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城乡团纷争 呼唤深化改革

亚洲周刊    2019年4月7日第33卷13期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id=1553744175981&docissue=2019-13

新加坡的宗族团体若纠结于利益恩怨，屡爆纷争，不能延续陈嘉庚等先贤的儒商精神，则将损害形象，成为笑柄。

海外华人社会的乡团组织（宗族团体）似乎总是存在一个现象，就是容易闹分裂，表面上常把团结和谐挂在嘴上，现实中不时为团体事务和人事面子等问题争执。新加坡的乡团组织近年尤其显著。近日，连向来很少新闻的小团体莆田也出现纷争。三个福建莆田背景的乡团莆田会馆、兴安天后宫和荔城俱乐部为了刚建好的第一座会馆资产如何划分，以及一笔一百二十二万新元（约九十万美元）的建设款项是借款还是捐款等问题，各执一词，上了新闻版面。

莆田在新加坡超过三百个大小乡团会馆中属于小规模，其纷扰却也引起一些华社领袖唏嘘，因为比它大得多的会馆纷争近年不时闹成社会新闻，甚至引起高官显要的关注，借各种场合呼吁和解，如果连小团体也不能和谐，宗乡团体的形象真不知要伊于胡底。

就在不久前，潮州人背景的两大团体义安公司与潮州八邑会馆为了重建的潮州大厦空间分配等问题对簿公堂。更早几年，海南人背景的团体之间更是纷争不断，令社会瞠目结舌，同样是最近，海南会馆就因为与琼州天后宫的纷争，被禁止在琼州大厦办活动，据传双方也可能闹上法庭。

再谈文化大坡

周维介    2018-12-30
怡和世纪 第37期 2018年10月

大坡的形象是多元的。拨开恭锡街妓院、烟馆赌窟、猪仔馆、红头巾三水女工、妈姐、柴船头苦力、河边讲古佬等等草根味浓郁的面纱，还能望见它多层面的社会功能――二战前密布于大坡的梨园戏院、民间剧社、宗亲组织与学校，不但在文教上有角色，在社会救济上也具备顶级的支援功能。它有效地筹集到金钱物资，也在精神上感召与凝聚了华社的共识。

北京清华大学陈辉教授的水墨画，浮现天演大舞台的红尘沧桑。

130年前，清朝人李钟钰笔下的大坡，是个“藏污纳垢”之地。老新加坡人忆起它的过往，多半先想起它的各种华南小吃，杂乱丰富的地摊、巴刹以及穿行其间的逛街乐趣。繁华与脏乱，自自然然搭配出它的浓郁的草根色调。谈起它的今朝，大坡年年岁岁最急切的等待，是春节与中秋的到来。它像小印度之于印族、芽笼士乃之于马来族，牛车水成了华族传统节日的样板展示台。每逢节日趋近，灯饰张扬地通街亮起，提醒人们延续本族的文化情缘。至于平时的大坡，只能期盼猎奇的国外游客到来强化它的观光色彩。往昔日以继夜的喧闹消失了，因为大坡不再与本土生活紧密挂钩，也与原先高低层次兼容并蓄的丰富文化渐行渐远。三十年来，大坡蜕去了重重文化皮层，余下的就是与过去有别的饮食生活文化，以及瓜皮帽等舶来品铺陈的乏味观光色彩。

红头巾塑像（摄影：作者）

受过华文教育的花甲翁，对五六十年代大坡的书店群记忆犹存——中华与世界，还有旧称吉宁街、海山街的小书店，占有着他们时光记忆库的大面积储存空间。其实，书店只反映了繁盛时代大坡文化的一个小平面，立体的大坡文化多元而层次丰富，尤其是在二战以前，它承载着华社的命运与历史任务，并非饮食与书业那般简单。这里也不是粤广文化一枝独秀的地带，闽潮文化在战前的大坡也是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百年前华人买舟南下，落草南洋，由于地理的原因，石叻坡有幸成了东南亚各埠的汇点，而大坡又得天独厚，成了汇点的核心。二战以前，不单学校、会馆、戏园、书店、食肆、报馆、俱乐部、民信局都在这里汇集。辛亥革命以及抗日活动活跃的年代，大坡绝对是个抢眼的地理基地，它是这类政治与社会活动的中枢，由此辐射至全岛，进而区域。

