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香港争夺人才城市竞争力较量

亚洲周刊/张小枫、黄宇翔    2022/11/7-11/13 2022年45期
https://www.yzzk.com/article/details/新加坡香港争夺人才城市竞争力较量

近期不少香港金融与专业人才移居新加坡，他们不满香港与中国大陆严厉的防疫措施，而新加坡抗疫成功，死亡人数比香港少，更早解封，折射管治能力较强，更有远程战略眼光，有更强大的执行力。但香港在金融市场的规模更大，依托神州大地，有更多的机遇。双城竞争力比较，形成奇特的张力，互为他山之石，相爱相杀，是彼此的镜子，照出自己的缺点和优点，也照出未来改善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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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作家狄更斯若今天穿越到新加坡与香港，他会否写出一本《新双城记》，写出这两个城市的恩怨情仇，如何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出现新一波的竞争？他也许不会忘记在十八世纪的伦敦与巴黎，在他的经典作品《双城记》，也曾有这样的双城情结，在政治的激荡中，在激烈的城市竞争力的较量中，相爱相杀。

这个星期的“新双城记”的场景，就是香港与新加坡同时举办国际金融的峰会，各自吸引国际的金融大腕，展示城市的竞争力。香港特首李家超说，这个星期是香港最忙碌与兴奋的一周。历经三年来的疫情封关，香港社会都憋不住了，都要冲出疫情的阴霾，迎向希望的阳光。

但香港却是在人口外流的乌云下，而新加坡正是吸引香港人才的一块磁石，吸走了香港的精英，也吸走了香港财富。这两个城市的优点与缺点都被放到显微镜和放大镜下面，被仔细检视。

香港流失金融界人才

香港人才涌出去，据了解不少是金融界的高管与中阶人才。他们不满香港的防疫措施过于严苛，认为可以在新加坡找到没有过度防疫的自由空间，也有一些人不满香港两年前通过的国安法，除了一些人移民去了英国，也有一些专业人士来到了狮城，要追求生命中的第二个春天。

一些移民或是移居到新加坡的香港人都认为新加坡的管治能力比较强，公务员在远程策划上更有能力。其实新加坡与香港都有英国殖民地传统，都是普通法的系统，都有一个不错的文官体系，但香港的高层管治只是由政务官循序上升，是通才式的训练，游走于不同领域，管完了环境卫生又管教育，缺乏专精的训练，而新加坡则重视专业，要送去外国培训，并且很多高官都有军队的经验，军阶高至将领，世界观就很不一样。

就以防疫来说，新加坡重视打疫苗，也要求老年人全面接种，接种率位于全球先列，结果新加坡五百多万人口，只有一千多人死亡，而香港七百多万人口，染疫死亡人数一万多人，而新加坡早在去年底就宣布全面解封，不再有出入境限制，成为城市竞争力的重大优势，吸纳了很多来自中国大陆与香港的“疫情难民”。

财经媒体CNBC不久前访问一些香港移居新加坡的人士，他们最大的感触是新加坡令人感到畅快自由——几乎忘了有防疫措施这回事。一名英籍房地产高管说他受不了香港的严格封控，终于决心移居新加坡。

从去年十月起，访新的港人就开始增加，到今年二月累计达二千六百九十一人，比去年同期增加四倍。二月自港抵新的访客比一月翻倍，三月又比二月翻倍。

尚穆根逻辑

韦春花    2021-11-16

【尚穆根逻辑】

余澎杉在美国犯法落难，尚穆根认为过去支持/声援他的人，都应该继续站出来支持余——这是什么逻辑？——再说啦，我们有什么义务让尚穆根享有有这种小气的快乐？没有！老娘也声援过余澎杉，那只不过是应了一句老话：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总比那些自以为一贯正确的冬烘强得多。其实放到任何民主国家，朝野过招，本来就不是对称的斗争，因为“朝大”拥有公权力和资源，加上经验老到，多年的死占茅坑不拉屎；还可以动用各种行政资源搞得你一身蚁。反观“野小”的一方则往往显得“稚嫩”，犯错出糗的几率大，若真的要“面对音乐”，大家除了不落井下石，也不能多说什么了。

