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过之外——独裁者李光耀的另一面

萧亭林（台湾自由撰稿人）     2015-6
明报月刊  2015年6月号

李光耀绝不是不在意春秋之笔，他的回忆录及其他出版品，极力用为国为民的论调替自己的政治作为定性，也非全然虚假。但字里行间，特别是两大本回忆录，在政治斗争的部分，处处显露此人贬低对手，突出自己远见的用心，以及刻意文过饰非的痕迹，例如从头到尾营造共党恐怖威胁的紧张氛围，对照后来的事实与证据，徒然令人讪笑，也为他始终傲慢以对的受害者，喟然一叹。

李光耀在世的时候，评价他的困难就已经存在，原因是新加坡国家建设的成功让最刁钻的批评也无从否定，最显著的是现代化设施相对完善的房屋拥有率高达九成，都市生活空间宽敞、安全、绿意盎然，这是世界上极少国家能达到的成就。虽然很多外国人对新加坡提出过尖酸的评语，包括说像一座消过毒的医院，干净和沉闷得让人不舒服，而沉闷确实是李光耀时代新加坡的一大缺陷，但如今已大为改善，更多人欣赏它安全稳定的居住品质。

矛盾的是，李光耀长期以来透过高压手段控制国家舆论，除了使尖锐批评的传媒人下狱，例如一九七一年一举逮捕《南洋商报》四名高层，引发极大的寒蝉效应，后来一些英文报章的主管也因出现违逆言论而遭贬斥，甚至被迫离开媒体行业，他也经由精巧设计的法律条文，整顿民办报章统一舆论市场，并确保由政府信赖的人出掌高层。于是早年百家争鸣的舆论与文化市场——连金庸都在新加坡办过报纸——遂在其掌权期间全面沉寂，万马齐喑。

他不但控制本国媒体，在权力巩固后，对海外的批评声浪，也不假辞色，西方主流媒体包括《国际先驱论坛报》、《远东经济评论》、《金融时报》等，都曾遭诽谤诉讼，道歉赔款。最容易遭起诉的原因是写到关于李光耀家族与政府关系的内容，李光耀极度忌讳“裙带关系这一批评，因为他长期宣传自己建立的是“任人唯贤”体制。

传媒是民主体制的温度计，因此一面看他建设卓越，另一面却看到传媒沦为传声筒，很多外国评论者于是对李光耀爱恨参半，难以拿捏对他的评判。

他想把国家当作家族企业

李光耀到后期显然变了质，在心态上想视国家为家族企业长期控制。

综观其一生目前已知的事迹，李光耀早期对摆脱殖民统治建设国家，与同时代很多有志青年一样，有着一股无可置疑积极热忱的冲劲。但他到后期显然变了质，在心态上想视国家为家族企业，长期控制。对一个家族企业来说，大家长很自然会想方设法把事业做好，这是任何企业家的使命，这一心态解释了新加坡的持续成功。

如何证明他想把国家当作家族企业？这当然不会有直接证据，但李光耀本身也很难辩驳外界依事实所作的推论。他与妻子柯玉芝两大家族中，多人掌控政府部门和主要行业领域，这都是公开的事情。网际网络上被人画出来的关系网比一般为人所知者更为绵密，令人对五十年来一些政府高官和国企领导的身份有恍然大悟之感。

李光耀对这类关系最忌讳，一被提起，动辄以“影射诽谤”为由提出诉讼。为他辩护者常指出建国不易，打天下要用信得过的人，只有自己人才能确保贯彻其建国与服务民众的目标，有足够权威调和部门间的纷争，因此“内举不避亲”实属无奈之举，这也是很多国家领袖的惯例；况且这些被拉进去的远亲近友，也确实是学问资历倶佳的人才，新加坡地方小，人才本来就不多。

最为人诟病的是，中华文化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若仅一二人与他们家族有关尚可理解，但事实不止这样，何况李氏在把这些人引进政治或重要部门时，并没有对社会公开这些关系。这不是合不合法的问题，是一般人常识中的政治道德问题。若无道德问题，大可不理会少数人闲言闲语，或大可坦然相吿，之所以不说，显然了解新加坡社会无法接受这样的关系图。第二，有什么理由不能从社会上找到其他人选，而非要自己人？民众的疑惑长期被掩盖，不代表不存在，民众看到的是当地专业才俊只因在政治上挑战他，就遭司法和行政手段打击，轻者坐牢赔款，重者流亡海外，家庭离散。若非为了长期操控国家，为什么需要这样的手段？若能尊重民主制度选民的智慧，更不应如此专横。这也可以推演出上述家族企业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