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华文/华语

殷素素    2024-2-4

庄永康说：

地方戏发展的难题，跟讲华语运动或有关系，但关系不大。传统剧种的职业剧团难以生存，是个世界性的现象。即使是上世纪初粤剧戏班曾一度林立的香港，到了电视媒体崛起的七八十年代，广东大戏就要让路给电视连续剧，粤曲就要逊位粤语流行K歌，吕文成、唐涤生人渐淡忘，顾嘉辉、黄沾成为新宠。香港人都不会说粤语了吗？当然不是。

写这段是有其目的的，虽然拗得有点勉强。庄永康在退休前，就是个拥护“讲华语消灭方言”的鹰派，利用他作为报人的影响力，发表了很多文章。现在说本地地方戏曲的没落和“讲华语运动”关系不大，就是他死不认错的明证。诚然，大陆和香港都面对地方戏发展的难题，但有着不同的理由和情境（庄永康最厉害就是持平来说：国情不同）。“讲华语运动”是李氏老太爷的虚晃一招，杀死的何止地方戏，连“讲华语”本身也被弄死了。

2024年讲华语运动再度举办“华语新发现！”公开讲座，聚集电台主持与演员，带领观众探索本地的华语词汇和流行网络用语。老实说，带有本地色彩的华语词汇都是几十年……甚至半个世纪前就发明出来了。现在的本地华语就是个行将就木的僵尸语言，一年也出不了一个新词汇。反观两岸三地的华语华文就是活灵活现的生活语言，新词层出不穷，流行网络用语，连我们这些老华校生都跟得有些吃力。

新加坡出现的华文“新词”，很多都是消化不良的英译中：比如说broiler chicken，这两个字原本是指适合家庭烤炉用的嫩鸡，后来成为英文“肉鸡”的代词，素素才疏学浅，懒得去深究。可是“菁华”记者在写新闻，没叠床架屋在“肉鸡”旁加上(broiler chicken)，就会觉得对不起读者。

方言和华语的共生关系

韦春花    2022-5-15

方言不是传统，却是传统的一个载具；大家都要过河，却把好好的舟丢在一旁，甚至击沉，这安的是什么心？这跟峇峇失去传统，现今只留一些物质器物绝对相似。无可否认，峇峇的由来就是务实主义，当年为了融入马来海洋，他们丢弃了一些自己的“东西”；保留了自己方言的一部分，参杂了马来语的一部分，不过却坚持敬天祭祖的传统，所以延续了一两百年。再后来殖民主义者来了，他们又开始拥抱英国人的东西，尝到甜头之后，连宗教也改了，既不要方言也不甩马来语，把敬天祭祖当成迷信，最后什么也没留下了。从这个因果角度来看，消灭方言之后的四五十年，今天华文也式微了。

最近春花连续在《联合早报》上看了9篇有关方言与华语的讨论文章，大多是本地有识之士对人民行动党政府的双语政策和推广华语政策提出批评，计有：

1、胡林生：方言的消失是历史必然吗？（2022年3月10日）

2、张森林：方言与华语之辩（2022年4月18日）

3、庄永康：华语华文的传承大任（2022年4月23日）

4、胡林生：理论和实践的验证——论华语和方言（2022年4月25日）

5、张森林：沟通交际与文化传承的纽带——论华语和方言（2022年5月9日）

6、庄永康：纠正“偏颇”改善华文教学（2022年5月10日）

7、李敏雯：华文课程为何引不起孩子兴趣？（2022年5月10日）

8、沈璧浩：从亲身学习经验看方言与华语论争（2022年5月14日）

9、卢丽珊：方言，被轻估的文化密码（2022年5月15日）

自然而然，就出现保皇派和维新派两股势力的对抗；保皇派的代表就是庄永康和张森林，其余都是对华人方言有深厚感情的人士。

庄永康还在报社工作的时候，就已经是贯彻李光耀语文路线的一员猛将，想不到大把年纪的人竟然还装嫩，说什么“但我听当年采访华语运动的华文报前辈说，李光耀总理的华语政策，提高了华语的地位，是华社一致认同的。”