至于余澎杉当年的罪名，如今也随着官媒“为尊者讳”的报道而起了变化。余澎杉其实就是直接辱骂李资政而身陷囹圄（这是唯一真正的原因）。但是在号称民主的国家，骂前领导人根本入不了什么罪，勉强入罪也会贻笑国际，于是就牵拖了耶稣，入了宗教和谐罪：

1、《联合早报》（15/11/2021）：“余澎杉因2015年在网上发布视频诋毁基督教和辱骂我国建国总理李光耀，以及在隔年因蓄意伤害回教徒和基督教徒的感情等罪名，被判监和罚款。”

2、《8频道新闻》（14/11/2021）：“然而，这是真相吗？尚穆根说，余澎杉曾严重贬低基督徒和回教徒，用‘四个字母的英文单词’和粗俗的语言来形容他们以及他们的宗教信仰。”

就以最近辣玉莎事件为例，小妮子天真地以为国会和社交媒体辩论没两样，结果就惹上麻烦了。当然得她和所属的政党去面对，别人说什么也帮不了。即使发个议论，也是一两天的事，过后也就烟消云散，因为这是“野”的挫败，大家心头都隐隐作痛。而那些穷追不舍，大声挞伐，装得公允，一看就知道属于哪个阵营的人。

即使退一万步来说，当年NKF的杜莱落难，许文远和花生夫人还信誓旦旦说他不是这样的人，因为NKF筹款方式，还曾被哈佛选为教案，是个天才的发明。后来纸包不住火，罪名成立，高官个个都三缄其口，吴前总理还帮他在中东找到工作，贪墨的钱财也不知去向……这和“野”的作风有什么两样？老尚当年有按耐不住吗？

新加坡式教育扶贫：不让阶层流动受阻，不让贫困代代相传

程英生    2021-11-11
https://www.redants.sg/perspective/story20211111-5689

新加坡政府不劫富济贫，也不大搞福利，怕的是经济失去活力，蛋糕越做越小。新加坡式的扶贫，重点在于提升教育和技能，确保“弱势”孩子不会输在起跑点，而且还有希望出人头地。

新加坡的低收入家庭多居住在租赁组屋。（联合早报）

各国政府现在有个共同点：它们的政策都在向左转。

这里的“左”，说的是左倾政策，不但要做大经济蛋糕，更要把蛋糕分配得更平均，不能只让少数人吃到饱饱，多数人所得越来越少。

本地一些贫困老人选择以收纸皮为生。（联合早报）

在世界各地，贫富差距都日益加大，阶层间的代际流动则越来越弱，穷人越来越难出人头地，富人地位则稳如山。在任何社会，这都是计时炸弹，社会动乱难以避免。

于是，重新分配蛋糕是首要任务。

各地扶贫计划名堂不同，手段各异。有趣的是，在美国和中国，它们的宏图大计都很有劫富济贫的味道。

美国总统拜登。（路透社）

拜登提出万亿美元社会福利配套，要在教育、医药和公共设施方面，帮助底层民众分享国家财富。问题是，钱从哪里来？对此，拜登一再说，向大企业和大富豪抽更重的税就得了。

在中国，“共同富裕”这个口号，已成了一大主旋律。习近平主席说，先富应该帮后富，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为此，过去半年，中国政府频频出手，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又打击垄断行为，整肃了好些大企业，律令它们不可剥削职工，还敦促它们分享财富。阅读全文»

穷人和富人的差距小学就决定？世界第一的新加坡教育因何而变

精英说   2021-9-22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599035

穷人和富人的差距小学就决定？世界第一的新加坡教育因何而变，背后原因发人深省原创说姐精英说

新加坡，一个狭小的岛国，面积只有美国洛杉矶的一半，自然资源匮乏，却是当之无愧的全球经济强国。这一切的背后，极大程度上得益于高校培养出国家人才的教育体制。

在被疫情笼罩的2020年，新加坡位列世界人才排行榜(World Talent Ranking)第九位，全球竞争力排名第一。

并且，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进行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显示，新加坡中学生的国际化素养优越，即全球课题的掌握、跨文化沟通等方面的综合能力，在27个参与国家和地区当中排名第一。

图片截取自网络

如此光芒耀眼的成绩，让新加坡教育成为了诸多国家争相效仿研究的对象，也引起竞争从小学开始的教育环境被诟病“鸡血”和“焦虑”。

那么，将不同成绩的学生放置进不同的“快慢班”的分流机制，会带来怎样的后果？新加坡的教育改革，将走向何方，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

