官委部长并以总督作为行政长官的内阁成为最高行政机构，管理外交、内政和国防之外的一切事务。另一个重大的改革就是把注册选民改为自动注册选民制度(Automatic registration of electors)，这一改革不但大幅度提高了选民的人数，虽然选民资格仍旧局限于英籍民，也让占新加坡人口75%的华人在选民中的比率得到比较合理的体现。林德宪制强调的还是英方的政治主导，其主要目的是缓和新加坡人民日益高涨的反殖意识和争取独立的浪潮，虽然如此，毕竟让人们看到一丝政治的曙光，也让在1948年后实施的“紧急状态”下的压抑的政治局面得到一些纾解。

在这种局面之下，各种政治势力开始合纵连横，准备逐鹿政坛，其中就有刚从英伦留学归来，希望在政坛大展手脚的李光耀。当时，在新加坡政坛有进步党(The Singapore Progressive Party)和劳工阵线(Singapore Labour Front)，新加坡进步党由英籍律师黎觉(John Laycock)和英属海峡华人协会(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的陈才清(C.C. Tan)领导，其政治立场偏向于支持英殖民地政府，所以得到英国的青睐和扶持；劳工阵线则由劳工党(The Labour Party)和社会主义党(Socialist Party)在1954年8月合并而成，由犹太籍律师马绍尔(David Marshall)和林有福领导，走中间偏左的社会主义路线。

李光耀在政坛初试啼声

李光耀在英伦留学期间就参与马来亚的留学生组织马来亚论坛(Malaya Forum)，它的成员包括后来成为行动党主要角色的吴庆瑞、杜进才和贝恩(K M Byrne)。他们认为马来亚必将在不远的将来取得独立，大家有必要建立共识，提高政治觉悟，以免在这个历史时刻缺席。1950年8月李光耀回新后参与的第一个政治活动是成为进步党的黎觉的竞选代理，为他在立法会选举中拉票。不过政治敏锐的他很快就发现作为右派的进步党将来很难有作为，他必须改弦易辙，投身到日益高涨的反殖群众运动中来。

1952年5月邮政工人的罢工让李光耀得到初试啼声的机会，作为工会的法律顾问，让他在这场罢工赢得不少声誉。之后他把触角伸向马来群体，成为马来前锋报(Utusan Malayu)的法律顾问，因此结识了马来国民党(Malay Nationalist Party)前领袖沙末·伊斯迈(Samad Ismail)，并由他引荐而认识蒂凡那(Devan Nair)，这两人都曾涉嫌是抗英同盟的成员而被拘留，日后两人都成为人民行动党的创办人。一些学者认为这两人是行动党与共产党的联系人，马共领袖陈平也说马共指派两人协助建立人民行动党。个人对这种说法存疑，笔者查阅了沙末·伊斯迈的回忆录，没迹象显示他具有强烈共产党政治倾向，虽然傅树介在其回忆录中提到沙末曾告诉李光耀他是共产党员。沙末基本上是一个马来民族主义者，倾向于支持大印度尼西亚(Indonesia Raya)的想法；蒂凡那曾是前抗英同盟的成员，与沙末是维多利亚中学的同学。马共在这段时期由于新加坡市委会的主要成员遭受逮捕，新市市委处于瘫痪的状态，与中央严重失联，要做出如此重大的决定，似乎不大可能，李光耀在回忆录中也说是他主动联系沙末，陈平持这种说法可能是后来受一些学者的论述影响所致。

1954年5月马来亚大学的社会主义俱乐部8位成员被控上法庭，罪名是在俱乐部出版的刊物《华惹》(Fajar)上刊登“煽动性文章”，在前马来亚同盟的约翰伊伯的协助下，他们找到英国的皇家律师毕里(D N Pritt)为他们辩护，结果是控方败诉。“华惹事件”让英殖民地当局感到十分尴尬，李光耀也因为是助理律师而建立了作为左派代言人的角色。5月13日新加坡中学生为支援到总督府请愿免役的学生代表，遭受警方的镇压而发生严重的冲突事件，是为“513事件”。过后有7位学生被控“阻碍警方任务”罪而被判处徒刑3个月，他们为了上诉找上李光耀协助，李光耀建议找毕里作为辩护律师，虽然这次的上诉败诉，却让李光耀有机会与他渴望接近的华校生建立联系。他在日后的回忆录中也不吝给予这些华校生高评价：“有那么多理想主义者，他们不自私，准备为更美好的社会牺牲自己的一切，看来他们完全献身于革命事业，下定决心，一心只想推翻殖民地政府，建立一个平等和公正的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