演艺消闲雨凑云集

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大坡是华社不折不扣的娱乐中心。从传统地方戏曲，到摩登电影的公演场地，都汇集于大坡。宝塔街、邓波街与史密斯街这三条平行的街道，与横贯期间的丁加奴街，称霸着独立以前的娱乐表演与放映产业。史密斯街俗称“戏院街”，这个挂在市民口中的称谓，刻记着它的演艺荣耀。那段长长的岁月里，戏棚、戏园、戏院群聚于此，为百姓提供种种口味的精神饮料，填补市民离乡背井后的精神空虚。

牛车水、直落亚逸与傍依新加坡河的小码头这三大区块，原来是粤、闽与潮人各自插旗的地盘。这些不同方言籍贯的移民群聚之地，当初都因生活的需要而发展出各自的表演舞台，为各自的群体提供消闲娱乐。清朝人李钟钰的《新加坡风土记》记载，19世纪末新加坡的戏园，在“大坡共四五处，小坡一二处，皆演粤剧，间有演闽剧、潮剧者。惟彼乡往观之，戏价最贱，每人不过三四占，合银二三分，并无两等价目。”

梨春园旧址，现为酒店（摄影：作者）

1857年，第一个南洋粤剧艺人组织“梨园堂”在大坡豆腐街（原名珍珠街上段，已消失，现址为珍珠坊）58号成立。33年后，梨园堂在殖民地政府的社团法令下重新注册，改名“八和会馆”，专门负责新马以及印尼职业粤剧班的演出与艺人福利事务，会址设于南天酒楼旧地。全盛时代，八和会馆所管辖的粤剧班有十八个之多。另一个粤剧的表演场地是天一景酒店（目前为天一景大厦和新亚酒店），位于客纳街。天一景酒店与养正学校关系密切，是当年华校自力更生岁月中“以店养校”的典型例子。

1887年，特大型的戏园“梨春园”在丁加奴街建成。这座古老的戏园建筑，曾是大坡最大最活跃的室内演出场地，今已易主，改为宏博梨春园酒店(Santa Grand Hotel Lai Chun Yuen)。十九世纪末到二战以前这半个世纪里，梨春园是华族文化的重要舞台，粤剧、京剧、闽剧等地方戏曲经常在此演出。梨春园，也曾留下孙中山革命党人的政治足迹。1908年，振天声剧团在梨春园演出粤剧《荆轲》时，孙中山的伙伴胡汉民与黄兴到场支持，在第一幕结束时上台发出反抗清朝支持革命的呼吁。1932年1月，台湾“凤凰”歌仔戏班远征印尼棉兰，在新加坡转航时受当地侨商邀请，临时租赁梨春园演出，不想到反响非凡，意外为台湾歌仔戏班拓宽了南洋的出路。

二十世纪初期，大坡出现另两家戏园，都在余东璇街。一为普长春（后改名庆维新），多演粤剧；另一为庆升平，主演京剧，加上马真街主打潮州戏曲的怡园和纽马吉街的哲园，范围不大的大坡汇集了五六间戏园，气势一时无两。1927年，余东璇街冒现了一间名为“天演大舞台”的表演地，后来改名大华戏院，以放映香港片为主。八十年代电影气势趋弱，大华戏院停摆，之后它一度是大众书局所在，目前已改为商场，但以瓷砖嵌在外墙上的“天演大舞台”字样，仍然执着展示它走远的光华。

华小可惦记之二三事

周维介    2018-10-7
怡和世纪季刊 第36期 2018年7月

百年前中国华族移民千里南下，蝇营狗苟讨生活之际，受到不曾有过的陌生语言环境冲击，不免惦起自己原有的那点身份，忧心随着时间推移，后生们会悠忽忘祖，活成一个不知有秦汉的新人类。因此，物质条件虽不尽如意，仍想方设法保有自己所认知的有限香火，祖传的之乎者也、三字经、幼学琼林便时显时隐地从人们的脑际掠过，随后源于中国的私塾模式便移植到了南洋赤道小岛，以华南方言为童子开示弟子规与百家姓。方言私塾或书塾，就此成了新马华校的雏形。百多年前它游离不定、游兵散勇的状态，蘸着狭隘的地域观念，因此多数的平民子女都被隔绝于门墙外，加上它的教育内容过于落后窄化，无法跟上西方新式教育的步伐，终于迅速被时潮所淘汰。滥觞于1900年代的新式华文小学成了本地华社的教育新载体，在以后的半个世纪里，从体制到教学内容，它都向当时的中国教育看齐，以它为马首是瞻。

