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马来亚的后见之明

苏颖欣    2014-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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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的抗争现场，我们可以冲得很前，可以要求建立一个属于我们的“新”国家。但某些如鬼魂般不断重现的问题，则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处理，历史的怪兽才会阴魂不散。

近一年来协助魏月萍老师筹办“重返马来亚”研讨会，一直令我感到不安的其实是心理和地理上的因素。我出生于南马的福建家庭，中学毕业后就到台湾念大学（也是到南方边城高雄，而非台北），毕业之后“回”到新加坡继续念书，离家近了，离国家却似近似远。

因此我从未亲近过吉隆坡。广东话不流利，没有经历过许多作家笔下那些逝去的苏丹街风景、商务书店、白屋书坊、胜记老鼠粉，也没有那些少年们初到首都的憧憬。就如同许多留台生忆起台北给他们的文化养分，台大附近的二手书店、女巫店，我却从未熟悉过。滋养我的是高雄的艳阳、西子湾和老盐埕区的人情。同样的，在南马成长，我自小看的是新加坡电视剧，听新加坡电台。每天早上六点准备上学时，电视上奏起新加坡国歌Majulah Singapura，是我从小朗朗上口的歌曲。

但这些是我对马来西亚朋友无法启齿的，尤其是近年人人都走上街头寻找国家的时候。我的成长记忆中没有马来西亚的大众文化，长大后没有在吉隆坡闯荡一番，甚至不知道独立广场怎么去，那是目前和国家霸权抗争的主要现场。而且，我目前身在大家对之爱恨交加的新加坡。一般人的印象是，到新加坡念书就是为了高额奖学金，到新加坡谋生就是为了高汇率。大家往新加坡靠拢无非是为了经济利益，别无其他。因此，即使在知识层面上，我研究马来西亚文学、文化及历史，使我和马来西亚亲近；但在心理和地理上，我却产生如此不安的身体感觉，仿佛身上裹着“原罪”。

马来亚梦的连结

“重返马来亚”研讨会主题演讲学人孔莉莎(Hong Lysa)讲述了不少前新加坡政治扣留犯的“马来亚梦”，以及他们对于平等、民主、独立、团结及多元的追求，会上不少人为之动容。无论是新加坡或马来西亚的当代史撰述，我们皆可发现彼此渐渐成为“不想与之有所牵连的地域”。马来西亚不想成为新加坡，新加坡则不断强调庆幸脱离了马来西亚。我认为，令人惊讶的其实是两地人民皆自愿地奉行霸权国家脉络下的分离叙事，没有互相理解的意愿，导致那个联系的纽带一直处于休眠状态。“重返马来亚”因此成为了建立连结共生(solidarity)的动力，重新挖掘两地在1950-60年代共同面对的历史问题与意识，以及思考在历史化过程中我们如何逐渐形构各种边界（族群、地方、国家等），进而把自我和他者的差异凸显了。

“重返马来亚”的政治反思

谢诗坚    2014-8-7
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index.php?option=com_k2&view=item&id=131055:

来自新加坡的学者孔莉莎在吉隆坡一项座谈会上提及“重返马来亚”的命题是一个大题目，也是一个历史命题，值得我们回顾与探讨，但因为《当今大马》引述的报导未够翔实，也就不能针对她的立论提出意见。不过我倒是愿意就历史的演变评析“重返马来亚”的实质意义。

严格上来说，所谓的“马来亚”是指后来的“马来亚联合邦”，而马来亚政治制度的塑造则是由英国人所订立的。

马新一体成滥觞

远在1786年，英国人莱特先占有槟榔屿；继之在1819年又由莱佛士占有新加坡。当1824年荷兰将马六甲移交给英国以换取后者让出在苏门答腊的明古连港后，英国就在1826年成立海峡殖民地，把槟城、马六甲及新加坡合成海峡殖民地（三州府）。这就是马新一体化的滥觞。

48年后，也就是1874年，英国通过“邦咯条约”将权力的鞭子伸入联邦内陆。从霹雳开始，接着雪兰莪、森美兰及彭亨（称为马来联邦）也相继设立参政司制度，政治权力交由英国管治。

