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显且现实的危险原则

韦春花   2021-10-3

防止外来干预法案(FICA)和内安法以及POFMA一样是条恶法，国会授权之后，就是玩弄在内长手上的一套双截棍，无需证据，只需心证。对付外人，春花认为他未必有这样的能耐，对付自己人则绰绰有余。

最近两个新闻报道突显了《联合早报》不接地气的事实，严重脱离它所要服务的群众，感受不到地面的脉动。一是有关国大决定关闭耶鲁—国大学院；韩咏梅韩总在第一时间认为“少了耶鲁光环的博雅教育”仍可以“发粪涂墙”，以为一切都是水过鸭背，最后顺理成章。哪知道却引起该院学生、家长的强烈反弹，后来国大的校友也加入谴责的行列，在野党也追究到国会去。反而是教育部招架无力，给了很多互相矛盾的理由，最后也顾不得身段落荒而逃。二是“防止外来干预法案”，以为只要他们二丑帮着敲敲边鼓，写些官样文章大家就得接受，可惜的是在野有两党（前进党和工人党）却颇有微词，陈清木说：“必须特别关注的是这法案将赋予部长广泛的执行权力。这种权力可能因为许多的定义含糊不清，导致部长可以单凭一己怀疑而随意采取法律行动，滥用权力。与 POFMA （防止网络假信息和网络操纵法令）相比，FICA似乎赋予政府更大的权限和起诉自由。”——有滥权之嫌，难免导致冤假错。加上科技巨擘谷歌也打脸新加坡政府，说“脸书在全球范围内检测到更多的‘秘密影响行动’，但在新加坡却没有发现由外国引导的行动”，不管你对这家美国科技公司有何看法，不过至少得承认大数据都掌握在他们手里，绝不是无的放矢。

二丑的努力计有严孟达、叶鹏飞和林任君的三篇文章，大喊“安啦！防止外来干预，五十年如一日”，天底下没什么新鲜事。外加一篇社论，还有“邀请”通讯及新闻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杨莉明出席9月20日在《联合早报》和zaobao.sg举办的对话会，说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敌意信息宣传散播迅速且擅长走漏洞，防止外来干预法如果没有赋予内政部长一定权力来及时遏制这类行为，实际上起不到有效作用。”——这里我们说“邀请”，还不如说是党报“做球”给执政党的部长，好为这条法令顺利通过护航。作为座谈会主人的早报评论员吴汉均说了这段话：“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当你能够听取不同意见时，会让自己的眼界更开阔，如果你只相信一种意见、自己喜欢的意见时，往往你的思想、你的想法就会偏向一边，极端化。/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每一个人，最好是多看自己不喜欢的意见。然后确保自己随时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也就是多看报纸，多看不同媒体的新闻。”——可是让人不明白的是，三位受邀嘉宾，一个是执政党的部长，两个分别是：1、新加坡政策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孙婉婷博士；2、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卓越国家安全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洪正君先生——咦！这两家研究所不就是政府的智囊团，拿人钱财与人消灾，说不定这个“防止外来干预法案”就是他们的劳动成果，他们难道会说什么坏话不成？如果真如所谓的开诚布公、兼听则明，为什么不邀请那些已经在网上发言的在野党领袖、网红，甚至Nathaniel Gleicher先生——脸书安全政策主管呢？

新加坡的学术研讨自由与“假信息”法案

张优远    2019-4-27
https://newnaratif.com/journalism/新加坡的学术研讨自由与“假信息”法案/

学者们清楚的知道说，直接地批评政府人员、机构、或政策，是带着多重风险的。我们必须不断地决定研究议题是否是政府所能接受的；在讨论国家政策与风气时，我们是慎言慎行的；即使看到值得剖析的事情，我们也得避免评论。在这个需要不断担心后果的环境中，清晰的思考与大胆的研究已经是罕见，假信息法案对于学术研讨，甚至是基本的思惟活动，都将产生深沉的寒蝉效应。

近年来，新加坡享誉全球的“世界级”大学在科学与工程方面表现出众，但是在人文与社会科学方面却有欠佳。这不是偶然的。后者，尤其是牵涉到新加坡社会的研究时，远远有待进步。

林愿清博士与冯应鹏博士在评论上，以及官委议员特斯拉(Walter Theseira)博士在国会中，都曾提出学者所面对的一些挑战。

其中有两个问题格外显着。第一，是关于社会与政策的有限信息。第二，是学者因为害怕得罪政府，因而部分促成了保守的大学文化。

所有法律成型时都有它独特的社会背景。任何法律的预期与未预期效应都必须在这些社会背景中去理解。之前提出的两个因素已经对本地研究有压制性的效果，如果国会最近提出的《防止网络假信息和网络操纵法案》(POFMA)得以通过，这将让新加坡的学术研究变得更加低靡。

恐惧气氛

学者为什么会担忧，而此担忧又将怎么影响我们选择研究的议题呢？

在新加坡的学术界内存在着一个公开的秘密：学术工作是被政府的意愿所左右着的。在学术会议或工作坊上，学者经常都会“察言观色”，尴尬地“开玩笑”说他们的一些话语可能会被“政府”听到。学生与较年轻的学者也会经常问说他们是否应该避开一些议题，以免触及“敏感地带”。

