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灵的复活

李莫愁     2022-10-23

人民行动党对于华文的政策是受到政治偏见的影响，老是要“去中国化”。政治人物自己都分不清什么是“文化中国”和“政治中国”，认为自己有能力“蝉过别枝”，创造出全新的华文和华语来；其实，“拍拖”和“吃风”有那么重要吗？是几千年的文化底蕴和睿智才足以装备你面对如今各类思潮和言论。

前外交官比拉哈里10月17日在《海峡时报》发表一篇政治观察，题为《习近平的中国梦——它的魅力和危险》，他警告：

新加坡是大中华区之外唯一以华人为多数的主权国家。“中华儿女”应该支持中国梦对新加坡来说，构成了一个严重，甚至攸关生存的威胁。

新加坡自1965年8月9日独立以来，就以多元种族、任人唯贤的社会作为组织社会的原则，而中华民族应该支持中国梦的论述直接攻击了新加坡这个立国的基础，因为它明确地通过族裔关系，呼吁我国的大多数族群将一个人口方面的事实加以延伸，把新加坡重塑为一个“华人国家”。

这篇文章马上受到两位网红级人物的关注，转载到脸书并点赞：

1、许通美说：“新加坡非常幸运地拥有许多杰出的公共知识分子，如比拉哈里和马凯硕。马凯硕热爱中国，为中国辩护。比拉哈里则比较怀疑。这是比拉哈里在今天的《海峡时报》上发表的一篇关于习近平和中国梦的长篇精彩专栏文章的三个结论段。中国前总理周恩来是个聪明人。他告诉生活在中国境外的中国人要忠于他们定居的国家，而不是忠于中国。习近平和李克强领导的中国政府已经抛弃了周恩来的政策。他们呼吁所有中国人，无论他们生活在哪里，都要支持祖国。比拉哈里说得对，这项政策破坏了我们的核心价值，即所有新加坡人，不论其种族和出生地，都要对新加坡忠诚。正如李光耀曾经说过，新加坡不是一个华人、马来人或印度人的国家。它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家。”

——许通美的意思是新加坡的华人（那些用华语交谈和用华文读报的）还在听周恩来、习近平或者李克强的话（/号召），岂不是质疑行动党50余年的国民教育彻底失败——我们跟他们又不是同一国，凭什么要听“领袖”的话呢？

2、半个华人的默乐说：好文章！事实上，复兴民族主义已经在较小的范围内发生了。当过去被压制或声称被压制或被羞辱的群体开始积极地主张权利，作为正义或补偿，甚至作为历史的自然进程。/只是这回是一个大的巨人在做。

比拉哈里的文章真的是应了一句老话：“站着说话不腰疼”；其立论是基于“成见”、“没脑”和“危言耸听”。

摘除李光耀诋毁南洋大学的政治标签

新加坡文献馆    2018-1-20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20265

《李光耀回忆录》第十四章华校生的世界；第十六章语文教育的争斗，白纸黑字浓缩了对华校生的不公平，不合理和消极否定的偏见心态。

如果我驾驭不了其中一些干劲十足的年轻人，使他们为我们的事业服务，为我和我的朋友们，这些英校生所代表的事业服务，我们就永远不会成功。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跟英校生和马来人建立联系，这些人既没有坚定的信仰，也没有力量跟华校生一较高低，更别说抗拒受华文教育的共产分子了。

华人觉得受排斥，经济上缺乏机会使华校成了共产党人的滋生地。……许多教师成了共产党干部或同情者，日治时期学业中断的超龄学生不少思想上受到灌输，成了马共的成员。由商人和店主组成的学校董事会不是同情他们，就是不敢反对他们。

自从1948年紧急法令颁布以来，华族儿童进入英校人数却剧增。1950年华校生比英校生多了25000名，到1955年比数却反过来，英校生比华校生多了5000名。马来亚共产党不知道确实的数字，但是他们看出这种趋势，觉得非加以制止不可，以免招兵买马的源头断绝了。这么一来，保存华文教育的斗争，对共产党人来说，关系比过去更加重大。

