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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趋殖民历史叙事：新加坡开埠200年
潘婉明 2019-2-26
http://contemporary-review.com.my/2019/02/26/1-151/
当学者相继提出“去殖民化”的深刻反思和批判时，新加坡政府却反其道去拥抱殖民主义，还动用国家资源全方位支援“趋殖民化”的行动和意志。SG200的整体呈现，还是在一个“志庆”远甚于“纪念”的层次，官方的反省、思考和批判可以说付之阙如。反观知识圈，学者在官方史观的刺激下，可望展开更深刻的学术探索。新加坡政府是继承殖民者的菁英政府，跟广大被剥削、受压迫的群众基本上站在光谱的两端。比起看清殖民者丑陋的面貌，菁英政府更多地受惠于殖民统治的遗产与遗绪。当殖民地的苦难没有烙印在其继承者的内心，“去殖民化”只是当时争取政权的口号和手段。
新年伊始，新加坡的政治气氛就很不一样。政府赶在2月18日元宵前夕发布今年度财政预算案，向国人大发利是，更彰显了今年是大选年的预测。新加坡去年的财政盈余为21亿，政府拟拨出11亿来支付“立国一代”(Merdeka Generation)配套和“开埠200周年纪念花红”(Bicentennial Bonus)的各项措施和补助。
“立国一代”是继“建国一代”(Pioneer Generation)之后的另一发明。2015年新加坡庆祝建国50周年时，宣布凡在1949年以前出生并于1986年以前取得公民身份的国人为“建国一代”，可享有各项政策优惠。今年，政府再将为数49万余在1950年至1959年之间出生并在1996年以前成为新加坡公民的人士，以及1949年以前出生但早前没有被纳入“建国一代”的人士概括进来，使得这一连串政治及政策受惠者的年龄下降到现年60岁的国民。至于60岁以下及更年轻国民的利多，则以各项“开埠200周年纪念花红”来施放。
重复国庆绑大选操作
政府将财政预算案与“开埠200周年纪念”挂勾，似乎有意重复SG50时国庆绑大选的操作。姑不论故技重施是否能产生相同效益，但执政党挟施政之便启动国家机器，动用财政及人力资源全力辅选，倒毫无疑问的。
（来源：8视界／陈韵儿、叶怡妗）
事实上早在2017年10月政府已经着手筹备SG200的工作，并于2018年元旦成立直接隶属于总理公署的“新加坡200周年办公室”(Singapore Bicentennial Office)。经过一整年的筹划，并且在活动规模与规格“不超过SG50”的原则下，其成果终于在今年1月28日莱佛士登陆200周年的日子，呈现在国人眼前。
SG200的纪念活动将以多元形式接续展开。首先推出的是“莱佛士在东南亚”(Raffles in Southeast Asia)的特藏展、“照亮新加坡”(I Light Singapore)的大型灯光秀、持续全年的文化系列讲座、新加坡人物传记数据库的启用，以及其他陆续展开的社区导览、艺术装置等活动。其中“照亮新加坡”的演出地点遍布市中心及新加坡河畔，这期间适逢华人新年，这类结合科技与声光的大型展演确实为新加坡的天空增添了喜庆和风采。
然而五光十色之下，争议悄悄漫延开来。分歧的意见源自于历史，而“莱佛士在东南亚”首当其冲。这个在亚洲文明博物馆展出的文物展，大部份展品向大英博物馆借来，其中包括莱佛士当年在爪哇搜集的面具、戏偶、剑刃、佩饰以及大型的佛像雕塑等等。这个展览基本上没有聚焦在新加坡，而是放大到一个东南亚的脉络里，文案里也没有突显莱佛士的成就与贡献，反而很刻意地提出“学者或无赖”(Scholar or Scoundrel)、“无情或正义”(Ruthless or Righteous)、“先锋或抄袭者”(Pioneer or Plagiarist)、“植物学家或畜牲”(Botanist or Brute)等疑问来质疑莱佛士的高大形像。 阅读更多 »
