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素兰：新加坡的暴力与和平示威

作者：张素兰（人权律师、前政治拘留者）  译者：北雁     2019-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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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21日）在电视上看到有关香港示威，以及在夜晚爆发暴力事件的报导，很难不令我反思新加坡的历史。

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在学校传授的历史观下长大的。我们很轻易就相信，1950-60年代新加坡的动荡，是由共产党人引起的，且把福利巴士“骚乱”也归咎于他们。

香港近几周的暴力，令我想起在新加坡发生的一些事件，以及我攻读法律期间，认识到“挑衅密探”(agent provocateur)的角色，这是指容警察和举报者的介入。

为何数以千计的示威者会突然转向暴力？难道他们失去理智、被煽动或被利用？是谁先开始暴力的？被密探挑衅？示威者为了报复，仰或他们只是暴力的受害者，我没有答案。只有进行全面且独立的调查和检控涉事者，事情才能水落石出。但要厘清真相恐怕需要很长时间。在我们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之前，理应保持开放心态，看待为何暴力事件会爆发。

在新加坡，直到1990年之前，历史学者和群众都无法取得英国伦敦的历史档案。直到文件解密后，一些历史学者和前政治拘留者，开始探寻调查、质询官方的历史叙述。阅读全文»

莱佛士登陆新加坡——筹备步骤与历史困境

作者：黄坚立（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译者：林沛（怡和世纪编委）    2018-8-22
怡和世纪季刊 第36期 2018年7月

莱佛士带领新加坡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让新加坡得以成就今日光景。莱佛士若没有登陆，新加坡也许不会在东南亚占据独特的位置，有别于周遭群岛的众多岛屿或马来半岛的州。因为莱佛士，新加坡成为英国殖民地，一个自由港和现代化都市。

— 李显龙总理

新加坡的问题是，夸大莱佛士所谓的好品质，而不是他的负面……他在新加坡的历史地位被夸大……说到新加坡，即便莱佛士不来，也会有别的人做他同样的工作……按十九世纪开明的标准，莱佛士的道德观与学识都显得过于局限与肤浅……赞誉他是个人道主义改革者，是在糟蹋这个名词。

— 赛益·胡申·阿拉达斯(Syed Hussein Alatas)

前言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2018年新年献词中，正式宣布启动纪念史丹福•莱佛士爵士(Sir Thomas Stamford Raffles, 1781-1826) 1819年1月登陆新加坡200周年的筹备工作。系列活动下来很快就会登场，并将在明年国庆庆典抵达高潮。眼下为时尚早，但当前的筹备与即将举办的一切活动，仍然值得关注。

纪念活动已经开始动员，社会各阶层也按照不同方式做了准备。对学术界来说，它提供了一个深思如何在节庆酬酢与严守学术分际之间寻求微妙平衡的宝贵机会。位于距离我们遥远的莱佛士家乡之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Liverpool John Moores University)，早就开始探讨主办“新加坡200周年研讨会”的可能性。¹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及其系刊《东南亚研究学报》(Journal of South- east Asian Studies)行动敏捷，迅速在2018年3月初召开“重新审视1819年在新加坡历史上的地位”的讨论会，旨在“对1819年是现代新加坡开埠时刻此命题进行批判性思考”。²在本地华社中，历史悠久的怡和轩俱乐部是较早呼吁进行有关探讨的社团之一，该俱乐部通过会刊《怡和世纪》征集这类文稿。事态从一开始即摆明，纪念活动张力处处，不会是个简明直接的顺畅过程，城市岛国诸多复杂的历史与政治课题都牵扯其中，有待一一厘清。

200周年纪念的框架：前期筹备工作与预料中的张力

2018年元旦，辖属于总理公署的新加坡200周年办公室亮相。³办公室由部长级指导委员会督导，财政部长王瑞杰为顾问，另两名部长杨莉明与李智陞出任联合主席。同时，由16名学者与社会领袖组成顾问委员会，提供咨询意见。陈惠勇受委担任执行总监，领导强大的工作团队。因此，尽管留有基层倡议与公众参与的空间，从机构设置看却俨然是高层控制取向，透露政府对潜藏着的政治敏感性存有戒心。对于该不该纪念200周年，公众意见从一开始就有分歧。譬如，《海峡时报》言论版上出现两种意见的交锋。该报言论版2017年5月22日刊登Michael Seah Swee Lim来函，表示希望“看到盛大的庆祝活动，有机会联系、回顾我们200年的短暂历史……莱佛士假如不把新加坡建设成英国殖民地，我们的历史和发展将会非常不一样”。他说“新加坡从小渔村成长为欣欣向荣的殖民地……（我们）不必害怕或耻于提起我们殖民地的过去”。2017年5月26日该报刊出Anthony Oei的反驳，表明“作为从殖民地年代的过来人，我无法同意……我必须说那是个羞耻与饱受屈辱的时期。我们是被征服者，被视为‘低等人’……莱佛士不是来改善我们的生活，而是为了那个往昔的大英帝国来殖民我们……依我说李（光耀）先生才是现代新加坡的奠基人，不是莱佛士……热烈地去庆祝莱佛士登陆200周年并不恰当。谁会为侵略、掠夺我们家园的人欢呼。”⁴