以亚答屋起步的华校

华校是粗生粗养的。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板屋校舍”是许多华文小学的独特标签，尤其是市区外的这类学舍。而当时的英文小学，都是亮眼的钢骨水泥建筑，两者对比鲜明，外形落差极大。新加坡独立以前的市区范围不大，大坡与小坡是核心的繁华地带，商圈、机关单位云集，多的是钢骨水泥建筑，档次低一些的，好歹也是锌板屋。实龙岗路衔接着小坡梧槽，惠泽于市区，也长成个“钢骨水泥丛林”模样。至于河水山这类地带，虽然离市区不远，但只能算是“乡村”或是“贫民窟”，一眼望去，尽是横七竖八“星罗棋布”的亚答屋。由于亚答屋用的是易燃建材，屋顶是晒干编织成的亚答叶，屋身是单薄的木板，容易引发火患，像1961年那场烧了两三天的大火，祝融一发飙，就在岛国历史留了名。

河水山大火烧毁木屋区的年代，恰是华文教育开始进入一个发展的尴尬年头。那时，英国人酝酿撤离，本地英校的人口反而冲破闷局，超越了华校，并且逐渐拉开了差距。目睹此景，华教圈里人们心情虽五味杂陈，但仍没有完全放手的意思。一些人心中，仍燃烧着办学的火焰，但更多人的母语教育热情，像河水山浇灭了的火苗，只剩遗烟。

亚答屋、火、烟灭。政治的演变不是定时定点的季候风，有时候无法预知风要往哪个方向吹。本地的华文小学，兴于一百年前，盛于二战前，衰于战后，亡于独立后二十年。沧桑路途百余年，板屋校舍始终是大多数华小的形象特色。新加坡摆脱殖民地统治当家作主之后，华校没有迎来脱胎换骨的新气象，而是屋漏之后的崩塌。时代没有选择华校，这一页历史也就翻了过去。不是耽于悲情。家业没了，无以为继，心海里留存的一点非物质记忆，或许还值得一书，留着让日后有心的过客匆匆一瞥。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就读于公立孺廊学校，典型的乡村板屋小学。在亚答屋居多的乡村，校舍盖着锌板屋顶，室内架着天花板，板墙木窗，够豪华了。一年级上“唱游”课，多数时候老师领我们越过篱笆到橡胶园去。安静的胶林里有一条小溪，一旁的空地上横着倒下的大树干，我们随意坐下，老师在这里教我们唱歌玩“老鹰捉小鸡”。四年级时，美术老师领我们越过另一面篱笆去写生。那是一处茅草丛生的小土坡，长长泛白的茅草花盛开时，回望校舍，会有一丝幸福感浇上心头。我长大后看过一组老照片，见识了母校创建于1930年的最初容颜。明白了一所学校的诞生，虽然寒伧，却没有“人穷志短”的自卑心——那是一丬借用杂货店来开坛讲课的空间，一座独立低矮的亚答屋，覆盖着亚答叶，屋身是粗糙的木板，没髹刷灰水，你不禁想起两千多年前颜回一箪食一瓢饮的安贫乐道。吾道不孤啊。小岛乡村的华小，初始多是这般模样的。再拮据些的，便借用戏台上课。戏台一年搬演几回酬神戏，答谢神恩之余，多数时候闲着，摇身变成莘莘学子的露天教化之地，神明还是点头答应的。华文小学，十之八九起步时像个摊贩，在不起眼处搭个粗糙棚子就开档营业，一分一毫地捡，背后是华社先人对教化之梦的坚持。社会越落后，办教育的欲望越旺烈，尤其是离开母国千里之后，他乡异地有允许呼吸的窄小空间，自力自强可是恩泽子孙的大事，养而不教，有愧于列祖列宗。“识字记账打算盘”，为子女改善生活谋出路的现实观点，搭配着传承母族文化的考量，是人们认为在水之南两全其美的教育良方。

离开了乡土，华族先辈从生活中深切体会到文盲的缺憾。我村子里的老大娘与母亲侃大山，常落下“不识字最惨”的话语，她说的不只是自己，包括她三名亲生子女在成长的年代“没书读”，而今只会看“尪公”（图画）不会“读报纸”的无奈。她不时给村口那些为学校出钱出力、赤膊穿黑粗布唐裤的校董点赞，逢村童围绕身边，总是不忘耳提面命，规劝他们好好“读册”，将来才能“快活”。我想起早期华人社会流行的闽南方言《过番歌》，里头有一句“卜做财副呣捌字”（要做文员不识字）的感叹――不识字，只能活在现实底层，没有出头天。

