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及彼 亦此亦彼——洪瑞钗医生从流亡路走出亮丽身影

林康     2016-7-25
怡和世纪 2016年6月–9月号 总第29期

入列女性名人堂，是洪瑞钗医生去国流亡近四十载，终于得到的来自她自己家乡的肯定。肯定了她推己及人，投身为同样失去了家园的巴勒斯坦难民提供人道救援的工作，肯定了她捍卫真理与正义，挺身对抗不公与残暴行径的执着与坚定。

二〇一六年，说话人在新加坡。既说到洪瑞钗医生，可提及两件事。

一、新加坡妇女组织理事会 (Singapore Council of Women’s Organisations) 为庆祝国际妇女节，三月初提前宣布三月十八日将入列该会新加坡女性名人堂 (The Singapore Women’s Hall of Fame) 的杰出女性名单。洪瑞钗医生名列其中；

二、《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From Beirut to Jerusalem)，洪瑞钗医生近三十年前出版的英文著述，在有了众多语文译本后，第一个中文译本（附带了增补内容）终于在当年二月出版面市。

这两件事，或者说其实是一件事的两面，让人想到时光荏苒、岁月悠悠，想到洪瑞钗医生在悠悠岁月中的择善固执与坚持。

新加坡女性名人堂

新加坡女性名人堂，是新加坡妇女组织理事会二〇一四年三月在该理事会原有名人墙 (The Wall of Fame) 的基础上扩大设立的。设名人堂的宗旨是：承认并表扬奋斗在各个领域的新加坡杰出女性。名人堂入列典礼 (The Hall of Fame induction ceremony)，是理事会每年庆祝国际妇女节的重点活动。

入列名人堂，除了必须是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或为新加坡诞生女性这一类基本的条件，还必须满足以下要求中的若干，包括：为所属领域的先驱性人物；取得足以作为新标准的成就；对所属领域与社会做出巨大与可持续的贡献；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为妇女与社会开创新的活动疆域；发挥了启发并带动别人的作用。

新加坡妇女组织理事会设立资源小组 (The Resource Panel)，每年根据其资料库中的资料，以及辖下各组织的推荐，整理出一份初选名单，提交给遴选小组 (Selection Panel) 审议并做出最后裁决。新加坡巡回大使许通美教授，是二〇一六年遴选小组的主席。

根据遴选结果，二〇一六年入列名人堂的新加坡杰出女性共有十四名。其中，六名运动员，两名高院法官，两名美食家（其中一名兼美食业者），一名外交官，一名女权运动先驱，一名社工，一名医务救援工作者。理事会指出，这些杰出的女性，从自身的观点与热情出发，掌握运筹帷幄与领导的能力，凭着才智与创造性，怀抱人道关怀，塑造了我们今天的社会风貌。

洪瑞钗医生以医务救援工作者的身分获选入列名人堂。名人堂对她的介绍，用了这样的标题：“一位非凡的整形外科医生与医务救援工作者”(Orthopaedic surgeon and medical aid worker extraordinaire)。从标题，到具体的介绍内容，清楚地透露了洪瑞钗医生三十数年前远赴中东，在贝鲁特和加沙狭地提供医务人道救援至今，是新加坡妇女组织理事会推选她入列名人堂的主要原因。

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

一九八二年，以色列借协助黎巴嫩驱赶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名入侵黎巴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展开大规模空袭。洪瑞钗医生在寄居伦敦的家中，从电视新闻画面上，目瞪口呆地看着以色列战机如何一再把炸弹投向贝鲁特人口密集平民住宅区的一幢幢高楼。

这个自小支持以色列，把以色列建国视为圣经预言应验的基要派基督徒，被眼前难以置信的景象搅动得内心异常不安，渴望自己能为受难的平民做些什么。当年八月，当听说国际救援机构正在征召志愿外科医生到贝鲁特去救治伤患时，她认为这是上帝对她的祷告作出的回应，即刻提出申请，继而向伦敦的医院递了辞呈。