另一个敏感问题，是庆祝新加坡1965年8月脱离马来西亚并取得独立的SG50所引发争议留下的阴影。时间靠那么近，人们把200周年与先前的SG50联系在一起，几乎是难以避免的。况且，李显龙自己在新年献词中，也把两者作了紧密的链接：“若没有这段（莱佛士的）历史，我们就不会有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这个SG50的发展历程”。⁵陈惠勇甚至把200周年称为“SG50的前传”，其作用在“将2015年那回的庆祝置于更大时空下进行审视与定位”。⁶不管怎么说，SG50凑巧和李光耀2015年3月以91岁高龄逝世碰在一起，加上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宣布2015年9月举行大选并赢得选举，无法不叫人产生是否存在利用大量国家资源谋取政党政治利益的疑问。在社交媒体上出现对纪念200周年的评语，包括：“又一轮政治与竞选权谋”，“行销人民行动党的把戏”，“为下一届大选抢占政治先机”，“滥用公共资金与国家资源”。⁷

针对疑似赞美殖民主义、活动规模、预算与政治利益等敏感课题作出回应，200周年办公室从筹备阶段开始就异常谨慎，表现得步步为营。2018年元旦，组织者拒绝公开预算，但宣布活动的规模将“不如SG50”。他们也表明不会把纪念活动办成光彩耀目的“玫瑰色庆典”或延续“大人物”模式的历史叙事。他们希望“对历史负责”，做到“不规避即便不总是那么正面的历史元素”。他们会把“殖民时期不光彩的生活面貌，如‘贫穷艰苦与种族隔离’等”涵盖在活动中。⁸

《海峡时报》编辑Elgin Toh对这种“好坏不拘”的新加坡历史讲述态度表示赞赏。组织者“接受访问时或在宣传材料中，毫不迟疑地避开使用‘庆祝’一词，改而选用‘标志’(mark)、‘纪念’(commemorate)与‘思考’(reflect on)一类说法”，也使他备受鼓舞。⁹面对新加坡大小事都离不开国家主导的批评，李智陞部长保证组织者会“广泛征询意见”，他表示“200周年该如何纪念，不是由政府机关说了算。它不会是个从上到下的纪念”。¹⁰陈惠勇披露将有许多由学校、商家、宗教团体负责的基层活动，他们从一开始就联系了60多个社团，并招募了3,800名义工参与培训。¹¹一些社团如怡和轩俱乐部在提及相关活动时，选择以“登陆”而非“开埠”来描述莱佛士的角色。

位于直落布兰雅的马来村落（摄于1900年）（林少彬提供）

傅树介回忆录是一面照妖镜

伍依     2016-3-7

林清祥、林福寿等令人崇敬的反殖英雄的忠魂虽均已升上仙界，还有傅树介医生可以历62年而斗志不倒，更有较年轻的历史学者锲而不舍的努力，真相才有水落石出的一天。《生活在欺瞒的年代》现在就来揭开谜底，确实有点振聋发聩。更大的意义还在于，这本书会让人们蓦然惊觉，原来新加坡人被行动党人隐瞒欺骗了几十年！

十几年前，根本没人听说过李光耀光鲜背后的故事，官方媒体对李光耀的赞颂，就是一个为国为民的，高尚的“政治家”、“战略家”、“世界级的巨人”，甚至在他死后，连“建国之父”的美誉都是新鲜事。但如今，这些歌功颂德的赞颂，被傅树介医生的回忆录《生活在欺瞒的年代》击得粉碎！《生活在欺瞒的年代》已经成为孙悟空的火眼金睛，李光耀光鲜外表背后的真相须臾都躲不开。

尤其要命的是，傅树介医生、覃炳鑫博士、孔莉莎博士、陈华彪律师、严秋霞硕士等人的文章著作，有理有据，旁征博引，用事实揭穿了李光耀的真面目。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连续多年经济高增长，使新加坡经济跻身所谓“亚洲四小龙”之首。面对越来越大的外来赞誉和自我陶醉，造成行动党人的无比傲慢，掀起造神