文化中心

從夜暮到黎明     2017-5-26
http://navalants.blogspot.sg/2017/05/cultural-centre.html

20世纪末以后的移民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但要融入不同的社会同样面对着各种挑战。“中国新加坡文化中心”和“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如何发挥19世纪的“中国驻新领事馆”和“华民护卫司”的功能，两者之间的具体发展，今后可以继续观察。

冈州文化中心三楼

2017年5月19日，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开幕。在八天的节目里，我主讲了“广东妈姐读书分享会”，也于较早前在孙爱玲和邓宝翠的邀请下，参与了短片《柳影袈裟》的拍摄工作，担任妈姐与相关文化的顾问。

设立文化中心显然是大势所趋，当本地正在酝酿“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和“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的当儿，在宗乡总会服务的李国基近水楼台，亲自领军，将冈州会馆转型为冈州文化中心，开启自我更新的旅程。推算起来，那已是2013年的事了。

壬辰年（1952年）广惠肇碧山亭万缘胜会，星洲华人机器商行乐队表演。在那个年代，许多社团组织都有自己的文娱活动，文化艺术非常蓬勃。

不过将会馆打造成文化中心的做法未必获得众人的认同，有些会馆和社会人士认为新加坡有许多类似“文化中心”的组织，如人民协会的民众俱乐部和各艺术团体等。他们认为会馆跟文化中心的最大不同点在于由心出发的互助乡情，文化中心的性质不同，将会淡化传统会馆的精髓。

冈州文化中心源自冈州会馆，将已经营运多年的狮团、武术、粤剧等转型开放，顺应当代思潮，通过文化艺术的窗口来吸引民众认识传统文化。回溯过去的年代，许多会馆社团都设立了文娱组，让会员有个联谊的机会，投入健康正当娱乐的活动之所。譬如鹤山会馆除了狮团武术之外，也有活跃的音乐组；华人机器商行在碧山亭的万缘胜会表演等。当时伴奏的乐队除了常见的西洋鼓、萨克风外，还有小提琴。

中国软实力

鸦片战争电影海报

2015年11月揭幕的“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规模当然比会馆大得多。近十年来，世界各地的中国文化中心发展迅速，亚洲、非洲、欧洲、美洲与大洋洲已经设立了二十八个文化中心。中国正在通过文化中心的硬件来输出软实力，团结当地的中国侨民和新移民。新加坡的中国侨民和新移民比例众多，文化中心可能会带来一些社会冲击。

上世纪70与80年代，虽然中国还没在国外建设硬件实力，但已经逐步恢复改革开放的元气，通过电影来输出文化软实力。刚投入市场的美芝路(Beach Road)黄金戏院中侨院线便是专门播映中国电影的温床，牛车水的长江戏院亦分一杯羹。纪录片《万紫千红》和《春满羊城》，剧情片如《小花》、《巴山夜雨》、《天云山传奇》、《人到中年》、《鸦片战争》、《甲午风云》等都吸引了不少本地文艺界人士。《庐山恋》出现了中国电影第一吻，女主角张瑜成为许多男士的梦中情人。三十年后，张瑜回忆起那段吻戏，形容“我在拍第一吻的时候，只是嘴巴轻轻一碰，我的感觉就是浑身发抖。”阅读全文»

牛车水的前世今生

从夜暮到黎明     2016-7-29
http://navalants.blogspot.sg/2016/07/blog-post.html

牛车水的古早味

立面装饰是牛车水老建筑的特色

牛车水是新加坡历史最悠久的社区，古老的房屋在1900年至1941年间重建，立面装饰的外墙所呈现的是昔日的时尚，今日的典雅。如果认识牛车水的前世，这个地方就更富有层次感了。

牛车水成为广东人的集居地的格局跟莱佛士息息相关。1822年莱佛士委任Philip Jackson规划出市区的轮廓(Jackson Plan, Plan of the Town of Singapore)，约两百年后的今天，新加坡市容还可见到当年的雏形。

对华人社群而言，规划图中最显眼的就是“Chinese Campong”。“华人甘榜”从海山街 (Upper Cross Street)一路向外围延伸到水车街(Kreata Ayer Road)，这个典型的华人社区走过了近两个世纪的风雨路。在旅游局的打造下，牛车水成为跟世界各地没两样，不论在横滨、伦敦、纽约、曼谷，都找得到的“唐人街”或“中国城”(Chinatown)。