其实，这些问题的答案，可以从几部反映新加坡教育现状的纪录片说起……

【01】这里的教育“不要公平”

当一个国家的教育部长、前任国防部长，坦然地面向媒体镜头，表示自己并不认为所有学生都应该接受“同等教育”之时，倡导教育平权的人们，可能会觉得这人脑子短路了。

然而，这一幕却真切地发生在央视拍摄的纪录片《无声的革命——新加坡教育解读》中。彼时，新加坡教育部长、同时也是上任国防部长的黄永宏就说，“并不是每个出生在新加坡的孩子，都要接受大学教育”。

图片来源于央视纪录片《无声的革命-新加坡教育解读》

因为在新加坡，“大学”作为“精英教育”的代名词，仅仅开放给最优秀的一小撮学生；

而无论怎么学都考不出好成绩的学生，则应该认命，安心在职业技术学校度过学生生涯，毕业后，到社会上靠手艺谋份差事。

每个人，都应该待在最适合自己的位置里。

图片来源于央视纪录片《无声的革命-新加坡教育解读》

这也正是延续了几十年的教育分流制度。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新加坡的“小升初”几乎有着和东亚国家“高考”同等重要的地位，整个新加坡十二三岁的孩子将用小学毕业后的一场考试，决定未来二十年的人生走向。

新加坡式软实力的启示

胡恩威    亚洲周刊 2021/5/10-5/16 2021年19期
https://www.yzzk.com/article/details/新加坡式软实力的启示

新加坡的软实力建基于它是一个学习型的政府，吸收、研究、结合东西方精华，转化为可执行的政策。

李光耀新加坡的软实力来自于一个定位，就是吸收西方最精英、最先进的管治方法结合东方的定位。新加坡的城市规划是根据西方的精英城市管治理念Garden City（花园城市）来做的。新加坡用科学化方法，如何降低城市的温度？透过绿化、透过建筑物的布局、引通风模式去进行。新加坡一开始便确立英文就是一个不同种族的共同语言，人口占大多数的华人并没有把中文变成一个所谓官方语言，而是英文。新加坡一开始的定位就是以西方为主的，当时的国际形势，西方能力非常强，李光耀等新加坡精英都是英式精英教育培养出来。英文为本的一个好处是它把新加坡内部的不同种族连结，有一个统一语言能够让他们沟通，即是马拉裔、印度裔及华裔以英语进行对话。英文成为了共同语言，也令新加坡的国际化进行得更彻底。

新加坡城市规划发展经济之同时，认真地解决房屋问题。狮城吸收了香港总督麦理浩时期公营房屋制度，发展为新加坡的一套公屋模式，每一个新加坡人都能够在平均多于二百呎以上的公共房屋里生活。中国人说的安居乐业，新加坡把安居的事情做好了。安居做好了，民心稳定了，便会集中精力去建设国家，去发展一个社会的经济与及其他项目。

在新加坡，绿化是经过很精密的规划，跟随着亚热带气候的模式去进行，城市里的绿化也达到真正通风和降温的效果。这是新加坡软实力的基本，就是先从城市硬件的规划开始，把一个城市的基本建设做好、水资源做好、绿化做好、房屋做好。城市里面不同的功能也有一个多中心的模式。在发展经济的时候，新加坡是由一个体制去做的，即是说它统一在一个新加坡平台之下。它的管理像一家大型企业，这个企业下面的不同企业也需要互相协调、合作。因为新加坡体积小，若果里面进行不同的竞争，就可能会内耗自己的力量。

第二次独立时刻

梁文辉（新加坡前进党助理秘书长） 2020-6-22
https://www.facebook.com/leongmwofficial/posts/142872007403504

梁文辉

我们对六位内阁成员的演讲的主要反对意见是它们缺乏具体思想和连贯的计划。因此，我们将提出计划，希望引发广泛的公众讨论，让我们对以后的进路有进一步的概念。

现在是我国历史上另一个绝对关键的时刻。也许我们可以称其为“第二次独立时刻”。在1965年的第一次独立时刻后，新加坡人选择了政府主导的政经模式，并在接下来的五十年里一直支持着它。