运动，把李光耀吹嘘得神乎其神，“半个世纪以来，岛国从小渔村变成今日的大都会”。傅树介医生的回忆录和其他历史学者的专着横空出世，我们不得不惊呼：原来如此！

李光耀究竟怎么了？是否还可以继续戴着光环让人膜拜？在新加坡人迷茫的时刻，《生活在欺瞒的年代》这本书来得恰到好处，恰逢其时。这是一本立足当代现实，还原历史真相的著作，引用历史事实，英国解密档案，当事人的说法，深刻地勾画了李光耀的整个政治历程。李光耀从1959年后称霸新加坡，到了二十一世纪，已经开始走进历史的死胡同了。这一次到底怎么不一样？傅树介医生的这本书明确告诉大家，这一次是李光耀的终场演出，没有续集！

在殖民地时代，傅树介作为医科生，就首先尝到了英国殖民主义统治者黑手的味道，1953年3月间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成立，傅树介是发起人之一，会议选出中央工作委员会，傅树介担任组织秘书。“1953年……参加三个月后举行的补考。” “我们两人在补考的实验项目都不及格。”“这是史无前例的事例，所需要做的一切就是按一系列程序测试，最后验证式样是什么，我们都一一照做了。”“但对我来说，暗算我，让我实验不及格，仅是一句耳光、当面轻推一把，不是猛然重击，算不了什么，我不会被吓到。”

在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机关刊物“《华惹》1954年5月10日一期刊有一篇质疑国民服役法令的文章，……在大约两个星期后的5月28日，破晓时分，警官带队闯入马来亚大学学生宿舍，逮捕《华惹》编辑部的八名成员，他们都是寄宿生。”被捕后，“我们七个人被带到第一地方刑事法庭提控”。“哈里（那时候是这样称呼李光耀的）早些时候曾通过酒友兀哈尔自荐充当俱乐部的名誉法律顾问……他实际上正在办公室来回地踱步，在等待我们登门造访。”女皇律师“布里特到新加坡后……隔天，作为初级律师的李光耀开车接载我到酒店，布里特在大厅会见我们。令我惊奇，女皇律师对哈里说，‘谢谢你，现在你可以走了。’然后，他带我到他的套房，讨论案情。布里特处理殖民地政治案件，经验丰富。我原本以为两位律师会一起讨论。想必是英国的友人有告诉布里特，哈里是不可信任的。”崭露头角的李光耀，原来在英国已经是一个“不可信任的”人了。只是在被布里特赶走后，李光耀不知是啥滋味？羞辱？委屈？还是怒火中烧？真是无巧不成书，“到他家里想找他谈事的华校中学生却遭李夫人嘘嘘赶走”，遭李夫人嘘嘘赶走的华校中学生，应该会暗骂李夫人“这个女人……”吧。

李光耀是神通广大的，总会在某个角落出现，他可以摸到他需要知道的人的家庭底细，“我感到很震惊，他竟然知道我和陈嘉庚的关系，这事就连我朋友一般上都不知道。”他更可以知道只有官方才知道的事情，“我到他家，在讨论时，他夫人叫他听电话。他到回来时，脸色苍白如纸——我向拉惹古玛讲起这件事时，正是这样说的。我问他出了什么事，他回答说，共产党人刚刚在附近枪击一个人。我狐疑是谁打来的电话，他为何这么震惊。……翻遍英文和华文报章，都找不到有关那段时间曾发生枪击事件的新闻。不过，政治情报报告有这样的记载：‘在6月4 日，一名以前提供过情报的华人被枪击伤。’我对来电者身份的猜测，应该是八九不离十。还会有谁？这类情资，只能来自情报组组织背景并在政治部工作的人——柯利敦。”俗话说，平生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也不惊，李光耀为何“脸色苍白如纸”？

李光耀不仅神通广大，他还会操弄欺瞒手段，“时任新加坡警察总监福尔格在一个周末邀请李光耀和柯玉芝俩到家中做客。李光耀对福尔格说，他和他的伙伴们是社会主义者，不是共产党。他也声称他是‘负责起草马来亚民主同盟章程的原来五人之一。’当我把此事告诉现在仅存的民盟发起人林建才时，他爆叫道：‘太惊讶了！我从没听说过有个叫李光耀的！’”

行动党人对林清祥的荒谬指控

伍依     2016-2-27

真实的历史是，林清祥领导的左翼实力足以推翻李光耀政权。新加坡左翼上台执政，势必影响吉隆坡政权，因为当时马来亚的左翼力量也很强大，这就引起吉隆坡政权的恐慌；英国人更担心殖民利益会受到损害。形势逼得英国人、吉隆坡政权和李光耀结成攻守同盟，务必致林清祥于死地，……三方密谋以内部治安法令，构筑莫须有的罪名，所谓“冷藏行动”就这样展开了，“大马来西亚计划”成了李光耀的救命稻草，李光耀借刀杀人的计谋达到了。

