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千位先祖 vs 5万人住宅——新加坡咖啡山墓园抢救启示

作者：谈宜芳（台湾艺术大学古迹艺术修护学系兼任助理教授）  摄影：REUTERS/Edgar Su/达志影像      2019-2-26
https://www.twreporter.org/a/opinion-bukit-brown-cemetery-singapore

一位咖啡山墓园家属的文章里，提起中国俗语“富不过三代”——这句话意味着若后代不珍惜祖先留下的东西，通常财富将在几代后消散——他希望这代人保留咖啡山，让墓园蕴含的财富传扬。

2018年9月1日文化部召开“全国文化资产会议”，目前就读于政治大学亚太研究英语学程的美籍博士生James X. Morris以“Cemeteries are heritage – they deserve our attention”（墓园是文化遗产，值得关注）为题，呼吁重视墓园文化遗产，接着呼应发言的是来自德国的高雄大学西洋语文学系副教授奥利华(Oliver Streiter)以及艾琳达(Linda Gail Arrigo)女士。一个西洋人站在台上，提醒我们保留祖先遗骨长眠之所，衬在他背后的投影有座墓碑，碑上镌刻着大大的“后土”二字映在所有人的眼中，这画面相当讽刺，也格外让人震慑。

尽管文化部做出回应，部长郑丽君要求文化资产局评估是否对台湾历史墓地进行“系统性文资保存”，但3个月后，2019年1月，新店第一公墓仍在怪手的挥舞下，只留存民众抢救的64块墓碑于异地暂时安置。新北市文化主管单位只给其中7块列册（尚未具有文化资产身分），其余不列册，理由是：“雕刻、形制不够美”、“依传统习俗，迁葬的墓碑要敲掉”或是“担心家属不同意”等。

同样具有移民社会的背景，同样在工商业快速发展、都市扩张的需求下，有着类似墓葬形式的新加坡，民间抢救咖啡山墓园(Bukit Brown Cemetery)的过程，可供台湾借镜。

改以生态研究、旅游导览吸引关注

新加坡咖啡山墓园位于新加坡中部的丘陵地上，面积233公顷的土地容纳了10万座华人的墓冢，是中国境外最大的华人墓区，其正式名称是“武吉布朗”(Bukit Brown)，源于1840年代登陆新加坡的英国船长布朗(George Henry Brown)曾居住在此，因brown也意为咖啡色，bukit则是马来语“山丘”之意，福建移民于是称之为“咖啡山”(Kopi Sua/coffee hill)。

1872年福建商人王氏家族买下这块地用以耕作和埋葬，并由福建会馆管理这块土地而形成排他性，为移民到新加坡的福建人专属墓园。目前可考的最早墓穴能追溯至1830年代，之后许多福建移民埋骨于此，包括早期参与新加坡开发的先贤、同盟会革命家与现今名人的长辈。20世纪初，大量迁入的中国移民需要墓地，因而1922年政府介入将咖啡山由私人墓园改变为公墓，直到1973年不再新葬为止。

这座老墓园在奠基百余年后却面临危机。2011年新加坡市区重建局宣布了一项预估供5万人居住的住宅发展计画，陆路交通管理局、市区重建局和国家公园局也联合宣布计划兴建一条平行于罗尼路(Lornie Road)的新道路，以纾解交通，还有相关基础建设也会在沿线建构起来，住宅发展计划并同道路兴建工程预计在2013年展开，2017年竣工，将穿越咖啡山墓园，影响5,000座墓冢及周边环境。

莱佛士登陆新加坡——筹备步骤与历史困境

作者：黄坚立（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译者：林沛（怡和世纪编委）    2018-8-22
怡和世纪季刊 第36期 2018年7月

莱佛士带领新加坡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让新加坡得以成就今日光景。莱佛士若没有登陆，新加坡也许不会在东南亚占据独特的位置，有别于周遭群岛的众多岛屿或马来半岛的州。因为莱佛士，新加坡成为英国殖民地，一个自由港和现代化都市。