一个新地缘机体的建构——重新审视新加坡的开埠
林恩河 2018-9-24
怡和世纪季刊 第36期 2018年7月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这也是一段英国人试图在马来世界的地缘政治中，通过一个一个条约的签订，打造出一个新的地缘机体，并通过与其他西方列强划分势力的条约，把新加坡从马来世界分离出来，纳入列强所制定“国家秩序”当中。新加坡在这个历史过程中，边界、领土、主权重新被确立，新加坡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安排下，旧的主权沦落了，但是另一个新的主权意识却被唤醒。
在我们的教科书里，一提到莱佛士对新加坡的开埠时，总是不乏赞美莱佛士的“高瞻远瞩”和“丰功伟绩”，甚至赞誉他为新加坡的“开国功臣”。1819年开埠后，历史赋予新加坡自由港和殖民地双重的身份，在我们主流的历史叙事中，主要强调新加坡是怎样从一个“仅仅150人的小渔村”，发展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自由港，说的是英国人怎样把一只丑小鸭变成一只天鹅的浪漫神话；另一方面它的殖民地的角色却被有意或无意地淡化，英国殖民权力怎样通过军事和非军事力量，通过“合法”或非法的手段干预当地政治体系，重新人为地划分当地的地理疆域，通过缔结条约具体规划新加坡所应有的模样，从马来地缘政治中形塑新加坡这样一个新的地缘机体，这个殖民地身份形塑的过程，完全排除在主流叙事之外。
英国人在新加坡的殖民统治的历史，其实就是一段在马来世界建构新加坡这个独特地缘机体的历史，这里用了“建构一个新地缘机体”显得有点学术化，假如借用文西•阿都拉(Munsyi Abdullah)在《阿都拉自传》(Hikayat Abdullah)里所说的“造国”(Membuat Negeri)来说明，相信会比较具体和容易理解。历史叙事很难避免掺杂政治因素，因此往往成为政治权力的话语工具，独立后我们对自己的历史没作去殖化的梳理，很自然地就会作出要全面继承莱佛士所代表的殖民政治遗产的誓言，也难免会对殖民的“良政”充满美好的历史想象。明年新加坡即将迎来莱佛士开埠二百周年纪念，际此时节，重新审视新加坡被殖民的历史，特别是莱佛士开埠新加坡的前因后果，显得非常必要。
每当读到莱佛士开埠新加坡这段历史时，脑海里总会浮起这则阿拉伯寓言：一个阿拉伯行商在寒冷的夜晚，停驻在广袤无边的沙漠，他在帐篷里点火取暖准备入睡，一只骆驼走近帐篷对着商人说：“外面很冷，您行行好让我伸进一只腿取取暖吧。”商人怜悯它，同意了。过了不久，骆驼向商人说：“让我另一只腿也进来取取暖吧。”商人再次同意了，可是又过了不久，骆驼进一步提出让它的后半部身体也进来取暖，好心的商人又同意了，怎知骆驼把后半身伸进来之后，竟然用一双后腿把商人撵出帐外，把整个帐篷据为己有。
西方殖民逻辑的生成
二百年前，莱佛士为什么会千里迢迢来到新加坡？他又为什么会看上新加坡并百般设法得到它？这一切都肇始于西方列强十五世纪末的殖民竞争。1494年葡萄牙与西班牙签署《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在大西洋上划定一条地球子午线，子午线以东的海洋和陆地的资源属于葡萄牙，以西则归西班牙。1497年在高利润的香料贸易驱使下葡萄牙探险家达迦马(Vasco da Gama)绕过非洲的好望角到达印度，从此揭开了西方世界“历史大发现”的序幕。十六世纪初，这两个西方强权又在太平洋划出另一条子午线，进一步细分它们的势力范围。过后荷兰、英国、法国也先后加入瓜分世界的角逐，遂有国际公法和海洋法的出台，目的是完善它们的殖民逻辑，合理化它们的殖民占领。
天猛公屋前操场，签约仪式在此举行。（档案图）