今年是备受各界敬仰的左派领袖林清祥逝世二十周年，他的老战友为他举行了纪念活动，在农历初三的老友聚餐会上，发行了《清水长流，祥光永辉》一书。书中发布了王瑞荣翻译的行动党政府指控林清祥的30条控状。看了这30条控状，是我想起了孔子诛杀少正卯的史实。

鲁定公九年（公元前501年），五十一岁的孔子出任鲁国中都宰，执政的第七天，孔子就诛杀鲁国大夫少正卯于东观之下，暴尸三日。东西两观在宫门两边，积土为台，台上有望楼，可以远眺，故曰观，约等于天安门。在这种政治意味浓重的地方杀人，说明杀少正卯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事件。

杀少正卯之后，学生们都不敢说话，只有子贡问孔子说：“少正卯是鲁国的名人，老师你初当政就先杀了他，该没有弄错吧？”孔子说：“人有五种罪恶，而盗、窃不在其中：一是心达而险，知识通达而心怀险恶；二是行僻而坚，行为邪僻而不知悔改；三是言伪而辩，言语不合正道而善于狡辩煽动；四是记丑而博，博闻强识，宣扬邪恶的思想；五是顺非而泽，赞赏错误的观点，加以文饰。这五宗罪，任何一条都该杀，而少正卯同时具有这五宗罪。他的居所足以聚集门徒成群，他的言论足以掩饰邪恶，蛊惑人心，他的刚强足以与正确的见解分庭抗礼，小人中的雄杰，不可以不杀。因此商汤杀尹谐，周文王杀潘止，周公旦杀管叔，姜太公杀华仕，管仲杀付里乙，子产杀邓析、史付，这七个人，虽然时代不同，险恶的用心却一样，是不能不杀的。”（引自方晓《史记（全十册）评论》）

以思想、言论入罪，孔子绝不是第一个，商汤、周文王、周公旦，那都是上古的贤人，该杀的时候决不手软。但杀人的理论，的确由此完备。想不到二千余年过后，孔子诛杀少正卯的手段，行动党人延续下来了。

2013年，李光耀在《论中国与世界》一文中说：“我成长于三世同堂的家庭，这就不知不觉地使我推崇儒家思想。儒家思想认为如果人人都争做‘君子’，那么社会就能实现良性运转。儒家内在的哲学观念认为如果想要一个社会实现良性运作，你就必须考虑到大部分人的利益，社会利益必须优先于个人利益。”

李光耀妄称自己“推崇儒家思想”，其实并没有吸收到儒家思想的正确部分，就如他说的“儒家思想认为如果人人都争做‘君子’”而是学会了孔老二诛杀少正卯的手段。我们来看看行动党人对林清祥的荒谬指控吧。

1951年至1969年期间，林清祥被扣留了三次。1951年8月13日起被扣留一个星期，据说是控涉嫌卷入抗英同盟与罢考活动。第二次是1956年10月26日凌晨至1959年6月4日，“理由”是虽经第一次被扣留，仍继续进行渗透活动。第三次于1963年2月2日被扣至1969年9月。这次的“控状”是在被监禁超过二个月后才由当时的国防部长林金山发出的。（引自《清水长流，祥光永辉》）

众所周知，新加坡自1819年起就是英国人的殖民地，1954年11月21日人民行动党成立，经过新加坡人民的艰苦斗争，直到1959年新加坡才取得自治。行动党人指控林清祥从“自1948起，你一贯地、积极地自觉与自愿地，通过首先对在校的年轻人，接着在工运与政治界的群众中进行与推动广泛渗透活动，以协助非法的马来亚共产党，构成对新加坡安全之威胁。”“1948年，林清祥在培群小学毕业”（林清如《我的黑白青春》），就是说林清祥从15岁小学毕业开始，就一贯地广泛进渗透活动，进行“犯罪”活动了。然后列举了林清祥“控状”根据“事实”（见《清水长流祥光永辉》第180—185页）。

控状共30条。从第一条至第十五条，即自1948年起至1961年9月17日社会主义阵线成立。也是众所周知的，在殖民地时期，李光耀等海归精英和与林清祥为首的左翼是并肩反殖运动的战友。林清祥在1955年4月2日代表人民行动党参加林德宪制的立法议会选举，林清祥高票当选为武吉知马区议员。1956年4月林清祥与李光耀代表行动党参加以马绍尔为首的13人各党代表团，赴伦敦与英国方面举行关于新加坡宪制的谈判。1956年9月18日林有福政府诬陷林清祥号召群众“打警察”逮捕林清祥。1959年5月31日新加坡举行第一届新宪制选举，行动党获得压倒性胜利。李光耀违背竞选诺言，同年6月4日只释放“跟行动党领导有亲密关系的”林清祥等八人，林清祥被委任为财政部的政治秘书。1961年4月底的芳林补选和7月15日的安顺补选，林清祥都积极帮助行动党竞选。