老娘作为亲自见证和经历“消灭方言”的一个老人，绝对知道谁说的是真话，谁说的是假话。为了方便文章的展开，老娘就先自报家门，说说自己是如何看待“方言与华语”的共生关系。

和“生两个就够了”的节育政策不同，至少李光耀当年还搬出一个“马尔萨斯人口论”来撑腰。至于“方言和华语的零和游戏”则是出自他的臆想，至少春花在这9篇文章里，没看到这个说法当年有什么理论根据。保皇派庄永康说了这几句：

“多讲华语，少说方言”，这是1979年华语运动订立的方针，后来也成为官方的语文政策。虽然后来产生了一些质疑：会不会太严？但我听当年采访华语运动的华文报前辈说，李光耀总理的华语政策，提高了华语的地位，是华社一致认同的。

如果我没理解错误，（胡林生）文章的感慨主要在于质疑近60年来的国策，与“双语多文化”建国原则背道而驰，并认为：“可惜的是，扎根于方言的社群文化，由于‘少说方言’的偏颇主张，而逐渐淡出各方言社群的舞台。”

就事论事，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许多国策讨论与社会研究都指出，华人方言的“淡出”，主要出于社会发展。“因为采用华语教学，所以方言消失”，说法不仅扭曲了事实根本，也让教育部揽上本来不该负的责任。

事与愿违

李莫愁    2019-10-27

今天新加坡华人有71%在家用英语交谈，这个结果是行动党有心造成，因为他们希望拉惹勒南的单语国族早日实现。否则“讲华语运动”搞了40年，越搞越倒退，有可能吗？这障眼法好好用，父传子之后，要子传孙吧。

人一生当中难免会遇上“事与愿违”的状况，原因主要有两个：1、主观努力不够，结局不如想象；2、形势比人强，不敌外在力量，兵败如山倒。然而，“事与愿违”落到政治操弄(spin)手里，却可以拿来卸责，甚至还可以让人觉得威权政治这回变得可爱和容易亲近。

大选接近了，忽然公家/政联机构“亏钱”的消息多了起来。2019年10月24日，报纸说：“建屋局的2018/19财政年常年报告显示，经盈余抵消，上财年的净赤字达19亿8600万元，比前一个财年的17亿1700万元高出15.7％。由于组屋以低于成本价售予国人，加上政府为屋主提供购屋津贴，并拨款翻新，因此建屋局的财务状况向来呈净亏损。”许文远最近说“为了提升地铁的可靠性，地铁营运业者和政府为此付出了不少代价。首先，为了提高地铁效率，地铁营运业者必须提高他们的营运和维修品质：2016年至2017年间，运行整个地铁系统的总支出增加了2亿7000万元。由于乘客所支付的车资并不足以应付营运开支，各地铁公司其实都在亏本经营。其中，SMRT亏损了8600万元，新捷运(SBS)的地铁部门也亏损了数千万元。政府预计将在接下来5年提供45亿元的津贴，平均一年津贴近10亿元，而这还不包括政府未来建造新地铁线相关土木基础设施所准备砸下的250亿元。”

过去政府教育我们：公共服务部门要能够赚钱才能“永续经营”；所以起价是常态，使用者付费是必然。可是面对选票压力下，他们突然“事与愿违”起来，是不是让大爷您出了一口鸟气？

柯文哲认为中英文一样强、一样被重视的新加坡，是“不存在的新加坡”

万宗纶    2019-6-10
https://asean.thenewslens.com/article/120244

语言学者认为，新加坡人民对如此双语政策在身体力行上的匮乏，反映出新加坡的双语政策其实是不切实际的期待，在一个英语主导的国度里，政府到底从人民身上期待发展出什么样的双语能力？

台北市长柯文哲日前宣布台湾成为双语国家的愿景将从首都开始，超过三分之一科目以英语授课的学校将被列入“双语学校”，在他的公开演说中，不意外地，新加坡的双语国家模式再度成为样板，柯文哲指出，新加坡成为国际化城市的一个关键原因便是“实施双语教育”，他并指出，新加坡花了28年的时间才成功实施的双语教育体制，若实行在台北市，将不需要如此长的时间。台湾很常将新加坡的双语教育拿来“借镜”，而在这套想象中的投射对象便是“新加坡华人”。