1828年在伦敦发布的新加坡市区规划图，左上角注明“Chinese Campong”

唐人街所牺牲的是“牛车水”的本地文化色彩。即使是牛车水的横街窄巷，我这一代不老不少的本地人跟老人家一样，习惯使用约定俗成的老街名。最明显的就是刚提过的海山街和水车街，网站盛传水车街为克塔艾尔路，相比之下“水车街”这个名堂是不是传神多了？

海山街源自客家人所设立的鸦片馆海山公司，“海山”也是一个私会党的堂号，可说是早年华社的缩影。水车街的马来名字Kreta Ayer Road中的Kreta指的是水车，Ayer为水。牛车水地区还没有自来水供应的年代，使用的是安祥山的井水，牛车将水运到此处，分配给居民。

牛车水座落在新加坡河的南岸，也叫“大坡”。根据民俗，大坡的终点为广东民路，因此与水车街交界的恭锡街(Keong Saik Road)和武吉巴梳(Bukit Pasoh Road)也自然而然地涵盖在大坡牛车水的范围。

牛车水早在1843年便已经迅速发展起来。它跟世界各地的大城镇的发展规律一样，安定下来后，欢乐场所随之而起。满清官员李钟钰的《新加坡风土记》中描述：“在大坡中，酒楼、戏园、妓寮毕集，人最稠密，藏垢纳污，莫此为甚。……戏园有男班，有女班，大坡共四五处，小坡一二处，皆演粤剧，间有演闽剧、潮剧者。”

讲到戏院，史密斯街(Smith Street)的梨春园是大家熟悉的地标，战前上演广东大戏，因此俗称戏院街。二战时梨春园被日本轰炸机摧毁，战后重建。跟戏院街平行的登婆街(Temple Street)，取义自将近两百年前落成的马里安曼印度庙，习惯上称为戏院后街。至于打横的丁加奴街(Trengganu Street)则俗称戏院横街，可见传统大戏对先民的魅力。

广合源街37号可能就是19世纪末最大的猪仔馆所在地

跟戏院后街平行的宝塔街(Pagoda Street)，名字来自印度庙前的高塔，俗名广合源街。19世纪末，37号的“广合源猪仔馆”是这里规模最大的契约华工落脚处。广合源街倾诉着清朝末年，中国南方乡民为了寻找生计，被欺骗或拐卖到南洋的悲惨命运。

商人在大坡沙莪街和沙莪巷(Sago Street, Sago Lane)设立了沙谷米工厂。华人使用沙谷米来煮绿豆汤、摩摩喳喳（番薯芋头糖水）和蜜瓜西米露。沙莪巷也是远近驰名的“死人街”，殡仪馆、棺材店、纸扎店林立。殡仪馆除了办丧事外，也充当末期养病所，让那些无依无靠，行将就木的孤独老人和妈姐寄宿，度过人生最后的岁月，然后由殡仪馆处理身后事。阅读全文»

问答郭振羽 文化新加坡

南治国（《怡和世纪》编委）    2015-5-21
怡和世纪 2015年2月– 5月号 总第25期

采访：林清如、南治国
执笔：南治国

2014年11月18日下午3时，雨后放晴，《怡和世纪》总监林清如、编委南治国博士和编辑部郑钧如来到新跃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专访中心主任郭振羽教授。采访的目的是邀请郭教授分享他多年来在推动新加坡华族文化方面的经历，以及他对新加坡华族文化发展现状与相关课题的看法。我们的访谈就从中心的会议室墙上贴着的一张新加坡华语电影节的海报聊起。

郭振羽教授

新跃中华学术中心，一个日趋成熟的文化品牌

郭：看这墙上，是我们今年2014年新加坡华语电影节的海报。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划2015的电影节了。新跃中华学术中心成立后，自去年（2013）开始，决定每年都和新加坡电影协会合作举办“新加坡华语电影节”。今年的华语电影节在4月份举行，放映了40多部华语电影，主要是中港台制作的华语电影。举办华语电影节每年所需经费大约是七、八万新元，我们通过李氏基金和中华语言文化基金筹措到部分款项，但还是远远不够。