事实上，据傅树介医生“于1990年代初在英国查阅殖民部的档案，得知李光耀不释放政治犯、推脱责任所涉及的程度，他竟然建议和请求薛尔克，在政府若面对公众的压力时提出释放政治犯的建议，给予驳回。李光耀头脑非常清醒，担心步上‘林有福道路’的后尘。”（傅树介《生活在欺瞒的年代》）

从这些事实可见，林清祥和李光耀等行动党人密切合作，为反对殖民统治而奋斗。林清祥在这一段时间进行所谓的“共产党活动”“卷入马共支持的用来反政府之罢考行动”（控状第4条），“反国民服役的领袖之一”（控状地6条），“发表了无数煽动性演讲与声明以攻击殖民地政府，紧急法令和国民服役法令”（控状地9条）。我们不禁要问“1955年9月英国当局抛出了‘公众安全法令’，人民行动党当时也多次抨击这个法令，并且还召开群众大会，公开揭露这个法令的本质，并号召人民团结起来粉碎它。”“紧急法令并没有消灭共产党，但它会毁灭民主”，“他指出，唯一达到自由与民主的马来亚就是完全废除紧急法令”，“殖民统治已经变成一个瘤，而紧急法令却被用来麻痹这毒瘤所带来的痛苦，使人产生幻想”“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开刀割掉这个毒瘤，割掉殖民地制度，大踏步走向自由”（《新公安法案二读通过提交小组会李光耀代表人民行动党在议会上的发言》）行动党发表的声明和李光耀说的话，不就是和林清祥的言行一样进行反对殖民地政府的活动吗？当时新加坡是殖民地，政府是殖民地政府，指控林清祥“构成对新加坡安全之威胁”“反政府”这不是很荒谬么？

既然指控林清祥“是共产党煽动之反国民服役的领袖之一，你将马共指示传达予非法集会和集中之学生领袖（控状第六条），为什么自己又说“学生们聘请过其他律师，他们不热心政治”“不愿像我那样准备跟政府对抗”，“他们都到欧思礼路来找我给他们提意见。”（《李光耀回忆录》）？李光耀不也“发表了无数煽动性演讲与声明以攻击殖民地政府，紧急法令和国民服役法令”，“李光耀代表被捕学生，指出警方的武力和武断，还教导学生如何应付警方的盘问。李光耀当学生代言人，在立法议会和其他政治论坛，就学生关心的问题，特别是华文教育问题，替学生说话，转达学生的意见，替学生争取。”吗？（《英殖民地时代新加坡学生运动珍贵史料选》）

既然指控林清祥“自1948起，你一贯地、积极地自觉与自愿地，通过首先对在校的年轻人，接着在工运与政治界的群众中进行与推动广泛渗透活动，以协助非法的马来亚共产党，构成对新加坡安全之威胁。”（发出拘留令的原因）为什么“我们打算在1954年l1月31日一个公开会议上发起组织人民行动党，我要他们成为发起人。两人私下商量了一阵子，然后说要先讨论一下。下次再来时，他们说，担任新加坡巴士工友联合会受薪秘书的方水双会成为会议召集人，林清祥暂时不参加”称赞林清祥是一个“在人们眼里他已经是个魅力四射的人物，是新加坡政坛不容忽视的人物，更是人民行动党内不容忽视的人物。”（《李光耀回忆录》）？主动邀请“构成对新加坡安全之威胁”的共产党人创建人民行动党用意何在？