第一次贝鲁特之旅，洪瑞钗医生成了坐落于萨布拉—夏蒂拉巴勒斯坦难民营的加沙医院骨科部门的主治医生。她抵达一个月后，以色列坦克开进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撤离后的贝鲁特，封锁难民营，接着发生三千名手无寸铁、毫无防御能力的巴勒斯坦平民横遭杀害的惨案。她成了惨案的见证人与幸存者。

一九八九年，洪瑞钗医生的英文著述《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首版面世。她在书中重点记录了萨布拉—夏蒂拉大屠杀的冷血真相，叙述她为了向全世界披露这一切，如何带着第一手资料，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去出席以色列卡汗委员会调查听证会的经过。旁及大屠杀过后巴勒斯坦人无穷无尽的苦难，更带出流亡的巴勒斯坦人不忘家园，执着于总有一天要从贝鲁特回到耶路撒冷的坚强信念。

在这条救苦、治病、疗伤的路上，她多次往返至今，义无反顾。

一九八四年，她和丈夫邱甲祥联合其他友人，经两年筹备，在伦敦成立了巴勒斯坦人民医药援助会 (Medical Aid for Palestinians)。一九八五年，萨布拉—夏蒂拉难民营重新遭受攻击，她独排众议，不顾个人安危地回去和难民营中的巴勒斯坦人一起面对苦难。一九八七年，她再一次带领国际医疗团队赶赴贝鲁特，去替换被围困在西贝鲁特保雷吉•艾布拉兹涅难民营的巴勒斯坦人民医药援助会的志愿医疗人员，亲身感受到当年年底被占领地巴勒斯坦人的第一次起义，给流亡的巴勒斯坦人带来了鼓舞。随后，她辗转到了加沙城阿尔阿赫利医院工作六个月，亲眼目睹了以色列对起义巴勒斯坦人的残酷镇压。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底，以色列对加沙采取“铸铅行动”(Cast Lead Operation)，在对加沙施加围困五十日后发动连续二十二天空袭，同时在二〇〇九年一月发起地面进攻，造成多达一千四百人遇害，五千余人伤残。二〇〇九年三月，洪瑞钗医生连同其所属的英国医疗团队在全球护理网页“柳叶刀”发表了题为《加沙的创伤》的报道，控诉以色列军方使用含磷炮弹、高密度惰性炸药、燃油弹、无声弹等非传统武器对付平民妇孺的罪行。

二〇一四年，以色列在“保护边缘行动”(Operation Protective Edge) 下，又一次对加沙发动五十天军事袭击，造成两千多人死亡，一万余人受伤。洪瑞钗医生在内的廿四名医生与生命医学研究人员联名，再度在“柳叶刀”网页发表《为加沙人民撰写的公开信》，基于专业道德与操守，根据亲身见证的事实，挑战以色列以“防御性侵占”为借口合理化大屠杀的宣传，严厉谴责以色列假借“惩罚恐怖分子”为名，行屠杀平民妇孺之实的行径。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八日，洪瑞钗医生和阿西夫•乔杜里医生计划到加沙救治伤患，却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被以色列保安当局刁难。他们在面对长时间的粗暴盘问后，被扣留了一个晚上，然后驱逐出境。

洪瑞钗医生联合创设的巴勒斯坦人民医药援助会，至今继续积极为居住在被占领地与流亡的巴勒斯坦人（以及所在地贫困无依的其他平民）提供医疗护理援助。经过三十数年运作，该援助会目前在贝鲁特、拉马拉 (Ramallah)、耶路撒冷、加沙城设有办事处，通过与各所在地社区建立直接联系，推动所在地区医疗护理的长期建设，并在紧急事故发生时迅速投入救援行动。洪瑞钗医生目前是巴勒斯坦人民医药援助会的荣誉赞助人 (honorary patron)。

从此及彼，亦此亦彼

洪瑞钗医生获选入列新加坡女性名人堂，不是她从事人道救援工作获得的唯一一次肯定。早在一九八七年，她已经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手上接过“巴勒斯坦星章”(the Order of the Star of Palestine)，这是该组织授予巴勒斯坦之友的最高级别奖章。她是获颁星章的六名非巴勒斯坦人中的一个，也是受章者中的唯一亚洲人。