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坚持把这个电影节办下去，因为这能在新加坡民众中普及对华语电影的认识，同时也会加深他们对华族文化的认识。我们认为这是有意义的活动，所以要尽力而为，努力地把华语电影节打造成我们中心的一个品牌。现在，中心副主任符诗专就正在台北参加金马影展，试看和挑选明年新加坡华语电影节的影片。除了华语电影节，中心每年联手“通商中国”和《联合早报》主办“当代中国系列讲座”。今年的讲座在10月进行，已经是文化新加坡第四年了，主题是人口老化问题，出席讲座的公众人士超过两百人，反响相当不错。

问：大学一开始就把中心设定为“中华学术中心”吗？把它定位为“学术”的中心，大学是不是有比较特别的要求呢？

郭：大学在一开始的时候，对中心的命名倒没有特别的想法，但提出了中心的愿景，以推广和提升中华语言文化为主要目的。把中华语言文化作为研究方向的机构，在新加坡并不少见，譬如南洋理工大学就有一个“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当年我也是主要筹办者之一。现在新跃大学要成立这样一个中心，在命名上当然不能和南大“中华语言文化中心”雷同，所以，我就向校方建议了两个备选名称，一个是“中华学术中心”，另一个是“中华文化中心”。这两个名字各有侧重，“文化中心”可能更偏重于开展各类文化活动（最近新成立的“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就采用了“文化中心”的命名），而“学术中心”则比较强调学院型的学术研究。后来决定采用“中华学术中心”这个名称，这对我而言，是有一定压力的，因为新跃的学生、师资和其他学术资源都不能与国大、南大相提并论，我们并不具备全面和深入开展学术研究的条件。

因为如此，我们中心虽然不放弃学术研究，但更多的还是从事中华文化的普及与推广，这和国大、南大的学术先行是有区别的。上面提到的“华语电影节”和“当代中国系列讲座”就是侧重文化推广、同时也带有学术色彩的活动。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们确定新跃中华学术中心的宗旨为通过开展课题研究、出版学术专着、举办文化学术活动、设立与中华文化相关的研究项目，来提升社会大众对中华语言、文化及社会的认识和了解。

问：这样看来，“新跃中华学术中心”在学术研究方面有一定的“先天不足”，但它毕竟还是新跃大学的一个学术中心，它应该还是有不同于民间语言文化中心的特殊的优势吧？

郭：当然，我们也一直在努力提升中心的学术水平。从今年（2014）8月开始，大学决定把它同北京师范大学合办的中文硕士课程，还有同南京大学合办的中文博士课程交由我们中心负责管理，这无疑增强了中心的学术色彩，也壮大了中心的学术力量。此外，大学也支持中心在学术出版方面有所作为。目前中心已经出版了两个系列的学术丛书：一个是“新跃人文”系列丛书，已经出版到第四册了；另一个是“华商华社研究”系列丛书，今年刚出版了第一本华商的个案研究。我们有很强的学术顾问团队，也有严格的遴选标准，出版的丛书都有较高的学术水准。大学的这些举措，都很好地提升了中心的学术形象。我们中心虽然比上（国大、南大）不足，但比下（一些民间的语言文化机构）有余。限于资源，我们还有些想法，譬如当代流行文化的研究，到现在还没能开展，只好等日后条件成熟了，再开展这些领域的学术研究。

寻根：华人社团不应缺席

韩山元      2013-1-24
http://www.sgwritings.com/1436/viewspace_48721.html

读了联合早报记者谢燕燕的文章《厘清族群历史的良机》（1月19日早报《百草园》），我有诸多感慨，也想谈谈自己的意见。

首先，我基本上同意谢燕燕的评述，本地传统华社，特别是相关的会馆、社团，对吴安全、吴安龙兄弟发现早期新加坡潮帮领袖佘有进的墓一事，似乎无动于衷，没有反应，这的确令人遗憾，而且百思不得其解。由此，我想到了华社与华文源流人士对自己族群的历史有没有充分重视的问题。

对于新加坡华族而言，重视自己的历史，主要是华人南来的奋斗历程，具体地说无非是：事件、人物、组织与行业这几大块。重视和追溯自己的历史，其实就是寻根。传统华人社会有三大支柱：华校（现在是华文教育）、社团与华文报。寻根，除了历史学者与研究机构及个人的努力之外，还得靠华人社团、华文报章以及各校的支持与配合，多管齐下，收效才大。

不得不承认，长期以来新加坡的人文教育疲弱，历史学习与研究是个冷门学科，一些华人社团的领导人缺乏历史意识与人文关怀，对于自己社团的文物缺乏有效的管理和保护，往往把“宝”当“草”抛弃，甚至销毁，这是人为的历史文物的浩劫，其损失是永远也挽不回的，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