既然抨击“英国在马来亚的殖民统治，是这个地方许多社会和经济弊病的根源。”“拉惹勒南在他所写的社论中，以冷嘲热讽的笔调尖锐地抨击了殖民地政府的种族偏见，对外来的英国人有权获得比本地人更好的待遇进行质疑。政府给外来的英国人每人1000元的津贴，却拒绝邮差每月10元的加薪。”“因此，我将以人民代表的身份讲话。”“我重申人民行动党的立场：‘我们是要以非暴力的方法摧毁殖民制度。我们发誓不采用暴力……我们不准备替殖民制度战斗，延长它的存在，或使它永远存在。’”“在1947年阳光灿烂的夏季里心情特别愉快，但我却似乎变成了一个强烈的反英分子，尤其是心中萌生要铲除英国对马来亚和新加坡殖民统治的意念。我在伦敦和剑桥的一年里，思想的转变逐渐具体化。这种变化从1943年日本占领新加坡时期便开始了。”“一个强烈的反英分子”和“《新加坡虎报》副总编辑拉惹勒南。他曾经跟一群印度和非洲民族主义者以及英国的左翼人物来往，一直在写反对殖民主义的小册子、短文”（《李光耀回忆录》）。可见，李光耀和拉惹勒南都在“攻击殖民地政府”，李光耀还自称是“一个强烈的反英分子”，他们和林清祥“发表了无数煽动性演讲与声明以攻击殖民地政府”有何不同？凭什么李光耀“强烈反英”是建国功臣，是“建国之父”，坐上总理宝座，享尽荣华富贵；而林清祥反英却是“协助非法的马来亚共产党，构成对新加坡安全之威胁”，是“反政府”，是“颠覆分子”，被投进黑牢，遭受流放，受尽身心折磨？反殖民统治是当时爱国人士的共同行为，大家不分彼此，同仇敌忾，“攻击殖民地政府”怎么成了行动党政府对林清祥的控状？

傅树介回忆录中的李光耀

伍依    2016-2-16

李光耀确实有非常多的过人之处，从傅树介的回忆录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李光耀的无所不用其极的筛子不知筛掉多少杰出的人物、见解和文字，才留下他孤身一人，独霸新加坡。他小我扛肩上，大我扔地下，以阴谋诡计，穷理究心，殚精竭虑，死而后已。

新春佳节年初六，并没有感觉到新春气息，和几个朋友相约出席傅树介医生《生活在欺瞒的年代——傅树介政治斗争回忆录》新书发布会，现场购得该书，于傍晚回到家，即刻翻开阅读，谁知一读就读到凌晨四点，不得已强制自己上床睡觉，第二天早晨八点再继续阅读，直至中午十二点全书读完。

傅医生的回忆录中的李光耀，一如京剧舞台上的生旦净丑，画尽了李光耀的一生。傅树介医生理应是高明的画家，又是杰出的外科医生，他的手术刀无情面地解剖李光耀的五脏六腑，让人们清晰地看透李光耀的内心世界。

读完本书后思绪飞扬，脑海中一直在搜索历史人物和文学形象，哪一个最符合李光耀的具体形象。秦始皇灭六国的雄才大略？曹操的欺诈多疑？铁血宰相俾斯麦的铁腕？希特勒的野心？东条英机的残酷？蒋介石的独裁专制？王伦的心胸狭窄？高球的阴险毒辣？等等，这些历史人物和文学形象的性格，李光耀应该兼而有之吧。《红楼梦》第六十五回中，贾琏的小厮兴儿对王熙凤人品形象作了概括：“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一脸笑，脚下使绊子；明是一把火，暗是一把刀；都全占了。”

这几年官方学术界对李光耀的热捧，特别是李光耀归西后的吹捧再次热了起来，把否定左翼当作底线，尽管说法不同，妖魔化却是一致的。不同立场的人必然对左翼有不同的感受和说辞。

民主，是知识精英们十分渴望的，也是劳动人民十分想要的，只是各自的内涵不一样。精英要的是稳固政权，是少数人的话语权，劳动人民要的是平等，是大众的话语权。从这个意思上说，把李光耀决意消灭左翼的阴谋诡计理解为一堂民主课是恰当的，这样的课堂没有老师，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然后选择自己的道路。

至于说有些人要把李光耀和左翼的斗争解释为权力斗争，以为把左翼妖魔化就可以蒙蔽视听，用“颠覆分子”“暴力”“建立共产主义政权”那一套来理解政治，不值得一驳。李光耀的杀手锏就是“内部治安法令”。

傅树介医生旁征博引，亲赴伦敦翻看解秘档案，查阅当时的议会记录、报章报道，和自己的亲身经历，得出李光耀是“政治老鸨”，或叫做“政治皮条客”的结论。“政治老鸨”是什么，也就是政治流氓。什么叫流氓？按照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说法，“就是随着时势浮沉流荡而被法国人称做浪荡游民的那个五颜六色的不固定的人群。”“流氓为了两个塔勒就可以在资产阶级、贵族和警察彼此发生摩擦时替他们做打手。”在创建人民行动党之前，李光耀“随着”反殖运动的“时势浮沉流荡”，寻找切入点，1954年8月通过马来亚大学刊物《华惹》编辑部的八名成员被控煽动罪案件得以崭露头角，赢得名声。1954年5月13日华校中学生为反对国民服役法令请愿，遭警察暴力驱散，造成流血事件，有48名学生被捕，被控上法庭，李光耀为学生辩护，骗得了以林清祥为首的左翼群众的拥护。1954年11月21日，联合左翼领袖创建了人民行动党，之后多次强烈抗议林有福政府封闭左翼团体、逮捕左翼骨干，从此李光耀以反殖民主义的斗士出现在新加坡政治舞台上，粉墨登场。

