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民间向日索赔的坎坷路

林恩和（怡和世纪副主编）     2022-2-16
怡和世纪 第46期 2022年2月

图片来源：新加坡档案馆

在新加坡市中心勿拉士巴沙路和美芝路交界处，静静地矗立着四根洁白的擎天柱，平时也不怎么能够引起大家的注意。这四根简约设计风格看起来不那么起眼的柱子，正式名称是“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对新加坡各族人民，特别是新加坡华人来说，却显得意义非凡。这座纪念碑基石的下面，埋着成千上百被日军屠杀的平民百姓的遗骸，四根嵌入蒙难冤魂血海深仇的擎天柱，默默地对着长空，诉说着日军的血腥暴行。

这座纪念碑是在1967年1月建成，2月15日举行落成揭幕典礼，距离日本在1945年战败投降，足足过了21年。纵观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纷纷建立纪念碑，纪念他们的卫国英雄和蒙难人民。为什么一座对新加坡人民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纪念碑，却要拖延二十多年后才能落实建成？这当中有没有隐藏一些不为人知的原因？让我们一起来揭开历史的面纱，回顾这段筹建纪念碑，以及跟它密切相关的新加坡民间向日索赔血债的坎坷历程。

日本侵略军的两大罪状

新加坡民间向日本索赔血债的行动，肇始于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准确地说所谓“新加坡民间索赔”，是新加坡华人组织的行动。原因是日本侵略军一占领新加坡，立即展开针对华人的“肃清行动”。所谓“肃清行动”是日本的说法，其实就是赤裸裸的大屠杀暴行，针对的是参与抗日活动，支持抵制日货和参加筹赈会的人士，以及共产党员和抗日义勇军成员。在长达三天的“肃清行动”中，惨遭日军杀害的华人数以万计。这是日军对华人犯下的滥杀无辜反人类的罪行。

其二是胁迫林文庆带头成立“华侨协会”，透过它强迫华商集资缴纳5千万马币的“奉纳金”。所谓“奉纳金”，其实是“赎命金”，这项苛政，对处于水深火热的华人，无疑是雪上加霜，极大影响人民的生计，严重危害华人的生存权，这是日军对华人犯下强取豪夺的罪行。了解到华人在日占时期的惨绝人寰的遭遇，就不会奇怪新加坡民间向日索赔的行动，为什么只是由华人来发动。

奉纳金支票

追讨血债的起步

1945年日军投降后不久，陈嘉庚就在他避居的爪哇，发布南侨筹赈总会通告第一号，内文称：“南洋各属不幸沧陷敌寇三年余，生命财产损失惨重，尤以马来亚新加坡为甚。……至于侨胞惨被敌寇酷刑虐杀，迫取金钻，掠劫货物，应当严惩报复，及请追回，或求赔偿。各处侨领宜速组调查委员会，呈请中外政府，务期达到目的，此为战后侨胞首要之任务也。”这个通告，可视为新加坡华人组织吹响向日索赔的第一声号角。

陈嘉庚一回到新加坡，就立刻成立南侨筹赈总会调查委员会，并在1945年10月19日假中华总商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会后发布南侨筹赈总会通告第二号，呼吁发动大规模调查日占时期，华人人命和财产的总损失。

1946年1月，南侨筹赈总会调查委员会调查报告出炉，向委员会登记有名有姓的蒙难人数大约是5千人，向政府咨询局登记的蒙难人数有三千多人，两者对照，去掉重复最后核实的蒙难人数是7千人；有向委员会报告的财产损失合计叻币67,618,200.00元。陈嘉庚提议在武吉知马八英里处，“建一堂皇的永久纪念碑，既可追悼死者，又可警惕后世”。

