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沦陷80周年：日军“肃清”华人、南京大屠杀与二二八事件的共同点

许剑虹    2022-2-16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62692/

今年是一个很特殊的一年，我们不只要迎接“肃清”80周年，还要迎接二二八事件75周年与南京大屠杀85周年。三起事件都是历史悲剧，我们要在此向所有的受害者致哀，笔者也无意为当年的加害者做任何辩护（当然对于二二八的外省受害者，希望国家社会也能给他们足够的重视）。却必须要强调现在是华人该省思谁是受害者，谁又是合作者这个问题的时候了。毕竟老一代已经雕零，没有情绪包袱的我们应该用更公正与不带偏见的态度去看待这三段我们华人不是那么光彩的历史，如欧洲人一样承认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曾英勇反抗侵略。

Photo Credit: 李博儒

今年2月15日是新加坡沦陷80周年的日子，在负责占领马来半岛的日本陆军第25军作战主任参谋过政信中佐的策划下，日军立即对华人展开了名为“肃清”的屠杀。究竟有多少华人在“肃清”中死亡？其实就跟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和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差不多，关于星马华人在“肃清”中的死亡数字，直到80年后的今天都还没有一个肯定的答案。

南京大屠杀的死亡数字从最少的20000到最多的40万，二二八事件则是从685到30万之间的统计都有，而“肃清”的死亡人数则是介于5000到50000人，差了整整10倍之多。无论是南京大屠杀还是“肃清”中的日军，或者是二二八事件中的国军，都犯下了军人针对非武装平民的暴行事件，甚至于无差别屠杀。

所以我们今天立场无论是统派还是独派，是支持民进党还是国民党，都没有必要为当年残杀平民的军人粉饰美化。没有必要为了支持台独，就去否定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更没有必要为了支持统一，就把二二八事件中的受害者全部打成殴打外省平民的“皇民”。我们必须要脱离政治，回归到最基本的人性，才能一一检验这三场发生在东亚与华人世界的不幸事件。

也因为没有办法像犹太人那样，提出一个统一又可信的受害人数据，3起历史事件都在战后成为两岸以及新加坡政治人物操弄的议题。中共直到今天还死咬着日军杀死30万南京市民不放，不只用来对日本进行情绪勒索，就连当大陆内部有老师对30万人这个数据提出质疑时，也会遭到铺天盖地的民族主义攻击。仿佛对于中共而言，南京大屠杀死亡30万人已经成为确保政权稳定的工具了。

比“肃清”晚五年发生的二二八事件，直到今天还是民进党与深绿团体用来炒作悲情，凝聚本土势力对本土政权支持的神主牌。新加坡更是早在正式独立建国以前，就已经以“肃清”的历史来积累华人对李光耀的支持，甚至还以此为理由向日本索取了大量赔偿。除了政治人物战后对历史议题的操弄之外，3个历史事件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受害者与合作者的身份往往只有一线之隔。

新加坡华人的唯一抗日英雄林谋盛，其实严格来讲是出生在福建，而且还是由国民政府派往新加坡，其实一点也不本土（Photo Credit: 李博儒）

伊恩・布鲁玛的感叹

荷兰历史学家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在他的大作《罪恶感的代价：德国与日本对二战的记忆》(The Wages of Guilt：Memories of War in Germany and Japan)中，如此介绍了荷兰人对纳粹占领荷兰的战时记忆：

在老师告诉我们的故事里，德国人总是那么低劣，老师是那么英勇。老一辈的人，似乎个个都参与了当年的抵抗运动。

当然，也不是所有荷兰人都是抵抗者。在多数选择英勇抗击纳粹侵略的荷兰人之中，总还是有那少数的通敌败类存在。布鲁玛指出：

除了闹街角落上的那个肉贩子之外，大家都是反抗份子，只有他是通敌的叛徒，没有人要跟他买东西：还有那个卖香烟的女人，她之前交了一个德国男朋友，后来大家也不再跟她买烟了。

直到后来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尤其是荷兰经历过的二战历史有了更清晰的掌握之后，布鲁玛才发现所谓大多数荷兰人都是抵抗者的论述有多么偏离事实。原来多数的荷兰人在二战爆发前，出于对苏联共产主义的恐惧，曾经对希特勒(Adolf Hitler)提倡的国家社会主义心生向往。原来在德军出兵占领荷兰以后，志愿参加纳粹武装亲卫队远征苏联的荷兰青年数量恐怕都比抵抗者还要多。

鲜为人知的“新加坡的伤口”——“冷藏行动”

茉莉      2015-6-17
http://www.storm.mg/article/53075

李光耀一生，创造了新加坡的奇迹，也曾让新加坡下狱无数。（取自微信）

如果用地质学的眼光来考察政治历史，那么新加坡，一个洋溢着热带风情的花园城市，其表面好像光滑而色彩斑斓的页岩，但在其层层迭迭的地层深处，隐藏着凝结受害者血泪的黑色化石。

今年一月中旬，在新加坡繁华街区的宽敞书店，我惊讶地看到一排排书架上摆着的《李光耀传》，令我记起文革时中国书店里摆满《毛选》的情景。而后，朋友带我走进牛车水地段不起眼的草根书室，我在那家中文书店里买了两本封面简洁的书︰《新加坡1963年的冷藏行动︰50周年纪念》、《我的黑白青春》。

身为旅游者的我，就这样偶然地一瞥，发现了那个美丽国家的一道未曾愈合的伤口。放弃坐船去印尼旅游的计划，我埋头于两本沉重苦涩的书之间，并设法与“冷藏行动”的受难者亲属会面交谈。两个多月后，强人离世。在一片歌功颂德的赞美声中，少有人提及“冷藏行动”那道历史创伤，少有人批评李光耀执政时期残酷的政治迫害。

叙述新加坡被掩藏的历史的两本书。

我为此感到困惑︰在一个建立了民主制度并拥有一定自由的国家里，为什么会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没有对“冷藏行动”这个人权迫害事件做出清算？为什么新加坡人至今没将这一事件提交给国会调查听证，以促使政府向受难者及其家属道歉并做出赔偿？新加坡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不为此公开抗争？难道知识分子都因成了既得利益者而放弃了批判的使命，而人民都因为恐惧焦虑而成为自由的叛徒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