在1909年时，英国通过协定又从暹罗手上取得吉打、玻璃市、吉兰丹和登嘉楼的控制权，而最后一个柔佛州属则在1914年归由英国控制（这五个州被称为马来属邦）。这样一来，一个马来亚的政治版图已完全落入英国人手里。

由此可见，英国人先后费了128年(1786-1914)才牢牢控制马来亚成为名副其实的殖民地。

在这个过程中，外来的移民不断涌入，在西海岸地区也就成为华印裔选择的地方；尤其是槟城和新加坡更成了华人南来的落脚地和集散地。

老实说，英国人从一开始是没有把马新隔开的想法，而是以马来亚作为一个体系。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人就希望把马新隔开。因此在1946年英国自行推出所谓“马来联邦”(Malayan Union)宪政时，新加坡就不在此政体内。

六十年前的《五一三》学潮（二之一）

从夜暮到黎明       2014-5-9
http://navalants.blogspot.sg/2014/05/blog-post.html

五一三事件……对新加坡日后的政治形态，影响至关深远。它是华校学生运动迅速形成一股反殖民运动的力量，也是本土爱国意识滋长的时刻，它打响了反殖的第一炮，对新加坡这个国家，祖国的概念和华校生群体都具有深刻的文化和政治意义。

1950年代的“国民服役”

二战结束后，许多参战的英国军人都选择退役，但对英国政府而言，英国必须派军队到战败的西德和日本，履行联军的任务。战后的德国被瓜分为东西两大阵营，柏林被苏联红军包围，英国必须驻军保护西德的地盘（BAOR – the British Army of the Rhine)，当时的食物、军备等都通过飞机运输(the Berlin Air Lift)到西德。此外，联军的任务还包括阻止苏联赤化东欧各国如波兰、捷克、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等。

在森林中跟马共作战的英军，他们当中有好些是英国的年轻小伙子，在强制性的国民服役条例下接受短期的基本军训，被派到新马服役一至两年

战后的马来亚、塞浦路斯、肯亚、巴勒斯坦、韩国等地都发生各类武装对抗，英国为了解决兵源的困境，在国内推行强制性的“国民服役”。在1947至1960年间，110万名年轻英国男子应召入伍，接受短期的基本训练后就当作合格军人，服役一至两年，被派到世界各地去镇暴、参与内战、跟游击队火拼，其中一部分曾被派遣到马来亚跟马共交战，甚至误杀平民等。

英国的国民服役制度在1963年结束，随后成立了自愿性质的后备军人机制，比如近期的阿富汗维和部队就有好些后备军人自愿参与。

英国政府食髀知味，打算在新加坡如法炮制， 1954年实行国民服役，强制年龄达到18岁的年轻男性登记入伍，没想到竟然由简单的华校生在皇家山（福康宁山，Fort Canning Hill）和平请愿演变成警察通过武力来对付手无寸铁的中学生。

这件震惊华社的《五一三事件》发生在六十年前，这一天是1954年5月13日。经历过《五一三事件》之后，殖民地政府延后推行国民服役，结果不了了之。

1967年，也就是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两年后，新加坡落实国民服役政策，第一批国民服役军人应召入伍，转眼间已经过了四十七个年头，成为新加坡人生活的一部分。当年我们的国家是新加坡人的新加坡，今天530万常住人口中，公民的比例是60%；如果政府的690万人口大计真的实现，到时公民的比例会进一步下降至55%，国民服役的意义可能会变得更加模糊。

十二名来自新加坡的前学运份子、内安法被扣留的政客及学术界人士，因不满新加坡政府五十多年来掩瞒五一三华文中学学运的真相，合力还原当年殖民化的历史脉络，并收录在由陈仁贵、陈国相和孔莉莎编着的《情系五一三：一九五零年代新加坡华文中学学生运动与政治变革》(The May 13 Generation: The Chinese Middle Schools Student Movement And Singapore Politics In The 1950s)中英文版本。这本珍贵的文集在马来西亚出版印刷，但获准在新加坡市面销售，这在李光耀的年代似乎是不可思议的。

实际上在那个反殖民地主义蓬勃的时期，华校生在课本中学习到的“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精神是争取国家独立的生命力，那时的挑战如马共斗争、学潮、工潮、南大、后来的冷藏行动、新马合并、种族暴乱、马印对抗、英军撤退等，都是摆脱殖民地统治的延续。阅读全文»