功过之外——独裁者李光耀的另一面

萧亭林（台湾自由撰稿人）     2015-6
明报月刊  2015年6月号

李光耀绝不是不在意春秋之笔，他的回忆录及其他出版品，极力用为国为民的论调替自己的政治作为定性，也非全然虚假。但字里行间，特别是两大本回忆录，在政治斗争的部分，处处显露此人贬低对手，突出自己远见的用心，以及刻意文过饰非的痕迹，例如从头到尾营造共党恐怖威胁的紧张氛围，对照后来的事实与证据，徒然令人讪笑，也为他始终傲慢以对的受害者，喟然一叹。

李光耀在世的时候，评价他的困难就已经存在，原因是新加坡国家建设的成功让最刁钻的批评也无从否定，最显著的是现代化设施相对完善的房屋拥有率高达九成，都市生活空间宽敞、安全、绿意盎然，这是世界上极少国家能达到的成就。虽然很多外国人对新加坡提出过尖酸的评语，包括说像一座消过毒的医院，干净和沉闷得让人不舒服，而沉闷确实是李光耀时代新加坡的一大缺陷，但如今已大为改善，更多人欣赏它安全稳定的居住品质。

矛盾的是，李光耀长期以来透过高压手段控制国家舆论，除了使尖锐批评的传媒人下狱，例如一九七一年一举逮捕《南洋商报》四名高层，引发极大的寒蝉效应，后来一些英文报章的主管也因出现违逆言论而遭贬斥，甚至被迫离开媒体行业，他也经由精巧设计的法律条文，整顿民办报章统一舆论市场，并确保由政府信赖的人出掌高层。于是早年百家争鸣的舆论与文化市场——连金庸都在新加坡办过报纸——遂在其掌权期间全面沉寂，万马齐喑。

他不但控制本国媒体，在权力巩固后，对海外的批评声浪，也不假辞色，西方主流媒体包括《国际先驱论坛报》、《远东经济评论》、《金融时报》等，都曾遭诽谤诉讼，道歉赔款。最容易遭起诉的原因是写到关于李光耀家族与政府关系的内容，李光耀极度忌讳“裙带关系这一批评，因为他长期宣传自己建立的是“任人唯贤”体制。

传媒是民主体制的温度计，因此一面看他建设卓越，另一面却看到传媒沦为传声筒，很多外国评论者于是对李光耀爱恨参半，难以拿捏对他的评判。

他想把国家当作家族企业

李光耀到后期显然变了质，在心态上想视国家为家族企业长期控制。

综观其一生目前已知的事迹，李光耀早期对摆脱殖民统治建设国家，与同时代很多有志青年一样，有着一股无可置疑积极热忱的冲劲。但他到后期显然变了质，在心态上想视国家为家族企业，长期控制。对一个家族企业来说，大家长很自然会想方设法把事业做好，这是任何企业家的使命，这一心态解释了新加坡的持续成功。

如何证明他想把国家当作家族企业？这当然不会有直接证据，但李光耀本身也很难辩驳外界依事实所作的推论。他与妻子柯玉芝两大家族中，多人掌控政府部门和主要行业领域，这都是公开的事情。网际网络上被人画出来的关系网比一般为人所知者更为绵密，令人对五十年来一些政府高官和国企领导的身份有恍然大悟之感。

李光耀对这类关系最忌讳，一被提起，动辄以“影射诽谤”为由提出诉讼。为他辩护者常指出建国不易，打天下要用信得过的人，只有自己人才能确保贯彻其建国与服务民众的目标，有足够权威调和部门间的纷争，因此“内举不避亲”实属无奈之举，这也是很多国家领袖的惯例；况且这些被拉进去的远亲近友，也确实是学问资历倶佳的人才，新加坡地方小，人才本来就不多。

最为人诟病的是，中华文化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若仅一二人与他们家族有关尚可理解，但事实不止这样，何况李氏在把这些人引进政治或重要部门时，并没有对社会公开这些关系。这不是合不合法的问题，是一般人常识中的政治道德问题。若无道德问题，大可不理会少数人闲言闲语，或大可坦然相吿，之所以不说，显然了解新加坡社会无法接受这样的关系图。第二，有什么理由不能从社会上找到其他人选，而非要自己人？民众的疑惑长期被掩盖，不代表不存在，民众看到的是当地专业才俊只因在政治上挑战他，就遭司法和行政手段打击，轻者坐牢赔款，重者流亡海外，家庭离散。若非为了长期操控国家，为什么需要这样的手段？若能尊重民主制度选民的智慧，更不应如此专横。这也可以推演出上述家族企业的结论。