西方列强的殖民逻辑是如何生成的？美国历史学家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在论及“西方文明”如何将其政治组织和知识形态上升为普世的标准时这么说：“这些标准所设置的时空等级将非洲以及大洋洲（还有其他土著）等无国家的社会置于‘化外’，将亚洲社会定义为‘半文明’，而欧洲和北美的资本主义社会则处于文明的最高端。”由这套文明等级论所衍生的“无主荒地”法理，那些被西方人视为“野蛮人”的美洲、非洲和澳洲的原住民，他们的土地就被归为“无主荒地”，而根据西方国际法认可的“占领说”，谁先发现这块土地，谁就有权合法占领。但是在东南亚这些“半文明”地区，“无主荒地”法理就失去效用，就必须以贸易通商为名，以签订条约的方式，实行“土地割让”。西方国家在东南亚的殖民扩张就是采用这种方式，对当地的资源和市场实行划分和占有。
莱佛士在写给汤姆斯•梅铎(Thomas Murdock)的信中就这么说：“知识就是力量，在文明国家和愚昧国家的交往中，前者必须也一定成为统治者。”莱佛士这种观点赤裸裸就是“弱肉强食”白人至上的帝国主义观点，和我们教科书传达的莱佛士形象落差很大，对比阿里夫•德里克所说的西方列强的殖民逻辑，两者之间何其相似。莱佛士的信札中，不乏这类“白人至上”观点的陈述，这里只略举一二。 阅读更多 »
莱佛士登陆新加坡——筹备步骤与历史困境
作者：黄坚立（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译者：林沛（怡和世纪编委） 2018-8-22
怡和世纪季刊 第36期 2018年7月
莱佛士带领新加坡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让新加坡得以成就今日光景。莱佛士若没有登陆，新加坡也许不会在东南亚占据独特的位置，有别于周遭群岛的众多岛屿或马来半岛的州。因为莱佛士，新加坡成为英国殖民地，一个自由港和现代化都市。
— 李显龙总理
新加坡的问题是，夸大莱佛士所谓的好品质，而不是他的负面……他在新加坡的历史地位被夸大……说到新加坡，即便莱佛士不来，也会有别的人做他同样的工作……按十九世纪开明的标准，莱佛士的道德观与学识都显得过于局限与肤浅……赞誉他是个人道主义改革者，是在糟蹋这个名词。
— 赛益·胡申·阿拉达斯(Syed Hussein Alatas)
前言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2018年新年献词中，正式宣布启动纪念史丹福•莱佛士爵士(Sir Thomas Stamford Raffles, 1781-1826) 1819年1月登陆新加坡200周年的筹备工作。系列活动下来很快就会登场，并将在明年国庆庆典抵达高潮。眼下为时尚早，但当前的筹备与即将举办的一切活动，仍然值得关注。
纪念活动已经开始动员，社会各阶层也按照不同方式做了准备。对学术界来说，它提供了一个深思如何在节庆酬酢与严守学术分际之间寻求微妙平衡的宝贵机会。位于距离我们遥远的莱佛士家乡之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Liverpool John Moores University)，早就开始探讨主办“新加坡200周年研讨会”的可能性。1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及其系刊《东南亚研究学报》(Journal of South- east Asian Studies)行动敏捷，迅速在2018年3月初召开“重新审视1819年在新加坡历史上的地位”的讨论会，旨在“对1819年是现代新加坡开埠时刻此命题进行批判性思考”。2在本地华社中，历史悠久的怡和轩俱乐部是较早呼吁进行有关探讨的社团之一，该俱乐部通过会刊《怡和世纪》征集这类文稿。事态从一开始即摆明，纪念活动张力处处，不会是个简明直接的顺畅过程，城市岛国诸多复杂的历史与政治课题都牵扯其中，有待一一厘清。
200周年纪念的框架：前期筹备工作与预料中的张力