相关链接：

六十年前的《五一三》学潮（二之二）

真实的历史谱写新篇章（二之二）

史坚      2013-12-13
http://www.nandazhan.com/lishi/puxiexpz.htm

《新加坡1963年的冷藏行动》──新书简介与感言

孔莉莎博士：新邦国的教育改革

孔莉莎博士论述了新加坡的教育改革，使我们从中了解到当时的政治生态。

她引用李光耀的演说作为这篇文章的起点：

前总理李光耀当年对新加坡理工学院（以前常译为“新加坡工艺学院”）政治学会会员演讲时论述说，他们是生活在一个过渡的社会，从旧价值观的社会向新价值观的社会过渡。处于这种环境，年轻人就是找寻新方向、制定新方针的先锋。年过四十的人，在政治上是垂死的，在情感或心理上都无法适应新的历史时代。

她指出：李光耀的听众，顶多是二十岁出头。他的论述也许是对他们的一项警告。对于李光耀而言，当权的青春活力的领袖确立现状之时，过渡期也就结束了。所谓的青春活力的领袖就是那些“生命步入中年”的人，包括李光耀自己在内。这些人将在任期内变老，变得更精明，直至达到顶峰，届时，脑力开始逐渐退化。根据他估计，“借助现代医学，这状态大概可以保持到七十岁。”

接着她写出当代教育课题的历史背景：

1950年代的新加坡，带头展开左翼反殖运动的华校中学生与新一代的职工运动者，政治觉悟最高，坚决反对传统势力。

到了1950年代中期，各种工会涌现。他们构成左翼反殖运动的基层群众。跟华校中学生一起支持领导“各业”工会的林清祥。他们密切注视并积极反对殖民地政府的任何被他们视为损害华校利益的措施。

随着人民行动党在1959年大选获胜后，李光耀就设法削弱林清祥的影响力，他谋划以政治颠覆活动的罪名逮捕职工运动者。

随着行动党于1961年7月闹分裂及社会主义阵线成立之后，工会和政治就两极分化。

谈到华文中学改制课题时，孔莉莎博士指出：“接二连三的倡议、雷厉风行的改革步伐以及贯彻执行的‘革命’作风，给华文教育界和大众带来期望，期待政府会结束华校在殖民地统治下遭受的歧视和待遇。”

孔博士认为：“政府推动教育体制进行‘革命性’改变的步伐、规模、热忱和宣传，是了解‘四二制对三三制’争论的关键所在。1958年，林有福政府以英校中学的四年制作为其他源流学校的标准，是部分遵照‘各政党华文教育问题报告书’所接纳的平等对待各源流学校的立场。行动党政府保留这项政策，并规定各校从1959年的中一生开始实施中学四年制。当时华文中学生的体制是，初中三年、接着是高中三年(三三制)，然后才能参加政府主办的高中三毕业会考。”

真实的历史谱写新篇章（二之一）

史坚      2013-12-13
http://www.nandazhan.com/lishi/puxiexpz.htm

《新加坡1963年的冷藏行动》──新书简介与感言

这本书是由傅树介主编，陈国防和孔莉莎为编委，他们选择了新马五六十年代发生的、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和十四位作者的言论与回忆编辑成书。

我以历史研究者的热切期望与激情阅读了书中的大部分文章。我发现这些文章具有非常广度与深度的丰富内容。每篇文章的作者都以他们亲身的经历，并以他们天大的勇气与坚强的毅力，回忆与叙述了这段新马宪制运动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篇章。其中还有三位历史学者的具有学术性的论述。他们都艰苦地、独自地从英国档案馆、图书馆与旧报纸与刊物中，查阅与搜集有关的历史资料。他们始终站在现实的历史的基础上，以现代的唯物史观来论述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及其来龙去脉。他们掘开历史的厚土，挥去历史的烟云，驱走一切虚无与飘渺，凸显出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让我们一起分享历史长河姿态的“美妙”。