根据2015年新加坡官方的统计资料，华人在家最常使用的语言中，以华语为最多（台湾称“国语”），占了46.1%的华人人口，而英语次之，占了37.4%。虽然这份统计无从得知双语人口占比为多少，但如果把年龄层的因素考量进去，我们便会发现，55岁以上在家最常使用华语的人有38.5%，这个年龄层的华人出生于新加坡独立之前，本来说的是福建话、广东话、潮州话等语言，而非华语使用者，所以仍有37.2%在家说其他汉语语言。

在家使用华语的数字到了青壮年人口逐渐增加，新加坡1965年独立后，英语、华语、马来语、泰米尔语均成为官方语言，隔年，李光耀便实行他所谓的“通晓英语的双语政策”(English-knowing bilingual policy)，要求所有新加坡人将英语当成第一语言来学习，另外将官方指定的母语（族群语言）以第二语言的形式在学校修习。

语言学者已经指出这个政策只对马来人有实际效益，因为新加坡官方指定给华人与印度人的母语（华语和泰米尔语），实际上对当时的很多人来说都是外语，只有马来人是真的本来就在说马来语，加上马来文也是以罗马文字写成，因此，从2015年的识读率来看，高达86.2%的马来人能够同时识读马来文和英文，相较之下，只有62.6%的华人和45.7%的印度人能同时识读英语和他们被官方指定的“母语”。换言之，当时李光耀的“通晓英语的双语政策”，对于原本不受英语教育的华人而言，是让你同时多学两种新语言的双语政策。

25到54岁的华人中，有超过半数的华人在家最常使用华语，但是年龄再往下降，比例却跟着降低：15到24岁在家使用华语的华人年轻人跌破五成，剩下47.6%，比上个年龄层的56.2%跌了将近10%，而小孩（5到14岁）则更只有37.4%，再跌10%，这统计资料说明的是：在新加坡，年轻人用华语用得比他们的阿公阿嬷还要少。相较之下，有61.3%的华人小孩在家最常说英语，这个数字比2010年的数据（51.9%）多了将近足足10%——1990年代之后出生的华人，开始出现不再将华语作为母语的趋势。

新加坡小国大战略 双语跻身国际舞台

中央社/黄自强    2019-4-30
https://www.cna.com.tw/topic/newsworld/126/201904300002.aspx

新加坡各级学校中的教学语言就是英文，无论物理、化学、历史或地理的教学与考试，都是用英文，新加坡如今的成就证实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政策的正确性。但英文独霸的强势环境下，华语教育却面临“半桶水”的尴尬。

新加坡学校施行双语教学，不少中学生放学后仍会赴补习班强化母语能力。

新加坡“双语政策”受各国推崇，英语是普遍沟通的行政工作语言，不仅接轨国际，更兼顾境内华裔、马来西亚裔与印度裔等多元族群。双语政策让这个位于马来半岛最南端的城市国家，成为东南亚国家间政经发展的领头羊，不过，双语政策欲竟全功，仍有诸多挑战待克服。

1965年独立的新加坡虽以英文为行政工作语言，但没有立即在各级学校推动以英文为第一语言，1979年《吴庆瑞报告书》出炉，才确定以英文为主、母语为辅的双语教学比重。从1987年起，全国各级学校（除了特选学校之外）提供英文为第一语言的课程，“母语”（中文、马来语与坦米尔语）则列为第二语言。

新加坡现阶段教育体系是以英文为主轴，辅以华语、马来语或坦米尔语等母语，在小学、中学的求学阶段，华语、马来语或坦米尔语是必修课程。以华人家庭子女为例，他们在学校就多半修读华语作为“母语”课程。

已故的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是推动双语政策的关键人物，他曾于《李光耀回忆录：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书中，剖析推动双语政策的心路历程。

