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工、人才、新移民：外国人在新加坡

潘婉明    2015-1-27
http://www.pfirereview.com/20150127-2/

新加坡是富裕而欠缺同理/情心的社会，外国人在此有非常阶级的分野，除了客工，女佣的人权也常受压制。人权只是少数人享有的权利，善意也很稀罕。这是政策与制度共同造就的结果，同时也反映了这个国家的性格和意志。然而经过多年的计算与执行，人口的扩大如同反扑的兽，渐渐改变这个社会原有调性与面貌，显露出反客为主的态势，足以让本地人产生焦虑。

照片来源：qz.com/Reuters/Tim Chong

新加坡准备实施夜间室外禁酒了。日前政府提出的酒类管制新法已送国会一读，未来通过的话，全岛将于4月1日起，依法每日晚上10点30分至次日早上7点，禁止零售商贩卖酒精饮料，同一个时段公众也不得在公共场所喝酒。餐饮业者可按各自执照的规定出售酒饮，但限制顾客在店内饮用，不得外带。小印度和芽笼两地则列为禁酒区，执行更严格的禁酒管制。

2013年末“小印度事件”发生当时，政府火速成立调查委员会。其时舆论很有默契地向“酗酒闹事”倾斜，调查报告的结果也指出，喝酒虽不是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却是导致事件升级的主要因素，因此建议政府加强警力，更严厉取缔公共场所醉酒，并于特定地域实施禁酒。

新加坡政府是回应型政府，此番立法正是针对该事件的后续。不过我注意到的是，除了禁酒范围扩大全岛，严格管制区域从小印度延伸到芽笼外，作为个人空间的客工宿舍竟也被划入“公共场所”。

客工宿舍竟成“公共场所”

去年4月中旬，当在新菲律宾人欲在乌节路庆祝国庆而遭到本地人强烈反弹甚至骚扰主办者时，总理李显龙在脸书上贴文表示：我们必须对待在新加坡的人，如同我们自己身在海外时，希望他人对待我们的一样(We must treat people in Singapore the way we ourselves expect to be treated overseas)。用简单的话说，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然而总理的话言犹在耳，期待被善待的新加坡政府却以相当霸道的方式定义他人的居住空间为“公共场所”。

照片来源：Todayonline.com

归根究底，因为客工/外劳/女佣/看护在众多外国人类型里，并没有被认真看待为“外国人”。更多的时候，他们只是“外人”，不过他们没有形成一股势力，同时也较不构成本地资源的威胁。

基本上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新加坡比较熟悉的外国人可分为两类：Ang Mo（红毛）和“联邦人”。前者泛指白人专业人士，后者略有贬意地指越过长堤来此谋生的马来西亚人。“联邦人”充斥各行各业，从老板、主管到蓝领都有，分布在尚未式微之前的工业生产线上、立足服务餐饮业，并且攻占了每个社区的理发店，相当全面供应及补充新加坡所须的劳动力。

但是这种相对单纯的结构，在晚近10年因多元来源的客工和新移民涌入而受到冲击。原则上客工和新移民分属两个截然不同的阶层，尽管他们主要来自于中国、南亚以及部份东南亚国家，但不同阶层之间基本没有交集。一方面因为同国籍客工和新移民在原生社会就分别被嵌镶在不同的结构里，缺乏互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新加坡管理外籍人口的界线清楚，差别待遇分明，以致他们人在海外却没有发生类似他乡遇故知的情感。

新加坡是真正落实以学历和工作待遇来区分居留身份的移民社会，而且门槛不断提升。2010年以前大学毕业薪资2500即可取得Employment Pass (EP)身份，2014年调整到3300才符合资格，这使得俱有大学学历而薪资不达的人下降到S Pass签证，而蓝领劳动人口则以最低阶的Work Permit证件居留。

近几年新加坡本地人口对于政府过多过速吸纳外来人口的政策很不满，政府则以调高门槛来回应国人，但欢迎外籍人才(Foreign Talents, FTs)的立场不变。加上2013年发表的人口白皮书，预计将在2030年增加人口至690万，更进一步激化国民的反感。面对政府引进外来人口的决心，越来越多无奈的民众将怨气直接转嫁到外籍人士身上，在留言网站上毫无节制地谩骂和讽刺。每当有骇人命案、设局诈欺、荒诞闹剧、环境变质、肇事逃逸、治安亮灯、组屋风月化以及任何重大罪案发生，或小至公共设施的占据与毁损、交通拥挤和故障、房价居高不下、公共场所喧哗、小孩随地便溺、咖啡店的奶茶不好喝食物不地道等等，矛头首先指向外籍人士，网路挞伐之声不绝于耳。网民每每戏谑当事人为FTs，言语刻薄，呈口舌之快，宣泄他们对外籍人口的怨怒，却无视各群体的界分和差异，也不管各国籍廉价劳力对新加坡经济作出的贡献以及他们被欺压剥削的现实。

