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官民对话

成阳      2013-8-18
http://news.nanyangpost.com/2013/08/Lee-Hsien-Loong.html

宗乡总会的对话，质量不高，也错失了参与新加坡结构调整的发言机会。也正因为如此，我才恍惚理解了为什么报纸上鲜少登发言者的内容，因为实在是跑题严重，要记者怎么登？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今天要发表常年国庆演讲了，这是新加坡每年最重要的一次演讲，今年尤甚。

为什么，因为新加坡从2008年决定对新加坡进行结构转型，今年已经是第五年了，而且过去一年新加坡举行了跨时一年的“我们的新加坡”全国性对话。对话的成果也必须由总理做一个回应，并体现在政策的制定上。

据称，有4万人参与了对话。

问题是，这样对话成效如何？

我很少在报纸上看到民众所提出的问题，因为报纸刊登的已经是官员的回应了。

我本人一共看过两场直接的对话，一场是总理李显龙参与的在电视里的对话，还有一场是这次对话的总执行负责人王瑞杰参与宗乡总会的对话。

电视那场反倒是没留下太多议题方面的印象，而宗乡总会那场却让我印象深刻。

那场对话会的形式是这样的，所有参加者分成小组，然后有小组推出一名代表总结小组的意见作为发言。

整体上，小组代表的发言似乎和这次全国对话的主题关系不大，所提的要求似乎还是老生常谈，使用华语啦、政府多给点钱支持什么活动。有的发言听半天也不知道在讲什么。

新加坡启示录：从种族隔离的黑白对抗到贫富对抗

否极泰来     2012-8-19
http://pijitailai.blogspot.sg/2012/08/blog-post_19.html

贫富不均，基尼指数加剧，导致流血事件的发生。

南非在 18年前脱离种族隔离，结束黑人和白人的对抗后，今天，仍然不能脱离对抗的命运。黑人当家做主，社会问题仍在，贫穷问题没法解决，贫富距离进一步的加大，对抗仍然继续下去，只是由黑白，变成贫富罢了！

回想起种族隔离的黑白对抗，还不也是一种贫富对抗吗！

以1978年作为例子，当年南非有1千9百万黑人，450万白人。土地的分配却是87%为白人拥有，黑人只得13%。国民收入75%去了白人，黑人只得少于20%。其他方面的分配，如医生，婴儿死亡率，教育，等等都是极度不公平。（见下表）

http://www-cs-students.stanford.edu/~cale/cs201/pictures/table.jpg

黑人当家，贫富依旧

到了黑人当家做主后，黑白间的距离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贫富不均。投资者，部分黑人，却取代了白人的位置，成为少数的富人，因此，新的对抗产生了。黑白的距离转化成贫富的距离，对抗的双方不同，但是问题依然在。今天的南非是世界上贫富距离最高的国家之一。

在本星期三（8月15日）呈给南非总统的一份报告书中，就说明南非的基尼（Gini）指数高达0.69。报告书希望在2030年把它降到0.60. #1 隔不了多久，南非在种族隔离后，黑人当家后，最严重的冲突流血事件就发生了。这是巧合吗？还是几十年来累积下来的怨恨，无法解决的贫富悬殊的突发？阅读全文»

新加坡的包容性增长近期内几乎不可能实现

超炫白色空间    2012-7-12
http://market2garden.blogspot.sg/2012/07/blog-post_12.html

新加坡的包容性增长近期内几乎不可能实现。 何故？这可从5个面向来看：

1. 经济/钱财

2012年及过后几年的财政预算案最多只是“微调”增加资助低阶收入的民众及社区关怀，仍旧符合政府一贯作风的审慎理财，没有大出血，纠正偏差/不足罢了。

加上在不适时人为控制人口增长之下，基尼系数(贫富差距)维持在0.452的高水平已不容易，极有可能扩大，最多迟缓一些。

2. 政治/法律

政治上政府已明明白白的不同意立法“最低工资”，纵容了好多企业趋向利润最大化。甚至包括了有些外包的苛刻条件(每工作小时少过5元新币的间接造成)是政府的相关机构/机关搞出来的。