这种旧的自上而下的模式最初很成功，但后来引发了思考僵化，政府相关公司对私营部门的欺凌，关键信息透明度的缺乏，以及因失业，高房价和昂贵的间接税(COE，ERP，印花税，征费，公用事业，Careshield等）而产生的国人的焦虑和不安感。经常有争议的消费税也是另一种间接税，但它不是最大税种，仅占政府总收入的10％。所以可想而知，间接税的负担是多重。

这些政策的累积影响导致国人技能不足或技能不匹配，和私营部门不仅财务上薄弱，而且核心能力和技术上也很薄弱。自2000年代以来，宽松的移民政策加剧了这种情况，以至当冠状大流行袭击我们时，立刻引起了一个“完美风暴”。

这是我们选择自下而上的方法（相对于旧模型的自上而下方法），创造百花齐开的第二次独立时刻。我们的方法包含以下主要思想和组成部分：

1. 立即停止经济社会的腐烂，采取外国人才政策的紧急转弯，以便为本地PMET讨回一些之前失去的工作岗位，减轻因为冠状病毒大流行所造成的工作流失问题。

2. 提高国家储备的透明度，这样我们才能知道我们有多少储备以及还可以支出多少。通过汇总不同的信息来源，我们可以估计我们的国家储备约为1万亿新元，但我们希望政府正式宣布让我们安心。此外，我们不希望未来通过增加税收，而是应该是以自更高水平的经济活动来填补储备金。

《新加坡：非典型强权》中译本合时面世

随缘家书・沈旭晖     2020-1-13
https://simonshen.blog/2020/01/13/《新加坡：非典型强权》中译本合时面世/

新加坡政府一直以来，不断努力地鞏固国民身份，总算让新加坡免于因为种族矛盾而撕裂甚至瓦解，并可集中精力，继续走只有这个港口城邦才能走下去的成功道路，假如这不算奇迹，世上还有奇迹可言吗？

John Perry的著作《新加坡：非典型强权》，可谓研究新加坡的国际经典，喜见终于有中译本面世，值得详加介绍。提起新加坡的独立故事，相信不少读者都有所认识：原本作为马来西亚一部份的新加坡，在1965年被其国会全票通过驱逐而“被逼”独立，李光耀由一州之长，一夜间，变成一国总理。当时他在镜头前落泪，诉说其“大马来西亚情意结”、说星马两地血浓于水云云的片段，成为经典一幕。但李光耀又随即坚定地向世界宣告，新加坡将不分语言、文化、宗教而团结一致，成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更豪言“新加坡会生存下去”(Singapore will survive)。

李光耀没有尝试乞求马来西亚让新加坡“回归祖国”，在今天看来，显然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当地经济在独立后快速增长，人均生产总值远远抛离同区国家，超过前宗主国马来西亚四倍以上；新加坡拥有区内最负盛名的大学，亦是区内高科技产业、金融服务业等高端产业发展最蓬勃的国家，同时拥有坚实的炼油、做船、机械等工业基础。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9年的评估，新加坡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在189个国家当中位列第9，再一步印证当地的整体发展程度，达到世界最先进的水平，在东南亚各国中鹤立鸡群。新加坡不但“生存”了下来，而且活得比大部分地方都要好。

不过若我们是1960年代的新加坡人，却一定会对自己家园的未来，充满仿徨和不安。而这一份仿徨，相信今天不少其他地方的华人，都有所感。

事实上，新加坡也不是一直属于马来亚。当英国人在十九世纪初开始殖民统治马来半岛时，他们是把新加坡、槟城、马六甲这些港口合组成“海峡殖民地”(Strait Settlement)，与当时的柔佛王朝及其他土邦分开管理。到后来，英国重组马来半岛的殖民地，成为马来亚联邦，也没有把新加坡并入其中。事实上，新加坡只有在1963至1965这两年，是被纳入马来西亚版图。

换言之，可以确定的是李光耀那“大马来西亚情意结”并非甚么家国情怀，而是赤裸裸的现实政治考虑：新加坡这片弹丸之地面积，只有香港的一半，缺乏经济发展所需的一切资源，内需也极为有限，没可能支撑当地上百万劳动人口的工作需求。失去了马来西亚，新加坡就是一个没有腹地的港口，空有航运便利，而没有相应的进出口需求。更严峻的是，在新加坡居住的民族多样化，有马来人，有华人，有印度人等，各自有其文化传统，故当地从来都没有一个自然生成的民族身份，也就是说新加坡这个地方，确实有可能被民族矛盾及冲突瓦解。