在新加坡的学术界内存在着一个公开的秘密：学术工作是被政府的意愿所左右着的。

这些焦虑是通过多重的政府管道所造成的。政府官员与学者们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并且会直接地表达他们的一些想法或者是不满意。被认为对政府持有批判态度的学者不但会被当众点名，还可能会被数落。缺乏了和主流媒体交流的同等权限，我们的应对能力也是被遏制的。高调的公开羞辱案例，甚至于是学者在新加坡无法得到就业或者是终身任职的例子，都让学术界感到战战兢兢。

关于新加坡的许多重要议题，研究一般都由政府机构委托进行，学者报告结果之前也需先获批准。政府也有能力影响学者的研究资金来源。

因此，学者们清楚的知道说，直接地批评政府人员、机构、或政策，是带着多重风险的。我们必须不断地决定研究议题是否是政府所能接受的；在讨论国家政策与风气时，我们是慎言慎行的；即使看到值得剖析的事情，我们也得避免评论。

问答郭振羽 文化新加坡

南治国（《怡和世纪》编委）    2015-5-21
怡和世纪 2015年2月– 5月号 总第25期

采访：林清如、南治国
执笔：南治国

2014年11月18日下午3时，雨后放晴，《怡和世纪》总监林清如、编委南治国博士和编辑部郑钧如来到新跃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专访中心主任郭振羽教授。采访的目的是邀请郭教授分享他多年来在推动新加坡华族文化方面的经历，以及他对新加坡华族文化发展现状与相关课题的看法。我们的访谈就从中心的会议室墙上贴着的一张新加坡华语电影节的海报聊起。

郭振羽教授

新跃中华学术中心，一个日趋成熟的文化品牌

郭：看这墙上，是我们今年2014年新加坡华语电影节的海报。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划2015的电影节了。新跃中华学术中心成立后，自去年（2013）开始，决定每年都和新加坡电影协会合作举办“新加坡华语电影节”。今年的华语电影节在4月份举行，放映了40多部华语电影，主要是中港台制作的华语电影。举办华语电影节每年所需经费大约是七、八万新元，我们通过李氏基金和中华语言文化基金筹措到部分款项，但还是远远不够。

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坚持把这个电影节办下去，因为这能在新加坡民众中普及对华语电影的认识，同时也会加深他们对华族文化的认识。我们认为这是有意义的活动，所以要尽力而为，努力地把华语电影节打造成我们中心的一个品牌。现在，中心副主任符诗专就正在台北参加金马影展，试看和挑选明年新加坡华语电影节的影片。除了华语电影节，中心每年联手“通商中国”和《联合早报》主办“当代中国系列讲座”。今年的讲座在10月进行，已经是文化新加坡第四年了，主题是人口老化问题，出席讲座的公众人士超过两百人，反响相当不错。

问：大学一开始就把中心设定为“中华学术中心”吗？把它定位为“学术”的中心，大学是不是有比较特别的要求呢？

郭：大学在一开始的时候，对中心的命名倒没有特别的想法，但提出了中心的愿景，以推广和提升中华语言文化为主要目的。把中华语言文化作为研究方向的机构，在新加坡并不少见，譬如南洋理工大学就有一个“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当年我也是主要筹办者之一。现在新跃大学要成立这样一个中心，在命名上当然不能和南大“中华语言文化中心”雷同，所以，我就向校方建议了两个备选名称，一个是“中华学术中心”，另一个是“中华文化中心”。这两个名字各有侧重，“文化中心”可能更偏重于开展各类文化活动（最近新成立的“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就采用了“文化中心”的命名），而“学术中心”则比较强调学院型的学术研究。后来决定采用“中华学术中心”这个名称，这对我而言，是有一定压力的，因为新跃的学生、师资和其他学术资源都不能与国大、南大相提并论，我们并不具备全面和深入开展学术研究的条件。

因为如此，我们中心虽然不放弃学术研究，但更多的还是从事中华文化的普及与推广，这和国大、南大的学术先行是有区别的。上面提到的“华语电影节”和“当代中国系列讲座”就是侧重文化推广、同时也带有学术色彩的活动。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们确定新跃中华学术中心的宗旨为通过开展课题研究、出版学术专着、举办文化学术活动、设立与中华文化相关的研究项目，来提升社会大众对中华语言、文化及社会的认识和了解。

问：这样看来，“新跃中华学术中心”在学术研究方面有一定的“先天不足”，但它毕竟还是新跃大学的一个学术中心，它应该还是有不同于民间语言文化中心的特殊的优势吧？

郭：当然，我们也一直在努力提升中心的学术水平。从今年（2014）8月开始，大学决定把它同北京师范大学合办的中文硕士课程，还有同南京大学合办的中文博士课程交由我们中心负责管理，这无疑增强了中心的学术色彩，也壮大了中心的学术力量。此外，大学也支持中心在学术出版方面有所作为。目前中心已经出版了两个系列的学术丛书：一个是“新跃人文”系列丛书，已经出版到第四册了；另一个是“华商华社研究”系列丛书，今年刚出版了第一本华商的个案研究。我们有很强的学术顾问团队，也有严格的遴选标准，出版的丛书都有较高的学术水准。大学的这些举措，都很好地提升了中心的学术形象。我们中心虽然比上（国大、南大）不足，但比下（一些民间的语言文化机构）有余。限于资源，我们还有些想法，譬如当代流行文化的研究，到现在还没能开展，只好等日后条件成熟了，再开展这些领域的学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