虽然，李光耀承认，是华校生动员的华人选票把人民行动党推上新加坡政治舞台，然而，李光耀终其一生，改变不了口出恶言，污蔑与诽谤华校生的劣根性。在李光耀的历史论述里，华校生的最高学府，南洋大学就是滋生共产党人的温床。

李光耀对华校生是共产党，和南洋大学是共产党人温床的指责，从来没有给出真凭实据。与之对比下，独立学者之历史文献所讲述的历史事实，却铁证如山的提出了正好相反的史实。

1、张杨 (2015)《冷战前期美国对东南亚华文高等教育的干预与影响——以南洋大学为个案的探讨》：陈六使……“如果我们现在不着手保留我们的文化，……40或50年后我们将或许不再称自己为华人。”……不仅如此，海外华人倡导的华文大学本身也不带有任何政治倾向。无论是英殖民政府，……美国都承认，“对于东南亚地区的华人来说，他们不太关心国共之间的激战，甚至也不关心当地政治。”更尖刻一些的评价是“华人只管是否有奶可挤，不关心谁是牵牛人。”

毫无疑问，根据英美官方的政治判断：东南亚华人关心的是文化中国，不是政治中国。

张杨 (2015)：1959年6月5日，李光耀成为新加坡首任总理。……他担心南洋大学“不仅是要求政府财政支持的一个尴尬的请愿者，而且是培育高素质共产主义者的温床。”

其实，李光耀除了不愿意在政府财政上支持南洋大学之外，更受到本土政治斗争的内在因素之巨大影响。简言之，李光耀把南大定调为共产党温床的目的，是寻求西方世界在冷战思维下的政治认可。换言之，打击南大即可以消灭政治竞争对手，也同时争取西方政治的支持。对李光耀而言，这正是典型之人民行动党所谓的赢了还要再赢之双赢结果。

可见，李光耀给予南洋大学的政治标签，主要还是基于冷战思维下的政治操作和需要。那也就是说，李光耀全面颠覆了历史真相；把文化中国彻底的全盘曲解为政治中国。阅读全文»

了解新加坡之文化中国和政治中国

新加坡文献馆      2017-10-28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9598

回顾历史，英国人与之后的李光耀就是利用质疑华人社会，尤其是华人知识分子的政治效忠来制约本地的政党政治活动。在冷战思维下，共产党成为一个很方便的罪名，可以用来清算具有华文教育背景的政治反对者。或许，这也就理解了为何华文教育知识分子之所以会背负共产党的原罪。

文化中国并非新概念。1980年代，杜维明从新儒学的观点提出文化中国一词，其概念是指存活在中国境外的儒家传统构成了文化中国。在此，文化中国被明确定义为在非共产之海外民主华人社会的儒家传统文明。由此来看，这是一个相对狭义的学术概念。

然而，文化中国在新加坡历史语境下另有其特殊意义，是一个相对于政治中国而存在的社会人文概念。厘清文化中国的历史观念，有助提升解读新加坡华人社会历史的正确性，因为混淆了文化中国和政治中国的结果，会是一部模糊事实真相的历史论述。

文化中国概念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当下的主流历史论述，都是从政治中国的切入角度，解说新加坡华人历史的社会演化过程。在这一种人为塑造的历史语境下，政治中国成为解说华人历史的政治工具。

如此一来，华人社会的政治色彩通过强化渲染而被凸显出来，尤其是把华人社会和非法之共产党挂钩的结果，使得英殖民政府和李光耀，打压华人社会的政治活动被刻意的理性化。

在华文教育者被标签为，要不是共产党，就是共产党同情分子，再不然就是华文沙文主义者的政治思维下，华人语言文化不仅仅成为政治清算的对象，而更是对这种歧视华人语言文化的官方政策，赋予了合理化与合法性。

这一个历史判断，并非是有预设立场的主观偏见，亦非无中生有，其所反映的是当下之社会现实。这一个客观现象可以从主流历史论述中，以官办大众媒介的历史论述为例，一探究竟。阅读全文»

问答郭振羽 文化新加坡

南治国（《怡和世纪》编委）    2015-5-21
怡和世纪 2015年2月– 5月号 总第25期

采访：林清如、南治国
执笔：南治国

2014年11月18日下午3时，雨后放晴，《怡和世纪》总监林清如、编委南治国博士和编辑部郑钧如来到新跃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专访中心主任郭振羽教授。采访的目的是邀请郭教授分享他多年来在推动新加坡华族文化方面的经历，以及他对新加坡华族文化发展现状与相关课题的看法。我们的访谈就从中心的会议室墙上贴着的一张新加坡华语电影节的海报聊起。