华文成为英校科目的历史进程

周维介    2019-9-25
怡和世纪 第38期 2019年1月

华文科取得“牌照”在英校作为选修科“营业”是1939年的事，距今已有80年的光景，但它的业务有显着进展，却是1959年新加坡取得自治邦地位以后的事。至于华文真正成为英校里的“必修科”，也非一步到位，它经历了多种语文源流学校时期从“选修”、“必修选考”才过度到“必修必考”的阶段。独立后，“华文（第二语文）”的概念登场了，华文教学工作者开始面对编写教材与琢磨“第二语文”教学法的挑战。华文教学渐渐告别过去以文学欣赏角度切入、语文与文化并重的文选式教学，转入“听说读写”纯语文技能学习的轨道。

早在十九世纪初，英文学校便在新加坡落地生长。虽然它在英国人荫庇下位居高档次，但最初的130年，它的学生人口始终不敌华校。长期以来，岛上这片英文教育沃土，容纳着来自各方的诸多种族，包括东南亚与南亚族群，因此以英文为教学媒介语的英校，要推行多一种语文的学习，始终被认为“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尽管后来英文学校里的华族学生数量逐渐增多，但是把华文纳入课程的过程还是极为缓慢。华文科走进英校历史进程这一课题，长期来为人所忽略，现存的相关材料如凤毛麟角，不易觅得。前不久它吸住我的眼球，是一次偶然翻阅七十多年前旧报章的因缘。一则小新闻撩起了我的兴趣，这个小情节，容下文再述，我们得先了解一下当年英国殖民者的管治心态，方可一窥这个课题的面目。

英国殖民者最初的教育心态

1819年英国人登陆新加坡后，岛上的经营管治完全交由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负责，但它聚焦于商业利益，对社会建设与教育的发展兴味萧然。就教育这碟小菜而言，它理所当然以英文教育为圭臬。当时岛内居民使用的马来语、华语或淡米尔语，一律被英国人定调为“方言”，以此突出英语的主导地位。华文、马来文与淡米尔文学校，全被贴上“方言学校”的标签。

东印度公司主政的年代，新加坡的各类学校都呈现“放任生长”的状态，管治者在教育上着墨不多，主要着力于对英校的关照。那时期的英文学校，几乎全属私立性质，多由教会、社团或富商所经营。管治者比较关注它的发展，原因是殖民地政府需要不少能掌握英语的在地人担任政府部门初级官员，而教会学校被认为是最理想的合作伙伴。这个阶段，英国人也给马来学校特别的照顾，理由是它认定马来人才是本地人，有朝一曰英国人离开新马，最可能接管政权的是马来人，因此有必要插手培养马来精英。1834年，殖民地当局便为马来族提供了免费的马来文教育。

1867年，政治风向有所转变。英国人把新加坡的管治权从东印度公司手上转往英国中央政府殖民部，它加大了英校与马来学校的扶持力度，对华文与淡米尔文教育，依然态度消极，致使这两种语文源流的学校，完全仰赖各自社群或教会的支持而存活。

1885年富商颜永成创立于立落亚逸街的“华英义学”（1893年易名颜永成学校）是当时少数兼具华文和英文课程的学校之一。

英国人把东方族群语言视为“方言”的心态，并没有完全灭绝人们在英文学校推动这些“方言”学习的意志，由华社精英或教会创办的一些英文学校里，除了“普通学科”之外，另设有“额外学科”，华文科包括其中。1885年富商颜永成创立于直落亚逸街的“华英义学”（1893年易名“颜永成学校”），是当时少数兼具华文和英文课程的学校之一。

1902年以后，新加坡开始有了政府主办的英文小学，但都是纯粹的英校，它不教导任何“方言”。若干新加坡教育史的研究文章提到，二战以前新加坡只有三所政府英校与50所私立英校，而第一所被改为政府英文中学的是创办于1931年的维多利亚学校。

有研究资料指出，莱佛士曾向东印度公司建议在新加坡成立一所书院，强调它的特点必须是“东方学生必须学习自己的语文与传统”，论者以此说明莱佛士没有排斥方言学习。据知，1823年莱佛士已经为这所学院奠基，可是三天后他便离开了新加坡，而继任者却否定了他的计划，创办学院一事因此搁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