李光耀指出，从英国殖民时代起，无论法律文件或官方文书都是使用英文，英文就是新加坡的工作语言。透过英文可以与世界接轨，因此所有的人都要学习全球大多数人使用的语言。

李光耀认为，推动双语政策是新加坡成功的重要基石，他也强调，在华人占75%的新加坡，以英文为主导的双语政策，并非要消灭中华文化或中文教育。

现任总理李显龙于2016年出席马来语师铎奖颁奖时表示，双语政策对新加坡政经发展功不可没。鲜少有国家能像新加坡在面临生存发展挑战之际，仍能坚持学生从小学到初级学院不仅要学习英文，更要能有效掌握母语的学习成效。

李显龙认为，双语政策让新加坡人拥有良好英文能力，在全球竞争激烈环境中站稳脚步，掌握发展利基，更能持续使用母语与亚洲其他社群沟通。

研究星马地区华人社群发展的文藻外语大学东南亚学系筹备主任林文斌分析，新加坡独立之初，政治菁英对境内的多元族群、身处于“马来世界”的处境十分清楚，独尊任一族群语言为官方语言，皆可能挑起与邻国的紧张关系，甚至有可能因此发生动乱和战争，以前殖民政府的语言作为官方语言最保险，更能以英语接轨国际。

把一切公民运动都看作反动 新加坡社会怎么可能文明和谐呢

狮城之音    2018-11-14
https://vosingapore.wordpress.com/2018/11/14/把一切公民运动都看作反动 新加坡社会怎么可能文明和谐呢

一个健康的社会，就是要允许人们发声，让社会上能有共鸣和理解。一个社会要进步，也往往就是要有人能够与大家分享他的痛苦，整个社会一起想办法解决他的痛苦，为每个人营造一个更好的社会。

今年7月份，圣若瑟书院副院长在对学生的内部讲话里，解释为何取消同性运动活动份子到校为TEDxYouth@SJI进行演讲时，断言“一切公民运动都会造成社会分裂”。

当然，作为一间天主教学校，校方决定不让同性恋主义得以在校园内宣传，或许有情有可原的成分。然而，把已经安排好的活动临时取消，难免有审查之嫌，容易给学生形成审查的不良示范。当然，在新加坡没有言论空间和自由的语境下，这么做完全合理，或许还是为踏入社会进行的很好的“准备课”。

不支持同性恋就算了，因为考虑到宗教的敏感和原则。如果院长是以宗教教义和原则进行论辩，或许不会有很多人（除了“极端”自由主义分子外）有意见。但副院长选择用“一切公民运动都会造成社会分裂”这么负面的角度切入来“诋毁”所有社会公民运动，就已经不是宗教敏感问题了。它已提升到对于社会参与和政治权利的反动论述了。不过，跟审查制度和文化一样，对公民运动的抗拒，或许也是符合当下政治环境的。试问，行动党又何曾鼓励过真正有意义的社会运动呢？

禁绝方言的新加坡 英培安：望能放松管制

赵晓彤     2018-3-8
https://www.hk01.com/禁绝方言的新加坡 英培安：望能放松管制

封面图片：视觉中国

导演欧文杰在电影《十年》“方言”想象香港在十年后的城市语言环境变化：普通话才是香港最流通的语言，学不好普通话的人在生活与生计处处碰壁。“方言”是欧文杰对香港未来的想象，而另一华人人口甚多的地域新加坡，则自1979年实施“华人讲华语运动”，广东话以及其他中文方言从此在电台、电视、公营机构消失。英培安是新加坡的著名作家，母语是广东话，见证着新加坡的语言政策如何在三四十年间改变一个地域的语言环境。以下是记者与英培安的书面访问。

问：你对广东话有怎样的感情？

答：我的父母都是广东人，从小到大我和他们都是讲广东话，小时候住在旧楼的板间房里，同楼的邻居也是广东人，大家都讲广东话，所以，广东话不仅是我的母语，也是我童年到少年时的生活语言。旧楼有装丽的呼声，我是听香港的广播剧、粤剧与广东流行歌曲长大的。那时候新加坡有个用广东话讲故事的李大傻先生，非常出名，我认识中国古典名著，如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榜等，是听他在丽的呼声讲古开始的。我也听了不少他讲的武侠小说，如金庸的射雕英雄传、神雕侠女，梁羽生的白发魔女传等。