新移民：狮城语境下的产物

在新加坡的划分下，客工/外劳不是人才，因此无法转换为移民。在一般情况下，持不同工作签证的外籍人士可以在不同的规定和条件下，申请成为永久居民。近年来由于通过各种工作及居留签证合法定居的人口暴增，遂有“新移民”一词的产生。“新移民”是新加坡语境下的产物，泛指取得永久居民身份或已归化入籍的外来人口，但一般直指中国籍人士。在某种程度上，“新移民”稀释了甚至取代了“联邦人”受到的错待。“新移民”人口的迅速膨胀让新加坡人跟“联邦人”的界线变模糊了，大家这才发现跟“联邦人”那一点口音和口语习惯的差异根本不算甚么，比起南腔北调和作风迥异的“新移民”，“联邦人”简直是自己人了！

“联邦人”固然有专业人士和蓝领劳动力之分，每日穿越长堤的厂车和机车大队大部份属于不愿意在新加坡生活或住不起新加坡房子的基层劳动人口，但他们跟其他国籍的、一般定义下的外劳不同。来自“联邦”的蓝领基本上是不须要经过仲介引进的，他们是个体户。但中国、南亚以及其他东南亚国家来此的外籍劳工，则须经过仲介层层剥削，经常是身负巨债的情况下出国拼搏的。他们以不合理的低收入在全球消费指数最昂贵的国家生活，压抑自我换取可供家人温饱的的汇差。

几年前我曾经接触过受到仲介欺骗，并遭雇主恶意欠薪的中国籍工地工人。当时他们已被欠薪半年，但即使走到要求人力部门介入协调的阶段，他们仍感到庞大的不安，深恐被按上甚么罪名借词遣返。果不其然，他们后来被押到机场押上飞机遣回原籍，而在家乡等著他们的是当地的“黑保安”。他们之中有一人因工伤想申请保险理赔，然而当局非但没有协助，反而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一串网路连结，嘱他自己以受伤的手去操作看不懂的英文网页，好让他知难而退。

这样的事层出不穷却鲜有人知。近年来越来越多人力公司使出欠薪的伎俩想做无本生意。工人长期被欠薪很容易因急迫而犯错然后依法被遣返，政府不但没有尽监督之责反而偏袒资方。但许多雇主和无良仲介却是他们的同胞。

照片来源：YahooNews.com/AP Photo/Joseph Nair

富裕社会的阶级歧视

新加坡是富裕而欠缺同理/情心的社会，阶级歧视尤其普遍。因此除了客工，女佣的人权也常受到压制。雇主一边享受廉价劳动者所分担的劳务，一边怀疑和嫌弃她们的付出。女佣受虐之事也时有所闻，如果涉及亲密关系或情欲需求，一律受到道德谴责。网路上有许多检验女佣生心理卫生和行为规训的教战和分享，因此当雇主自以为他们有规范他人情欲主张和行动自由的权力时，那么政府立法限制客工在寝室喝酒简直是小儿科不足为奇！

外国人在新加坡有非常阶级的分野，人权只是少数人享有的权利，善意也很稀罕。这是政策与制度共同造就的结果，同时也反映了这个国家的性格和意志。然而经过多年的计算与执行，人口的扩大如同反扑的兽，渐渐改变这个社会原有调性与面貌，显露出反客为主的态势，足以让本地人产生焦虑。

事实上这不是前所未有的新现象。百多年前当我们的祖先涌到南洋，遍布在新马社会的各个城镇从事各行各业，类似的资源争夺、山头抢占、各种利益结合与分裂，同出一辙。当时他们让马来住民和土生华人社会所感受到的变貌和危机，跟当前的情况，在本质上没有不同。

潘婉明

自由撰稿人、专栏作者。政治大学历史系、暨南国际大学历史研究所毕业，现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候选人。研究兴趣包括马共历史、华人新村、左翼文艺与性别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