拟议建立纪念碑的申请很快地被殖民地当局拒绝，给予的理由是：1）战时牺牲者，各族都有，不宜偏于一族；2）拟议建碑地点，原为日军建碑之处，不宜循其遗址。

李光前、陈六使与华社争取公民权运动

李奕志    2021-12-20
怡和世纪 第44期 2020年11月

民众排队等待注册成为公民。

二战后，东南亚各地民族主义兴起，反殖浪潮高涨，英殖民统治者遂同意新加坡于1959年成立自治邦。在当年5月30日自治邦第一次大选投票中，人民行动党获得华社的大力支持，拿下了立法议院51席中的43席，以压倒性的胜利上台执政。6月3日晚，行动党在市政厅前大草场举行10万人庆祝胜利群众大会。该党中央委员吴庆瑞博士（行动党政府第一任财政部长）在大会演说时指出，在大选中“受英文教育的人，是不投人民行动党的票的，那是我们的意料中事”，因为“受英文教育者的态度，多半是给英文报所影响……英文报在进行选举宣传时，对于人民行动党所表现的偏倚态度，是众人皆知的”。由此可见，当年行动党主要是靠非英文教育的人士取得执政权。

在该选举之前，新加坡立法议院于1957年10月16日通过了“1957年新加坡公民权法令”，其中规定在法令生效前连续住了8年的居民，可于两年之内申请成为公民。这是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以下简称总商会）自1947年来为华侨社群努力争取公民权的成绩。该公民权法令于11月1日生效后，总商会即动员大约22万名华侨前往注册为公民。1959年大选的选民共有58万7千7百79人，华侨新选民约占37％，行动党共获得选票28万1千8百91张，如不会英语文的华侨新选民都支持行动党，那就是该党支持者的约78％。这显示华侨新公民对该次大选结果有着很重要的影响。

“1957年新加坡公民权法令”让之前没有政治权利的华侨社群融入主流社会，在政治上拥有话语权。这是总商会李光前和陈六使等领导人与英殖民统治者经过十年博弈，通过提呈备忘录、陈情、协商与谈判等艰苦奋斗的成果，也是总商会在反殖民统治浪潮中，通过和平手段为华社取得政治权利的重要贡献。李光前是怡和轩会员，曾任总商会董事、第22届（1939年）与第24届（1946年）会长。陈六使是1948至1962年怡和轩的主席，也曾任总商会董事、第23届（1941年）副会长与第26届（1950年）会长。

华侨社群争取公民权的缘起

二战前，中国广东与福建省沿海的一些居民陆续移居新加坡。当时，这些移民抱着“人在新加坡，心向中国”的旅居心态，只想在当地谋生，等待有所积蓄后即回返家乡，加上中国的国籍法是以血统主义为原则，身居海外的华侨也拥有中国国民的身份。因此，他们对自身在居住地的政治权益不关注或不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二战后东西方冷战的格局、以及东南亚地区民族主义的兴起，华侨在当地的政治生存空间面对严峻的挑战。在大环境改变下，华侨移民社群开始转换心态，由以往“落叶归根”的想法改变成在当地长久安居乐业的“落地生根”思维。因此，作为华社最高领导机构的总商会响应了时代的号召，负起神圣的历史使命，领导华侨社群争取在当地的公民政治权利。

陈振声应第一时间道歉

李莫愁     2020-2-23

师太认为：陈振声应第一时间向所有人道歉，不为什么，只为人民行动党白衣白裤的“圣人标准”。因为标准立得高，不论于公于私，只要是行为不检点，都应该毫无保留道歉。

美国有部政治讽刺喜剧《副总统》(Veep)已经拍到第七季，得奖无数，之所以受欢迎，主要就是对政客讽刺到骨。故事是说有个叫瑟琳娜•麦尔的女副总统和她的幕僚从事政治活动所发生的所有糗事。编剧故意不挑明她是民主党或者共和党，就是要观众明白，政客无论属哪个党，其实并无差别。这些政客出门见客，少不得大谈伦理道德、真诚效忠、牺牲奉献，实际上他们都把这些活动当成是往上爬、继续掌权、扩张势力的工具，门面和背地里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更好笑的是，剧集里白宫西翼的所有谈话都是F来F去，比美国卡车司机还要粗口——从这个角度看陈振声的粗鄙语言，应该也是习惯成自然。

官媒把这次陈振声“录音门”事件定义为“泄露”，实在考倒师太的华文A++。到底“泄露”和“泄密”差几步？为什么政府不动用“泼马”，让事件不再扩散？中华总商会既要“彻查”，又不报警，到底在玩什么东东？而且《联合早报》还和《红蚂蚁》联手，推出许多篇“素人”的文章来解套，定下游戏规则：