— 李显龙总理

新加坡的问题是，夸大莱佛士所谓的好品质，而不是他的负面……他在新加坡的历史地位被夸大……说到新加坡，即便莱佛士不来，也会有别的人做他同样的工作……按十九世纪开明的标准，莱佛士的道德观与学识都显得过于局限与肤浅……赞誉他是个人道主义改革者，是在糟蹋这个名词。

— 赛益·胡申·阿拉达斯(Syed Hussein Alatas)

前言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2018年新年献词中，正式宣布启动纪念史丹福•莱佛士爵士(Sir Thomas Stamford Raffles, 1781-1826) 1819年1月登陆新加坡200周年的筹备工作。系列活动下来很快就会登场，并将在明年国庆庆典抵达高潮。眼下为时尚早，但当前的筹备与即将举办的一切活动，仍然值得关注。

纪念活动已经开始动员，社会各阶层也按照不同方式做了准备。对学术界来说，它提供了一个深思如何在节庆酬酢与严守学术分际之间寻求微妙平衡的宝贵机会。位于距离我们遥远的莱佛士家乡之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Liverpool John Moores University)，早就开始探讨主办“新加坡200周年研讨会”的可能性。¹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及其系刊《东南亚研究学报》(Journal of South- east Asian Studies)行动敏捷，迅速在2018年3月初召开“重新审视1819年在新加坡历史上的地位”的讨论会，旨在“对1819年是现代新加坡开埠时刻此命题进行批判性思考”。²在本地华社中，历史悠久的怡和轩俱乐部是较早呼吁进行有关探讨的社团之一，该俱乐部通过会刊《怡和世纪》征集这类文稿。事态从一开始即摆明，纪念活动张力处处，不会是个简明直接的顺畅过程，城市岛国诸多复杂的历史与政治课题都牵扯其中，有待一一厘清。

200周年纪念的框架：前期筹备工作与预料中的张力

2018年元旦，辖属于总理公署的新加坡200周年办公室亮相。³办公室由部长级指导委员会督导，财政部长王瑞杰为顾问，另两名部长杨莉明与李智陞出任联合主席。同时，由16名学者与社会领袖组成顾问委员会，提供咨询意见。陈惠勇受委担任执行总监，领导强大的工作团队。因此，尽管留有基层倡议与公众参与的空间，从机构设置看却俨然是高层控制取向，透露政府对潜藏着的政治敏感性存有戒心。对于该不该纪念200周年，公众意见从一开始就有分歧。譬如，《海峡时报》言论版上出现两种意见的交锋。该报言论版2017年5月22日刊登Michael Seah Swee Lim来函，表示希望“看到盛大的庆祝活动，有机会联系、回顾我们200年的短暂历史……莱佛士假如不把新加坡建设成英国殖民地，我们的历史和发展将会非常不一样”。他说“新加坡从小渔村成长为欣欣向荣的殖民地……（我们）不必害怕或耻于提起我们殖民地的过去”。2017年5月26日该报刊出Anthony Oei的反驳，表明“作为从殖民地年代的过来人，我无法同意……我必须说那是个羞耻与饱受屈辱的时期。我们是被征服者，被视为‘低等人’……莱佛士不是来改善我们的生活，而是为了那个往昔的大英帝国来殖民我们……依我说李（光耀）先生才是现代新加坡的奠基人，不是莱佛士……热烈地去庆祝莱佛士登陆200周年并不恰当。谁会为侵略、掠夺我们家园的人欢呼。”⁴