郭振羽教授

新跃中华学术中心，一个日趋成熟的文化品牌

郭：看这墙上，是我们今年2014年新加坡华语电影节的海报。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划2015的电影节了。新跃中华学术中心成立后，自去年（2013）开始，决定每年都和新加坡电影协会合作举办“新加坡华语电影节”。今年的华语电影节在4月份举行，放映了40多部华语电影，主要是中港台制作的华语电影。举办华语电影节每年所需经费大约是七、八万新元，我们通过李氏基金和中华语言文化基金筹措到部分款项，但还是远远不够。

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坚持把这个电影节办下去，因为这能在新加坡民众中普及对华语电影的认识，同时也会加深他们对华族文化的认识。我们认为这是有意义的活动，所以要尽力而为，努力地把华语电影节打造成我们中心的一个品牌。现在，中心副主任符诗专就正在台北参加金马影展，试看和挑选明年新加坡华语电影节的影片。除了华语电影节，中心每年联手“通商中国”和《联合早报》主办“当代中国系列讲座”。今年的讲座在10月进行，已经是文化新加坡第四年了，主题是人口老化问题，出席讲座的公众人士超过两百人，反响相当不错。

问：大学一开始就把中心设定为“中华学术中心”吗？把它定位为“学术”的中心，大学是不是有比较特别的要求呢？

郭：大学在一开始的时候，对中心的命名倒没有特别的想法，但提出了中心的愿景，以推广和提升中华语言文化为主要目的。把中华语言文化作为研究方向的机构，在新加坡并不少见，譬如南洋理工大学就有一个“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当年我也是主要筹办者之一。现在新跃大学要成立这样一个中心，在命名上当然不能和南大“中华语言文化中心”雷同，所以，我就向校方建议了两个备选名称，一个是“中华学术中心”，另一个是“中华文化中心”。这两个名字各有侧重，“文化中心”可能更偏重于开展各类文化活动（最近新成立的“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就采用了“文化中心”的命名），而“学术中心”则比较强调学院型的学术研究。后来决定采用“中华学术中心”这个名称，这对我而言，是有一定压力的，因为新跃的学生、师资和其他学术资源都不能与国大、南大相提并论，我们并不具备全面和深入开展学术研究的条件。

因为如此，我们中心虽然不放弃学术研究，但更多的还是从事中华文化的普及与推广，这和国大、南大的学术先行是有区别的。上面提到的“华语电影节”和“当代中国系列讲座”就是侧重文化推广、同时也带有学术色彩的活动。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们确定新跃中华学术中心的宗旨为通过开展课题研究、出版学术专着、举办文化学术活动、设立与中华文化相关的研究项目，来提升社会大众对中华语言、文化及社会的认识和了解。

问：这样看来，“新跃中华学术中心”在学术研究方面有一定的“先天不足”，但它毕竟还是新跃大学的一个学术中心，它应该还是有不同于民间语言文化中心的特殊的优势吧？

郭：当然，我们也一直在努力提升中心的学术水平。从今年（2014）8月开始，大学决定把它同北京师范大学合办的中文硕士课程，还有同南京大学合办的中文博士课程交由我们中心负责管理，这无疑增强了中心的学术色彩，也壮大了中心的学术力量。此外，大学也支持中心在学术出版方面有所作为。目前中心已经出版了两个系列的学术丛书：一个是“新跃人文”系列丛书，已经出版到第四册了；另一个是“华商华社研究”系列丛书，今年刚出版了第一本华商的个案研究。我们有很强的学术顾问团队，也有严格的遴选标准，出版的丛书都有较高的学术水准。大学的这些举措，都很好地提升了中心的学术形象。我们中心虽然比上（国大、南大）不足，但比下（一些民间的语言文化机构）有余。限于资源，我们还有些想法，譬如当代流行文化的研究，到现在还没能开展，只好等日后条件成熟了，再开展这些领域的学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