现在，当我们解读了这些文章，我们会在这个夕阳的霞光里沉思默想，回忆与回望交融在一起，惊心动魄。我们的心灵穿越历史的恢弘壮阔，重回苦难流泪流血的日子。在历史的波峰浪谷中，时而“风平浪静”，时而“石破天惊”。我们用心灵去触感低头思量深深思索，我们的理想最初的根，是怎样经风沥雨，磨砺锤炼，扎土而生长。

呈现在这些文章里的是活着的历史，是鲜活的人的生命，是昨天与今天的承接，是对未来的写照，是民族精英的思想荟萃。

随着我们智慧的成长，通过思考这些民族精英的人生境遇，英雄们的呐喊、疾呼声调，仍然从过去历史的深处呼唤着我们，必须定格与建构理想的图腾及其实现的途径与谋略。这些坚忍不拔的民族精英，是一个威武、无畏、骄傲的不屈群体。善于与这些人物对话与思想交流，有如生活在对崇高理想的渴望之中，每当困惑之时，都会被真理的火花所照亮。

但是，历史并不止于对这些坚忍不拔人物的记录与描述而已，历史是要展现各个时代所表现的一个连续生命体的不断流逝的思想，是要在所有参与者都在其中扮演他们自己的角色，并在这幕宏伟的曲折的宪制运动长期的缓慢开展过程中，超越当时自己的无知和盲目性。每一个无意识的个体，在不知不觉中对时代的整体都作出了贡献。因此每件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都必须在历史中重新呈现。

政治气候放晴带动书写 历史左边出现补白

联合早报/何惜薇       2012-11-11
联合早报

本地近年来出现多本以上世纪政治历史为题材的书籍，带读者重游波澜壮阔的历史现场。
不管是前政治拘留人士撰写回忆录，还是学者根据当年史料编着的著作，都是为了留住历史，记录历史，为历史补白。

国内言论空间逐渐开放、前政治拘留人士年纪渐大、年轻人纷纷“寻根”、邻国率先出版类似书籍等等因素，似乎带动了上世纪新加坡政治历史的英文书写，当中包括了前拘留者“现身说法”的回忆录，以及学者的研究。

本地历史观察者指出，这类阐述历史另一面的书籍浮出台面，可追溯到2001年前政治拘留者赛益查哈(Said Zahari)回忆录的问世。同年，由另一名前政治拘留者陈仁贵主编，评述左翼运动领袖林清祥的“Comet in the Sky: Lim Chin Siong in History”（《林清祥与他的时代》）也在马来西亚低调出版。

政治历史书写2009年后渐多

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黄坚立虽不能说明这类不同于主流论述的历史书籍何时开始出现，但他认为，《林清祥与他的时代》以及国大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蓝平儿博士、宪法专家陈有利博士联合编着的“Lee’s Lieutenants-Singapore’s Old Guard”（《李光耀的得力助手》）产生了一定的作用。《李光耀的得力助手》不但记录人民行动党第一代15位华、巫、印以及欧亚族领袖，如何集体拥护李 光耀的领导，携手解决建国的挑战，也透露了第一代领袖一些鲜为人知的陈年往事。

2009年，“Our Thoughts Are Free: Poems and Prose on Imprisonment and Exile”（《自由之思：囚禁与流亡诗集》）出版后，市面上开始出现政治历史书籍。据该书出版商方可弘（57岁）说，这本由陈仁贵（已故），以及在1987年“光谱行动”（Operation Spectrum）中被扣留的张素兰等人联合编辑的书，内容涉及“敏感课题”，但“出版社和书商都没‘出事’，因而催生了张素兰的自传《越过蓝色大门》。”

方可弘说：“《越过蓝色大门》出版后，出版商和作者也没‘出事’。2010年，《华惹时代风云》出版后，这类书籍的大门从此敞开，人们心中的恐惧逐渐消散。”

李光耀表态鼓励历史书写

2007年7月17日，建国总理李光耀致函《海峡时报》交流版，鼓励国会议员撰写回忆录。李光耀当时写道：“国会议员在决定新加坡历史进程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我鼓励所有议员，包括反对人民行动党者，陈述他们的过去。他们将为过去的事迹提供多面视角，丰富这段故事并增进它的质感。”

方可弘相信，李光耀的表态有一定的鼓励作用，而政府比过往开放也有助于消减人们对于说出当年经历的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