另一个敏感问题，是庆祝新加坡1965年8月脱离马来西亚并取得独立的SG50所引发争议留下的阴影。时间靠那么近，人们把200周年与先前的SG50联系在一起，几乎是难以避免的。况且，李显龙自己在新年献词中，也把两者作了紧密的链接：“若没有这段（莱佛士的）历史，我们就不会有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这个SG50的发展历程”。⁵陈惠勇甚至把200周年称为“SG50的前传”，其作用在“将2015年那回的庆祝置于更大时空下进行审视与定位”。⁶不管怎么说，SG50凑巧和李光耀2015年3月以91岁高龄逝世碰在一起，加上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宣布2015年9月举行大选并赢得选举，无法不叫人产生是否存在利用大量国家资源谋取政党政治利益的疑问。在社交媒体上出现对纪念200周年的评语，包括：“又一轮政治与竞选权谋”，“行销人民行动党的把戏”，“为下一届大选抢占政治先机”，“滥用公共资金与国家资源”。⁷

针对疑似赞美殖民主义、活动规模、预算与政治利益等敏感课题作出回应，200周年办公室从筹备阶段开始就异常谨慎，表现得步步为营。2018年元旦，组织者拒绝公开预算，但宣布活动的规模将“不如SG50”。他们也表明不会把纪念活动办成光彩耀目的“玫瑰色庆典”或延续“大人物”模式的历史叙事。他们希望“对历史负责”，做到“不规避即便不总是那么正面的历史元素”。他们会把“殖民时期不光彩的生活面貌，如‘贫穷艰苦与种族隔离’等”涵盖在活动中。⁸

《海峡时报》编辑Elgin Toh对这种“好坏不拘”的新加坡历史讲述态度表示赞赏。组织者“接受访问时或在宣传材料中，毫不迟疑地避开使用‘庆祝’一词，改而选用‘标志’(mark)、‘纪念’(commemorate)与‘思考’(reflect on)一类说法”，也使他备受鼓舞。⁹面对新加坡大小事都离不开国家主导的批评，李智陞部长保证组织者会“广泛征询意见”，他表示“200周年该如何纪念，不是由政府机关说了算。它不会是个从上到下的纪念”。¹⁰陈惠勇披露将有许多由学校、商家、宗教团体负责的基层活动，他们从一开始就联系了60多个社团，并招募了3,800名义工参与培训。¹¹一些社团如怡和轩俱乐部在提及相关活动时，选择以“登陆”而非“开埠”来描述莱佛士的角色。

位于直落布兰雅的马来村落（摄于1900年）（林少彬提供）

小国焦虑的“打车”政策：新加坡为何不让开车？

万宗纶    2017-11-28
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4/2841737

新加坡祭出限车令已不是一两天的事情，政府声称因土地稀有、道路壅塞，限车令看似合理且势在必行；不过，这会不会是假议题？又，为什么我说任何限车令连带的环境与永续理由，听起来其实都是额外附加上去的？我们可以从新加坡非常知名的咖啡山公墓拆迁争议来切入。

在现在的新加坡，有钱才能拥车；在未来的新加坡，有钱也未必有车。图/路透社

为了避免免蕞尔小岛发生像是其他东南亚国家遭遇的严重交通堵塞，新加坡长年以来限制汽车销量。最近，新加坡政府宣布预计从明年开始，不再让新加坡新增任何一台私家车。

星国冻结私家车数量成长尚未有明确的时间表，这代表着这项冻结令目前不知道何时会结束；而政府会依照市场上报废的车辆数，来决定“拥车证”的核准数。

前阵子我和新加坡朋友到一个远在岛屿西北部、连公车和地铁都到不了的农场旅游，整趟旅程仰赖游览车的私人团体行程，我的朋友抱怨：

我们家没有车，在新加坡养一台车实在太贵了。

“在新加坡养一台车实在太贵了！”图/路透社

新加坡买车有多贵？在新加坡要买一台车，必须先拥有一张“拥车证”(Certificate of Entitlement)。“拥车证”有效期限为十年，由于平均养一张需花费120万新台币，所以不是想拿就拿的到。一台车，加上一张拥车证，在新加坡需要花上美国四倍的价格才能入手。