洪瑞钗医生的英文著述《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出版中文译本，这也不是她此书的唯一译本。此书于一九八九年出版，随后经多次印刷与再版。在中文译本之前，它早已翻译成十一种其他语文出版。

尽管如此，入列女性名人堂和出版中文译本这两件事或一件事的两面（沿用前说），对洪瑞钗医生来说，也许确实还是带有某种特殊意义的。这里头，涉及一个关键词：新加坡。

她是一个在槟城出生的新加坡人。一九七七年离开，随同在围捕所谓“欧洲共产主义者”的行动中侥幸脱逃的丈夫踏上流亡路。她长年飘泊在外，历经父母家婆病危不得随侍在侧，亡故无法亲自殓葬的人间惨事，可至今仍没有淡忘自己的家园。她是纪录片《星国恋》(To Singapore, with Love) 十二名主要受访者之一，在片中倾诉不能回家的遗憾和对祖国的眷恋。她为了维护自己作为新加坡人的身分，尽管面对许多具体困难，还是坚持下来，不肯轻言放弃。

入列女性名人堂，是洪瑞钗医生去国流亡近四十载，终于得到的来自她自己家乡的肯定。肯定了她推己及人，投身为同样失去了家园的巴勒斯坦难民提供人道救援的工作，肯定了她捍卫真理与正义，挺身对抗不公与残暴行径的执着与坚定。

洪瑞钗医生记录了自己上述工作与经历的著述，《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在出版廿七年后，在十一种其他语文译本外，终于首次有了中文译本。这是她童年时，母亲在新加坡家中给她朗读莫泊桑、王尔德，稍长时给她朗读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名家作品时使用的语言。同时，这也是一个出自她新加坡同胞的译本。

洪瑞钗医生和丈夫邱甲祥流亡国外初期，和家人亲友隔绝，在陌生地度日艰难，生活中充满了乡愁。他们开始时甚至不愿拆卸行李，幻想着马上就能回家。随后，心境悄悄产生了变化。她分享了丈夫关于心存新加坡，更必须融入所在地，如果画地为牢，最终也将失去新加坡的理念。他们开始扩大生活圈子，到处参与投入捍卫真理、争取正义的斗争，朝“在这里，也在那里”的方向努力，拒绝“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的命运。

在邱甲祥二〇一一年病故以前，他们有时一起，有时各自游走，“从越南到尼加拉瓜，从巴勒斯坦到约克郡矿场，从南非到挪威，从美国人民中间走到古巴人民中间”，到处扎根。（《狮爪逃生》，页十六。）邱甲祥去世后，洪瑞钗医生说：“我向他承诺，会继续为争取和平与正义的事业服务。”她说：“我要继续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抗争，以此来纪念他，表示对他的尊敬。”（《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页xvii)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八日，洪瑞钗医生没有在名人堂入列典礼上出现。这件事和她轻慢看待新加坡妇女组织理事会或名人堂绝对无关。

实际上，她特地为此郑重向理事会致歉：“我带着巨大的失落写信给你们，我无法在二〇一六年三月十八日的美好庆典和你们相聚。这不是我自己能决定得了的，我只能为对不住你们，请你们谅解。”

洪瑞钗医生另外在回答新媒体《网上公民》(The Online Citizen) 的询问时说：“只要不回家，我就能保留新加坡公民的身分。就是这么回事。无法出席新加坡妇女组织理事会的盛典当然失望，但不能在我父母和家婆病危时守在他们身边，不能在他们去世时送葬，那是更哀痛难忍的事。”失望也好，哀痛也罢，都不是她“自己能决定得了的”。

这里披露的，其实是她面对着“坑人二十二条”(Catch-22）一般的困境。这是个出自美国作家约瑟夫•海勒 (Joseph Heller) 小说中的典故。伊利诺伊州立大学英语系主任哈里斯的评论指出，约瑟夫•海勒的Catch-22，“归根到底是一部激进的抗议小说”，抗议直指“现行权力中心”。

然而，四十年来，在悠悠的岁月里，她从新加坡到伦敦，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从约克郡矿场到巴勒斯坦难民营，她其实早已做到了“从此及彼，亦此亦彼”。

到处，其实都已是她的身影。

不管回不回来，她既“在那里”，自然也就“在这里”。这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