1、部长是不会错的……但是，可能表面看起来的“错”，主要是因为部长太优秀了，才会“乞人憎”。蓝云舟说：“不知道泄露部长在闭门对话会上谈话录音的人是何用意，但相当肯定的是，这次外泄不但没有像国外泄露事件那样，削弱了政府的威信，反而起到加分作用，让国人看到国家领导人不一样的一面。一些国人可能还经由这次事件，对领导人有了初次或更深的认识。”

2、官媒和中华总商会的领导人都认为：中华总商会必然是政府的马仔，泄露了部长的“直白”讲话就会削弱政府与总会之间的互信。对于谈话内容泄露，新加坡中华总商会黄山忠也发表文告：“谴责泄露音频者的行为，也认为此举使商会声誉遭损，以及伤害了商会与陈振声部长多年来建立的信任。”

一次沉重的挖掘——日治时期大检证蒙难者遗骸1962年出土记

周维介    2018-2-4
怡和世纪 2017年10月–2018年1月号 总第33期

我随着显微影片的镜头，看到的不过是许许多多的历史碎片，透露的是“大检证”千万悲剧中单薄的段子，一时无法让画面完整构成，却也感知到这次挖掘，让长期包扎着战争精神伤痛的岛民，找到一个心灵的归宿。

已故中华总商会董事黄奕欢（上图）是当年“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遗骸善后委员会”主任。

1942年农历新年莅临前个把月，新加坡华人已经没心思迎接春节到来，因为战争的厚重阴影笼罩着小岛上空，半年以来殖民地管治当局举行了各种演练，而马来半岛已有多处沦陷，战争的狼足鬣步，愈趋愈近，让人心生沉重的压迫感。

位于大坡牛车水史密斯街与丁加奴街之间的“梨春园”戏场（今天的宏博梨春园酒店）原本夜夜笙歌，座无虚席，但除夕夜，鬼使神差，梨春园老板临时出了通告，宣布当夜停演。

日本军机就在当晚来袭，几颗炸弹扔下，梨春园被炸去半边，让人听着泛起一身鸡皮疙瘩。要是当夜戏园娱乐起众生来，重磅炸弹急急掉下，几百条人命是不能省的，真是老天爷有眼啊。

说老天有眼，也不合实情，那晚小岛市区中弹的，还不止梨春园。那前后几天里，日本战机不停下弹，无数平民百姓无端端伤亡。残垣断壁、家破人亡、哀鸿遍野的镜头让这马年春节染满血腥、恐惧和哀伤。大年初一（2月15日），英军投降，新加坡沦陷了。三天后，日本军队祭出惨无人道的“大检证”，十万市民遭遇屠杀，弃尸荒野海边，成了冤魂。

转眼72年过去。心思走远，历史脱了线。血腥的往事淡出了人们脑际，许多岛民知道新加坡从小渔村摇身变成了第一世界的摩登家园，对先辈曾经遭遇的战争与政治磨难却模糊不堪。人们忽略了新加坡中北部有一座日本占领时期战殁的日军陵园，墓碑上刻记着战争贩子的名字；不知道当时有一份《昭南日报》，为侵略者的行为涂脂抹粉……模糊了的事太多太多，包括那座曾经高大、视野开阔，而今被淹没在摩登高楼群中的“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

我是战后婴儿潮中的一员。为了让小学时代印象模糊的“血债血还”新闻立体起来，我上图书馆翻阅六十年代的报章，回放一些前辈的记忆，整理了1962年开始由华社启动的挖掘二战死难者遗骸行动。那一年，距离日本战败投降已有17载，受难家属的伤痕还未愈合，但那时华社的力量没有涣散，民间主导的挖掘工作，若干年后收割了一座丰碑，是对死难同胞一次沉重的告慰。