小时候我很爱玩，不大读书，但作文还算不错，常在文章里引用一两句成语或古文，可能是喜欢听粤剧与李大傻讲古的缘故。所以推行讲华语运动的衮衮诸公认为，方言会影响学习华语，要学好华语必须要禁止使用方言，我认为是极荒谬的理论。这些读洋书的精英，其实是因为连方言都不会，所以没办法把华语学好。

推广讲华语运动，先是逐渐减少广播媒体上的方言节目，最后是完全禁止。1980年代初，官办的电视与电台已没有方言节目了，私营的丽的呼声虽已没有了香港广播剧，广东流行歌曲，每星期仍保留半小时由该公司的粤语话剧组提供的粤语广播剧。1978年我因为政治原因被内政部拘留过，释放后不能进入媒体工作，所以用孔大山这笔名卖文生活：在《南洋商报》写专栏，也替丽的呼声的粤语话剧组写广播剧。大概写了两年左右，方言节目终于全面禁止，粤语话剧组因此解散。广东话不仅是我童年到少年时生活的语言，还曾经是我谋生的工具，我对它的感情如何，可以想见。

星国近40年的“讲华语运动”，不但让当地方言消退，连邻近马国新山都遭殃

万宗纶    2017-11-10
https://asean.thenewslens.com/article/82980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1979年开始实施的“讲华语运动”，虽然现在回头看是赋予了该国人民口说中文的能力，但却也造成了华人文化中的福建话、潮州话与广东话使用比例大幅降低，连邻近的马来西亚柔佛州的新山当地华人也受到影响。

（Photo Credit: 新加坡讲华语运动2009年宣传影片）

在一堂“语音学与声韵学”的课堂上，来自上海、入籍新加坡的老师，发现我名字的拼写方式后（不是汉语拼音），请我示范“惊输”的Tai-gi / Taiwanese（他用的词）发音，他要同学注意的是“惊”(kiann)这个发音中的鼻音，而不是新加坡年轻人看着本地英语单字 kiasu（怕输）所发出的没有鼻音的 kia。老师随后请我示范更多的台语词汇发音，我却开始显得捉襟见肘，让他发现我根本不会说台语，在我表明我事实上来自客家文化后，他再试图请我示范客家话发音，没想到我的客家话比闽南语更烂。

他看着我，然后说：“这是非常令人难过的，我到现在都仍坚持跟我的小孩说上海话，不管是发生在台湾还是新加坡的事情，都是很遗憾的。”

是什么原因，让“惊输”这样一个新加坡语汇，竟然没有一个新加坡同学能够念出其福建话发音？

袭卷狮城的华语

1979年，中国即将改革开放，配合本地的教育改革，新加坡政府嗅到了庞大的经济动能，遂而启动“讲华语运动”(Speaking Mandarin Campaign)。

这个运动在初期将华语和其他中国语言塑造成对立面，比如宣传片中，就刻意使用菜市场作为背景，然后一群讲着各种方言的菜篮族七嘴八舌讲着同一种菜，老板却无法理解，随后，华语的引进让广告中的菜市场变成一片和谐。

这种丑化方言的推广华语方式，据信是受到了台湾国民党“国语运动”的启发，实际上是要强化新加坡接轨中国市场的潜力，或者团结华人社群的好处，这让李光耀碰到正在一反过去“国语运动”而改推动本土化运动的李登辉时，感到不能理解也不能认同。

国民党在台湾强推国语运动，是因为这个政权是由外来者所构成，而台湾本地使用的各种语言，听在他们耳里，完全是无法理解人民到底在说什么的“土语”，为了符合反共的政治需求，达成对台湾的全面控制，“国语运动”应然而生。

而新加坡，却完全有着相反的历史背景。