鲜为人知的“新加坡的伤口”——“冷藏行动”

茉莉      2015-6-17
http://www.storm.mg/article/53075

李光耀一生，创造了新加坡的奇迹，也曾让新加坡下狱无数。（取自微信）

如果用地质学的眼光来考察政治历史，那么新加坡，一个洋溢着热带风情的花园城市，其表面好像光滑而色彩斑斓的页岩，但在其层层迭迭的地层深处，隐藏着凝结受害者血泪的黑色化石。

今年一月中旬，在新加坡繁华街区的宽敞书店，我惊讶地看到一排排书架上摆着的《李光耀传》，令我记起文革时中国书店里摆满《毛选》的情景。而后，朋友带我走进牛车水地段不起眼的草根书室，我在那家中文书店里买了两本封面简洁的书︰《新加坡1963年的冷藏行动︰50周年纪念》、《我的黑白青春》。

身为旅游者的我，就这样偶然地一瞥，发现了那个美丽国家的一道未曾愈合的伤口。放弃坐船去印尼旅游的计划，我埋头于两本沉重苦涩的书之间，并设法与“冷藏行动”的受难者亲属会面交谈。两个多月后，强人离世。在一片歌功颂德的赞美声中，少有人提及“冷藏行动”那道历史创伤，少有人批评李光耀执政时期残酷的政治迫害。

叙述新加坡被掩藏的历史的两本书。

我为此感到困惑︰在一个建立了民主制度并拥有一定自由的国家里，为什么会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没有对“冷藏行动”这个人权迫害事件做出清算？为什么新加坡人至今没将这一事件提交给国会调查听证，以促使政府向受难者及其家属道歉并做出赔偿？新加坡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不为此公开抗争？难道知识分子都因成了既得利益者而放弃了批判的使命，而人民都因为恐惧焦虑而成为自由的叛徒了吗？

没有脸谱的敌人：“修正”修正主义历史

潘婉明    2015-4-27
http://www.pfirereview.com/20150427/

林清祥是不是马共对新加坡后来的政治发展，乃至于对林清祥本人都没有太大的意义与作用。我认为“林清祥到底是不是马共”的问题，应该休止在他本人最后作出的声明。官方论述长期的指控与追问，动辄提出来激辩一番，无疑是一种政治霸凌；但如果修正主义学者仅以抵死不认或全面否认作为回应，将历史的复杂性与幽深二元化，何尝不是另一种叙事暴力。

国丧刚过，一本试图要修正修正历史主义的书 “Original Sin?”: Revising Revisionist Critique of the 1963 Operation Coldstor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ISEAS, 2015)办了新书推介，作者Kumar Ramakrishna（上图）的书写机动在于修正近日修正主义学者对新加坡建国历史的观点。他认为孔莉莎(Hung Lysa)、覃炳鑫(Thum Ping Tjin)和罗家成(Loh Kah Seng)等人主导的“修正派”(Alternates)正在建构一个“新新加坡史”(New Singapore History)，要来替代现有的主流历史论述。他们以1963年的“冷藏行动”(Operation Coldstore)和社阵领袖林清祥的政治魅力为主轴，力陈是次大逮捕是政治迫害，也是人民行动党的“原罪”，从此改变了新加坡历史的取径。

“马共”不可避免地再度成为关键字。这事大可以从去年《星国恋》(To Singapore, with Love)被禁映谈起。其时媒体发展管理局审查该片后订为“任何分级均不允许”(Not Allowed for All Ratings, NAR)级别，一时引起议论纷纷，许多人认为此举没有必要。不过政府随即作出最高规格的回应，总理李显龙指马共以武装暴力夺权是已无异议的历史事实。换句话说，马共就是“原罪”。

去年12月初，傅树介医生在“新曼得拉”(New Mandala)网站发表评论Singapore’s “Battle for Merger” Revisited，引起新加坡驻澳洲最高专员Burhan Gafoor的长篇回应，两人一来一往地交锋，林清祥是不是马共之辩占据不小篇幅。此时总理李显龙在脸书分享了他在国家图书馆参观题为“争取合并的斗争”展览所拍摄的照片，一张是林清祥的亲笔文件，另一张是署名“王明”的“共产党学习小组”文件。他指两者笔迹相同，以此指控“王明”即林清祥，则林清祥即马共无疑。

差不多同期间又有“反共标志”的设置。政府去年底在滨海湾公园竖立了一面碑墙，纪念那些在反共斗争中丧生的平民和战士。今年1月中，总理李显龙再度在脸书上载了相关照片，指历史修正主义学者及前马共否认这个历史事实，乃不尊重那些为新加坡的自由而战斗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