挖掘死难者遗骸的缘起

1962年，虽然新加坡还身披自治邦的彩旗，在英国人管治下过生活，但政治上风急雨大，政治新闻每天在报章版面蓬勃生长——人民行动党刚分裂不久，左翼力量退出一度让他们醉心的政团，于1961年9月成立了社会主义阵线，从此两大意识形态阵营卯足劲，为各自的理想冲锋、陷阵、搏杀。另一方面，英国人也动作频频，推出了“大马来西亚“概念，尝试把马来亚联合邦、新加坡、沙劳越、沙巴与文莱组合成新国度。马来西亚的概念提上了议程，政治版图里的各方势力开始角力，支持与反对的辩论攻防，把当下时空炒得沸沸扬扬。就在这时（1962年1月下旬），《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的缤纷新闻里，冒现了一则不起眼的消息——新加坡发现了日治时期遭残杀者的遗骸，但小新闻持续上报、报导篇幅不断扩大，个把月内它成了吸睛大事。在中华总商会牵头下，华社全情投入，一次沉重的遗骸挖掘，最终成就了一座矗立市区的丰碑。

殖民地政府干预华校教科书始末（二之二）

周维介     2017-10-1
怡和世纪 2017年6月–2017年9月号 总第32期

文化是犀利的软势力，常被用于政治影响力的扩充；教科书则是有效的政治软工具，占据了教科书高地，等于拥有了政治的战略制高点。英国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主导的华校教科书改革，是一次教育上的无硝烟战争，当年几乎同时出炉的两份教育报告书，互为表里，改革课本是战术，它的战略目标，指向教育语文源流的统一。

联营出版社的组成与拆伙

联营出版公司一起步便遭遇舆论阻力，而接下来事态的发展出现了转折——联营拆伙了，具体原因与退伙时间不详。中华、商务、上海与南洋书局退出合作计划，联营纳入了世界书局系统，按照原定计划继续编写与印行教科书。根据世界书局董事经理周星衢于1958年对媒体的讲话判断，联营拆伙应该不是集体退出的方式，而是“先后有人脱离”。至于联营于何时拆伙，目前有若干论文和专书都认为是1956年，这意味着1954年面市的联营版教科书，是五大书局合作的产物。而实况并非如此，估计联营在1952年10月12日在《南洋商报》发表声明，同意出版界有编印教科书的自由，并表示将致函政府，表达它放弃享有戳盖“官方批准“印鉴的的意愿时，股东陆续离去的事情已经酝酿或发生。

2016年初，我走访资深书业经营者杨善才先生。他忆述，1954年他到世界书局上班时，联营出版有限公司是世界书局的所属单位，与其他四间书局没有关系。他当年参与了这套联营版教科书的发行工作，由于获得官方认可，且所有领取政府津贴的华校都采用它，因此这套课本十分畅销，除了新马两地，还远销到北婆罗洲、砂朥越、印尼等地。为了及时出货到外埠，书店员工得漏夜赶工，在位于丝丝街157号世界书局的帐房马不停蹄地工作，而帐房有三四层楼高，打包装箱的课本十分沉重，在缺乏机械的助力下，员工得利用大绳索把箱子吊到楼下。

联营五股东合作昙花一现就分道扬镳的原因，目前已知的资料有限。

除了华社舆论反对垄断课本的客观因素，也涉及合伙人之间的经营观点差异。1958年1月及2月，《南洋商报》两度发表世界书局董事长周星衢对联营散伙的看法，他都以“中国商人过去都是个别经营，对合作事业不惯也不感兴趣”回应。《南洋商报》在1956年11月14日社论《华校教科书问题》中则说：“此间各大书局，为配合方吴的建议，曾化零为整，组织‘联营出版社’，从事教科书的编篡。嗣因各书局的意见不大一致，于是化整为零，各大书局又单独出版教科书。”

联营出版有限公司成立时，业务骨干有吴毓腾、庄泽宣、陈昌豪三人，他们都是当时教育界为人所知的人物。吴毓腾曾任新加坡华侨中学校长及华校视学官；庄泽宣博士是槟城韩江中学首任校长；陈昌豪为本土活跃的课本编写者与《世界少年》编辑。