即便如此，还是有为数不少的新加坡人想要有一台自己的车。截至2016年底，新加坡约有55万辆私人汽车，以及14万台摩托车；若是加上5万多辆的租赁汽车，和2万7千辆德士（计程车），数字则会更高。

在10月24日的声明稿中，新加坡陆路交通管理局指出，新加坡的国土已经有多达12%是用来划设道路，实在是没有更多空间给那么多车在路上跑——换言之，政府不会再为这些车开辟道路，因为这座城市的车辆密度，已经达到了政府认为“不能接受”的状况。

然而星国政府声称的“拥挤”，似乎跟这座城市的人感受不同。相较于通勤时拥挤又时常故障的地铁系统，新加坡的马路跟许多亚洲城市相比起来，显得还算宽敞舒适。

图／Singapore in Figures

但星国政府声称的拥挤，似乎跟这座城市的人感受不同。图/路透社

若参考台北市主计处资料做比较，台北市每辆汽机车平均享有的道路面积不过只有14平方公尺；而新加坡，若以政府声称的12%道路面积去计算，就算保守地扣除了裕廊岛、德光岛和乌敏岛等离岛后，每辆汽机车仍有多达80平方公尺的道路面积，足足是台北市的五倍宽敞。

新加坡华人公墓，一个年轻国家的历史记忆

纽约时报中文网/张彦(Ian Johnson)    译者：王相宜    2017-4-6
http://cn.nytimes.com/asia-pacific/20170406/here-lies-a-graveyard-where-east-and-west-came-together/

新加坡的武吉布朗坟场。政府计划最终铲平这个公墓，但一个团体正在努力保护它。(Sim Chi Yi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新加坡——在这个充满高速公路和高层建筑的岛国的中心，有一道时间的皱纹：武吉布朗坟场(Bukit Brown)，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华人公墓之一。

如今这里已被废弃，杂草丛生，但仍可以看到一系列不可思议的墓碑、雕像和神龛，就在市中心的银行、购物中心和区域总部以北4英里。

多年来，这个占地213英亩的地方是万圣节寻找刺激者和鸟类观察者的目的地，是这片过度拥挤的土地上的一个绿色港湾。但是近年来，它变成了某种强大得多的东西：试图与这个国家消失的过去重新取得联系的新加坡人的朝圣地。

因此，在这个很少容忍社区行动主义的国家，武吉布朗成为了一项重要的社会运动的中心，计划铲平公墓部分区域的政府，与致力于保护它的一群公民之间展开了对抗。

在这个不断寻求现代化的社会中，这是意想不到的，在限制对该公墓的破坏，提高公众对该岛丰富历史的认知方面，该运动的倡议者取得了一些成功。

武吉布朗建于1922年，是约10万个新加坡家庭的长眠之地，直到1972年被关闭。这里的重要性超过了该国相对短暂的五十年历史，因为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墓地被从其他推平的公墓搬到了那里。

专家估计，加上旁边一个被遗弃的著名华人家族的墓地，周围的雨林里散落着多达20万个坟墓，包括多位新加坡知名国民的墓地。

“你一定要把这个公墓看作一座了不起的历史档案库，”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中文系主任丁荷生(Kenneth Dean)说，“但是鉴于最近事情的发展情况，我对它能存在多久深感担忧。”

新加坡的“紫禁城”

柯木林    2015-6-23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e4db230102vkq3.html

旅游者来新加坡，不是看现代高楼大厦，而是看具有本地特色的建筑。因此，保护与修复古迹，是尊重自身的历史，是一种责任，更是智慧的表征。

独立桥

记得1973年，我与数位同道友好勘察了25处新加坡华人历史古迹，之后出版《石叻古迹》一书（1975年4月，由南洋学会出版）。13年后（1986年），当我们再次回到古迹现场时，一切都变了：清元真君古庙、广福古庙、绿野亭公所、曹家馆、豆腐街(Upper Chin Chew Street)消失了；“天福宫”的旧名匾不知所终；粤海清庙庭园变小，气派大不如前；双林寺虽在，寺内古老的法堂已被拆除重建。而如今：恒山亭毁于火、社公庙中“反清复明义士”牌位下落不明、萃英书院改为餐馆、武吉布朗(Bukit Brown)部分坟场受道路工程影响而“让路”……岁月不仅使人事翻新，连古迹也历尽沧桑！