2018年元旦，辖属于总理公署的新加坡200周年办公室亮相。3办公室由部长级指导委员会督导，财政部长王瑞杰为顾问，另两名部长杨莉明与李智陞出任联合主席。同时，由16名学者与社会领袖组成顾问委员会，提供咨询意见。陈惠勇受委担任执行总监，领导强大的工作团队。因此，尽管留有基层倡议与公众参与的空间，从机构设置看却俨然是高层控制取向，透露政府对潜藏着的政治敏感性存有戒心。对于该不该纪念200周年，公众意见从一开始就有分歧。譬如，《海峡时报》言论版上出现两种意见的交锋。该报言论版2017年5月22日刊登Michael Seah Swee Lim来函，表示希望“看到盛大的庆祝活动，有机会联系、回顾我们200年的短暂历史……莱佛士假如不把新加坡建设成英国殖民地，我们的历史和发展将会非常不一样”。他说“新加坡从小渔村成长为欣欣向荣的殖民地……（我们）不必害怕或耻于提起我们殖民地的过去”。2017年5月26日该报刊出Anthony Oei的反驳，表明“作为从殖民地年代的过来人，我无法同意……我必须说那是个羞耻与饱受屈辱的时期。我们是被征服者，被视为‘低等人’……莱佛士不是来改善我们的生活，而是为了那个往昔的大英帝国来殖民我们……依我说李（光耀）先生才是现代新加坡的奠基人，不是莱佛士……热烈地去庆祝莱佛士登陆200周年并不恰当。谁会为侵略、掠夺我们家园的人欢呼。”4
另一个敏感问题，是庆祝新加坡1965年8月脱离马来西亚并取得独立的SG50所引发争议留下的阴影。时间靠那么近，人们把200周年与先前的SG50联系在一起，几乎是难以避免的。况且，李显龙自己在新年献词中，也把两者作了紧密的链接：“若没有这段（莱佛士的）历史，我们就不会有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这个SG50的发展历程”。5陈惠勇甚至把200周年称为“SG50的前传”，其作用在“将2015年那回的庆祝置于更大时空下进行审视与定位”。6不管怎么说，SG50凑巧和李光耀2015年3月以91岁高龄逝世碰在一起，加上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宣布2015年9月举行大选并赢得选举，无法不叫人产生是否存在利用大量国家资源谋取政党政治利益的疑问。在社交媒体上出现对纪念200周年的评语，包括：“又一轮政治与竞选权谋”，“行销人民行动党的把戏”，“为下一届大选抢占政治先机”，“滥用公共资金与国家资源”。7
针对疑似赞美殖民主义、活动规模、预算与政治利益等敏感课题作出回应，200周年办公室从筹备阶段开始就异常谨慎，表现得步步为营。2018年元旦，组织者拒绝公开预算，但宣布活动的规模将“不如SG50”。他们也表明不会把纪念活动办成光彩耀目的“玫瑰色庆典”或延续“大人物”模式的历史叙事。他们希望“对历史负责”，做到“不规避即便不总是那么正面的历史元素”。他们会把“殖民时期不光彩的生活面貌，如‘贫穷艰苦与种族隔离’等”涵盖在活动中。8
《海峡时报》编辑Elgin Toh对这种“好坏不拘”的新加坡历史讲述态度表示赞赏。组织者“接受访问时或在宣传材料中，毫不迟疑地避开使用‘庆祝’一词，改而选用‘标志’(mark)、‘纪念’(commemorate)与‘思考’(reflect on)一类说法”，也使他备受鼓舞。9面对新加坡大小事都离不开国家主导的批评，李智陞部长保证组织者会“广泛征询意见”，他表示“200周年该如何纪念，不是由政府机关说了算。它不会是个从上到下的纪念”。10陈惠勇披露将有许多由学校、商家、宗教团体负责的基层活动，他们从一开始就联系了60多个社团，并招募了3,800名义工参与培训。11一些社团如怡和轩俱乐部在提及相关活动时，选择以“登陆”而非“开埠”来描述莱佛士的角色。
位于直落布兰雅的马来村落（摄于1900年）（林少彬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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