马来亚华文教育斗士林连玉在《风雨十八年》中忆述，联营出版社的筹组与吴毓腾有关：“据吴毓腾先生说，这两个委员会（即‘华校教科书中央委员会’与‘教科书咨询委员会’）是由他建议而组织的”；“先是教育部华校视学官吴毓腾先生年届退休，为着以后生活的出路，发动组织一个出版机构，叫联营出版社，与政府签订合同，负责编辑及出版马来亚华校教科书的工作。”

联营能成功与政府签订协议编印教科书，并得到教育部加持，由当局寄发公函给接受政府津贴的华校，明示必须采用联营版课本，否则津贴将被取消的做法，相信与吴毓腾的视学官背景多少有些关系。林连玉在回忆录中也说明了联营公司散伙一事：“吴毓腾先生所组织的联营出版社据说最初原是邀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南洋书局、上海书局五大书局合作的。不知内幕情形如何，后来仅剩下世界书局一家。”

殖民地政府干预华校教科书始末（二之一）

周维介    2017-9-26
怡和世纪 2017年6月–2017年9月号 总第32期

英国人的态度，从最初任由它自生自灭，到后来以津贴为饵，尝试让华校言听计从；从放任华校自由选用中国编印的课本，到审查和禁用教科书，华校的经营终究没能摆脱政治干预的魔咒。

百年时光，在历史长河中只是极其短暂的一截。电光火石之间，时间匆匆流失，沉淀的章节、淹没的前尘往事，不会有太多人理睬。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寿命，不过百年光景，但三分之二的时光处于英国殖民地统治阶段，因出身不好，血统欠纯正，一开始就被摒弃于主流之外。1959年它取得自治邦的地位，虽说是内政与国防之外，其他事务都有自治权，但教育政策的操作仍无法完全摆脱英国人的掌心。1963年9月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成为它的一州，得听命于吉隆坡新中央。再过一冬两季（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才正式当家作主。自此，岛内华校体系逐渐萎缩，20年后楼塌墙摧，华校百年落得残垣断壁的结局。

巴恩报告书（左）， 金文泰总督（右）

殖民地、自治邦、新马合并以及独立建国这四个政治阶段中，华校的发展面对不同程度的阻力。英国人的态度，从最初任由它自生自灭，到后来以津贴为饵，尝试让华校言听计从；从放任华校自由选用中国编印的课本，到审查和禁用教科书，华校的经营终究没能摆脱政治干预的魔咒。成为自治邦之前几年，英殖民地政府首次以具体行动，启动统一编印课本计划，尝试摆正它的方位，来达到通过教科书贯彻意识形态的目标。

二战前华校教科书所处的生态环境

英国人殖民新加坡，最初的管治侧重于商业利益，因此对教育的管理尺寸宽松。虽然它着重英文教育的发展，但没有强力压缩其他语言教育的生存空间。除了把英文以外的学校定位为“方言学校”、不提供津贴之外，它没有建栏设闸，浇熄民间办学的火苗。英国殖民地政府任由华校粗生粗长，不伸援手，华社默然逆流而上、自力更生，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华校的学生人数与学校数量明显增加，数目远超英校，致使殖民地政府萌生了立法管制方言学校的念头。二十年代初，学校注册法令出台了。凡是向教育局注册备案的华校，只要遵守相关条例，都能得到政府发放的教育津贴。虽然它所得的津贴与英校相去一大截，仍有不少华校为摆脱财务困境而选择注册，换取生存的机会。

学校注册法令推出之初，对华校课本的态度相对宽容，中国教科书在新马华校的中流砥柱地位没有动摇。统治中国的国民党政权依然左右着南洋华校的教育内容，从华校编制运作到教科书的编印供应，彼此血脉相连，南洋华校复制了中国教育，在赤道蔓延着礼义廉耻的教化。这个年代，国民政府的教育单位能随己所欲，派员前来考察本地的政教生态，与在地教育界人士切磋，同意为了照顾华校生的出路、协助他们适应离校后融入当地谋生环境而调整若干教材，以切合现实的需要。此刻，一些南洋事物走进了华校的语文、科学与数学课本，但比率不高。原有的与中国意识形态相关的材料，依然原封不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就这样在华校课本里飘扬了整整半个世纪。