过去50年，新加坡社会也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经济挂帅，城市发展的大前题下，古建筑物首当其冲。成功的背后，有历史文化的代价，这是无法以金钱成本来衡量的。的确, 经济发展与文物保护是一对很难协调的矛盾，两者要取得平衡，很不容易。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没有保护古迹的概念，更何况这种概念须要长时间培养，并非一蹴而就。

古迹保存局（The Preservation of Monuments Board，时称古迹保存委员会）在新加坡共和国建国五年后的1971年1月成立，虽然也挽回与援救了一些古建筑文物，但整体而言，国人对古迹保护的意识并不强烈，于是有了古迹负责人与古迹保存局因修复问题而对簿公堂的案例。

一九六五断想

章良我    2015-3-15
怡和世纪 2015年2月 – 5月号 总第25期

五十年后，经历反殖独立、投身时代风暴的一代人相继谢世，作为新一代成长起来的国人，也越来越想了解历史到底长得是什么模样。而过去简单教科书式的对历史的叙写，显然已经不能够满足信息时代年轻读者的求知欲，回答不了他们心底升起的问题。

在新加坡河口不大的区域范围里，竖立着两座莱佛士爵士的雕像，一白一黑，如果没有建筑物相隔，两座塑像也只不过相距一箭之遥，是在召手互见、呼唤相闻的距离之间。

这本来就拥挤的地方，因着旧建筑的增建和新装置的添设，越来越显得拥挤，就像走向独立五十周年的新加坡共和国的历史陈述一样，突然变得多元而略显嘈杂了一点。

在迎接新加坡独立五十周年的日子里，“建国”一词变得显贵了起来，一时成为岛国语境里一个几乎被使用到泛滥程度的词组：从几年前最早的“建国总理”，到时下最为国人挂在嘴边的“建国一代”。然而，岛国华人名字却少见有叫“陈建国”、“蔡建国”、“林建国”等的；概凡“建国”云云，从不见得是一种植被于岛国草根的民间说法。

每一个新加坡人心中都有一个一九六五年，若非亲生经历，就是听身旁亲朋长者话语中曾经谈起过的，或者是从书本上读来的。

处在文明时代，人类都有衣衫遮羞。每一块有人类活动的地方，也都有一件用以文饰的衣装，地区历史叙述不失为人类自己为自身裁剪的一套华服。

新加坡作为一方生命水土，自她孕育以来，一直在生长。随着这块土地的变迁，在此土地上人民的劳作和成长，由荒岛、变渔村、再港口、且城市、终立国，体魄在不断长大、人口在连续繁殖、文化在进步多元、思想在开放演变。

时移势迁，她身上的这件原先用来遮羞的草衣，先是变得不合身了：于是抛弃愚昧时代的蓑衣，用手工纺织而成的七彩蜡染裁剪成一身合体的新衣。虽曾经试着想着一袭西装大衣，从头至尾，礼帽革履，稍觉不妥；又跃跃欲试找来上好的裁缝制成一套中古的唐装，试装时却始终有不合身的感觉。

隐隐延烧的武吉布朗历史热

谢燕燕    2014-7-13
怡和世纪  2014年6-9月号  总第23期

武吉布朗人投下宝贵闲暇时间，献出热忱与精力，毫无忌讳的穿梭在他人祖先坟墓间，是想为这片土地保留历史文献，为族群找回集体记忆，也为自己累积文化遗产。当然，这股傻劲中不乏“重新发现”时的喜悦。