政府可能担心最低工资会反而增加失业人数，鼓励低工资民众提高生产力。在政策拟定者的思维基本上还不能跳脱取舍(Trade-off)的作业方式，应该尝试是否有构思“两全其美”的政策的可能性。

3. 心理/联系

新加坡的政经社走向一向是经济挂帅及非常有限度的社会福利政策，但包容性增长/包容性社会是维持/促进社会稳定和社区和谐的“必要手段”，两者事实上相辅相成。

长期执政的缘故使到政府对于民情的掌控/拿捏近期有“失准”之嫌。讲钱也讲心是一定要的。阅读全文»

全球化、国际竞争和包容性增长的现实

作者：陈企业  陈光炎(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联合所长)     译者：叶琦保     2012-6-15
http://www.zaobao.com.sg/yl/yl120615_001.shtml

在全球化步伐加快之际，不是所有经济体都已做好准备已日益明显。国际竞争、技能过时和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是发达国家中工作人口面对的越来越严峻挑战。此外，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间的技能和收入差距也在扩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在他的畅销书《全球化及对它的不满》（Globalisation and Its Discontent）里便描述了这些现象。最近，一些欧洲经济体，包括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也受挫，因为国际竞争力的大幅度下滑，这些国家的人民正面对非常艰难的时期。

新加坡是个小和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体，对国际竞争更是敏感和容易受冲击。因此，维持国际竞争优势是新加坡必须接受和遵守的游戏规则。提高生产力是提升新加坡劳动人口福利的关键。私人企业界，尤其是中小企业，必须发挥带头作用；政府则必须时刻留意整个过程，扮演灵敏和公平的指导员角色。

新加坡肯定还不是个超级有效率的经济体，还有很多可以提高生产力的空间。根据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Asia Competitiveness Institute）的估计，同美国相比，新加坡主要行业过去10年的平均劳动生产力水平低了约60%。比如，建筑业（低于30%）、资讯通信（低于40%）及酒店和餐馆（低于50%）的生产力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即使是较有竞争力的行业如金融服务（低于60%）、运输与库存（低于80%）及批发与零售（低于70%），平均生产力水平虽然比全国平均高，但还是比美国的同业来得低。

因此，说新加坡人的生产力还有他们的工资不能进一步提高是不正确的。当然，一名巴士车长不能同时驾驶两辆巴士，但在广大的服务业领域，更不用说建筑和海事业，我们明显的雇用了更多的员工来制造同样的产出。不只是数据，任何出国旅游、到餐馆、酒店及商店的人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说没有空间提升生产力或空间有限根本是错误的。

新加坡可以从欧洲学习什么？

作者：许通美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政策研究院特别顾问）  译者：叶琦保    2012-5-19
http://www.zaobao.com.sg/yl/yl120519_001.shtml

当一个区域面对危机时，它往往受到鄙视而不是同情，这是对人性的一种让人感叹的反映。我记得，在1997年－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们的一些欧洲与美国朋友非常刻薄，他们预测亚洲将蒙受“失去的十年”的痛苦。

对自2008年便面对严峻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欧洲，我们不应该采取同样的态度。因此，我决定在反欧洲的情绪中逆流而行。

我得指出，不是所有欧洲国家都陷入危机。去年，在27个欧盟成员国中只有三个有负增长。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2010年－2011的世界竞争力指数，有六个欧盟成员国排名十强。

我认为欧洲的成功国家有很多值得新加坡学习的地方。我会把重点放在四个人口少于1000万的欧洲国家，即丹麦、芬兰、挪威及瑞典。

一、包容性增长

全世界的人都期望生活在公平的社会，收入和财富的公平分配是其中一个重要部分。这是包容性增长经济原则背后的道德力量。因为环球化、科技发展及国内政策，许多国家变得极端不平等。“占领华尔街”运动反映了美国人对一个给顶尖1%的人过多报酬，给其他99%的人过少报酬的发展模式的不满情绪。以基尼系数 （Gini Coefficient）衡量，新加坡的不平等比美国大。贫富之间差距太大，会损害团结和社会凝聚力，对国家和谐与认同感是个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