马来亚的国家想象：新加坡人民的马来亚梦

林恩河   2017-5-2
怡和世纪 2017年2月–2017年5月号 总第31期

在当年属于多元社会的新马，华人和印度人还在效忠中国/印度或者马来亚之间犹豫、马来人只坚持马来民族主义的时候，马来亚民主同盟鲜明提出马来亚人（包括新加坡）这个概念，作为团结各个民族、建立马来亚国族意识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马两地的反殖民地主义和争取独立的运动是和“马来亚”国家意识的建构紧密相连的，这种观念不但对二战后的新加坡政治产生重大的影响，还一直延续到新加坡独立之后，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才逐渐淡化。认识这段“马来亚”情意结的产生和影响，才能对新加坡独立前后所发生许许多多重大历史事件，包括人民行动党的成立和分裂、新加坡的自治、合并和反合并、马来西亚的诞生和新加坡的出走等等得到一个背景式的思考。

说起来有点偶然，我对“马来亚”的认识是从一首小时候学唱的歌曲《我爱我的马来亚》开始的，这是我的政治启蒙，一种“马来亚意识”的启蒙。进入中学之后，有机会读到《我的家乡是座万宝山》这首诗歌以及当时许许多多的作品，原本模模糊糊的“马来亚”的概念逐渐清晰起来，马来亚是包括我所居住的新加坡和以长堤连接起来的马来亚半岛一片宽阔的土地，胶林、锡山、家园、祖国等意象成为我当年的马来亚的国家想象，可以这么说这种“国家想象”是靠文字阅读来构建的。我想这不会是我个人极个别的经验，而是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许许多多华校生的共同历史记忆。

马来亚意识是新马两地反殖及争取独立主要的动力，吊诡的是“马来亚”这个政治符号的问世却是英国殖民者的杰作。“马来亚”作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是建筑在西方殖民者对其统治的政治疆界的界定，它不是基于同样的民族历史、相同的宗教信仰、共同的文化背景下自然形成的信念，如果要说它的共同点，就只有一个共同的各族移民的历史和被殖民统治的经验。

五一三学运之大时代背景

新加坡文献馆       2016-4-23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6304

固然，反对征兵制是引爆五一三学运的首要原因，但是，如果学运缺乏了其特定的泛社会基础，或许，那只会是一个昙花一现的历史事件，而不是有如坊间一些说法，认为学运对新加坡政坛有其深远影响。

朱庆光的木刻版画《五一三》

从二战后的大时代背景看五一三学运，可以更全面的理解五一三事件，不仅仅是华校学生之民族母语文化教育面临存亡的危机，更是反映了整个华人社会，作为一个政治对话缺席者，对急速变迁中的新社会秩序之来临，所感觉到的焦虑不安。由此切入点来看，五一三事件，可以被视为是全体华社华人，对英殖民政府之反华人政策的具体反抗。

1946年4月1日，马来半岛成立马来亚联邦，新加坡被排除在联邦之外。对马来亚华人而言，没有了新加坡华人人口的支持，马来亚华人也就丢失了原本与马来人口不相上下的种族比例格局。新马华人的被逼分家，对两地华人社会是一个极大的政治震撼。

1948年2月1日，由于马来民族主义者的反对，英国宣布以马来亚联合邦宪法，取代马来亚联邦制，恢复马来苏丹的特权，以及保障马来人的特权身份与权益。面对马来种族主义的挑战，华人族群身份与国民地位更是处于前途未卜的困扰。

1948年6月20日，英国人宣布包括新加坡在内的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一切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和报章印刷等自由都受到新法令的制约。华社对殖民政府政策的不满议论进一步被限制。

在这一种极端恶劣的时代变迁环境下，英国人颁布了一系列对华社不利的教育政策，加剧了殖民政府与华人之间，尤其是青年学生的社会矛盾。

英国人在铺垫保障后殖民时代之政经利益的大前提下，大力发展英语文教育，培育在地人民对英宗主国的政治与文化认同，以维持效忠英国和认同英国人的公民意识。民族母语教育在新政策下备受排挤，存在被全盘颠覆的危险。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