在地缘历史抬头的今天，武吉布朗不再只是个冠上洋人名字的华人坟场，也不仅仅是个埋葬先人的地方，而是一座神秘、丰富又精彩的历史宝藏，有挖不完的家族悲欢史，更有诉不尽的开埠垦荒故事。

这一切加起来便是新加坡人的集体回忆，用心拼凑便能勾画出岛国开埠以来的各种历史轨迹。

自从武吉布朗成为本地一群业余文史工作者探寻和挖掘历史的宝藏以来，一个个被遗忘的历史人物，一段段被淡忘的奋斗发迹史，逐一浮现历史舞台，重新被拼凑与传述着，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新加坡人对自身文化历史的认知与认同。

几乎每个周末都泡在武吉布朗的布朗人，左起是林志强、吴安全、林雪芳和洪毅瀚。（谢燕燕摄）

这群喜欢在武吉布朗“挖宝”的文史爱好者，目前已被冠上“武吉布朗人”(Brownies)的称号。很多布朗人都把寻墓人吴安全视为 “师父”，这是因为很多被遗忘的先驱人物古墓，都是由吴安全、吴安龙兄弟找出来的。

华人一般忌讳到坟场走动，清明祭祖也只到自己祖先的坟墓上香，不会去留意或理会他人的祖先。目前几乎每个周末都泡在武吉布朗坟场的布朗人，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很 “另类”。

2011年12月创立的武吉布朗学会，目前有40名比较活跃的成员。学会创办人之一的林雪芳说，会员之间有着某种分工合作，例如有人专注于寻找名人墓园，有人从事研究工作，专门从旧报章、旧档案拼凑先驱人物的事迹，也有人专门研究地图或碑铭。

另一些人把焦点放在联络先贤的后人，收集和拼凑名门望族的家谱。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充当导览员，带领访客参观名人墓园，讲解名人事迹。此外还有人充当义工，专门负责清理被杂草攀藤湮没的古墓。

武吉布朗之万种风情

咖啡山墓碑      2014-3-14
http://bukitbrowntomb.blogspot.sg/2014/03/blog-post_5071.html

对常人而言，坟场仅是百年之后的归途，一堆白骨与黄土，伴与砖石堆砌而成的墓茔寿域。对武吉布朗而言，这却是文化重镇，艺术之都，它甚至于2014年被世界文化遗迹基金列入消逝中的世界文化遗迹之观察名单。武吉布朗的特色在于包容性与多元性，早在十九世纪，新加坡已是“人种展示场”，因此不同种族之文化也随之流入，这种多元文化也反映在坟场。多数的华人老坟场都是以方言籍贯或是宗教信仰来区分，在这里却是跨越方言籍贯，宗教信仰，贫富阶级，甚至还有日籍、泰籍以及附近地区的不同族人。

祖籍星洲

Chinese在新加坡或海外都称为华人，她源自中国汉族，但未必是中国人，这是因为国籍改变之故。今天世界各地都有华人，只要懂得中文或方言，他们都知道自己的祖籍，祖籍似乎成为海外华人与遥远“祖国”之间的联系，华人身份之象征。祖籍并非一成不变，福建人与潮州人都是南迁后形成，但这是个漫长的过程。新加坡开埠大约一百年，就有人将新加坡视为祖籍地，武吉布朗有两座以星洲为祖籍的坟墓，另外一座为星坡。落叶不归根对海外华人来说或许是常态，但以居住地为祖籍似乎比现代移民更前卫，这背后是何种心态？星洲或许是本土意识与文化之萌芽，不过时至今天，许多人认为这里是文化沙漠。以异乡为故乡，以外语为母语，在百年前已是如此，今天新加坡还是不断追逐外来艺术，许久以前，电视台在播放西洋歌剧之际却禁止播放方言戏剧，而今成龙向新加坡捐赠古建筑，武吉布朗许多精致浮雕与雕塑却面临被摧毁之命运。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